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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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一九二零年代的“革命”與“反革命”話語既帶有濃烈的專斷性,又富有濃烈的任意性。在此基礎上開始凝固成一種新的“革命”政治文化。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數十年間,中國內地史學界有關中國近代曆史的書寫,基本上等同於中國革命史的書寫。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革命確實是近代中國曆史的主調,是主導整個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符號。在業已告彆革命的今天,作為曆史研究者,不能僅僅簡單地放棄、淡忘或者否定那些人們曾經長期沉迷的觀念,而有必要追問,那些早已溶鑄成為人們思想價值觀念的革命話語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又是如何演變的?本書的思考即是就此而展開。

  本書以曆史上著名的"革命"與"反革命"為研究對象,再現瞭中國近現代史上在文化視野下的政治風雲、勢力消長的來龍去脈,突破瞭"成王敗寇"之定評所造成的偏執和專斷,以塵封的史實力圖"復原"和"再現"那個年代的曆史本相,尤其是從"觀念史"的層麵來條分縷析,重新加以檢討,得齣瞭不少新結論、新見解,令人摺服。

  本書大體由四個相互關聯的專題研究匯集而成。第一、二章試圖從思想史的視角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社會思潮的流變;第三、四章側重從文化史的視角分析北伐時期中國三大政黨的"革命"話語;第五、六章從社會史的視角描述共産黨在城鄉基層社會的動員;第七、八、九章則從政治史的視角探討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的演變以及黨在軍隊、大學的組織形態。

作者簡介

王奇生

  湖南湘鄉人,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曾任職於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著有《中國留學生的曆史軌跡(1872-1949)》、《國共閤作與國民革命》(《中國近代通史》第七捲)、《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等。

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海外修訂本) 導言: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上,重塑國傢與社會 本書旨在深入考察民國時期(1912-1949)中國社會內部所經曆的深刻的政治與文化轉型。不同於傳統的政治史敘事,本書將焦點置於“革命”與“反革命”這對核心概念的社會文化意涵上,探討它們如何在知識分子、城市平民、鄉村社群乃至國傢機器的運作中,被理解、實踐和不斷修正。民國時期不僅是政權更迭的動蕩年代,更是一個價值體係、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劇烈重塑的“文化實驗室”。 我們將超越簡單的“進步”與“保守”二元對立,深入分析新舊思想的碰撞如何催生齣復雜的政治生態。從辛亥革命對帝製的顛覆,到隨後的軍閥混戰、國民政府的整閤,再到共産主義思潮的興起與傳播,每一步都伴隨著對“中國如何現代化”這一核心問題的文化迴應。本書將重點揭示,政治理念的移植與本土化過程,如何深度嵌入到當時的社會結構、性彆關係、教育體係和大眾媒介之中。 第一部分:理念的移植與本土化——“革命”的文化形塑 第一章:啓濛的遺産與知識分子的角色危機 本章考察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性的初步接觸,以及由此引發的身份焦慮。從梁啓超的維新變法到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批判,知識分子如何定義“國民性”的缺陷,並構建齣“革命”作為一種道德淨化和文化再造的必要手段。我們將分析白話文運動、科學與民主口號的傳播,如何構建瞭一種“啓濛者-被啓濛者”的權力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如何轉化為政治動員的基礎。重點討論留學生群體在跨文化語境中對“國傢”、“民族”和“革命”概念的再詮釋。 第二章:革命的儀式與大眾的動員 革命不僅僅是軍事或政治的行動,更是一種社會文化實踐。本章探究革命敘事是如何被“儀式化”和“大眾化”的。分析孫中山主義、三民主義等政治哲學的具體文本,如何被改編成通俗易懂的口號、歌麯、戲劇和宣傳品,以便滲透到城市工人、學生以及日益覺醒的鄉村民眾中。探討從辛亥年間的勸募捐款到國民黨北伐期間的政治訓練班,這些過程如何建構瞭一種新的“政治公民”身份,並要求個體對國傢做齣情感和倫理上的獻身。 第三章:性彆革命與傢庭的重構 民國的政治變遷與傢庭領域的“文化革命”密不可分。本章關注“新女性”的齣現如何挑戰瞭傳統的父權製結構,以及這一變化如何被不同政治勢力所利用或批判。從女學生的參政呼聲到對婚姻自由的追求,性彆議題成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現代”的試金石。分析“三從四德”等傳統道德觀念的瓦解,與新國傢建設的理念之間存在的張力與相互作用。 第二部分:張力與抗拒——“反革命”的文化邏輯 第四章:傳統的韌性與保衛秩序的努力 “反革命”並非全然是對現代化的否定,而是對特定現代化路徑的抵製,以及對傳統社會秩序的挽留。本章考察在辛亥革命後,地方士紳、宗族精英、以及宗教團體(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如何運用其文化資源來維護既有的社會穩定和道德權威。分析“國粹”論爭的興起,即知識分子內部對“何為中國精神”的不同界定,以及他們如何將西方化視為對民族身份的侵蝕。 第五章:軍閥時代的非理性權力與地方性 軍閥割據時期,中央權威的衰落為地方性政治文化提供瞭生存空間。本章審視軍閥集團的文化品味、個人崇拜及其與地方精英的復雜互動。研究他們如何挪用並扭麯革命的符號,以閤法化其軍事統治。重點分析在這一缺乏統一意識形態的時期,法律、契約和暴力在維護或破壞社會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六章:反動意識形態的構建與審查製度 隨著國民黨逐漸掌握權力並推行“文化統一”政策,係統性的“反革命”意識形態開始形成。本章分析國民政府如何利用教育係統和審查機構,對被視為“有害”的思潮(如激進的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或過度的自由主義)進行壓製。探討“三青團”等組織如何通過建立準軍事化的青年團體,試圖在社會底層植入一套保守的、強調紀律和國傢主義的文化規範。 第三部分:意識形態的交鋒與社會的內爆 第七章:城市空間中的意識形態競爭 民國時期的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成為政治與文化衝突的焦點。本章比較不同政治派彆(國民黨、共産黨、自由派知識分子、外國勢力)如何爭奪城市公共空間,包括報館、劇院、大學校園和消費場所。分析廣告、流行小說、月份牌等大眾媒介如何成為反映或引導社會心態的“文化戰場”。 第八章:鄉村的沉默與革命的滲透 本書著重分析革命的理念如何艱難地穿透根深蒂固的鄉村社會結構。考察共産黨如何通過土地革命和群眾組織工作,成功地將政治語言轉化為農民對剝削的切身感受,從而將“反革命”(地主階級的代錶)的形象具象化。對比國民黨在鄉村的有限影響力,往往依賴於地方上的武力或宗族勢力,而非深植的意識形態認同。 第九章:失敗的經驗與曆史的遺産 本書最後將審視1949年前後,無論哪一方最終勝齣,民國時期所構建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文化遺産如何被繼承和改造。探討文化精英在逃離或留守過程中的抉擇,以及他們對國傢未來方嚮的深刻影響。結論部分將總結,民國的政治史本質上是一部關於文化權威、身份認同和現代化路徑選擇的復雜而充滿內在矛盾的社會文化史。 結論:一個未竟的現代性項目 民國是中國尋求現代化的關鍵百年,其政治實踐深深烙印著文化上的掙紮與妥協。本書認為,對“革命”的無限熱忱,與其背後無法被徹底清算的“反革命”的文化慣性,共同塑造瞭那個時代的獨特麵貌。理解民國的政治,必須從理解其社會文化深層的價值取嚮和身份認同的變遷入手。本書的修訂版力求吸納最新的海外漢學研究成果,為讀者提供一個更為細膩、去意識形態化的曆史圖景。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
  一 “普通刊物”
  二 “復活”與“漸興旺”
  三 與《東方雜誌》競爭
  四 新文化形成“運動”
  五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

第二章 個人.社會.群眾.黨:五四前後的關聯與演進
  一 個人、國傢、社會
  二 社會與社會主義
  三 社會運動:群眾與黨

第三章 “革命”與“反革命”: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一 從一黨獨“革”到三黨競“革”
  二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三 “革命”與“反革命”

第四章 “北伐”“南徵”與“反革命罪”的緣起
  一 “北伐”與“南徵”
  二 “忠於職守”與“反革命”
  三 “殺雞嚇猴”

第五章 黨員、黨組織與都市社會:上海的中共地下黨
  一 “精英黨”嚮“群眾黨”轉變
  二 “學生很危險”
  三 工人與幫口
  四 政治力量強,組織力量弱
  五 團與黨的競爭

第六章 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
  一 黨員的社會構成
  二 支部生活
  三 黨費、黨內交通與情報傳遞
  四 地域社會、農民與黨

第七章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的演變
  一 以俄共中央政治局為藍本
  二 孫中山逝世後的權力繼替
  三 國民黨二大之後

第八章 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
  一 大學黨部的籌設
  二 教師入黨,學生入團
  三 教授入黨的情境
  四 聯大區黨部的組織運作
  五 聯大區黨部與學潮
  六 比較中的審視

第九章 “武主文從”:戰時國軍的政工與黨務
  一 以黨治軍的蛻變
  二 軍隊政工與黨務的恢復
  三 文武關係的變奏
  四 政工與黨務的睏境

圖書序言

前言

  革命與戰爭,是近現代中國曆史的主軸。

  近代以來,中國人在很長時間裏有一個基本的“焦慮”,即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一種持續性的“亡國”危機意識。“救亡圖存”這個詞,我們的曆史書也許說得太濫瞭,受眾難免有些麻木。但對那時的中國人來說,“救亡圖存”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國傢快要亡瞭,“救亡”刻不容緩。由急迫、急切,進而急進、激烈,幾乎是那一代中國人的普遍心態。

  近代中國革命具有鮮明的階梯式、遞進式特徵。革命不斷推進,一次比一次激烈,總認為前一次不夠徹底,或者是不夠成功,還要“再起”革命。上層革命不夠,還要下層革命;城市革命不夠,還要鄉村革命;不單要對外革命,還要對內革命;政治革命不徹底,還必須通過社會革命“根本解決”……從而形成一種不斷革命、反覆革命的格局。

  辛亥革命推翻瞭帝製,建立瞭中華民國,但不久,革命者就覺得中國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還要繼續革命。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時,梁啓超即發錶感想稱:“曆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為理勢之無可逃避……革命復産革命,殆成為曆史上普遍之原則。”為甚麼“革命復産革命”?一個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後,“革命成為一種美德”,“革命”被視為神聖,“群眾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為第二之天性。”於是一部分人“認革命為人生最高之天職”,以革命為職業。革命失敗瞭,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瞭,也還要不斷革命。職業革命黨人的革命心態和行為慣性,在短時間內很難消除,動不動就採取革命的手段。

  在中國革命史上,1920年代是一個關鍵的年代。1920年代開始,革命成為多個政黨的共同訴求。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産黨的“階級革命”,青年黨的“全民革命”幾乎同時並起,並形成一種競爭態勢。革命不僅為中國多數黨派所認同,也為多數無黨派的知識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革命是救亡圖存、解決內憂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於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識青年尤其成為革命的崇拜者和謳歌者。五卅之後,知識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熱潮。革命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為當時革命青年的口頭禪。

  由於革命被建構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正當性,再沒有人敢於公開錶示反對革命。當革命被神聖化的同時,“反革命”也被建構成為一種最大的罪惡行為。1927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反革命治罪條例》齣籠,第一次將“反革命”作為一種刑事罪名列入法律。從此以後,“反革命”既是一項最嚴厲、最令人恐懼的法律罪名,又是一個最隨意、最氾濫的政治汙名。亦因為此,“反革命”有時實實在在,有時則是虛無縹緲。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地籠罩乃至葬身於這一名稱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纔被廢除。兩年後,“反革命”一詞纔徹底從憲法中被剔去。

  中國革命在不斷遞進的同時,其路徑也具有內在的連續性。20世紀中國有過兩次命名為“大革命”的時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兩次“大革命”,並非僅是名稱的相近,其“話語”與方法均具有相當的連續性。第二次“大革命”中耳熟能詳的一些“革命”語詞,隻要翻閱一下中共早期的機關報《嚮導》週刊,幾乎都能從中找到。第二次“大革命”中常見的一些“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掛胸牌、遊街示眾、大會批鬥、群眾公審,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等群眾暴力,湖南農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運用自如。

  學界比較關注1905年廢科舉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實際上,廢科舉對1920年代的“大革命”也有非常直接的影響。

  從科舉製度廢除,到新式教育的大量興辦,有一個過程,有一個過渡階段。辛亥革命時,主要由海外留學生主導,國內學生基本上沒有群體性地參與。到五四運動時,“國産”知識分子成為主體力量。1925-1927年的“大革命”,知識青年更為活躍。從新知識分子的成長曆程來看,1905-1925年,正好是一個世代更替的時程。

  長期以來,學界普遍認為中共的革命能夠發動廣大農民參與,是因為它解決瞭農民的土地問題。若看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一說法很難解釋得通。1926-1927年間,湖南有450萬農民被發動起來。這麼短的時間裏,這麼多農民被發動起來,堪稱奇跡。據毛澤東的報告,湖南農民起來以後,首先打“土豪劣紳”而不是分田分地。實際上湖南農民運動始終沒有發展到分田分地的地步。而且被打的“土豪劣紳”,並非普通的地主,而是那些在地方上比較有權勢的人物。種地的農民為甚麼首先把矛頭對準“土豪劣紳”,而不是對準從土地上直接剝削他們的普通地主?其實湖南農民運動中最活躍的不是真正的農民,而是一批鄉村小學教師和從城裏讀書迴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考察的長沙、湘潭、衡陽等縣,是當時湖南農運最活躍的地區。這幾個縣,每縣均有一兩韆小學教師參加農運。在當時中國鄉村教育非常落後的背景下,有這麼多的小學教師參加農運,是令人震驚的。當時長沙縣的鄉村共産黨員中,近60%是小學教師,真正貧農黨員僅佔30%。這裏麵實際反映瞭科舉製度廢除以後新學堂大批量産生齣來的知識分子的齣路問題。這些在省城、縣城的新式學堂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小知識分子,他們往上晉升的空間極小,很多人在城裏找不到齣路,隻好迴到鄉村去辦新式的小學,或變相的私塾。這樣的小學教師在1920年代的湖南數量非常龐大。共産黨能夠把湖南的農民發動起來主要依靠這批小學教師和迴鄉知識青年。正是因為這批人領導農民運動,所以農民運動的鬥爭目標首先對準當地有權勢的“土豪劣紳”。實際上就是這批小學教師和迴鄉知識青年跟鄉村既有的“精英”爭奪權勢、爭奪資源。

  早在1925年底,中共中央就專門通過瞭一個《鄉村教師運動決議案》,指齣“為要發展我們的鄉村工作,我們應當首先注意於在鄉村中智識比較進步而有領袖地位的鄉村教師”;“鄉村中教師多係青年,窮苦被壓迫不能升學的師範中學學生”;“可以做我們農民運動的著手處”;“他們可以用種種方法輸入革命思想於青年農民中間”。所以,發動鄉村教師參加革命並非湖南一省特色,而是中共中央決策的産物。

  總之,1920年代是現代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青年黨固然誕生於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也在這一時期改組“再造”。三黨不約而同地厭棄西方議會政黨體製而選擇有“主義”信仰的革命政黨體製,其影響極其深遠。

  20世紀的中國革命,與18世紀末期的法國革命、20世紀初期的俄國革命,被並稱為世界曆史上三次最具影響的革命。和另外兩次革命相比,20世紀的中國革命持續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一般認為,法國革命自1789-1799年,隻有10年左右的時間;俄國革命最早從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過20餘年。而中國革命如果往前追溯到1905年同盟會成立,往後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則長達70餘年。早在1920年代,就有學者指齣,中國革命已經成瞭一場“慢性革命”。 也可以說,中國革命是一場漫長的革命。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嚮於將中國革命的下限延伸到文化大革命結束。1949年的“解放”,隻是國傢政權的更替,並非中國革命的終結。1949年以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仍在繼續。1949年以前的革命,隻在中國的局部地區進行,而1949年以後的每場運動,無不席捲全國。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參與革命的人數尚有限;而1949年以後的革命,則是全民性的社會動員。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角度看,1949年以後的社會革命更劇烈,更復雜,經驗和教訓也更豐富。

  革命不是孤立發生的,革命史也不應該孤立地研究和書寫。20世紀的中國革命應該放迴到20世紀中國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會文化的大視野下考察,不僅要研究“革命”,同時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隻有將革命的主體力量和革命的敵對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個曆史場域來考察,纔能再現其“眾聲喧譁”的復雜曆史本相。

  本書大體由四個相互關聯的專題研究匯集而成。第一、二章試圖從思想史的視角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社會思潮的流變;第三、四章側重從文化史的視角分析北伐時期中國三大政黨的“革命”話語;第五、六章從社會史的視角描述共産黨在城鄉基層社會的動員;第七、八、九章則從政治史的視角探討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的演變以及黨在軍隊、大學的組織形態。

  本書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於2010年齣版簡體字版。此次香港中和齣版有限公司慨然齣版繁體字版,首先得感謝陳翠玲總編輯的熱心關照。與簡體字版相比,繁體字版不僅調整瞭裝幀編排,內容也有所精簡,減少瞭以下四章內容:一、湖南會戰:戰時國軍的作戰能力;二、紳權:鄉村權勢的蛻變;三、縣長:基層地方官的轉型;四、區鄉保甲:縣衙與村莊之間的政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评分

作為一名對社會學理論有著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在尋找能夠將理論與史實完美結閤的著作。這本書恰好滿足瞭我的需求。作者在分析民國時期的政治變革時,並沒有停留在簡單的事件羅列,而是巧妙地引入瞭社會文化學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象徵秩序、意識形態的建構、社會認同的形成等等。這使得他對民國政治的解讀,更加深入和係統。我尤其欣賞書中關於“革命”和“反革命”這兩個概念在不同社會群體中被解讀和塑造的過程。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展示瞭這些概念是如何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並在政治鬥爭中被用作動員和瓦解的工具。讀完之後,我感覺自己對“民國政治”這個宏大的主題,有瞭一個更具理論深度和批判性的理解。書中提齣的觀點,也引發瞭我許多新的思考,甚至對一些我原有的認知産生瞭挑戰。這本書確實是一部值得反復閱讀和探討的學術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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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書在我書架上已經躺瞭幾個月,直到最近纔抽齣時間翻閱。坦白說,最開始吸引我的是那個聽起來頗具學術意味的書名,總覺得能啃下“民國政治”這類硬骨頭,定然能極大提升自己的認知水平。然而,當我真正沉浸其中時,纔發現它遠非枯燥的史料堆砌。作者以一種極其細膩的筆觸,將那些冰冷的政治事件置於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進行審視。我常常在閱讀過程中,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當下的一些社會現象,發現曆史的迴響並非遙不可及。尤其是在描述那些革命浪潮中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如何在時代洪流中搖擺、抉擇,甚至陷入迷茫的,這部分內容給瞭我極大的觸動。書中對於各種思潮的辨析,以及它們如何在民間傳播、發酵,最終影響到大眾的認知和行為,都描繪得鞭闢入裏。我感覺作者並非僅僅是在講述一個過去的故事,更像是在引導讀者去思考,去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那種抽絲剝繭般的分析,讓我對民國時期那段風雲變幻的曆史,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和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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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個對曆史故事充滿好奇的讀者,尤其偏愛那種能夠展現時代人物內心世界和情感糾葛的作品。拿到這本《革命與反革命》時,我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覺得政治類的書籍大多會比較宏大敘事,缺少個人色彩。但讀進去之後,我纔發現自己錯瞭。書裏對於那個時代下的普通人,以及那些處於權力漩渦中心的人物,他們的情感、欲望、矛盾和掙紮,都有著十分生動的描繪。我尤其喜歡其中關於文化精英如何看待革命,以及革命對他們日常生活帶來的衝擊的章節。那些關於詩歌、戲劇、電影等文化形式如何在政治變革中被利用或被壓製的故事,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另一麵。作者的敘述方式很是有趣,時而冷靜客觀,時而又充滿人文關懷,讓我感覺自己仿佛穿越迴瞭那個動蕩卻又充滿活力的年代。我常常在讀到某個情節時,會忍不住停下來,想象那個畫麵,感受人物的心情。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政治的書,更是一幅描繪民國時期社會百態的生動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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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對藝術史和文學評論頗感興趣的讀者,一直認為政治與文化藝術之間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這本書在這一點上給瞭我極大的驚喜。作者在梳理民國政治脈絡的同時,並沒有忽略藝術和文學在那個時代扮演的角色。書中對於報刊雜誌、電影戲劇,甚至廣告宣傳如何參與到政治話語的構建中,如何影響民眾的情感和認知,都有著精彩的論述。我尤其喜歡其中關於文學作品如何成為政治錶達的載體,以及一些藝術傢在政治風暴中的選擇與掙紮的章節。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獨特,他能夠將抽象的政治概念與具象的藝術形式巧妙地結閤起來,展現齣一種彆樣的曆史視角。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不僅對民國政治有瞭更深的理解,也對那個時代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有瞭新的認識。它讓我看到瞭,政治不僅僅是權力遊戲,更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並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精神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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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並不是一個對政治史特彆著迷的讀者,更多的是被書名中“社會文化視野”這幾個字所吸引。我一直覺得,任何政治的背後,一定都深深地根植於社會文化土壤之中。這本書恰恰就是這樣一本,它沒有停留在政治人物的恩怨情仇,或者權力鬥爭的細節上,而是將目光投嚮瞭更廣闊的社會層麵。書中對於當時社會風俗的變遷,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各種新思潮如何在社會生活中激蕩,都有著非常細緻的描繪。我印象特彆深刻的是關於女性地位在那個變革年代的悄然改變,以及這背後所牽扯到的傢庭、教育等一係列社會問題。作者的敘述語言非常流暢,即使是涉及一些比較復雜的社會學概念,也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錶達齣來。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觀察一個時代的眾生相,而政治隻是其中一個維度。它讓我對民國時期那個社會,有瞭更加立體和鮮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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