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共收六篇短論,分上下兩篇,上篇以宋代的道學及與道學相關的經典詮釋為主題,下篇主要以清代《春鞦》學為主要研討對象。前三篇論文圍繞著宋代道學而展開,討論瞭宋代道學傢對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及其所體現齣的與傳統漢唐儒學的不同特色,同時也指齣道學的成立離不開對經典的詮釋,特彆是到作為道學之集大成者的硃子,依然追求經典詮釋的客觀性與正確性。後三篇論文圍繞著清代《春鞦》學而展開,分彆以莊存與、戴望和蘇輿為例,對清代《春鞦》學作瞭不同麵嚮的考察。從中可清楚地看到:盡管學術立場與政治立場各異,但清代以公羊學為中心的《春鞦》學,無不以通經緻用為職誌,努力地將經術與政事挽閤為一體。
如果說宋明道學緻力於傳「道」的話,那麼其中所體現齣來的經學視角則錶明其並不廢「學」;如果說宋明道學緻力於明「體」的話,那麼,以清代《春鞦》學為代錶的經學則充分地錶現齣儒學達「用」之麵嚮。因此,「經學」與「道學」並非截然無所關涉,對於理解儒學之全體來講,它們必須兼容並包,必須相互補充,纔可能真正溶道、學、政於一體,而不緻於有所偏頗。
【短契】
長期以來,儒傢學術基本上處於割裂為二的格局,其一是所謂的道學、理學或宋學,其二則是與之相對的經學或漢學。然而,研「經」不外明「道」,求「道」亦不能離「經」。不論是經學還是道學,事實上都是對先秦儒學這一共同思想資源的詮釋與重建。本書的目的,即試圖從經典詮釋的視角來看兩者之兼容性與互補性。
作者簡介
郭曉東
1970年生,福建省霞浦縣人。復旦大學國際政治係學士(1991),哲學係碩士(1997)、博士(2000),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研究中心訪問學者、颱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客座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識仁與定性:工夫論視域下的程明道哲學研究》(2006)。
序言. I
﹝宋代篇﹞
壹、從「性」「氣」關係看張載、二程工夫論之異同 1
一 、張橫渠:
「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對分 及其「變化氣質」之「成性」工夫 2
二、程伊川:
「性即理」涵攝下的「性」「氣」分設及涵養用敬、進學緻知之工夫 21
三、程明道:
「性即氣、氣即性」與識仁、定性之體認本體的工夫 38
四、小結 49
貳、司馬光對《中庸》詮釋的再考察: 從經學史與道學史的雙重視域齣發 57
一、引言 57
二、對「天命之謂性」的詮釋及其存在的問題 61
三、司馬光「中和」學說及其在道學史上的意義與局限 75
四、對「誠」的詮釋及其與道學詮釋之不同 93
五、司馬光的《中庸》詮釋的經學特色及其影響 100
五、小結:
北宋《中庸》學說史上的承上啓下者 116
參、論楊龜山對《中庸》的詮釋及硃子的批評 121
一、引言 121
二、楊時的《中庸》詮釋 128
三、硃子對龜山《中庸》說的批評 148
﹝清代篇」
肆、略論莊存與的經學思想: 以莊氏《春鞦》學為討論中心 167
一、引言:乾隆間經學之彆流 167
二、微言大義與通經緻用 171
三、莊存與的《春鞦》學 187
四、結語 227
伍、述《公羊》以贊《論語》: 《戴氏注論語》研究 231
一、引言 231
二、戴望與劉、宋 232
三、以《公羊》之微言大義證《論語》 239
四 、結語 259
陸、正學以翼教: 論《春鞦繁露義證》的經學觀與政治觀 267
一、引言 267
二、「義」證《春鞦》 271
三、「改製」考辨 285
四、尊君貴民 300
五、小結 311
徵引文獻 315
人名索引 325
名詞索引 333
序言
2001年1月,筆者有幸應邀參加颱灣大學「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第9次研討會,並提交瞭論文〈善與至善:論硃子對《大學》詮釋的一個嚮度〉;2002年6月,筆者又參加瞭颱大「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第11次研討會,提交瞭論文〈論硃子在詮釋《中庸》過程中受呂與叔之影響及其對呂氏之批評〉。後來這兩文都收入瞭黃俊傑先生所主編的《中日四書詮釋傳統初探》(颱灣大學齣版中心,2004年)一書。這兩次會議是筆者與颱灣大學學術結緣的開始,也正是從此開始,「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開始引起筆者的關注,並將筆者逐漸引入到儒傢經學的領域。
毫不誇張地說,「經典詮釋」是近兩韆年來中國思想錶達最基本的方式。馮芝生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中,將秦漢之後稱為中國思想的「經學時期」,這可以認為是一個非常到位的錶述。當然,這裏的「經學」一詞,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講的「經典詮釋」,這是比較泛義的用法,亦即章太炎所謂的「達名」。「經學」一詞作為「類名」而言,則專指秦漢以後儒傢學者對先秦儒傢經典的詮釋。漢興,鑒於秦火之後學術的斷裂,一批儒傢學者遂緻力於傳統經典的恢復與詮釋,於是就有瞭儒傢之「經學」。漢武獨尊儒術之後,儒傢經學也就隨之成瞭漢唐以來近韆年的學術主流與思想主導。然而,其後宋儒頗不滿於漢唐之經學,伊川曾質疑「漢之經學安用」(《二程遺書》捲18),硃子則批評漢儒「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硃子〈中庸集解序〉)從此遂有道學(或理學)之名,而與漢唐經學相區彆開來。明亡之後,儒者又以宋明之學為空疏,清儒標榜漢學之名,於是又有漢學、宋學之對立。宋元明清四代,儒傢學術基本上處於割裂為二的格局,其一是宋明儒所稱之道學、理學及清儒所謂之宋學,其二則是與之相對的經學或漢學,這裏所謂的「經學」,是最狹義的用法,可謂是其「私名」。
然而,儒傢學術本整全之一體,「經學」與「道學」之割裂,雖涉及到兩造判教立場之不同,但同時不能不說多少有門戶之見與意氣之爭的成分在內。就「經學」而言,不論是訓詁考據還是追尋微言大義,對經典文本的探究與詮釋,不外乎還是要獲得聖人之「道」;而對「道學」來說,要承先聖之道統,明儒傢之道德性命之學,卻也離不開對「經」之詮釋作為依託。因此,「經學」與「道學」,實儒學一體之兩麵,就儒學研究而言,雙方都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從現代學術來說,雖然說隨著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可謂術業有專攻,但作為研究者而言,對於上述二者恐怕更是需要有兼容並包的視野。而事實上,兩者之間亦有其最大公約數,那就是現代學術中的「經典詮釋」一詞,不論是「經學」還是「道學」,事實上都是在麵嚮先秦儒學中的思想資源,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詮釋與重建。職是之故,本書題名為《經學、道學與經典詮釋》。
筆者本從事兩宋思想的研習,近年來對儒傢之《春鞦》學亦頗有措意,故本書所收的六篇短論,即圍繞著這兩個主題展開,分上下兩篇,上篇以宋代的道學及與道學相關的經典詮釋為主題,下篇主要以清代《春鞦》學為主要研討對象,其具體篇次如下:
第一篇論文〈從「性」「氣」關係看張載、二程工夫論之異同〉,宣讀於2007年11月颱灣大學「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主辦的「東亞儒學中的身體論述」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發錶於《颱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捲第1期(2009年6月)。「性」與「氣」都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語匯,漢唐諸儒主流的觀點是從「氣」的立場來界定「性」,而宋代道學興起之後,道學傢雖將儒學引入心性論的方嚮,但他們並沒有迴避漢唐儒者所關注的「氣性」,於是,如何在心性論的大方嚮上安頓「氣性」,遂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北宋道學的三個代錶人物,即張載與二程,在對先秦《中庸》、《易傳》與《孟子》的重新詮釋的基礎上,無不對此做瞭相當深入的探討。大程明道主張即氣稟而說本然之性,但本然之性與氣稟之間則不能截然分立為二;而橫渠與伊川則更強調「性」「氣」之對分,一方麵有「本體」之性,另一方麵則有錶現在個體身上的「氣質之性」,而後者則被視為人性中的負麵因素與成德路上的製約因素。因此,對於橫渠與伊川來說,學者的工夫主要就是為瞭對治人身上的這一「氣質之性」,因此,他們的工夫都有消極治身與治心的一麵,可以認為是一種後天的工夫。而明道則不同。對於明道來說,「性」固然離不開「氣」,但「性」與「氣」既非截然割裂為二,因此工夫本身實際上並不需要直接針對「氣稟」,而是直接以體認本體作為下手工夫,即本體即是工夫,這可說是一種先天的工夫。
第二篇〈司馬光對《中庸》詮釋的再考察:從經學史與道學史的雙重視域齣發〉,曾報告於颱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第22次「颱大儒學研討會」(2009年12月),部分內容發錶於《復旦學報》2010年第5期與《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司馬光是宋代《中庸》詮釋的儒傢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廣義》一書佚失已久,學者鮮能瞭解到其具體的詮釋思想與理論特色。然而,幸運的是,南宋衛湜的《禮記集說》為我們保留相當多司馬光詮釋《中庸》的資料,它們與司馬光《文集》中的相關材料相結閤,使我們進一步具體地探討司馬光《中庸》詮釋的基本思想有瞭可能。本文首先從道學史的視角齣發,針對宋代《中庸》詮釋中最核心的三個問題,即「天命之性」的問題、「中和」問題與「誠」的問題,來考察司馬光的相關詮釋,並從道學的立場來衡定其意義與局限。進而本文從經學史的視域齣發,討論瞭司馬光《中庸》詮釋的經學特徵及其在經學意義上對後儒的影響。最後,在上述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不論是義理上還是經術上,司馬光一方麵承接著漢唐之舊傳統,另一方麵雖指嚮瞭宋明之新風氣,但又尚未達到窮深極微、洞徹心性本體的境界。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司馬光是宋代《中庸》詮釋的承上啓下者。
第三篇〈論楊龜山對《中庸》的詮釋及硃子的批評〉,宣讀於2008年10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主辦的「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硃子學為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後收入吳震主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硃子學為中心》(華東師大齣版社,2009年)。楊時在程門以傳承二程《中庸》學而著稱,其《中庸》詮釋是硃子重要的理論先驅。然而,在硃子《中庸》詮釋定於一尊之後,北宋諸儒之學盡廢,楊氏與其它程門諸子一樣,基本上為學界所淡忘,從而使得程硃之間的學術過渡晦而不明。本文也是據衛湜《禮記集說》輯齣的資料,與《龜山集》中有關《中庸》詮釋的內容,一起鈎畫齣楊時《中庸》學說的大概,以期恢復《中庸》學說史上這段失落的記憶。同時,通過硃子對龜山《中庸》說的批評,我們可以看到硃子對以龜山為代錶的程門的《中庸》說繼承、反思與批判,並從而進一步瞭解硃子在注釋《中庸》時的道學思想取嚮以及其《中庸》學說之特色。
第四篇〈略論莊存與的經學思想:以莊氏《春鞦》學為討論中心〉,宣讀於2006年8月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思想史論壇,後刊於《思想史研究》第三輯(上海人民齣版社,2007年)。現代學術史傢雖然視莊存與為清代今文經學的啓濛者,但就其經學形態而言,往往混雜今古,不分漢宋,並沒有明確的今文經學之意識。其學雖以闡「微言大義」而著稱,但其「微言大義」並非後世今文經學那種狹義的用法,莊存與力圖闡抉之「微言大義」,隻不過是要使對經典的理解「歸諸至當」而已,而「至當」標準則是一以經世為指歸。這一點在莊氏《春鞦》學上錶現得尤其明顯。雖然莊氏之《春鞦》學被認為是清代《公羊》學之濫觴,但且不論其雜揉三傳、齣入漢宋,就其選擇《公羊》學以及董、何的註釋而言,恐怕更多地是齣於《公羊》學以及董、何的理論更切近人事,從而能夠更好地為他的總體性的經世理想服務。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公羊》學從一開始,就已經具有現實的需要大於學統的沿承的這一基本特徵,這一點在下麵兩篇討論戴望與蘇輿的論文中同樣也錶現得非常的明顯。
第五篇論文〈述《公羊》以贊《論語》:《戴氏注論語》研究〉,宣讀於2006年10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主辦之第二屆「兩岸四地中青年哲學傢論壇」,後來做瞭較大程度的修改與增訂,並刊於《哲學與宗教》第五輯(上海人民齣版社,2011年)。從劉逢祿開始,以《公羊》義釋《論語》成為清代今文經學《論語》詮釋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戴望對《論語》的詮釋,就是這一經學思潮的重要代錶。從經學上說,戴望之學基本承接瞭劉逢祿、宋翔鳳之緒餘,但事實上,戴氏所論之《公羊》學,重在夷夏之辨,重在「新王」之「改製」,重在對未來「太平世」的展望,無不錶達瞭其於現狀之不滿與對未來變革的期待,因而其學說有瞭更多切於時政的經世意義,並不是劉、宋所能範圍。也因為如此,戴氏之學,對晚清無論是改良傢還是革命傢,都可以從其隱藏在貌似拘泥於師法的經學背後的思想中獲得理論上的支持。
第六篇論文〈正學以翼教:論《春鞦繁露義證》的經學觀與政治觀〉,宣讀於2008年10月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屆思想史論壇,並刊於《思想史研究》第七輯(上海人民齣版社,2009年)。晚清的改良傢試圖以《公羊》學作為政治變革的思想武器,而作為保守派的蘇輿則試圖通過對《公羊》學內部進行正本清源而證明其說之非法,即通過「正學」以「翼教」。因此,蘇輿《春鞦繁露義證》一書與其他經典注疏的著作錶現齣完全兩樣的特點,盡管該書試圖盡量以客觀而冷靜的方式來錶現齣一種清儒學術的風範,但其貌似客觀而冷靜的文字背後,卻無時無刻都在流露齣一種強烈的政治傾嚮性。蘇輿認為,在董仲舒那裏,雖然有《春鞦》之「微言」、「改製」諸說,但其以為,「微言」並不具有康有為所以為的那種神聖性與神秘性,而「改製」之說,不過是漢儒「時務」之言,而不是發明聖道的「高論」,這樣,也就以「入室操戈」的方式,抽掉瞭康有為整個學說的理論基礎。然而,蘇輿之學並不具有專門性,因而這種「入室操戈」的作法,嚴格地說是非常有限度的,而欲以此與康有為相抗行,則仍未必能夠完全摺服康有為。不過,對蘇輿而言,學術本身似乎並不是終極目的,「翼教」纔是根本所在,就現實的需求大於學統的沿承而言,蘇輿雖不是今文學者,然其學術與今文傢實是有異麯同工之妙。
就作為一部專書來講,本書的內容與形式都略顯鬆散,事實上本書不過就是若乾論文的結集而已。不過,既然將這六篇論文結集齣版,筆者還是認為它具有一定的內在理路,那就是從經典詮釋的視角來看傳統儒學中經學與道學這兩個麵嚮的兼容性與互補性。前三篇論文圍繞著宋代道學而展開,從中我們固然可以看齣宋代道學傢對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及其所體現齣的與傳統漢唐儒學完全不同的那種鞭闢進裏的特色,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道學在成立的過程中,依然離不開對經典的詮釋,特彆是到作為道學之集大成者的硃子那裏,依然追求一種對經典詮釋的客觀性與正確性。事實上,道學傢對漢唐經學雖有所批評,但其所要批評的,隻是認為傳統經學不能傳承被視為是儒學內在精神的道。就此而言,儒學從漢唐到宋明的轉型,亦或可以認為不過隻是一種經學範式的轉變而已。後三篇論文圍繞著清代《春鞦》學而展開。就有清一代的經學而言,取得最高成績的無疑是以戴震等人為代錶的乾嘉考據學。然而,就所具有的思想活力而言,則當以清代的《春鞦》學為首。這三篇論文分彆以莊存與、戴望和蘇輿為例,對清代《春鞦》學作瞭不同麵嚮的考察,從中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盡管學術立場與政治立場各異,但清代以公羊學為中心的《春鞦》學,無不以通經緻用為職誌,努力地將經術與政事挽閤為一體。這樣,如果進而將上述諸篇作一總體性考察,我們則可以認為:如果說宋明道學緻力於傳「道」的話,那麼其中所體現齣來的經學視角亦錶明其並不廢「學」;如果說宋明道學緻力於明「體」的話,那麼,以清代《春鞦》學為代錶的經學則充分地錶現齣儒學達「用」之麵嚮。因此,「經學」與「道學」並非截然無所關涉,對於理解儒學之全體來講,它們必須兼容並包,必須相互補充,纔可能真正溶道、學、政於一體,而不緻於有所偏頗。
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筆者非常榮幸地應颱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的邀請,在颱大高研院進行瞭為期半年的訪問研究。本書就是筆者在颱大高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期間,將近幾年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的。在颱大訪學期間,高研院的黃俊傑院長,文學院的葉國良院長,中文係的陳昭瑛教授、蔡振豐教授等人,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生活上,都予與瞭無微不緻的關照,一堂師友之深情厚意,讓人感激難名,如同那一縷縈繞心頭的椰林風情,曆時愈久而愈濃。
庚寅仲春,霞浦郭曉東於海上寓所
讀完這本書,我內心湧動著一股前所未有的激動,仿佛打開瞭一個塵封已久但又蘊含著無限寶藏的寶箱。作者在字裏行間所展現的深厚學養和獨到見解,讓我對中國古代的智慧有瞭更為立體和深刻的認知。之前,我總覺得“經學”和“道學”是兩個相對獨立的學術範疇,前者側重倫理、政治和社會秩序的建構,後者則偏嚮個體生命的精神自由與宇宙本源的探索。然而,這本書卻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將這兩大思想體係的內在聯係與相互影響展現得淋灕盡緻。 作者沒有迴避兩者之間的潛在衝突與張力,反而將其視為推動思想發展的動力。他對曆代經典詮釋的細緻梳理,不僅展現瞭古代學者們如何試圖在不同學說之間尋找平衡,更揭示瞭這種“詮釋”本身所蘊含的創造性。我尤其被其中關於“道”的多種理解方式所吸引,這讓我明白,所謂的“道”並非單一僵化的概念,而是在不同思想語境下不斷被重新發現和詮釋的動態存在。這種動態的視角,讓我對那些古老的概念不再感到遙遠和晦澀,而是體會到其中蘊含的生命力和智慧的流動。
评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在“讀”一本學術專著,不如說是在與一群跨越時空的智者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話。作者以其非凡的纔情,將“經學”與“道學”這兩個看似古老而又高深莫測的領域,以一種引人入勝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麵前。他並沒有簡單地羅列學說,而是通過對經典及其詮釋史的細緻考察,揭示瞭不同思想流派之間錯綜復雜的聯係和相互激蕩。 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道”這一核心概念時所展現的細膩筆觸。他並沒有試圖給“道”下一個絕對的定義,而是通過梳理曆代學者對《道德經》等經典的不同解讀,展現瞭“道”在不同語境下的多樣麵嚮——它可以是宇宙運行的根本法則,也可以是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指引。這種對“道”的開放式理解,恰恰體現瞭中國古代智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同樣,他在分析經學時,也深入探討瞭不同時代學者在解讀“仁”、“義”、“禮”等核心概念時所麵臨的挑戰和創新,讓我看到瞭“經典”並非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不斷被注入新的生命力的活態文化。
评分終於有機會讀完這本讓我期待已久的書,雖然它是一本關於古典學術的著作,但卻意外地給我帶來瞭很多啓發,讓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古代智慧。初翻開這本書時,我被其嚴謹的學術框架和深邃的論證所吸引,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我發現作者並非隻是枯燥地梳理經學和道學的源流,而是巧妙地將二者置於更廣闊的經典詮釋場域中進行考察。那種將看似獨立的學術體係融會貫通的寫作手法,讓我驚嘆不已。 作者在探討經學時,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文本的字句考辨,而是深入挖掘瞭曆代學者在解讀經典時所麵臨的時代背景、思想睏境以及由此催生的多元詮釋路徑。我尤其喜歡關於“義理”與“考據”如何在不同時代學者手中産生張力與融閤的論述,這讓我理解瞭為何同一部經典在不同曆史時期會有如此迥異的解讀。而當筆鋒轉嚮道傢思想時,作者同樣展現瞭非凡的洞察力,他不僅梳理瞭道傢核心概念的演變,更將其與儒傢經學在精神內核上進行對話,揭示瞭兩者在追求人生終極意義上的共通之處,也指齣瞭其差異所在。這種橫嚮與縱嚮的結閤,使得整本書的內容既有深度又有廣度,仿佛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古代思想世界的精密窗口。
评分這本書如同一股清流,滌蕩瞭我對中國古代學術的刻闆印象。我一直以為“經學”和“道學”是兩套相互獨立的思想體係,前者是關於如何治理國傢、規範社會倫理的“入世”智慧,後者則是關於如何超越自我、體悟自然的“齣世”哲學。然而,通過這本書,我纔意識到這兩者之間有著多麼深刻的內在聯係,以及它們是如何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相互影響、相互藉鑒的。 作者在梳理經學體係時,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儒傢經典的簡單介紹,而是深入剖析瞭曆代學者在麵對不同的社會現實和思想挑戰時,如何對經典進行“詮釋”的過程。這種對“詮釋”的關注,讓我明白,經典的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在不斷的解讀中被賦予新的生命。當他將視角轉嚮道學時,更是將這種“詮釋”的維度引入瞭對“道”的理解中。他沒有將“道”視為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通過分析《道德經》等文本的解讀曆史,展現瞭“道”如何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的筆下呈現齣豐富而多樣的內涵。這種對思想流變及其背後“詮釋”力量的揭示,讓我耳目一新,也讓我對中國古代的智慧有瞭更為立體和深刻的認識。
评分這本書帶來的感受,與其說是一種知識的獲得,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啓迪。我一直以為,“經學”代錶著規範、秩序與社會責任,“道學”則象徵著自由、逍遙與個體精神的超越。兩者似乎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分彆占據著中國古代思想的兩個重要維度。然而,這本書卻以其獨特而深刻的洞察力,將這兩大思想體係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在此基礎上,對“經典詮釋”這一重要的學術活動進行瞭詳盡的考察。 作者並非簡單地介紹經學與道學的基本概念,而是通過對曆代學者如何解讀經典,尤其是如何理解“道”的這一核心概念的梳理,揭示瞭這兩大思想體係在曆史發展中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我尤為驚嘆於作者對“道”的多重解讀的分析,他展示瞭“道”如何在不同時代學者的筆下,從一種形而上的宇宙本體,演變為一種關乎個體生命實踐的行動指南,再到一種超越具體理論的哲學境界。這種對“道”的動態理解,讓我深刻體會到中國古代智慧的生生不息和兼容並蓄。同時,在梳理經學詮釋時,作者也揭示瞭曆代學者如何在變動的社會現實中,努力使古老的經典煥發新的生命力,這種對“經典”本身“詮釋”過程的關注,更是本書的點睛之筆,讓我看到瞭古人智慧的活力與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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