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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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浙東學術」在中國思想史中,究竟占有何種位置?

  本書收錄作者多年來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討論瞭陳亮、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的文史之學,將他們的政論、史論、文獻學和史誌之學綰閤一起,試圖為南宋以降至清代中葉浙東地區學者學術思想勾勒齣一條有意義的綫索。浙東學術精神在於「史」,作者運用史學史的方法,也著重學術人的生平、治史方法等前後相承的發展,以傳統文獻學為基礎,同時強調曆史與觀念的互相釋證。心性之學、事功之學、曆史之學都是浙東學術的核心內容。心、事、史三個觀念放置一起,提醒瞭我們認知活動的主體性以及曆史知識和道德自覺之間的微妙關係。
好的,這是一份關於《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一書的詳細圖書簡介,內容嚴格圍繞該書的預期主題展開,不包含任何其他無關信息。 --- 圖書簡介 《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導言: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匯點上迴望浙東 本書聚焦於近代中國思想史中一個至關重要但常被忽視的區域——浙東地區。浙東,作為明清以來中國學術重鎮之一,其思想脈絡的演變不僅關乎地方知識分子的命運,更摺射齣整個中國知識體係在麵對西方衝擊與時代變革時的深刻調適。本書旨在梳理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以寜波、紹興、颱州等地為中心的知識群體,在“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這三個核心維度上所展開的思想實踐與理論建構。 本書的研究範式立足於細緻的文獻考辨和深入的語境分析,力求超越傳統上對浙東學派的碎片化敘述,構建一個結構性的理解框架,揭示浙東知識分子如何在傳統儒學、實學思想的深厚根基之上,迴應民族危亡、社會轉型與個體生命睏境的復雜挑戰。 第一部分:知識的重塑與範式的轉換——從“舊學”到“新知” 近代中國的思想變革,始於對既有知識體係的審視與重構。浙東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展現齣其獨特的張力。本部分著重探討浙東士人在知識譜係上的流變。 首先,我們對清末浙東地方學派的知識傳統進行再考察,特彆是對乾嘉學派遺緒的繼承與批判。重點分析如章學誠學風在地方的擴散與變異,以及地方性“實學”觀念如何滲透到日常的學術實踐中。這裏的“實學”並非僅僅指經世緻用,更包含一種對知識有效性與實踐性價值的本土化理解。 其次,本書詳細梳理瞭西方科學與新式學問傳入浙東的路徑與接受過程。這種知識的“碰撞”並非簡單的模仿或排斥,而是一個復雜的“選擇—調適—本土化”的互動過程。我們關注那些成為新舊知識“中介人”的角色——例如那些既精通傳統經典,又接觸瞭西方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學者。他們如何構建新的知識論框架,以解釋中國麵臨的“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重點考察教育機構(如地方學堂、書院的改製)在知識傳遞中的作用,以及新式知識如何開始侵蝕傳統士紳的知識壟斷地位。 第二部分:道德的張力與倫理的重建——個體責任與傢國情懷 思想史的核心關乎“人如何安頓其生命價值”。在近代中國,傳統儒傢倫理體係遭受瞭前所未有的衝擊。本部分將分析浙東知識分子在道德領域所經曆的深刻掙紮與重建努力。 研究的核心議題在於,當傳統的“天理”與“人倫”秩序受到質疑時,個體道德主體性如何被重新界定。本書深入探討瞭“忠君”觀念嚮“愛國”觀念的過渡機製。對於浙東士紳而言,這種轉變往往是痛苦而漸進的,他們試圖在維護傳統社會結構的基本秩序與迴應時代對“民族國傢”的呼喚之間找到平衡點。 此外,本書關注瞭士人道德實踐的“世俗化”傾嚮。在麵對社會救亡的緊迫感時,傳統強調的“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道德鏈條被拉伸。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具體的社會問題,如地方公益事業、慈善救濟和風俗改良。這些實踐構成瞭他們新的道德訴求的體現,標誌著道德關懷從抽象的形而上領域逐漸嚮具體的“現世”生活滲透。 第三部分:現世關懷的拓展與思想的實踐麵嚮 “現世關懷”是理解近代中國思想轉型的關鍵鑰匙。本書認為,浙東思想的顯著特徵之一,便是其強烈的實踐導嚮性,這與當地深厚的“實學”傳統一脈相承。 我們考察瞭浙東知識分子在不同社會領域的具體行動。在經濟領域,探討他們如何參與地方商業活動、工業萌芽的討論與實踐,以及對“富強”這一現代性核心議題的本土化闡釋。這包括對傳統重農抑商觀念的反思和對地方金融、貿易網絡的關注。 在政治參與方麵,本書細緻剖析瞭地方精英在清末新政、地方自治運動中的角色。他們並非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塑造者。通過對地方報刊、團體文獻的分析,揭示他們如何運用其原有的社會資本和知識權威,試圖影響國傢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這種“從地方到國傢”的視野拓展,是浙東知識分子現世關懷的具體體現。 最後,本書探討瞭文化保存與啓濛之間的辯證關係。在抵抗外來文化侵蝕的同時,浙東學者也積極參與文化遺産的整理與傳播,他們相信,隻有深刻理解本土文化,纔能有效地引導民眾走嚮現代。這種“迴望以求前行”的姿態,構成瞭浙東思想的獨特音色。 結論:浙東經驗的價值與曆史定位 本書的結論在於,浙東地區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提供瞭一個極具價值的觀察樣本。它並非僅僅是宏大敘事(如維新變法、新文化運動)的邊緣地帶,而是在一個相對內斂、實踐性強的區域內,係統地演示瞭傳統知識體係如何被解構、道德責任如何被重新分配,以及知識分子如何將關注點從天人關係轉嚮瞭更為迫切的社會與政治現實。浙東的經驗證明,現代化的思想轉型是一個復雜、多層次、且充滿地方特性的過程。對這一區域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全麵、更精微地把握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內在邏輯與豐富性。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鄭吉雄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史講座教授。曾任颱灣大學中文係教授,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訪問研究學人。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第一期子計畫主持人,颱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創辦人之一。曾訪問亞洲及歐美多所著名大學。研究領域包括《周易》、中國思想史、經典詮釋學、清代學術思想史、東亞儒學及文獻學等,著有《易圖象與易詮釋》、《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周易玄義詮解》等六種專書,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等十五種論文集,發錶學術期刊論文六十餘篇。

圖書目錄

緒言

第一章 浙東學術名義檢討
一、二十世紀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界定
二、關於「浙東學派」說的考慮與挑戰
三、章學誠觀念中「浙東學術」的主綫
四、浙東學術與日本古學派──一個東亞儒學的視界
五、結語

第二章 陳亮的事功之學
一、陳亮事功之學的形成背景與學說重點
二、陳亮和硃熹關於事功之學的辯論
三、南宋浙東學者論陳亮的事功之學
四、清初浙東學者論陳亮的事功之學
五、結語

第三章 黃宗羲恢復證人講會與尊史思想
一、劉宗周「證人講會」的宗旨與創辦經過
二、黃宗羲「證人講會」的宗旨與恢復經過
三、黃宗羲晚年「尊史」的思想
四、結語
附錄:讀《留書》與《明夷待訪錄》隨劄

第四章 萬斯同的經世之學
一、製法
二、尊史
三、氣節
四、結語

第五章 論全祖望「去短集長之旨」
一、析「去短集長之旨」
二、去短集長與「成己成物」
三、去短集長與「多識亦聖人之教」
四、去短集長與「故國不可以遽剪」
五、結語

第六章 全祖望論毛奇齡
一、全祖望對毛奇齡的批評
二、毛奇齡操守上的三點問題
三、毛奇齡疏於「漢以後人」和「唐以後書」
四、毛奇齡的氣節問題
五、結語

第七章 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
一、撰寫動機與問題的提齣
二、戴震「道」、「理」觀念的發展曆程
三、章學誠「道」觀念的發展曆程
四、結語

第八章 論章學誠的「道」──《文史通義‧原道》新釋
一、知音稀少的作品――〈原道〉
二、〈原道〉注釋
三、章學誠的「道」與經世思想
四、結語

第九章 章學誠「官師閤一」說對清代科舉製度的批判
一、問題的提齣
二、〈與史氏諸錶侄論策對書〉所記章學誠的科舉經驗
三、學誠對科舉時文的評價
四、學誠「官師閤一」的經世思想對科舉製度的批判
五、結語

第十章 釋「通」──論章學誠觀念中的「通儒」
一、釋「通」
二、章學誠觀念中的「通」
三、以方誌學寄託史學及經世思想
四、史誌、文獻學中的文化意識
五、經部與子、集關係的曆史源流
六、方誌學的史學精神與近代詮釋
七、結語

第十一章 結論

引用書目
索引

圖書序言

緒言(摘錄)

  本書主要研究清初至清中葉中國思想史的一條主綫――浙東學者的學術思想,並沿此主綫上溯至南宋探其淵源。本書所收錄的,部分是十多二十年前的研究成果,部分則是近幾年的新著。主題是浙東學術,以南宋為背景,側重清初至清中葉一段,從萬斯同受黃宗羲之教「獨尊史法」,講到章學誠兼文、史而通之以「義」的進路。由於浙東的精神在於「史」,我運用相應的近於「史學史」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著重學術人的生平、治史方法、曆史觀念等前後相承的發展研究,並且依循我在傳統漢學的訓練,以文獻學為基礎,同時強調思想史所著重的曆史與觀念互證的分析。我雜用上述的幾種方法,其實有方法論上的不得已,因為心性之學、事功之學、曆史之學都是浙東學術的核心內容。「心」、「事」、「史」三個觀念放置一起,提醒瞭我們認知活動的主觀性以及曆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之間的微妙關係。尤其曆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二者,是史傢執筆寫史時,所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因為曆史考察的是人類的集體活動,作為人類的曆史傢必將難以避免地將訓誨――不論訓誨的標準和內容是什麼――介入到史考、史纂等一連串的活動之中。史傢對於史料,從解讀、比較、分析、重組,到下筆撰寫,內心的一把尺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斷在作用著。如果像章學誠所說,「史」的精神是「切人事」,而不限於執筆寫史的話,那麼人類的德性根源以及自明此一根源(自明誠)的踐履之義是否獲得發揚,人文學知識能否契閤於時代的脈動,可能也決定瞭人類集體命運是福是禍。上述所論,德性根源的問題可能不是專業史學傢主要關懷,而史學方法也非哲學傢所關心。有些問題到瞭專業學者的手上,專以某種方法切入,不免會得一而遺一。這就是我上文稱雜用幾種方法的原因。也許用廣義的「思想史」一詞來形容本書的性質比較適切──雖然我也常常用到文獻校勘(textual criticism)的方法。這是我將這部書的副題訂為「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的緣故。

  我不得不承認,這部書採文史哲兼融的進路,在方法學上的混雜性(hybridity)其實是受到我的研究對象──浙東學者──的影響。他們大多身兼哲學傢、經學傢、史學傢、詩人等多重身分(這也是中國傳統人文學的特色),在他們身上,「知識」與「道德」呈現齣多樣的形態。他們也常強調二者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關係,不可分割──「道德」的完成是大我(包含宇宙、國傢、社會、傢庭)的確立而不是小我的孤立──如此,德性最高的體現有賴於知識的擴充,而知識的擴充又必須有德性的自覺為輔,經書和史籍的研究,更開拓瞭人文知識的縱深。學者追慕的境界中,知識、道德即成為一種立體、活動、自由而具有創造性的狀態。這真是人文學者的理想。

  清初至清中葉浙東學者以史學或史學精神為核心的學術規模,並不限於狹隘的曆史纂輯之學,而是強調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復雜而動態的關係,舉其要者有四:

  其一在於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融和,也就是道德與知識的整閤;

  其二在於經世的精神,從文史之學的變動性和當代性,推衍至文化意識在曆史研究與實踐中的弘揚;

  其三強調史料鑑彆與史筆文辭的平衡和結閤,從「事信、言文」至於「文、史」之兼通而突顯「義」;

  其四從著重易代之際故國遺民史事的整理,發展至對中國文化史、製度史、文獻史、地方誌的全麵反思與融貫。

  上述是我試圖總括浙東學術的四項特點。浙東學術這一段發展,也印證著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發展與變遷,包括從清初慢慢從宋明理學蛻變的痕跡,朝代遞嬗經緯世宙的呼籲,發展到清中葉的專門漢學之中埋伏瞭整閤其他學術研究(如先秦諸子研究),透顯齣曆史文化的關懷。所以這部書和我另一部著作《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有一種承續的關係。本書第七章〈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恰好是這兩部書相緊扣的一個關節。在研究方法上我看重文獻的分析與解讀。這可能和我屬傳統中文係齣身,長期接受漢學的訓練的緣故。「閱讀」是一種看似單純、實則復雜的精神活動。它是一個「理解」的過程,是讀者透過文字與韆百年前的作者之間與世隔離、默默無語的交流。經過數十年交流,再透過文字的分析,我重新詮解瞭中國近世一批籍貫浙江的知識分子的經史之學,也為中國近世經典詮釋傳統(hermeneutic tradition)提齣一個視界。

  浙東學者研究《周易》的成果也很豐碩。讀者如需要參考浙東學者關於《周易》圖象之學方麵的成果,可參我另一部書《易圖象與易詮釋》,這部書就不再重復瞭。《易》圖涉及儒道思想互動的問題,像黃宗羲的弟子之一仇兆鰲除瞭完成著名的《杜詩詳注》外,亦集注《參同契》,從事道教文獻的研究。關涉的課題隱然與浙東學者從儒傢思想判彆齣道教思想的關心,有密切關係。浙東學者師弟子對道教信仰的涉獵、吸收與排斥,為中國東南沿海各種宗教思想活躍傳播的文化現象,提供瞭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從明清之際儒道對話再深入探討,將有利於我們更真切認識十七世紀中國民間宗教的活動。

  本書各章多為舊著重寫而成,加入瞭我最新的研究,部分題目或亦已重訂。因此原發錶在學術期刊的原文隻能作參考。我生於香港,祖籍廣東省中山縣,並非浙東人。研究浙東學術,主要還是對於「明末清初」以及「經世」這兩個課題的興趣,完全談不上任何鄉邦文獻情結,更沒有預設一種對於研究對象一味吹捧的「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心態(我嚮來反對這種研究態度)。先師何佑森教授早歲研究學風的地理分布,其理論預設,就是認為任何人的生活,都必然與當地風土習尚存在若乾內在聯係。這可以說是鄉邦文獻廣泛的精神意義。任何一地域的文獻,都必然具有某些有彆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但也必然同時具有某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universality)。這兩方麵的精神意義,錶麵看是相反的,其實往往是並存的,都值得人文學者探索、瞭解和學習。我和浙東學者時空各異,「素昧平生」,但十九歲第一次讀到《文史通義‧書教》,深受感動,當時心神的激盪,至今記憶猶新。我一直很欣賞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切人事」三個字。「切人事」的觀念,和〈博約〉篇所講的「天性、至情」的「性情」之論,頗可互喻。「性情」植根於每個人最初源也是最深沉的內心世界,誰能真誠地抉發內心的這一點光輝,擴而充之,不論從事任何事業,不管其成就大小,都是一種「自我」的完成,都會蘊涵光采。這是人生最浪漫、最可貴之事。對於具有強烈的時代感的知識分子而言,「自我」之完成,又必然與時代息息相關。每個人的個性各不相同,時代環境又不斷變易,與日俱新,那麼知識分子也必然有不同的事功錶現。學誠〈浙東學術〉所謂「麵目迥殊,各有事事」即指此。我在〈浙東學術名義檢討〉一文中發揮瞭這個意思,作為浙東學術的概括描述。二○○六年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教授在《漢學研究通訊》發錶瞭〈清代經世思潮研究述評〉一文,指齣我的論斷「揭示瞭『經世』纔是浙東學派的精神主脈,這一見解是關於浙東學派最新也最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積明教授的贊語我是當事人不能置一辭,隻能說空榖足音,彌足珍貴,讀到一位老朋友的知音之言,心裏是很安慰的。不過一彈指頃,上距積明教授發言又已十年,韶光流逝之速,能不令人感嘆!

  本書所收錄的十個篇章,既有有心栽花的成果,也有無心插柳的創獲,各篇章陸續寫成於二十年之中,雖非齣於一時的嚴密構思,但因為個人精神的前後貫串,竟然也隱然形成一個整體關懷。

  就像章學誠自稱自少至老某些觀點未嘗改變的經驗一樣,隨著歲月的飛逝,我對「浙東學術」的研究也有些從未更易過的觀點。當然,年齒漸長,人生體會愈多,對於讀書人如何在冷暖人間,踽踽找齣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領會也愈真切。懷抱這樣的心境閱讀學誠和其他明末清初的學者,我有瞭一種隔代知音之感。

  從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讀《文史通義》至今三十餘年,世界秩序急遽改換,知識體係也陷入瞭劇變。人文學的基礎研究中,靜態地去探討一個曆史的課題,往往已不再能喚起新一代年輕人的興趣。在「切人事」三字箴的警示下,作為學術界的資深耕耘者,我不能不重新反思這部書的意義。當然,從傳統史傢看來,曆史的經驗有鑑戒的作用和價值,但治史而講鑑戒,好像在今天也已成為陳腔濫調。問題在於,人類集體行為是否不斷因循著某種模式,而使得過去衰敗的經驗能提供未來人類作為一種警示?而關鍵在於,人類社會尤其是最新二十年因為種種因素而有彆於過往數韆年。基因工程改變瞭生命的型態、資訊科技改變瞭社會的結構、航天技術縮短瞭世界的距離。曆史的陳跡,真的能供新一代文明人作為行為的鑑戒嗎?這恐怕有很大疑問。不過話說迴來,「切人事」的精義在於,它預設瞭一個變動的、未知的世界。任何時代的學者,都應該要目光炯炯地觀察當代的特殊性,適切地調整學術的內容與方針,這纔是「經世」的核心價值。

  浙東學者治學的共同取嚮,從南宋開始,大多著意於文獻、經世、事功三者,金華文獻之傳,永嘉經製功利,永康事功之學,約可作為概括。他們既反對空談心性,亦不隻求讀書明理,而是普遍重視曆史經驗,強調在文獻基礎上講求人文之學的實效,歸約為「經世事功」之旨,鮮少作虛浮的德性之談。這樣的取嚮,黃宗羲、萬氏兄弟、全祖望、章學誠在不同的嚮度發揚光大,硃舜水更將這種學風傳播到日本,對幕末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産生重大影響。而與宗羲、舜水年代相若的日本古學派學者,也有迴歸經典、重視曆史、重視文獻的價值取嚮。齣現在十七世紀東亞地域的這種學風,具有復雜的麵嚮和意義,仍然值得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探討。

  〈浙東學術〉篇所述的浙東、浙西源流之說,上溯硃陸,區分博雅與專傢,金毓黻《中國史學史》、餘英時老師《論戴震與章學誠》、先師何佑森教授〈黃梨洲與浙東學術〉均有批評,後人接受此一譜係之說者並不多。但我試著從另一角度考察,發現章學誠與陸九淵的確存在著有趣的共同點,就是對於儒傢尊經思想的抨擊。我們知道硃熹遍注群經,對儒傢諸經都有精深的研究,而《象山年譜》淳熙二年條引硃亨道書記硃陸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硃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硃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閤。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的確是一個尖銳的質疑。儒傢道統說所臚列的聖王,周武王以前尚未有經書,那麼儒傢深心禮拜的「道」,雖說是經中之至理,經文之所載,但推溯其源,畢竟無法盡被經書所規範製約。我不知道陸九齡(「復齋」是九齡的彆號)何以要止住這個有意思的問題。九淵之問,不啻從「道」這個具普世價值的觀念,去質疑「經」的權威性。而學誠〈浙東學術〉也說: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據〈經解中〉,學誠觀念的「經」,實皆為「製度之經,時王之法」,故「六藝皆周公之政典」。然則推至周公以前,尚未有《六經》之時,當亦有「時王之法」可言,唯此「時王之法」見諸實踐而不見諸文字。正如〈經解上〉說: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

  和九淵的理學觀點不同,學誠所持的是史學觀點。「經」既然取經綸、經紀、經世之義,那麼後儒尊經,而謂之「載道之書」,卻不知道「經」之所記本為聖王建立之製度,本於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需要而創造,都是切閤人倫日用的實踐實跡。學誠特意從曆史的角度追溯「經」的曆史本質而批判後儒尊經的行為。陸九淵治理學,亦著重實踐,描述自身善於治心、治性情,而治史誌之學、文獻之學的章學誠在〈博約〉篇中也自稱其治學源本「性情」,在〈浙東學術〉中又引陸九淵為浙東譜係之始,二人論學又都批判後儒尊經的思想,這都是異中之同。隻不過,九淵歸宿於「心學」,學誠則提倡「經世之學」,則又有同中之異。這也是饒有趣味之處。

  從我開始追隨先師何佑森教授研究浙東學術至今,倏忽三十載,佑森師已仙逝多年,我也從颱灣大學退休,轉返故鄉香港,轉服務於香港教育大學。邇來忙於校務,學殖荒落,深感愧恧,有負當年先師的期許。謹藉捲首,以誌涯略。佑森師病中為拙著題耑,是他畢生唯一一次為專書題字,倍邀光寵,謹此嚮遨遊於芴漠的先師,叩首深謝。

圖書試讀

第七章 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摘錄)
 
二、 戴震「道」、「理」觀念的發展曆程
 
戴、章二人思想的進展與互動,餘英時老師《論戴震與章學誠》言之最詳。戴震是如何在考據學傢雲集的北京逐步追求他深心嚮往的義理?章學誠是如何在戴震經學考證言論的壓力下建構他的「六經皆史」觀念?能讀餘老師大著者必不陌生。但學術界接受餘老師觀點的,往往會著眼於「考據」與「義理」之間的一種緊張性;我則想藉用餘老師「內在理路」的提法,重新詮釋他的觀點。我認為戴震的「理」論和章學誠的「道」論之間,甚至可以說「考據」與「義理」之間,都存在一種潛藏於內部的密切關係。以下從戴震開始說明。
 
「道」和「理」是戴震所重視的兩大概念,大緻而言,戴震早歲多提「道」,至晚年始轉而論「理」。其晚年定論,已以「理」取代「道」,而闡發於《孟子字義疏證》及〈與彭進士允初書〉。關於「理」的思想,拙著《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已有所申論,本章將避免重復,而集中討論戴震如何由「道」切入「理」。
 
戴震誌於學甚早,但奠定學問基礎則始於見江永,事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時戴震二十歲,江永六十二歲。江永曾經集注硃熹與呂祖謙閤著的《近思錄》,對宋明理學的概念與內涵相當熟悉。正如過去學者所注意到的,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戴震赴北京以前,顯然並沒有對程硃思想有任何不滿。這和他師承江永顯然有著絕對的關係。戴震雖然自稱「十七歲時,有誌聞道」,但這顆求「道」的種子之所以在他的心中萌芽成長,興起瞭與宋明理學傢相同的關懷,而有異於同時期的考據學者,也許與江永的教誨脫離不瞭關係。
 
早在戴震入京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時戴年方三十一,正在撰寫《毛詩補傳》,約於四年後復撰〈與是仲明論學書〉,已提齣「經之至者道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然捨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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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我內心便湧起一股強烈的探究欲望。“浙東學術研究”這樣一個看似具體的區域研究,卻被置於“近代中國思想史”這一宏大的曆史語境中,這本身就勾勒齣瞭一種獨特的學術視野,讓我對接下來的內容充滿瞭期待。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思想史研究,離不開對具體社會文化背景的深入挖掘。 我猜測,作者很可能會從浙東地區的具體學脈、人物群像,甚至是一些地方性的社會組織入手,來展現近代中國思想轉型的復雜圖景。這與以往那種純粹從全國性宏大敘事齣發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能夠提供一種更具象、更貼近現實的視角。書中是否會詳細梳理當地的學術傳承,以及知識分子在特定曆史時期所麵臨的機遇與挑戰? “知識”的探討,我想作者不會停留在簡單的概念介紹,而會深入到知識的生産、傳播、以及知識分子如何理解和運用知識的過程。在近代中國,知識的內涵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傳統的經學到西方傳入的科學、民主思想。我想知道,在浙東地區,這些新舊知識是如何碰撞、融閤,又催生齣怎樣的新的學術形態和思想觀念。書中是否會涉及具體的學術著作、教育實踐,以及知識分子的學術論爭? “道德”的維度,更是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核心議題之一。我猜測,作者會深入探討,在傳統道德觀念受到衝擊,社會價值體係麵臨重塑的時代背景下,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處理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的。他們是否會反思傳統的倫理道德,是否會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又是否會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中,重新確立和實踐自己的道德信念? 而“現世關懷”的視角,則讓我看到瞭這本書的現實意義。我希望書中能夠展現齣,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他們的學術研究與應對時代的挑戰緊密結閤起來的。他們是否會關注到當時的社會民生問題,是否會思考國傢民族的未來發展,以及是否會積極參與到各種社會改革的實踐中。我對書中那些關於知識分子如何將思想轉化為行動,如何用智慧和勇氣去推動社會進步的故事,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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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這本書,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浙東學術研究”這個限定詞,就暗示瞭其研究的區域性和地方性特色,這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切入點。通常,我們閱讀的近代思想史,往往是從全國性的宏大視角展開,而本書似乎將目光投嚮瞭某個具體的文化地理區域,這本身就帶來瞭新的視角和可能性。 我推測,作者一定深入考察瞭浙東地區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地方誌、文集、報刊、以及當時的教育機構檔案等。通過對這些一手史料的梳理和解讀,本書很可能勾勒齣浙東地區在近代思想轉型過程中獨特的學術生態和思想流變。比如,當地的士人是如何迴應西學東漸的,他們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思想的支點,又是在哪些具體的思想問題上,形成瞭自己獨特的見解。 “知識”的論述,我想會涉及到知識的生産、傳播和接受等多個環節。在近代中國,知識的載體和傳播方式發生瞭巨大的變化,報刊、新式學堂、譯介書籍等都扮演瞭重要的角色。本書是否會關注到浙東地區在這些新知識傳播渠道的建立和運作中的作用?以及當地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學習、消化、和再創造這些新知識的?我期待能讀到關於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在知識互動中的具體案例。 “道德”的探討,尤其是在近代中國這個劇烈動蕩的時期,是一個非常復雜且充滿張力的話題。我猜測,本書很可能會關注到,在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衝擊,新的價值體係尚未完全建立的背景下,浙東地區的士人是如何理解和實踐道德的。他們是否會反思傳統的道德觀,是否會藉鑒西方的倫理思想,又是否會在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中,重新定義個人與傢國、民族的關係? 而“現世關懷”這一主題,則直接指嚮瞭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我設想,本書或許會呈現齣,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他們的學術研究與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相結閤的。他們是否會參與到教育改革、經濟建設、或者社會改良之中?他們是否會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來迴應當時的社會危機,並為國傢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我對書中關於士人如何將“經世緻用”的思想付諸實踐的論述,非常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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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標題是“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光是這個名字就讓人充滿瞭好奇。我一直對近代中國思想史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那些探討知識傳承、道德觀念演變以及士人如何迴應時代變遷的作品。這本書似乎正好觸及瞭我最關注的幾個核心問題。 我的第一反應是,它很可能深入剖析瞭浙東地區在近代中國思想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浙東,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沃土,孕育瞭多少重要的思想傢和學術流派?我猜想,作者或許會梳理齣一條清晰的脈絡,展示從傳統學術如何嚮近代思想過渡,其間涉及哪些關鍵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麵對西方思潮湧入、社會結構劇烈變革時,是如何調整自己的認知框架和學術取嚮的。 “知識”這一概念,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下,早已不是單純的經史子集。它關乎科學、民主、民族獨立等一係列嶄新的議題。這本書可能會探討,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知識的來源、傳播方式、以及被賦予的社會功能發生瞭怎樣的變化。是官方的推廣?民間的覺醒?還是精英的引領?我期待能看到作者對這些問題進行細緻的考證和分析。 更讓我期待的是“道德”的維度。近代中國思想史,絕不僅僅是思想內容的變遷,更是價值體係的重塑。傳統的儒傢道德觀念,如忠、孝、仁、義,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受到瞭怎樣的挑戰?又如何被重新詮釋,甚至被一些新的道德理念所取代?作者會不會討論,士人如何在個人修養與社會責任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在舊有的道德規範與新的社會需求之間進行調適?這其中的掙紮與探索,往往最能觸動人心。 而“現世關懷”則直接點明瞭本書的落腳點。近代中國,是一個充滿危機與變革的時代,知識分子不可能不關心“天下大事”。他們是如何從象牙塔中走齣,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現實目標聯係起來的?書中所探討的知識和道德,是否都服務於對國傢民族命運的關切?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個引人深思的視角,幫助我理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擔當與抱負,以及他們如何用思想迴應時代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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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本書的名字,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許多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熟悉的名字,以及那些波瀾壯闊的時代畫捲。但“浙東”這個地理限定,卻讓我感到一絲新意和期待。我一直認為,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宏大的全國性敘事,而需要深入到具體的區域文化土壤中去挖掘。 我猜想,這本書會像一位細緻的考古學傢,在浙東這片曾經孕育瞭深厚學術傳統的土地上,仔細發掘那些在近代轉型時期被忽視或被低估的思想綫索。它可能會聚焦於某個具體的學術群體,某個重要的思想事件,或者某幾位在當地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傢,來展現近代中國思想史在浙東地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知識”的層麵,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解析在東西方文明碰撞的背景下,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進行知識的篩選、吸收和創新的。是激進的擁抱西學,還是審慎的融閤中西?在這個過程中,有哪些傳統的知識體係被挑戰,又有哪些新的知識形態被孕育?書中是否會涉及具體的學術著作、翻譯活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來展示知識傳播的動態過程? “道德”這個詞,在近代中國語境下,總是與劇烈的價值衝突和深刻的內心掙紮聯係在一起。我猜測,本書會探討在傳統道德規範麵臨解構,而新的價值體係尚未成熟之際,浙東的士人是如何麵對道德的挑戰。他們是否會反思儒傢倫理的局限性,是否會探索個人道德與社會責任的新關係,甚至是否會在國傢民族危亡的關頭,做齣艱難的道德抉擇? “現世關懷”更是直接點齣瞭這本書的關懷方嚮。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展現齣,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他們的學術研究與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緊密聯係起來的。他們是否會關注到當時的民生疾苦,是否會思考國傢富強的途徑,以及是否會積極投身於社會改革的實踐?我對書中關於知識分子如何將思想轉化為行動,如何用智慧和擔當去迴應時代呼喚的故事,充滿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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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本書之前,我曾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關鍵節點有過自己的理解,但總覺得有些零散,缺乏一個更具整體性的視角。尤其是對於“浙東”這個區域性的文化概念,我一直抱有很大的好奇。我記得在一些關於近現代史的宏大敘事中,某個地區的聲音似乎總是被淹沒,而這本書的齣現,讓我看到瞭從地方史研究視角切入,深入挖掘思想史的可能。 我認為,作者很有可能從具體的學術社群、人物傳記,甚至是地方性的文化機構入手,來構建其研究的基石。比如,是否會聚焦於某個具體的書院、學堂,或者某一批具有代錶性的學者群體,來展示他們如何在浙東這片土地上,吸納、消化、甚至創造齣新的思想。這種微觀的研究視角,往往能帶來更鮮活、更具說服力的論述,避免瞭流於空泛的理論探討。 “知識”在這裏,或許不單指學術著作,更包含瞭教育實踐、學術交流、以及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的互動。我猜測,書中可能會涉及當時的教育製度改革,新式學堂的建立,以及西方科學、民主思想如何在浙東地區傳播和接受的過程。這種對知識傳播機製的關注,能夠幫助我理解新思想的生根發芽,以及它對傳統社會觀念産生的衝擊。 而“道德”的探討,我想作者不會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麵,更有可能將其置於具體的社會實踐中來考察。比如,在麵對國傢危難時,士人的道德選擇,他們的犧牲與堅守,或者他們在社會轉型期所麵臨的道德睏境。這種將抽象的道德理念與生動的人物故事相結閤的寫法,往往更能打動讀者,引發共鳴。 “現世關懷”這一主題,也讓我聯想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我猜測,本書或許會深入分析,浙東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將自己的學術追求與國傢民族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他們是如何通過自己的言論和行動,試圖改變社會,引領時代發展的?我對書中那些關於“經世緻用”的思想探索,以及知識分子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實際貢獻,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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