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16個你或許熟悉的創作人名字，
16個在文藝勞動背後陌生的故事。
16個在文藝勞動背後陌生的故事。
本書是作者何建宗博士與16位創作人的深度訪談錄，他們都活躍於文字、音樂、電影和視覺藝術界。不是由他們坦誠道來，誰又會認真思量創作人顛簸的工作與日常？其實他們的熱情都來自使命感，信念都來自被肯定，掙扎都來自不甘心，堅持則因為有同路人。
這些都是香港創意工業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故作者提倡政策訂立者以「創意生態」（creative ecology）的角度切入，重新思考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以改善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生活素質和工作待遇問題，為向來單一的經濟想像，帶來了新的思考維度。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何建宗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現為該系研究助理教授。研究範圍包括文化政策、創意及文化產業、視覺藝術等。同時為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藝術團體1a space董事兼策展小組成員，以及香港文學館核心成員。
何建宗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現為該系研究助理教授。研究範圍包括文化政策、創意及文化產業、視覺藝術等。同時為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藝術團體1a space董事兼策展小組成員，以及香港文學館核心成員。
圖書目錄
總序
序 創作人的浪漫與日常／文潔華
0 導論：為什麼談創作人？
1 以「香港文化及創意」作形容詞的經濟產業政策
2 文字工作者
2.1 鄧小樺：我很強調要創造職位
2.2 袁兆昌：有得做便做下去
2.3 潘國靈：文學創作是「vocation」 而非「profession」
2.4 饒雙宜：彷彿說理想就不應該講錢
3 音樂工作者
3.1 郭啟華：工作出於實現自我的心理
3.2 藍奕邦：我很慶幸自己會寫歌
3.3 黃靖：我希望我的價值被肯定
3.4 馮穎琪：我是看見空隙 就想去填補的那一類人
4 電影工作者
4.1 麥曦茵：我覺得所謂「為夢想」 這個說法被濫用了
4.2 小野：我的憂慮都是很短期的
4.3 陳心遙：我們從來沒有被保護過
4.4 曾慶宏：對於我喜歡的工作我從來不談金錢
5 視覺藝術工作者
5.1 白雙全：藝術工作者就像農夫
5.2 林兆榮：至少我知道自己不喜歡做的是什麼
5.3 李明明：我當自己是兼職和學習
5.4 梁學彬：我現在做的，給予我拒絕的權利
6 結語：文化及創意是生態，而不是產業
序 創作人的浪漫與日常／文潔華
0 導論：為什麼談創作人？
1 以「香港文化及創意」作形容詞的經濟產業政策
2 文字工作者
2.1 鄧小樺：我很強調要創造職位
2.2 袁兆昌：有得做便做下去
2.3 潘國靈：文學創作是「vocation」 而非「profession」
2.4 饒雙宜：彷彿說理想就不應該講錢
3 音樂工作者
3.1 郭啟華：工作出於實現自我的心理
3.2 藍奕邦：我很慶幸自己會寫歌
3.3 黃靖：我希望我的價值被肯定
3.4 馮穎琪：我是看見空隙 就想去填補的那一類人
4 電影工作者
4.1 麥曦茵：我覺得所謂「為夢想」 這個說法被濫用了
4.2 小野：我的憂慮都是很短期的
4.3 陳心遙：我們從來沒有被保護過
4.4 曾慶宏：對於我喜歡的工作我從來不談金錢
5 視覺藝術工作者
5.1 白雙全：藝術工作者就像農夫
5.2 林兆榮：至少我知道自己不喜歡做的是什麼
5.3 李明明：我當自己是兼職和學習
5.4 梁學彬：我現在做的，給予我拒絕的權利
6 結語：文化及創意是生態，而不是產業
圖書序言
0 導論：為什麼談創作人？
荷蘭藝術家兼社會學家Hans Abbing，曾經寫了一本暢銷書，題為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2002），引起了學界與藝術界關注。而在香港，有關「創意勞動」（creative labour），又謂「創意工作」的討論也在近年慢慢成形：不少文化評論人、學者、創意工作者都開始在報章、網絡、專欄，書寫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希望與困難（梁寶山，2013）；中央政策組亦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發展研究中心與政策二十一進行研究，提交了《香港文化藝術界的人力情況及需要研究》（2012）；本地畫家石家豪曾經作畫《如何（向父母）解釋搞藝術未必乞米》；藝術家程展緯亦曾提《藝術家約章》的建議，以透過與合作機構約法三章，保護藝術家的權益與自主；網上也有不少關心藝術及創意工作的社交平台，如「Artist都要食飯」，旨在宣揚藝術家作為一個專業的立場，「希望令更多人意識到一個專業應該得到的尊重」，並持續地傳播與藝術家和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待遇有關的資訊和評論。然而，當這些有關創意勞動的討論持續醞釀之際，政府政策與本地學界對於香港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還是欠缺了一定的關注，遑論更深入的探討。
在2005年，香港政府確認「文化及創意產業」的重要地位，並於2009年，按2003年訂下的「創意產業」框架，定義「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十一個組別為：廣告，娛樂服務，建築，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文化教育及圖書館、檔案保存和博物館服務，設計，電影及錄像和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電視及電台。然而，在過去近十年的「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發展中，我們不難得出兩項觀察：一，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重心，側重於宏觀的、產業性的，以及硬件的基礎建設與架構組成，而輕視了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個體」，即從事文化與創意相關工作的「創作人」自身；二，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論述，根本上建構在一個對「創意」似是而非至無所不能的模糊概念上，以假設「創意」為一個統一而沒有多樣及複雜性的概念，令相關政策因此漠視了不同產業對於「創意」的不同要求、使用及呈現。
荷蘭藝術家兼社會學家Hans Abbing，曾經寫了一本暢銷書，題為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2002），引起了學界與藝術界關注。而在香港，有關「創意勞動」（creative labour），又謂「創意工作」的討論也在近年慢慢成形：不少文化評論人、學者、創意工作者都開始在報章、網絡、專欄，書寫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希望與困難（梁寶山，2013）；中央政策組亦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發展研究中心與政策二十一進行研究，提交了《香港文化藝術界的人力情況及需要研究》（2012）；本地畫家石家豪曾經作畫《如何（向父母）解釋搞藝術未必乞米》；藝術家程展緯亦曾提《藝術家約章》的建議，以透過與合作機構約法三章，保護藝術家的權益與自主；網上也有不少關心藝術及創意工作的社交平台，如「Artist都要食飯」，旨在宣揚藝術家作為一個專業的立場，「希望令更多人意識到一個專業應該得到的尊重」，並持續地傳播與藝術家和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待遇有關的資訊和評論。然而，當這些有關創意勞動的討論持續醞釀之際，政府政策與本地學界對於香港文化及創意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與工作，還是欠缺了一定的關注，遑論更深入的探討。
在2005年，香港政府確認「文化及創意產業」的重要地位，並於2009年，按2003年訂下的「創意產業」框架，定義「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十一個組別為：廣告，娛樂服務，建築，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文化教育及圖書館、檔案保存和博物館服務，設計，電影及錄像和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電視及電台。然而，在過去近十年的「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政策發展中，我們不難得出兩項觀察：一，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重心，側重於宏觀的、產業性的，以及硬件的基礎建設與架構組成，而輕視了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個體」，即從事文化與創意相關工作的「創作人」自身；二，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論述，根本上建構在一個對「創意」似是而非至無所不能的模糊概念上，以假設「創意」為一個統一而沒有多樣及複雜性的概念，令相關政策因此漠視了不同產業對於「創意」的不同要求、使用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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