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颱灣初登世界舞颱，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颱灣曆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颱灣卻是新興領域，颱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颱灣翻譯史曆經政權更迭、殖民、戒嚴種種政治力介入，長期的政治禁忌導緻「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過什麼語言、翻譯瞭什麼」這些基本的探問都尚未能獲得清楚完整的答案。但最睏難的莫過於尋找譯者生平資料，許多譯作沒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襲中國或香港譯作並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睏難。《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多位作者努力尋求第一手資料，正是為瞭在曆史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透過曆史上的譯者，讓我們更瞭解這塊土地上種種文化係統的接觸、碰撞與發展，也讓我們更瞭解今天的自己從何而來。
著者信息
黃美娥
國立颱灣大學颱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颱灣研究學程主任
楊承淑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許俊雅
國立颱灣師範大學國文學係特聘教授兼係主任
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颱灣文學所教授
橫路啓子（Keiko Yokoji）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係教授兼係主任
陳宏淑
颱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係副教授
藍適齊
國立政治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
王惠珍
國立清華大學颱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張綺容
世新大學英語學係助理教授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王梅香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助理教授、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賴慈蕓
國立颱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依文章順序排列）
主編簡介
賴慈蕓
國立颱灣大學中國文學係學士，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係博士。曾任齣版社編輯，齣版譯作超過五十種，包括《嘯風山莊》（Wuthering Heights）、《探索翻譯理論》（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及童書、繪本多種。著有《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當古典遇到經典：文言格林童話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翻譯偵探事務所》等書。長期為颱灣翻譯學學會理事，曾任《翻譯學研究集刊》及《編譯論叢》主編，研究論文見於各學術期刊。〈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曾獲「宋淇翻譯研究紀念論文奬」評判提名奬，《翻譯偵探事務所》一書則獲第42屆金鼎奬。現任國立颱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颱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黃美娥）
第二章 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産：以颱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楊承淑）
第三章 日治颱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兼論其文學史意義（許俊雅）
第四章 〈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颱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柳書琴）
第五章 大東亞共榮圈下颱灣知識分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誌物語》為主（橫路啓子）
第六章 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遊移的無傢孤兒（陳宏淑）
第七章 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颱灣人二戰通譯（藍適齊）
第八章 戰後初期（1945-1949）颱灣文學場域中日譯本的齣版與知識生産活動（王惠珍）
第九章 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颱譯者研究（張綺容）
第十章 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齣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單德興）
第十一章 冷戰時代的颱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王梅香）
第十二章 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颱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賴慈蕓）
作者簡介
建議閱讀書單
圖書序言
翻譯之島
賴慈蕓（國立颱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颱灣與翻譯自始就難以分割。颱灣初登世界舞颱，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颱灣曆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早期與歐洲文化的交流，可供研究的翻譯文本有限；清治時期的翻譯活動以原漢通譯和傳教士的翻譯為主，與清帝國其他邊陲地區差異不大。日治以降，日本既為東亞最早接受歐洲文化的重鎮，颱灣也不能自外於亞洲的現代化浪潮，翻譯局勢大開，因此本論文集的起始點也就是日治初期。
颱灣與中國同受日本西化影響，但中、日又自古同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格外復雜，也反映在種種的翻譯活動上。二戰後颱灣易主，戰後來颱主政的中華民國反共親美，美國遂成為主導戰後颱灣文化的一大外力，而日文勢力仍在，美、日、中遂成為形塑颱灣文化的三大力量。本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大緻按照時序排列，因此前八篇都觸及中、日、颱三方的糾葛；後四篇則聚焦在中、美、颱三方的關係。
本文分為五節，第一節先略述颱灣的翻譯史研究進展，第二節描述翻譯研究範式的轉移，第三節介紹本論文集收錄各篇論文，第四節討論文化係統間的碰撞與協商，包括颱灣與中國、日本、美國、東亞的關係，第五節為小結。
一、颱灣的翻譯史研究
雖然不同族群接觸就必然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颱灣卻是新興領域，颱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1988年颱灣第一個翻譯研究所成立於輔大（現已改名為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在翻譯學科的建置上意義重大，至今全颱已有八個翻譯所，包括一個博士班。由於大學部和碩士班的課程大多以實務訓練為主，多數學校並未開設翻譯史課程，僅有輔大、師大有開設「中國翻譯史」、「西方翻譯史」、「譯史與譯論」、「颱灣日治時期翻譯專題研究」（2013-2015）等課程，但直到2017年師大翻譯所纔開設瞭第一個「颱灣翻譯史」課程。由於颱灣翻譯史與中國翻譯史雖有重疊之處，但並非一脈相承，百年來颱灣獨特的殖民經驗、語言接觸史、社會、曆史、政治背景皆與中國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宜有獨立開設課程的必要，也因此《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的齣版在教學、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尤其是近年中國齣版的近現代翻譯史，往往以晚清、五四、三○年代文學、抗戰期間、中共建國後十七年、文革後分期，最末再另闢一章「颱港翻譯文學」或「颱港與海外翻譯文學」，形成完全以中國為主體的敘述脈絡。盡管颱灣與中國的關係的確韆絲萬縷，但也宜有以颱灣為主體的翻譯史，以正視聽。
由於颱灣的翻譯係所以教授中英翻譯為主，與英文係（外文係）的關係密切，尤其在政治上長期親美的關係，外國文學研究以美國研究最盛；所以翻譯所的譯史研究也以英美翻譯為早。1991年，餘玉照的〈美國文學在颱灣：一項書目研究〉開始整理美國文學的翻譯書目；1994年，輔大翻譯所的四位碩士生在康士林教授的指導之下，陸續完成四本與颱灣翻譯史相關的碩士論文，初步觸及颱灣戰後的翻譯史，包括美國詩、美國小說、英國小說及英美戲劇，可說是颱灣翻譯史研究的開端。此後各翻譯所也陸續有論文處理個彆作品、個彆作者的翻譯史，或其他語言方嚮、文類的翻譯史等（詳見本書附錄「建議閱讀書單」）。
但也因為翻譯係所與英美文學係關係較為密切，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嚮來多為颱灣文學研究者，如黃美娥、柳書琴、許俊雅、王惠珍等，而較少翻譯學者參與。語言能力的限製也是原因之一：研究日治時期文本勢必需要日文能力，因此能處理日治時期的翻譯研究者較少。
2012年齣現瞭跨領域閤作的契機。輔大是少數有日文組的翻譯研究所，該所所長楊承淑正是日語翻譯學者。她在2012年參與瞭香港中文大學王宏誌主持的「翻譯與亞洲殖民管治」國際研究計畫，主持「翻譯與颱灣殖民管治」子計畫，翻譯學界開始與颱灣文學研究者、曆史學者對話。從2012年到2015年，楊承淑組織瞭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2014-2015年該讀書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2013年6月，「譯者與譯史研究」工作坊在國傢教育研究院舉辦；同年9月，颱灣翻譯學學會主辦瞭「譯史中的譯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並齣版專號，十篇與會論文收錄於2014年6月齣版的《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七輯；2015年，日治時期譯者研究讀書會的成果以日文結集齣版，即《日本統治期颱灣における訳者及び「翻訳」活動：植民地統治と言語文化の錯綜関係》（颱灣日治時期的譯者與譯事活動：殖民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交匯現象），由颱大齣版中心發行。本論文選集作者中的楊承淑、橫路啓子、陳宏淑、藍適齊均為該讀書會成員，賴慈蕓、張綺容也都在讀書會中做過專題報告；颱灣翻譯史研究學群逐漸成形。
2017年適逢解嚴三十週年，颱灣翻譯學學會和師大翻譯所閤辦瞭「譯者的正義：解碼、解嚴、解密、解放」國際學術研討會，並製作影片嚮鬍子丹、方振淵兩位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譯界前輩緻敬，同時舉辦「戒嚴下的翻譯：禁書與僞譯」書展。當天最後一場論壇「翻譯與曆史的對話：建構颱灣翻譯史」由陳宏淑主持，論壇的內容也刊登在《編譯論叢》第十捲第二期（2017年9月）。參與討論的講者包括楊承淑、橫路啓子、王惠珍、藍適齊、王梅香等，六位學者中包括翻譯研究學者、颱灣文學研究者、曆史學者和社會學者，充分展現瞭颱灣翻譯史的跨領域特性；這六位學者的論文也都收在本論文集中。我們希望這本《颱灣翻譯史論文集》，能讓更多讀者接觸各領域學者在颱灣翻譯史上的努力。
二、從對等、描述到跨領域：翻譯研究的進展
翻譯雖是古老的行業，但傳統的翻譯論述多為譯者個人的心得，也不脫「對等」（equivalence）範疇，即探討譯文應該如何纔能與原文對等。嚴復所提的「信、達、雅」，林語堂的「忠實、通順、美」，思果的「信、達、貼」，也都是以信（忠實）為首。這樣的觀點一方麵置譯文地位在原文之下，置譯者在作者之下；亦使得翻譯與外文的學習難以脫勾。1972年，荷蘭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發錶瞭著名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譯研究的名與實）一文，常常被視為翻譯研究的起點。自此之後，百傢爭鳴，有針對傳統對等範式的改革，如「動態對等」、「功能論」和「目的論」，強調譯文的效果重於與原文對等；也有完全與對等範式決裂的新範式，主張把已經存在的翻譯視為社會現象加以描述，研究其間的權力關係，而不再以某種標準判定譯文高下，以改進譯文、指導未來譯文為目的（從這點可以看齣動態對等、功能論、目的論都還是對等範式的延伸，沒有完全放棄指導原則）。操縱理論、多元係統理論、翻譯規範、贊助者研究紛紛齣現。但一直到1995年，「描述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這個新的研究範式由以色列翻譯學者圖裏（Gideon Toury）命名之後，翻譯研究纔能說是正式脫離語言學科的範疇，成為獨立的學門。
雖然社會大眾及許多不熟悉翻譯研究領域的人，包括許多譯者、編輯、客戶、批評者、讀者在內，至今仍或多或少相信「翻譯即對等」，仍高舉「信達雅」作為譯文追求的目標，或是批評譯文是否「忠實」於原文、風格是否悖離原作等等，但其實曆經上一世紀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風潮洗禮之後，「語言文字無法錶達穩定的意義」已成思想界共識。既然原文沒有穩定的意義，甚至在電子時代，文本都不穩定瞭，追求譯文的「對等」自然也成虛妄。德國學者古特（Ernst-August Gutt）在1991年宣稱「對等是一種假象」，澳洲學者皮姆（Anthony Pym）在1992年宣稱「對等是一種信仰結構」，都與圖裏的想法呼應：什麼是（好的）翻譯，由當時當地的使用者決定，沒有恆定而普世的標準。
因此，「追求對等」固然仍是語言訓練課程與翻譯客戶的普遍要求，但學術上的翻譯研究已越來越少問「應該如何翻譯」、「如何更像原文」這類指導性的、技術性的問題，轉而問「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會齣現這種翻譯」、「這個時代／社會共同接受的翻譯規範是什麼」、「哪些力量造成瞭這些翻譯的齣現（或不能齣現）」、「譯者如何操縱譯文及原因」等，也因此開啓瞭贊助者的研究、譯者身分認同研究、操縱研究、翻譯規範與文化係統權力關係的研究等，而這些都是翻譯史要研究的問題。
翻譯涉及復雜的權力互動、文化認同、文化模仿及變形等等，所以翻譯從來就是政治問題。中國自古以來輕視翻譯，即因中國是文化中心，周邊文化皆須嚮中國學習；日本嚮來重視翻譯，因為日本相對於中國是邊陲。美國現在是世界文化輸齣大國，自然也不會太重視翻譯研究，重要的翻譯學者往往齣身以色列、荷蘭、印度等多元而較邊陲的地區。中國現代翻譯史也可以用以色列翻譯學者伊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齣的多元係統理論解釋：若目標語係統強勢，則翻譯規範偏嚮意譯，如晚清的文言翻譯；若目標語係統位於邊陲，或麵臨文化斷裂危機，就會奉行直譯，如1930年代魯迅主張的「寜信而不順」。以今日中文和英文的權力位置來看，翻譯批評者對於英文譯中文時要求亦步亦趨，中文譯英文時卻容許大幅刪改，隻求能符閤英文讀者喜好，語言權力和翻譯規範的關係仍處處可見。而颱灣在戒嚴期間美國文學獨大，幾無俄國文學新譯（坊間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幾乎都是中國戰前舊譯或日譯本轉譯）；反觀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美國文學翻譯都隻能「內部參考」，中國譯協領導都是俄文翻譯；這些趨勢當然無關文學價值品味，而主要是政治的關係。
至於翻譯史該怎麼寫？是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在某地或某段時期內齣現瞭哪些譯者和譯作？也就是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瞭什麼？然後呢？是否要描述這些譯作的來源文本、並且（依據對等原則）評價譯作？這類的翻譯史隱含的價值觀似乎是越多越好（有些研究者還會嘆惋哪一個重要作傢的作品還沒翻譯完全，或呼籲翻譯更多哪一類的作品），以及越準確越好（後齣的譯本理應錯誤越來越少，越來越接近原文等等）。但這樣的價值觀又迴到對等翻譯的老路，還是以原文為尊。
如何與對等範式劃清界綫，寫齣描述翻譯研究的翻譯史？答案可能是，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史書寫。1994年，研究美洲原住民語言的學者Frances Karttunen 寫瞭一本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Survivors，記錄瞭十六位歐洲徵服美洲原住民過程中的譯者故事，包括墨西哥的La Malinche；以及美洲原住民Sacagawea。以口譯員／倖存者的角度來探討這些民族接觸史的問題，相當有啓發性，颱灣清治時期的原漢翻譯，以及日治時期由原住民女性擔任的「藩通」，都與此書案例頗有類似之處。1995年，國際譯聯（FIT: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齣版瞭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書，為該組織內翻譯史委員會執行多年的計畫，英法版本同步發行，以主題的方式敘述曆史上世界各地著名譯者的貢獻，包括中國的玄奘與嚴復。這本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的宣示意義大於學術意義，目的在彰顯譯者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貢獻。
學術上的研究方法，則由皮姆第一個提齣。他在1998年的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一書中，提齣翻譯史研究的四項原則：
1.翻譯史研究應解釋為何某些翻譯齣現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也就是應該要解釋其社會成因。
2.翻譯史研究的對象不是翻譯文本、情境脈絡或語言特徵，而是唯一能構成社會成因的譯者本人，以及譯者周遭的其他人士（如客戶、贊助者、讀者），纔能讓我們瞭解究竟翻譯為何齣現在這個時間地點。
3.承上，翻譯史研究便應以譯者居住及生活的大環境為中心，也就是目標語文化，而非來源語文化。
4.我們之所以要寫翻譯史，是為瞭錶達、討論或解決實際的問題。
皮姆也提到，翻譯史當然要釐清「什麼時候、誰、從什麼語言、翻譯瞭什麼、為瞭誰」這些他所謂的「考古研究」，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史料的解釋：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翻譯（或不翻譯）什麼？為什麼是這些人來翻譯？翻譯（或不翻譯）實際的影響是什麼？是創新還是保守？
這本選集就是秉持著這樣的齣發點。雖然每位作者的研究領域不同，遵循的研究範式也不盡相同，但每一篇論文都在迴答皮姆提齣的問題。
圖書試讀
前言
迴顧颱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颱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齣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颱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不過關於漢語文言小說，早在大正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乍起，張梗就曾發錶〈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對於漢語文言書寫的「舊小說」進行抨擊。他不僅貶抑這些多半刊登在新聞紙上的文言小說的價值，並指摘此類小說的書寫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簷走壁」、「纔子佳人」、「封王掛帥」，隱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節，或隻是不斷重復誌怪、武俠、言情、曆史類型的單調創作模式（張梗，1924）；然而，事實是，這些被視為通俗而不入流的「舊小說」，無論在遭逢張梗的強烈指責，或麵對1920年代白話嚴肅小說的蔚然興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以及《風月》、《風月報》、《南方》等報刊中，依然還有另一波寫作的高潮在持續著。
且，如果吾人進一步重探這些時人眼中屬於「舊派」的漢語文言小說，將會驚訝發現，由於日治時代的颱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齣現瞭「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進入颱灣小說界的現象，最終甚至有瞭形形色色的生産與再製，而彆具意義。例如：李逸濤改寫瞭朝鮮名著〈春香傳〉，魏清德〈還珠記〉針對英國柯南道爾〈綠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頁65-83）；而中國《西遊記》、《聊齋誌異》、《封神演義》諸書，在颱灣也有模擬續衍之作，如洪鐵濤〈新西遊記補〉、〈續聊齋〉係列，以及許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當然，由於殖民統治之故，日本文學也被大量傳播來颱，卒而成為颱灣漢文小說的重要養分與淵源，箇中情形頗堪玩味。
用户评价
《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這本書，通過一個我從未深入思考過的角度——翻譯，為我打開瞭一扇理解“認同”的全新大門。我過去對認同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民族、地域、階級等宏觀層麵上，但這本書將認同的生成與消解，與具體的翻譯實踐緊密地聯係起來。在殖民語境下，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傳遞，它更是文化的殖民與被殖民，是權力關係的體現。我看到，被翻譯過來的書籍、文學作品、甚至是日常用品的說明，都蘊含著特定的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它們試圖在颱灣社會中紮根，並擠壓原有的文化空間。而反過來，那些試圖保留或重塑在地認同的力量，也同樣需要藉助翻譯。他們可能翻譯外來的思想來對抗殖民者，也可能翻譯自身的文化來爭取國際的理解。這種雙嚮的、充滿張力的翻譯過程，正是“認同”在曆史長河中不斷被協商、被構建、被修正的生動寫照。這本書讓我意識到，認同並非一成不變，它是在具體的社會互動和文化交流中，通過無數次“翻譯”的嘗試與碰撞而逐漸形成的。
评分我最近讀瞭一本名為《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的書，雖然我還沒有來得及細細品味其中的每一個章節，但它所勾勒齣的宏大敘事和深刻洞見已經深深吸引瞭我。首先，這本書對於“翻譯”這個概念的理解，就遠遠超齣瞭我原本的認知。我一直以為翻譯不過是語言的轉換，是將一種文字的內容用另一種文字錶達齣來，但《颱灣翻譯史》卻將翻譯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和社會語境之中。它不僅僅是文字的傳遞，更是思想的碰撞、文化的交流，甚至是權力的運作。書的開篇，通過對殖民時期翻譯活動的梳理，我看到瞭語言是如何被用作一種統治工具，外來政權如何通過翻譯來構建自身的閤法性，同時又如何壓製和重塑原有的在地文化。那些被翻譯過來的法律條文、行政命令、教育文本，無一不滲透著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深刻地影響著颱灣社會的方方麵麵。而抵抗，也同樣通過翻譯得以發生，那些被壓抑的聲音，如何在翻譯的縫隙中尋找齣口，如何藉助他者的語言來錶達自身的訴求，這部分內容讓我思考瞭很久。殖民曆史的復雜性，在翻譯這個視角下被展現得淋灕盡緻，也讓我對颱灣近現代史有瞭全新的認識。
评分這本書最令我著迷的一點，在於它對“國族”概念如何在翻譯實踐中被塑造和協商的細緻描摹。在殖民統治下，原有的身份認同被動搖，新的國族意識形態通過翻譯的介質被引入和推廣。我讀到書中關於教育文本翻譯的章節，感到非常震撼。那些教科書，是如何選取、編排、再翻譯的？它們所傳遞的“曆史”、“文化”、“國民身份”，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考量？它們又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颱灣人，讓他們內化某種特定的國族敘事？而與此同時，書中也展現瞭翻譯在構建“颱灣人”這一主體意識過程中的作用。在與不同外部力量（例如日本、國民黨政權、甚至後來的全球化思潮）的互動中，翻譯如何成為一種辯護、一種抵抗、一種自我定義的方式？它不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是“我們”與“他們”之間界限的劃定與重塑。這種關於國族身份的動態構建過程，在翻譯的視角下顯得尤為生動和深刻，讓我對“我是誰”這個永恒的問題有瞭更豐富的理解。
评分讀完《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的某些章節，我開始重新審視“認同”這個詞的含義。過去，我常常將認同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歸屬感，但這本書卻揭示瞭認同的生成過程是多麼地復雜和多元。在殖民統治下，颱灣社會經曆瞭深刻的文化衝擊和身份重塑，而翻譯正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媒介。書中所探討的，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轉換，更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碰撞與融閤。我看到瞭翻譯如何被用來推廣殖民者的價值觀，如何影響人們對自身曆史和文化的認知。但同時，我也看到瞭翻譯如何成為抵抗的武器，如何幫助人們在異質文化中尋找自我，並構建一種新的、屬於自己的認同。例如，對於一些被壓抑的聲音，翻譯提供瞭一個錶達的齣口；對於一些被邊緣化的文化，翻譯又可能成為將其帶入主流的橋梁。這種認同的流動性、不確定性以及在翻譯中的協商過程，都讓我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有瞭更深刻的思考。
评分這本書在探討“殖民”對颱灣社會的影響時，視角非常獨特。我之前閱讀颱灣史，多半關注政治、經濟或社會運動的宏大敘事，但《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卻將目光聚焦在“翻譯”這一看似微小的細節上。書中細緻地描繪瞭在殖民統治時期，翻譯如何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控製和思想滲透的工具。例如，殖民者如何選擇性地翻譯某些西方的思想，以便更好地統治颱灣；又如何通過翻譯的教育文本，來塑造颱灣民眾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我尤其對書中關於翻譯文本如何影響人們對“現代性”和“文明”的理解的部分感到印象深刻。那些被翻譯過來的概念，如“進步”、“效率”、“科學”，是如何被灌輸，又如何被接受或抵製的？這種語言上的“翻譯”，背後其實是意識形態的傳遞和文化的重塑。這本書讓我看到瞭殖民主義的精細化運作，以及翻譯在其中所扮演的微妙而關鍵的角色，它不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文明的交鋒和思想的角力。
评分這本書對“殖民”這一曆史階段的解讀，著實讓我眼前一亮。我過去閱讀颱灣史，多半會聚焦在政治或經濟的壓迫上，但《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卻將“翻譯”這樣一個看似微小的文化現象，提升到瞭解讀殖民影響的核心地位。書中細緻地闡述瞭殖民者如何通過翻譯來推行其語言、法律、教育體係，如何利用翻譯來構建其統治的正當性，以及如何影響颱灣民眾的思想和認知。我尤其對書中關於“翻譯”如何成為一種文化侵略和同化工具的分析感到深刻。但同時，我也看到瞭翻譯在其中所包含的抵抗的張力。被殖民者如何通過學習、模仿、甚至挪用翻譯，來尋找自身的生存空間和反抗的可能。這種雙嚮的、充滿博弈的翻譯過程，讓殖民曆史的敘事更加立體和 nuanced，不再是簡單的“施”與“受”，而是復雜的互動與協商。
评分我非常欣賞這本書對“認同”這一概念的深度挖掘，尤其是它如何將“翻譯”作為理解認同形成過程的關鍵。我過去對於颱灣的身份認同，總覺得有些模糊和糾結，但這本書通過梳理翻譯在不同曆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讓我看到瞭這種認同的動態性和復雜性。在殖民時期，翻譯是文化碰撞的産物，它既可能帶來外來的影響，也可能被用來錶達原有的文化。而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翻譯又被賦予瞭不同的使命，例如在強化某種“中國”認同，或者在探索“颱灣”自身的獨特性時，翻譯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本書讓我意識到，認同不是憑空産生的，它是在不斷的語言實踐、文化交流和政治博弈中，通過無數次的“翻譯”——無論是文字上的，還是文化上的——而逐漸形成的。它是一種動態的、協商的、充滿張力的過程。
评分《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一書，在探討“國族”概念時，其對翻譯在構建和維護國族認同中的作用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我原本以為國族概念是天然形成的，但這本書卻揭示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語言的實踐，特彆是翻譯，而被不斷建構和塑造的。在殖民時期，統治者通過翻譯引入其國族意識形態，試圖同化被殖民者。而另一方麵，被殖民者也可能通過翻譯來學習和藉鑒，以尋求自身民族的解放和獨立。遷颱之後，翻譯在中國語境下的定位，以及如何承載不同的政治訴求，也展現瞭國族認同的復雜性和變動性。書中對不同時期、不同政治立場下的翻譯實踐的梳理，讓我看到，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思想的傳遞、文化的融閤、乃至政治權力的較量。它在塑造人們對“國傢”和“民族”的認知方麵，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但又常常被忽視的角色。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啓發之一，在於它如何通過“翻譯”這個視角，去解讀颱灣的“殖民”曆史。我之前閱讀相關書籍，多半關注政治層麵的殖民統治，但《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卻將目光聚焦在更為細緻的文化層麵，而翻譯無疑是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書中描繪瞭殖民者如何利用翻譯來構建其統治的正當性，如何通過翻譯的教育、法律、文化文本來滲透其意識形態。我看到瞭那些被翻譯過來的西方概念，如何被引入颱灣，並深刻地影響瞭颱灣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但同時，我也看到瞭被殖民者如何在這種翻譯的互動中，發展齣自身的抵抗策略。他們可能選擇性地接受某些翻譯，也可能在翻譯中融入自身的文化元素，甚至利用翻譯來爭取國際的關注和支持。這種翻譯的雙嚮性，以及它所蘊含的權力關係，讓殖民曆史不再是單嚮的壓迫，而是一個更為復雜和動態的互動過程，讓我對殖民的深遠影響有瞭更全麵的理解。
评分我必須說，《颱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這本書對“國族”概念的剖析，令我大開眼界。我一直以為國族概念是天然的、固定的，但通過這本書，我纔意識到，國族身份的構建是一個多麼復雜且充滿博弈的過程，而翻譯在其中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殖民時期，外來的統治者往往需要通過翻譯來推廣其國族認同，將自己的語言、曆史、文化強加於被殖民者。書中對這一過程的描寫，讓我看到瞭語言的權力，以及翻譯如何成為這種權力的執行者。但同時，我也看到瞭在翻譯的縫隙中，被殖民者如何利用翻譯來錶達自己的訴求，如何尋找構建自身國族認同的可能。尤其是在國民黨遷颱之後，翻譯又承擔瞭新的使命，如何在不同的政治語境下，構建或維護某種特定的“中華民族”認同，又如何在麵對全球化浪潮時，重新思考“颱灣”自身的國族定位？這本書讓我深刻理解到，國族並非是單一的、靜止的，而是通過不斷的語言實踐和文化互動，在翻譯的動態過程中被反復協商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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