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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犯罪，是子女自己的責任，還是父母的責任？
　　環境被污染，是誰該負責？是企業？是國家？還是你我？

　　面對無法控制的核災，面對尚未出生的孩子們，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又該負起什麼責任？

　　這些倫理（道德）問題，是21世紀人類最深層的精神問題，也是數千年來人類生存問題的核心之一。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縱剖近代歷史，橫跨基督教、佛教、與西洋哲學，尋找倫理問題的答案。最後，他以康德的思想為軸，試圖為21世紀的人類，尋找個人心靈的依歸，以及世界和平之可能。

　　作者提出，我們必須把「認識原因」和「追究責任」分開進行，否則永遠無法從歷史學到教訓。其次，他相信人類即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依然有「決定自己行為的自由」，也因此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就無法釐清善惡，人類的文明也無法往前躍進。

　　作者所謂的倫理，指的是「自由」這個義務。倫理要求我們的，就是必須「作個自由的主體」，並且「不只把他人視為手段，同時也要將他人當作目的來對待」。我們除了要認真對待現在活著的他人，也要對尚未出生的人類負責。這是身為人類的義務，也是合乎「倫理」的生存之道。

　　從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預見資本主義即將走到盡頭。但即使資本主義社會崩解，人類仍要繼續活下去。作者提出馬克斯的「可能實現的共產主義」以對抗資本主義，為人類的未來社會擘畫新藍圖。

作者簡介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

　　日本當代思想家、文藝評論家。1960年代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站在亞洲邊陲的位置，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 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重要著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近代日本文學之起源》《超越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邁向世界共和國》、《世界史的構造》等等。

推薦序　無知是一種邪降
譯者序　真正的原創力
前言

〔第一章〕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世間」這個實體不明的東西所具有的力量
□地文子的《沒有餐桌的家》中所描述的兩場鬥爭

〔第二章〕認識人類的攻擊性
精神分析不能直接應用在育兒與教育上
不論用多麼和平的方式養育，在多麼和平的環境下成長，人類的「攻擊性」也不會完全消失

〔第三章〕自由絕對不會從「自然」中產生
認識「決定人類行為的結構」
「作一個自由的主體」之義務與自由

〔第四章〕將自然的、社會的因果性置入括號之中
從「自由」的觀點來看道德性
如何負起「徹底認識原因」之責任

〔第五章〕從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才是真正「公眾的」
康德對於「私領域」與「公領域」的顛覆性看法
與抱持不同「共通感覺」的他者取得共識

〔第六章〕 只有用倫理的角度來看，宗教才值得肯定
世界宗教否定自由意志
五十步與百步，其差異之絕對性

〔第七章〕幸福主義（功利主義）裡沒有「自由」
憑藉幸福主義不能解決環境問題
「敬畏死者」這句話的意義

〔第八章〕責任的四種區別與其根本的形而上本質
實現康德理念之國際法
關於戰爭責任議題「哲學家」的欺瞞

〔第九章〕日本天皇對於戰爭應負的刑事責任
為什麼東京大審判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
天皇制度的結構和天皇的戰爭責任

〔第十章〕「非轉向」共產黨員之「政治責任」
丸山真男的共產黨批判
以現實的認知問題，來思考大戰時的轉向與非轉向

〔第十一章〕「已死的他者」和我們的關係
「歷史的重新認識」不可避免

〔第十二章〕我們對「尚未出生的他者」應負的倫理義務
以「可能實現的共產主義」對抗資本與國家

後記

第一章
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關於責任的問題，一開始我打算從身邊取例，討論在神戶發生的中學生（少年A）事件。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病理——這一類的意見我們已經聽了很多，而且相關的書籍也出版了不少，關於這一點我打算之後再回頭討論。我想談論的，並不是這個事件所展現的個人與社會最近發生的、種種新的病態；相反地，我想透過這個事件，來觀察日本社會長久以來，一直不變的某些樣貌。這與其說是事件本身，不如說是該事件所引起的反應，也就是每當年少者犯罪的時候，社會上必定會出現的言論。

這些言論具體來說，就是追究「家長的責任」。舉例來說，該少年的雙親遭到大眾媒體的攻擊，一再地要求他們道歉，而事實上他們也道歉了。這裡面攻擊最為苛刻猛烈的新聞媒體，他們平常對於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的侵略行動道歉的亞洲諸國抱著輕蔑的態度，對於回應這些道歉的要求之日本政治家更是大加撻伐。到底，這些平常對「責任」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們，自己又不是受害者，為什麼會如此熱烈地追究家長的責任？究竟對這些人來說，「責任」是什麼？在談到戰爭責任之前，我想先從這個問題思考起。

最初我開始思考「家長的責任」，是在一九七二年，連合赤軍事件發生的時候。當時，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在「世間」——只能這麼稱呼的不特定的社會壓力——的責難之下，不得不辭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殺。不用說，這是因為來自周遭的人，以及大眾媒體的攻擊。我對連合赤軍本身抱持極端否定的態度，完全不能認同。但是，卻無法不關心這個事件。一九七五年我出版的第二本書《「意義」這種病》（河出書房新社）中，關於馬克白的論述，雖然完全沒有直接談到連合赤軍，但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刺激而寫作的。雖然我認為連合赤軍的行為極度地愚蠢卑劣，但是一九六○年代萌芽的新左翼運動竟然以這樣的結局收場，自己很難置身於外。

就在那篇關於馬克白的文章完稿的時候，連合赤軍領導人夫婦之一的森恆夫自殺身亡。這個情形，與《馬克白》的情節如出一轍。在聽到了馬克白夫人自殺的消息之後，馬克白說了以下的一段話：

馬克白：這樣啊。一定會走上死亡這條路的。我一直認為，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明天，明天的明天，再一個明天，時間日復一日悠悠地過去，終將走到它的盡頭。所有的昨日，照亮了傻子們走向佈滿塵埃的死亡之路。熄滅吧，熄滅吧，短暫的燈火！人生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可悲的演員，在舞台上比手畫腳，登場既畢，便再也無形無蹤。人生只不過是白痴講述的故事，再怎麼大聲喧嚷，還是沒有任何意義。

連合赤軍事件中，與《馬克白》相反地，「丈夫」自殺了；但我並不覺得驚訝。就像馬克白說的，「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森恆夫在遺書裡寫著，長久以來與體制戰鬥、抗爭，沒想到自己做出了同樣的東西來。自殺，是他自己承擔責任的作法。因此，我並不覺得驚訝。

但是，連合赤軍風波中的另一起自殺事件，則使我感到非常驚訝。不，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憤怒。那就是其中一名赤軍成員的父親自縊身亡。在這之前，雖然也知道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受到各方的非難，甚至有人因而辭去工作，但沒想到竟然到了尋死的地步。赤軍的那些傢伙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當然要負起責任，但是家長們並沒有任何責任。我對於把人逼到自殺絕境的「世間」感到生氣，對於那位自殺的父親也感到生氣。我認為這種時候，絕對不應該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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