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閤山究(Goyama Kiwamu)劃時代經典論著
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卓越貢獻,深受學界推崇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是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閤山究打破傳統明清文學研究隻著重於小說戲麯的文類以及男性觀點的敘事,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齣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進而拓展齣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須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曆史文化相關的研究。
作者閤山究同時重視明清時期的文學氣氛,也就是女性文化與明清主「情」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問題。在節婦烈女觀的篇章中,他認為明清女性與社會道德規範的關係絕不能單方嚮的簡化成「被壓抑」;當讀者仔細剖析節烈婦女的心態與行為模式後,就會發現女子麵臨抉擇時的能動性、女子強烈的榮譽心以及為瞭追求「從一而終」之理想的堅持,凡此種種,正足以顛覆時人認為女子身處卑弱的意識形態。
再者,對明清婦女而言,既然「節孝」的道德是她們成就「名聲」的唯一手段,那麼換個角度言之,節烈婦女成功的為自己形塑成一個道德典範的楷模,不應以傳統的女性被壓迫論述簡單視之。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以資料見長,文中探討的文本除瞭廣博搜攬戲麯、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誌、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同時,閤山究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作者提齣,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
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閤山究提示瞭法國現實主義作傢斯湯達(Stendhal)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係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
另外,閤山究也指齣盡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汙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齣現瞭濛田、拉羅什富科、拉封丹等箴言文學傢。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作者閤山究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因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瞭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問世後,不僅在日本漢學界引發熱烈的迴響,也深受西方漢學界的注目。
閤山究在《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認為,若認為明清時代的「女性」是壓抑的、停滯不前的是錯誤的。當時的女性盡情地活躍於社會文化的前端,儼然已擺脫瞭長期以來默默無聞的形象,同時明清的女性對男性價值的挑戰也達到瞭頂點,當時女性各方麵的能力已獲得強烈的肯定。所以明清並非女性單方麵受男性壓抑的年代,而是男女彼此激烈競爭,新的男女關係胎動正要開始的時代。明清時代的女性在社會文化方麵發揮瞭中國史上空前的「存在價值」,但明清的社會文化確實因「女性」的存在而顯得朝氣蓬勃。因此,明清並非女性最受壓抑與虐待的時代,而是揭開女性時代序幕的年代。
《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第一篇〈情與明清文化〉,此篇主要探討「情」,藉此突顯「情」與明清文化結閤之深。首先在第一章〈「情」的思想—明清文人的世界觀〉,全麵考察當時文人所持之「情」思想的特徵。接著在第二章〈明清時代的「情死」及其文學〉,透過明清時代流行的「情死」事例,說明「情」乃這個時代最顯著的象徵。另外,在〈花案、花榜考〉中,檢討當時青樓流行的妓女品定法「花案」,說明當時妓女文化興盛的情況。最後在第四章〈袁枚的好色論〉,論述清代首屈一指的文人袁枚如何在文學、思想及人性方麵,根本貫徹其「好色」的本質,藉此說明清代乃積極肯定情色的時代。
第二篇至第五篇則列舉影響明清文化至深的各類型女性,分彆加以考察。第二篇〈節婦烈女論〉,探討明清女性文化時絕不可忽略眾多的節婦烈女,故本篇主要探討與其相關的各種問題。第一章〈節婦烈女─—明清時代女性的生涯與心態〉與第二章〈節婦烈女的生死觀〉中賦予她們正麵的評價。在第三章〈死於性暴力的節婦烈女─—貞節與淫蕩的對立〉與第四章〈節婦烈女的多樣化與節烈觀的演變〉中則列舉在一般「節婦烈女」概念之外的節婦烈女,說明這些女子乃當時社會現狀的實際反映,而且她們在文學的題材上也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最後的第五章〈貳臣的節烈觀與節婦烈女傳記中的男性批判〉,考察明末清初「貳臣」的節烈觀,以及節婦烈女傳記中的「女性贊美與男性藐視」之意義。
第三篇〈薄命佳人論〉,《紅樓夢》齣現瞭不少的薄命佳人,故本篇探討的是清代流行之「佳人薄命」美學意識下所産生的文化現象。第一章〈明末清初女性尊重的進展與《紅樓夢》〉中,探討「天地秀麗之氣不鍾於男子,鍾於婦人」之思想源流,藉此突顯封建時代罕見的女尊男卑言論與當時高漲的女性崇拜意識。當時文人還普遍認為薄命佳人死後會變成仙女,其靈魂降下成為乩仙,故在第二章〈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與第三章〈《西青散記》的世界〉中,首先釐清當時流行的「扶乩」術,然後檢討在此風俗下誕生的中國心靈主義文學傑作《西青散記》之世界。繼第二、三章考察的薄命佳人與仙女之密切關係後,第四章〈仙女崇拜小說—《紅樓夢》〉則在說明清代的代錶小說《紅樓夢》並非自傳小說與政治小說,而是描寫仙女被貶為薄命佳人後於人世間生活的情景,故屬於仙女崇拜小說。最後的〈女子題壁詩考〉則考察明清因戰亂流離失所的無名婦女,將自己薄命的身世書寫於驛亭牆壁的「題壁詩」,這類詩詞在文人之間引發瞭熱烈的共鳴。
第四篇〈巾幗須眉論〉探討與「薄命佳人」相反的女將軍、從軍女子、女武者、女豪傑等具男性特質的女強人。第一章〈明清時代的巾幗須眉〉,則從各個角度整體檢視瞭這類女子的活動情形。第二章〈明清時代女性文藝中的男性誌嚮〉,則說明這種重視男性性格的現象不僅反映在巾幗英雄身上,還齣現在當時閨秀的文藝世界。
第五篇〈男性詩人與女弟子〉,此篇聚焦於當時文學史上首度齣現的「女弟子」一詞,在檢討男性詩人與女性詩人的師弟關係時,也考察明末以後閨秀文學流行的情況。首先在〈清代詩人與女弟子〉中,列舉清初文人毛奇齡的女弟子徐昭華以及清中葉前期學者瀋大成的女弟子徐暎玉,論述她們師事男性詩人的經過、彼此交遊的情形與其師弟關係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接著在〈袁枚與女弟子〉與〈陳文述的文學、韻事與女弟子〉中,說明擁有數十名女弟子的清中期、中後期文人袁枚與陳文述的文學活動及其女弟子的入門經過,透過「男性詩人與女弟子」之考察,彰顯閨秀文學隆盛的時代特徵。
最後的第六篇〈戲麯小說的女性〉,本篇探討當時戲麯、小說、彈詞等俗文學中慣用的「選秀女」、「男扮女裝、女扮男裝」之手法及其相關問題。第一章〈「選秀女」與明清的戲麯小說〉,說明當時實際舉行的「選秀女」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以及兩者相互矛盾之處,接著論證《紅樓夢》的元春貴妃省親與「大觀園」的建築,實際上並不可行,乃作者虛構齣來的情節。第二章〈明清時代戲麯小說中的男女變裝〉,分析當時通俗文學中常見的「男女變裝」運用於何種場麵,在檢視其用法的同時也探討瞭慣用此技法的理由,最後亦對當時女性文化的擴展、男女關係的特徵等問題加以考察。
漢賦的興衰與中古文人的審美取嚮研究 第一章 緒論:漢賦的文學地位與研究範疇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討漢代賦體文學從鼎盛走嚮衰微的復雜曆程,並剖析中古時期文人對漢賦遺産的態度、繼承與轉化。漢賦,作為一種介於詩與散文之間的文體,以其宏大敘事、鋪陳誇飾的藝術手法,深刻烙印瞭漢代政治文化的精神風貌。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其“鋪張揚厲”的風格逐漸與魏晉玄學的清峻、樸素思潮産生張力,最終促成瞭文體上的轉型。 本章首先界定漢賦的成熟標誌,即以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為代錶的“大賦”模式,分析其背後的漢代帝國意識形態與宮廷審美需求。隨後,梳理清代以來對漢賦的經典評價體係,指齣傳統研究多側重於文本的辭藻華麗與結構宏大,而對促成其衰落的內在審美動因挖掘不足。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於,將文體演變置於社會思潮的劇變中考察,聚焦於中古文人如何“去其辭,取其意”,重塑文學的價值取嚮。 第二章 漢賦的結構邏輯與意識形態基礎 漢賦的繁盛並非偶然,它是漢代“獨尊儒術”與大一統帝國權力結構的外化體現。本章詳細剖析漢賦的“鋪陳”藝術,即通過詳盡的羅列、誇張的描摹、典故的密集引用,構建一個高度理想化、秩序井然的宇宙圖景。 我們選取代錶性篇目進行句法結構分析,揭示其如何通過排比、對偶的長句,營造齣一種“壓倒性”的語勢,這種語勢象徵著漢王朝對天地萬物的主宰能力。在意識形態層麵,漢賦往往服務於君主贊美或宮苑描繪,其審美目標是“壯麗”與“教化”。“壯麗”是外在的修辭力度,而“教化”則是內在的政治規訓。本章將論證,正是這種對“外物之盛”的極度推崇,為後世的審美轉嚮埋下瞭隱憂。 第三章 魏晉風骨的勃興與對漢賦辭采的祛魅 魏晉時期,社會動蕩,玄學興起,個體生命意識覺醒,文學審美重心由“外物”轉嚮“自我心性”。王粲、嵇康、阮籍等人的創作,標誌著文學從宮廷敘事轉嚮個體抒情。 本章著重分析建安文學對漢賦的“祛魅”過程。曹氏父子倡導的“慷慨悲涼”之音,與漢賦的“雍容華貴”形成尖銳對比。文人不再滿足於對鴻篇巨製的模仿,而是追求語言的簡練、情感的真實與意境的深遠。我們對比分析建安七子在繼承漢賦體裁(如曹植的某些辭賦)時,如何有意地壓縮鋪陳的篇幅,增強抒情的直抒性,例如減少對山川名物的無的放矢的描摹,轉而聚焦於人生苦短、懷纔不遇的主題。這種轉變,本質上是文學價值從“事功”嚮“性靈”的轉移。 第四章 中土文學傳統中的“辭賦”到“詩”的轉義 “賦”在南北朝時期並未完全消亡,但其功能和地位發生瞭根本性變化。在南朝,如謝靈運、謝朓的遊仙詩與山水詩,雖未直接使用“賦”的名稱,卻吸收瞭賦的寫景手法,但將其融入到格律更嚴謹的五言詩中。 本章探討“賦”在文體譜係中的“降級”過程。在南北朝的文人創作中,“賦”逐漸淪為一種應酬或對往昔傳統的緻敬,不再是主流的、具有創新性的文體。特彆是陶淵明對田園生活的描繪,其樸素自然,幾乎是漢賦美學的對立麵。陶淵明雖然也寫有少量賦作,但其精神內核明顯偏離瞭漢賦的張揚傳統。這種從“賦”到“詩”的審美轉移,是中古文人對個體精神自由追求的文學投射。 第五章 賦體在隋唐的復興與格律化的嘗試 隋唐時期,科舉製度的推行對文體産生瞭新的要求。作為考試內容之一,“製誥”和“應製賦”使得賦體得到瞭某種程度的復興,但這種復興是規範化的、功利化的。 本章將分析唐代賦作的特點,例如李白的浪漫主義色彩與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如何影響瞭賦的抒寫。唐代的賦,尤其是在“帖括”考試中齣現的賦,其篇幅被嚴格限製,辭藻雖依然華麗,但結構上已趨嚮於散文的嚴謹而非漢賦的自由鋪陳。我們認為,唐代的賦更像是詩與散文的結閤體,它吸取瞭漢賦的鋪陳之利,卻摒棄瞭其內在的“帝國氣象”,轉而服務於官僚體係的文采展示。 第六章 結論:漢賦的遺産與中古文學的“去華就實” 本研究得齣結論:漢賦的衰亡並非是由於其辭藻的過度使用本身,而是因為其所承載的帝國意識形態與中古時期個體精神的覺醒産生瞭結構性矛盾。中古文人並非完全拋棄瞭賦的技巧,而是將其“拆解”並融入到詩歌、駢文等更符閤時代心境的文體之中。 漢賦留給後世文學的遺産,主要體現在其宏大的敘事結構和對典故的嫻熟運用上,但其“鋪張揚厲”的美學理想,已被魏晉以來的“自然簡樸”所取代。本研究揭示瞭文學審美取嚮的流變規律:當外部環境趨於穩定與統一時,雄渾的辭賦得以盛行;當個體意識尋求突破與超脫時,清峻的詩歌方能成為主流。 (本研究為純粹的文學史與文體學分析,不涉及明清時期的社會或女性文學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