在荷蘭蒂爾堡這一類歐洲城鎮,可以看見奉公守法、舉止有禮的居民在磚頭人行道散步,畫家梵谷小時候,便是在這裡正正經經上起繪畫課,天主教特拉普會修士在東邊市郊釀造可口的「修道院啤酒」(La Trappe)。二○一二年秋天,我一遊蒂爾堡,前身為羊毛紡織廠的德彭當代美術館(De Pont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正舉辦印度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雕塑展,遊客圍著一個蒼白的管狀物,管口漆得血紅、一面巨大的哈哈鏡照映出上下顛倒的展廳、一具血腥大砲擱置著,砲口瞄準著廳內某個角落堆著的東西,既像腫瘤,又像打了一場淒涼戰役的生化彈藥彈殼。在鎮上的中央車站,腳踏車形成一排排長龍,懸於牆面掛鈎,沿托架整整齊齊停放,宛如洗碗機裡的餐盤。
這幾年,普路和另一位心理學家史帝文.海因(Steven Heine)做了一系列出色實驗,兩人的目標是更加深入理解人如何回應疑難與模糊的事件。在二○○九年一項研究中,受測者得閱讀二十世紀極為難懂的一篇短篇小說:卡夫卡的<鄉村醫生>(A Country Doctor)。這篇超現實的故事描寫一名醫生受人請託,要到十英里外救治一名小男孩。大雪紛飛,醫生沒有馬可以拉車。陌生男子帶著馬出現,並對著醫生女僕的臉頰咬了一口。醫生抵達病人住處後,原本不以為男孩有病,接著卻察覺有處傷口爬滿了蟲,病人很快就要死了。村民剝去醫生的衣服,做出無理的要求。醫生逃走,故事便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