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修訂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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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戴震和章學誠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他們的學術基地在考證,但他們的義理則為整個考證運動指齣瞭一個清楚的方嚮。不過長久以來,學術即有清代兩百餘年的儒學傳統隻有學術史上的意義,而無思想史可言的偏見,本書乃通過對戴震與章學誠之間在學術思想方麵的交涉,加以全麵而深入的探討,並從曆史和心理兩個角度勾劃他們兩人的思想側影。從中不僅清晰而真實地呈現齣十八世紀中國思想界的麵貌,更能窺見清代儒學和宋明理學之間在思想史上的內在鎖鏈,同時顯示瞭儒學傳統在清代的新動嚮。
《中國古代思想史綱要:從先秦到明清》 內容提要 本書旨在為讀者提供一部全麵而深入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宏觀敘事,時間跨度自先秦諸子百傢爭鳴,直至明清之際的思想轉摺與激蕩。它並非僅僅羅列各傢學說,而是緻力於勾勒齣一條清晰的思想演變脈絡,探討不同曆史階段的社會現實如何塑造瞭思想的形態,以及思想資源如何在曆史長河中相互滲透、衝突與繼承。全書結構嚴謹,論證詳實,力求在保持學術深度的同時,兼顧曆史敘事的流暢性與可讀性。 第一編:源起與奠基——先秦時期的思想熔爐 第一章 軸心時代的文化背景:早期宇宙觀與社會秩序的探尋 本章首先追溯上古社會結構與宗教觀念的演變,探討“天命”觀念如何從早期部落圖騰演變為政治閤法性的基石。重點分析瞭早期巫術與哲學思維的交融,為後世思想的産生奠定瞭形而上學的基調。 第二章 百傢爭鳴的時代精神:儒傢、道傢、墨傢與法傢的對立與互補 詳細闡述瞭春鞦戰國時期社會劇變下,各主要學派的誕生背景與核心關切。 儒傢(孔子、孟子、荀子): 考察其對“仁”、“禮”、“義”的闡釋,探討其對個體道德修養與社會政治秩序的理想構建。特彆對比瞭孟子“性善論”與荀子“性惡論”的差異及其對後世人倫觀念的深遠影響。 道傢(老子、莊子): 分析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思想,揭示其對僵化禮教的反思和對個體精神自由的追求。莊子的逍遙境界與寓言藝術被視為對理性主義的有力補充。 墨傢: 深入研究其“兼愛”、“非攻”的主張,以及在邏輯學、工程學等實踐理性層麵的貢獻,分析其學說在戰國中期的興衰原因。 法傢(商鞅、韓非子): 剖析其以“法”、“術”、“勢”為核心的集權理論,闡明其如何適應大一統國傢的治理需求,並探討其對秦朝統一的直接思想貢獻。 第三章 其他流派的獨特貢獻:陰陽傢、名傢與雜傢 簡要介紹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如何影響瞭曆史觀,辨析公孫龍的“白馬非馬”等邏輯悖論,並分析《呂氏春鞦》作為雜傢集大成的意義。 第二編:一統與詮釋——秦漢至魏晉的思想整閤與重塑 第四章 漢初的黃老之治與思想的初步統一 探討秦朝短暫的法傢統治結束後,漢初“無為而治”的政治實踐與黃老思想的迴歸。分析瞭其在休養生息政策中的哲學基礎。 第五章 董仲舒與儒學的官方化 重點分析董仲舒如何通過引入陰陽五行學說,將先秦儒學改造為適應大一統帝國的正統思想。闡述“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的確立,標誌著官方意識形態的最終形成。 第六章 魏晉風度的形成:玄學的興起與個體精神的覺醒 考察東漢末年社會動蕩如何催生瞭對生命意義和個體價值的深刻反思。詳細梳理瞭王弼、何晏對《老子》、《易經》的重新闡釋,探討“竹林七賢”所代錶的文化心態,以及玄學對後世文學藝術的影響。 第七章 佛教的東傳與本土化 考察佛教思想體係(如般若學、涅槃學)傳入中國,並與本土思想(尤其是玄學)相互激發的曆史過程。分析瞭鳩摩羅什、道安等高僧對佛經的翻譯與詮釋工作,為隋唐佛學高峰奠定基礎。 第三編:高峰與轉嚮——隋唐佛學與宋明理學的崛起 第八章 隋唐佛學的輝煌與衝突 係統梳理瞭天颱宗、華嚴宗、禪宗等主要宗派的學理建構。重點剖析瞭慧能“頓悟”思想對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影響,以及武宗滅佛事件所揭示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殘酷性。 第九章 宋代哲學的復興:理學的發生與初始形態 分析宋代社會在技術進步與文化自信背景下,思想界對儒學衰微的反思。著重闡述瞭周敦頤、邵雍、張載對宇宙本體論的初步建構,尤其是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的時代使命感。 第十章 程硃理學的集大成 深度解析程顥、程頤、硃熹的思想體係。詳細論述瞭“理”與“氣”的關係,硃熹“格物緻知”的實踐路徑,以及他對“存天理,滅人欲”的倫理學要求。分析瞭《四書章句集注》如何成為此後數百年科舉考試的標準範本。 第十一章 心學的勃發:陸九淵與王陽明的革命 對比硃子學的“格物”與陸王學派的“緻良知”。重點分析王陽明如何提齣“心即理”、“知行閤一”的學說,強調主體的能動性和內在道德資源的開掘,及其在士大夫階層中的廣泛傳播。 第四編:思想的黃昏與變革的前夜——明清之際的學術反思 第十二章 明末清初的異端與批判思潮 考察李贄對傳統儒傢倫理和“童心”的解放性批判,以及徐光啓等人對西方科學的初步引進。分析這些思想如何預示著對僵化理學的挑戰。 第十三章 清代乾嘉學派:實證精神的迴歸 詳細探討乾嘉時期考據學的興盛及其學術方法論的革新。分析戴震、惠棟、王鳴盛等人如何通過“樸學”轉嚮,旨在“反理學之流弊”,強調對文獻的細緻考訂與對前人義理推演的審慎態度。 第十四章 晚清思想的轉型:經世緻用與器物變革 本章總結瞭麵對內憂外患,思想界從單純的義理之爭轉嚮關注現實政治和經濟的“經世緻用”思潮。簡要概述瞭魏源、龔自珍等人在舊體係內尋求變通的努力,為近代思想的全麵轉型埋下伏筆。 結語:古代思想史的遺産與現代性 本書在結尾處總結瞭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指齣其在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上的獨特貢獻,並探討瞭如何以批判性的眼光繼承和利用這些曆史遺産,以應對當代挑戰。全書力求展現中國古代思想體係的內在張力、適應性與最終的曆史局限。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餘英時


  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香港新亞書院文史係首屆畢業,哈佛大學史學博士。颱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第一任鬍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奬」之稱的「剋魯積人文終身成就奬」(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著有中英文著作數十種。
 

圖書目錄

增訂本自序
自序
 
內篇
一、引言   3
二、章實齋與戴東原的初晤   7
三、儒傢智識主義的興起──從清初到戴東原   19
四、章實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   39
五、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硃、陸異同」論   55
(一)「六經皆史」說發微   55
(二)「硃、陸異同」論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義   69
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   99
(一)「博雅」與「成傢」   99
(二)「狐狸」與「刺蝟」   102
(三)有誌聞道   105
(四)義理的偏愛   113
(五)考證的壓力   117
(六)緊張心情下的談論   127
(七)論學三階段   140
(八)最後的歸宿   150
七、後論   159
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   175
 
外篇
一、戴震的《經考》與早期學術路嚮──兼論戴震與江永的關係   199
(一)《經考》與《經考附錄》   200
(二)戴東原之早期學術路嚮   205
(三)戴東原與江慎修   219
二、戴東原與伊藤仁齋   241
三、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曆史思想──中西曆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257
引言   257
(一)中國史學中的人文傳統   263
(二)史學中言與事之閤一   274
(三)筆削之義與一傢之言   285
(四)結語   300
四、章實齋與童二樹──一條史料的辯證   311
五、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   319
(一)引言   319
(二)宋明理學中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的對立   323
(三)經典考證的興起與儒學的轉嚮   341
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355
緣起   355
(一)為什麼要重新解釋清代思想史?   356
(二)宋代儒學及其內在問題   360
(三)從「德性之知」到「聞見之知」   364
(四)「經世緻用」與顔李學派   369
(五)清代儒學的新動嚮──「道問學」的興起   375
(六)經學考證及其思想背景   378
(七)戴東原和章實齋   382
(八)結語   385

圖書序言

增訂本自序

  《論戴震與章學誠》初版於一九七六年由香港龍門書店刊行,距今恰恰已二十年整。龍門書店大約在十年前便歇業瞭,故本書已成絕版。二十年前的舊作,其得失優劣早已為同行的讀者所熟知,原沒有重刊的必要。但是一九八五年《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齣版社)問世,提供瞭前所未見的新資料;經過反覆研讀之後,我竟獲得瞭一個始料未及的新發現。過去我們讀到章學誠所經常提及的「文史校讎」四個字時,總以為是泛指他的《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兩部著作而言,甚至誤認為即是這兩部專著的簡稱。而且自鬍適撰《章實齋先生年譜》(一九二二)以來,根據章氏的自述,《文史通義》的草創早於《校讎通義》也久已成為定論。現在我們纔能斷定「文史校讎」是章氏特創的專門術語,用以描述他自己的學術「門路」,並持之以與戴震的「經學訓詁」相抗衡。這一關鍵性的概念獲得澄清之後,不但章氏的成學過程層次分明,而且他的文史理論的針對性也更為顯著,這一新發現對於《論戴震與章學誠》的中心論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最初深察及此,則內篇的論證必能更為緊湊,論點也更為集中。由於全部改寫是我的時間所不允許的,因此我特撰〈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一文,作為內篇的補正。凡是內篇與〈考論〉之間分歧的地方,都以後者為準。這一新發現也是本書重印的主要理由。

  趁著改版的機會,我也改正瞭原書中一些個彆的錯誤或不穩妥的說法;還有少數地方增添瞭文獻的證據。初版〈附錄〉曾收入戴震和章學誠的重要佚文多篇,增訂本已全部刪除。這是因為《戴震全集》和《章學誠遺書》已陸續齣版,這些佚文不再有重印的必要瞭。又增訂本外篇補入〈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和〈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兩篇長文。這兩篇文字所討論的正是戴震與章學誠的思想史的背景,與本書可以互相印證之處甚多,且可補內篇第三章〈儒傢智識主義的興起〉之簡略。讀者兼觀並覽,更可以明瞭本書立論的曆史根據。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內在理路」闡明理學轉入考證學的過程。因此明、清之際一切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變動對於學術思想的發展所投射的影響,本書全未涉及。然而我並不是要用「內在理路」說來取代「外緣影響」論。在曆史因果的問題上,我是一個多元論者。曆史上任何一方麵的重大變動,其造因都是極其復雜的;而且迄目前為止,曆史學傢、哲學傢或社會學傢試圖將曆史變動納入一個整齊係統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內在理路」說不過是要展示學術思想的變遷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謂“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須指齣,這種「自主性」祇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學術思想的動嚮隨時隨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我之所以強調「內在理路」,是因為它足以破除現代各種決定論(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決定意識」之類。「內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嚴格限定的,它祇能相對於一個特定的研究傳統或學者社群而成立。宋明理學傢和清代考證學傢都是研究儒傢經典的,他們無疑屬於同一研究傳統之內。他們不但處理著同樣的經典文獻,而且也麵對著共同的問題──儒傢原始經典中的「道」及其相關的主要觀念究竟何所指?這是儒學傳統內部的問題,自有其本身發展與轉變的內在要求,不必與外緣影響息息相關。懷德海(A. N. Whitehead)說,一部西方哲學史是對於柏拉圖的一係列的註腳,也正是關於「內在理路」的一種解說,我們決不能拘泥字麵,真以為全部西方哲學史都沒有跳齣柏拉圖思想的範圍。無論如何,經典考證早在十六世紀便已崛興,而且確然是由理學的爭論所激發齣來的。「內在理路」可以解釋儒學從「尊德性」嚮「道問學」的轉變,其文獻上的證據是相當堅強的。不但如此,清代學者如淩廷堪、龔自珍等也已自覺到理學之變為考證,曾受「內在理路」的支配。

  我在本書中雖然採取瞭「內在理路」的觀點,但是我並未將它與「外緣影響」對立起來。相反地,我仍然承認清末以來的政治影響說──清代的文字獄──是有根據的。在我的全部構想中,「內在理路」不過是為明、清的思想轉變增加一個理解的層麵而已。它不但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緣解釋,而且也可以與一切有效的外緣解釋互相支援、互相配閤。我唯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入「內在理路」,則終不能盡其麯摺,甚至捨本逐末。

  但自本書齣版以來,「內在理路」說曾引起一個相當普遍的誤解,不少讀者都以為我治思想史有取「內」捨「外」的偏嚮。以正式見諸文字的評論而言,一九七七年我的朋友河田悌一氏(當時還不相識)在《史林》六○捲五號所發錶的書評已提齣這個疑問。一九八三年島田虔次教授為《アジア曆史研究入門》第三捲(京都,同朋捨)寫中國思想史的部分,對本書的「內在理路」說也提齣瞭詳細的討論,認為政治、社會等外緣的因素終不容忽視(見頁283-285)。這些評論是很自然的,但仍不免誤會瞭我的原意。所以我感覺有必要再重申我的論點如上。

  事實上,我研究明、清思想史自始便注重思想動嚮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在七十年代,我的論述重心確是集中在「內在理路」方麵。但是一涉及思想史與社會史的交互影響,我們便必須突破「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這些久已約定俗成的框架。自十六世紀以來,儒傢的政治、社會思想發生瞭深刻而微妙的變化,但卻非「理學」、「考證」的範疇所能包括,因此也就不在研究理學和考證學的專傢的視野之內。他們往往以為理學與考證學便足以概括明、清儒學的全部或主要內容。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在明、清思想史一方麵的研究重心已轉移到外緣的領域,其中較有代錶性的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現代儒學的迴顧與展望》和《明清社會變動與儒學轉嚮》三篇專論。盡管其中主要的儒傢人物與本書所論頗相重疊,但取材與問題卻截然不同。所以在這三篇專論中我都沒有涉及理學與考證學。「內在理路」與「外緣影響」各有其應用的範圍,離則雙美,閤則兩傷。但是儒學的概念必須擴大,不能為傳統的名目所拘限,這是我必須鄭重指齣的。

  最後,我願意列舉本書未收但關係密切的幾篇論文,以供讀者作進一步的參證。中文論文兩篇:

  一、〈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收入《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颱北,聯經,一九八七),頁405-483。

  二、〈《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收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鬍適》(颱北,聯經,一九八四),頁77-91。

  這兩篇都取「內在理路」的立場。前一篇較詳盡,後一篇則藉用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典範」(“paradigm”)說,使一般行外的讀者易於理解。我在初撰本書時並未參考孔恩的新理論,但後來發現他的理論主要也是闡釋「內在理路」的,因為「典範」的轉換基本上齣於「科學界」(“scientific community”)內部的共同判斷,雖然個彆科學傢決定改變其「典範」也可以受到外緣因素的影響。

  英文論文則有下列四篇:

  一、“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nos. 1 & 2, December, 1975, pp.105-146.

  二、“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ed. by Chan Ping­leung, Hong Kong, 1982, pp.376-392.

  三、“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II, part I, 1989, pp. 79-108.

  四、“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 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96, pp. 121-154.

  這四篇英文論文在取材上與本書大體相同,但寫法和論證方式則頗有不同。讀者比較觀之,可以更瞭解本書的中心旨趣所在。

餘英時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日序於普林斯頓

圖書試讀

內篇
 
一、引言
二、章實齋與戴東原的初晤
三、儒傢智識主義的興起—從清初到戴東原
四、章實齋的史學觀點之建立
五、章實齋的「六經皆史」說與「硃、陸異同」論
六、戴東原與清代考證學風
七、後論
八、補論:章學誠文史校讎考論
 
一、引言
 
戴震(1724-1777)和章學誠(1738-1801)是清代中葉學術思想史上的兩個高峰,這在今天已經成為定論瞭。1 近五十年來,東原和實齋一直都受到中外學者的密切注意,研究文獻真足以汗牛充棟。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把東原和實齋相提並論是近代的評價。在他們兩人的生前,實齋之晦和東原之顯恰是一個鮮明的對比。問題並不止於聲光的顯晦。如果我們有機會徵詢他們兩人的共同朋友如硃筠、錢大昕、邵晉涵等人的意見,我相信他們之中沒有人會說實齋在學術地位上可以望東原的項背,更不用說並駕齊驅瞭。那麼戴、章二公自己的看法又如何?我們確切地知道東原從來沒有把實齋放在眼裏,他的文字中也全無實齋的痕跡。所以實齋說:「戴氏生平未嘗許可於僕。」2相反地,實齋對東原則十分傾服,盡管批評之處也不少。《章氏遺書》中公開討論到東原的文字即不下數十篇,未指名而實際也是針對東原而發者,更多至無法統計。我們細心讀實齋的著述,便可知實齋確引東原為同道,而且認為祇有他自己纔能和東原在學術上分庭抗禮。這樣說來,我們近代的評價正是接受瞭實齋自己的論斷,而與其他乾、嘉學人的看法截然異趣。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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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曆史愛好者來說,閱讀本書就像是踏入瞭一場精心策劃的學術旅行。從書名來看,它聚焦於兩位清代中期極具代錶性的思想傢——戴震與章學誠。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個人傳記,更是一次對那個時代學術思想風貌的全麵掃描。我很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學術議題,讓這兩位在各自領域都享有盛譽的學者,能夠被置於同等的曆史坐標上進行審視?他們之間的思想聯係、碰撞與區彆,又將如何勾勒齣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復雜圖景?我設想,書中可能會涉及當時流行的經學、史學、文學等多個方麵,並深入分析戴震的“考據”之學與章學誠的“史學”思想,看它們如何迴應時代的挑戰,又如何影響瞭後世的學術發展。同時,我也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細緻的文獻解讀和嚴謹的邏輯推理,為我們展現兩位學者在學術道路上的獨特思考和貢獻,讓我們感受到那份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以及他們對於知識本身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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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學術氣息,讓我對即將展開的思想探索充滿期待。戴震與章學誠,兩位都是清代學術史上的巨擘,他們的名字在我心中代錶著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刻的思想洞察力。然而,我始終好奇的是,將這兩位學者並置研究,其核心的學術價值和意義何在?書中是否會重點探討他們各自學術體係的形成過程?又是否會深入分析他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隱秘的聯係,亦或是截然不同的學術路徑,而這種比較研究又能為我們揭示齣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哪些獨特麵貌?我猜想,作者在書中會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細緻的文本分析,來呈現兩位學者在經學、史學、哲學等領域的貢獻,並試圖勾勒齣他們在那個時代思想圖景中的位置。這種深入的學術研究,往往能讓我們在曆史的長河中,找到那些閃耀著智慧光芒的節點,並從中汲取寶貴的思想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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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封麵設計有一種古樸而典雅的感覺,封麵上“論戴震與章學誠”幾個大字,在深邃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醒目,仿佛訴說著一段跨越時空的學術對話。我原本對清代學術史並沒有特彆深入的瞭解,但書名中的“戴震”和“章學誠”這兩個名字,卻意外地勾起瞭我的好奇心。他們是誰?在清代中期,這兩個名字又有著怎樣的分量,足以被專門地研究和探討?我尤其對“學術思想史研究”這幾個字充滿瞭期待,這不僅僅是對兩位學者生平事跡的羅列,更是對他們思想內核的挖掘和梳理,是對那個時代思想脈絡的追溯。這種深入的學術探究,往往能揭示齣隱藏在曆史深處的邏輯與聯係,讓人在閱讀中獲得智識上的啓迪。當我翻開第一頁,扉頁上的字體、紙張的質感,都傳遞齣一種嚴謹認真的學術態度,這讓我對接下來的閱讀充滿瞭信心,期待能在這本書中,找到理解清代中期思想變革的一把鑰匙,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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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這本書時,我的腦海中立刻湧現齣對清代中期學術的種種聯想。那個時代,社會變革的暗流湧動,知識分子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思想挑戰。戴震以其精深的考據功底,在經學領域獨樹一幟,對傳統的訓詁學進行瞭革新;而章學誠,則以其宏大的史學視野,對曆史的認識提齣瞭新的見解。這本書名《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無疑精確地抓住瞭這一核心。我期待作者能夠深入挖掘這兩位大師的思想精髓,不僅是他們各自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對話和影響。這種對話,或許體現在他們對儒傢經典的重新解讀上,或許體現在他們對史料運用的不同方式上,又或許體現在他們對治學方法的不同追求上。讀完這本書,我希望能更清晰地理解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多元化麵貌,以及戴震和章學誠在這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從而對中國古代思想史有一個更立體的認識。

评分

一本以“論”字開頭的書,往往預示著作者對某個主題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而《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這個書名,更是直接點明瞭研究對象——戴震和章學誠,以及研究領域——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這讓我對其內容産生瞭極大的好奇。這兩位學者在清代學術史上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們各自的思想體係和治學路徑卻各有韆鞦。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剖析他們思想的淵源、發展脈絡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書中是否會探討戴震對傳統訓詁學的突破,以及章學誠對史學理論的貢獻?又是否會展示他們如何迴應時代的變化,並在學術上開闢新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不僅僅是對兩位學者思想的簡單羅列,而是能夠通過他們的思想,摺射齣清代中期學術思想的整體麵貌,以及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所麵臨的挑戰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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