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情愛：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的女性身體與主題重述 epub pdf txt mobi 電子書下載 2024

圖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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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者出版社：釀出版訂閱出版社新書快訊新功能介紹

翻譯者

齣版日期出版日期：2014/05/07

語言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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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寫的雖然是文學，但一股與歷史對話的衝動，躍然紙上。──王德威

　　白薇、石評梅、蔣光慈、茅盾、洪靈菲、華漢、劉呐鷗、施蟄存、穆時英－－這些二十世紀的中國一流小說家，處於革命掛帥的年代，面對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困境、私人空間被公共空間吞沒的困境，他們個人的自由與幸福如何從社會的集體理想中破逃而出？本書從從二十世紀文壇小說，看近代中國的壓抑與追求，開啟了文學史書寫的另一種可能，學者王德威譽其「寫的雖然是文學，但一股與歷史對話的衝動，躍然紙上。」

本書特色

　　從民初文壇知名的小說文本，探討作家對於情愛和個人自由的追求。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劉劍梅

　　劉再復之女。出生於福建省南安縣。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副教授，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曾出版過中文著作《莊子的現代命運》、《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與劉再復合著）、《革命與情愛》，英文專著《革命與情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Revolution Plus Love：Literary History，Women's Bodies，and Thematic Repeti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金庸現象：中國武俠小說與現代中國文學史》（The Jin Yong Phenomenon：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與何素楠Ann Huss合編），另有中英文文章數十篇，發表於各種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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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中文版自序

引論
　現代性與革命
　革命與愛情的譜系
　延續與中斷
　表演式行為
　革命話語的自我循環

第一章　「五四」後的文壇風景
　階級性民族認同
　理論準備不足的文藝論爭
　公式草創：蔣光慈現象
　「革命加戀愛」的模擬
　文學時尚的傳播

第二章　左翼作家的眼中和筆下
　蔣光慈與茅盾：新女性的性感身體和政治
　洪靈菲：哭泣、頹廢、徘徊的青年
　華漢：時代病與性衝動的革命現實

第三章　女性化政治
　命名與再命名
　白薇：歇斯底里的女性寫作
　廬隱：超驗的女性愛和死亡迷戀
　丁玲：重塑新女性

第四章　上海變奏
　施蟄存：性心理政治
　劉吶鷗：混雜的認同
　穆時英：內心世界和對現代性的批判
　張資平：革命外殼下的消費文化
　葉靈鳳：政治和商業的媚俗

第五章　愛的遺忘與記憶
　新國家「性與革命」的新理念
　夫妻之間的微妙變遷
　「有始無終」的情愛尷尬
　女性主體性的可能

第六章　告別革命還是銘記革命？
　回歸本土認同和性尤物
　王小波的施虐受虐美學
結論

補篇

　第一章　晚清小說中的女性、民族和敘述
　　第一節　欲望的敘述：烏托邦與現實
　　　平衡東西方衝突的女性藥方
　　　作為愛欲的革命表述
　　　色情想像作為一種革命證明
　　第二節　女性主義詩學
　　　女性氣質的界定
　　　世紀末的新女性文本

　第二章　性別的地緣政治（社會空間與身體易變）
　　重慶：雙重角色
　　上海：多變的政治修辭
　　延安：紀律地帶的性困境

參考文獻
譯後記／郭冰茹
後記／劉劍梅

圖書序言

【丁玲：重塑新女性】

在丁玲涉及「革命加戀愛」主題的小說中，新女性不像石評梅所表現的那麼憂鬱感傷，也不像白薇所表現的那麼歇斯底里，更不像左翼男性作家筆下的既頹廢又革命的女人，浪漫地用她們魅人的身體去實現革命目標。相反，她們面臨一個新的政治環境，隨著左翼作品中「大眾」這個形象的出現，這些新女性開始處於尷尬的地位，因為她們大多都象徵著現代和西方的女性觀念，還帶著濃厚的小資產階級色彩。

早在一九二八年，女作家丁玲就以她的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而聞名，小說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聲音，大膽、開放、坦率地訴說了一個現代女性的欲望、身體、性本質和困境。正如劉禾所指出的，《莎菲女士的日記》「通過堅持採用女人和女人之間的親密交談的方式，她以性別化的詞語，重新界定了閱讀和寫作」，並且「這樣一種女性間的交談使得才子佳人（本土的）以及中世紀的歐洲騎士（舶來的西方理想）都成為冗贅之物」。

不像石評梅和廬隱那種極端隱秘的帶有詩意的談話，莎菲的坦率不僅談論內心的一切，而且勇敢地表露女人的欲望，特別是身體的性的欲望。丁玲並沒有建造一個超驗的、藝術的、審美的烏托邦式的女性聯盟，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把一個覺醒了的女人放回到世俗的世界中，孤獨而病態，並讓她大聲地說出自己真實的欲望和作為現代女性的痛苦。五四運動之後，女人能夠如此敏銳地意識到她們自己的身體、欲望和性本質是意味深長的。

然而，雖然丁玲是表現女性主體性的先鋒，但她的寫作卻在1931年之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那一年，她的丈夫，共產黨員胡也頻被國民黨殘酷地殺害了。從那以後，她的文學寫作就開始緊緊地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先不說她的意識形態寫作，還是分析她的《韋護》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這三篇小說都寫於胡也頻死前，屬於「革命加戀愛」的類型。雖然後來丁玲承認她「陷入戀愛與革命的衝突的光赤式的陷阱裏去了」，可是正如梅儀慈（Yi-tsi Mei Feuerwerker）所說的，這三篇小說「顯示出丁玲已經解決了從愛情到革命、從聚焦於內心體驗到關注政治現實的外部世界的艱難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