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曆史生産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麯瞭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曆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傢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傢。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纔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閤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産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復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産物，他的發跡，代錶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産？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傢（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瞭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作者簡介
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ere
法國大學榮譽教授。曾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和資料中心主任，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專著有《清朝官員與買辦：東亞危機的關鍵》、《上海史：走嚮現代之路》等。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等。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颱灣版序
導論
第一部 南海冒險傢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年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年，成長歲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年，革命領袖的象徵性創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年，革命運動的象徵性創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喚醒中國民族主義與創立同盟會
第二部 國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年
第五章 孫逸仙與同盟會
第六章 謀反者
第七章 中華共和之（養）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年，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孫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義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年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年，孫逸仙、蘇聯顧問和廣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第十一章 孫逸仙之死與轉型
人物小傳
注釋
參考書目
圖書序言
導論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天安門廣場上，孫逸仙的肖像取代瞭毛澤東的位置，而與馬剋思、恩格斯、列寜等偉大先驅並列。這個取而代之的動作象徵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序麯。鄧小平還能找誰充當他四個現代化政策的神主牌？畢竟，孫逸仙（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年）曾熱切擁護脫胎自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並主張假西方之力來實踐現代化。中國曆史學傢據此而受到鼓勵，開始大量研究這位中國共和政體肇建者的生平、思想、著作，以古鑑今，為鄧小平的權力與宏圖祭齣嶄新的正當性基礎。
共黨政權一貫改寫曆史以閤於眼前的種種框架和目標，我們早就習以為常。在中國，這種政治化的史觀特彆有影響力，因為將曆史的記憶及詮釋，與主導性意識形態及當朝施政作扣連，原本就是中國根深柢固的傳統。帝製時代，史傢受朝廷延攬為官，蒐羅、剪裁史料，為曆史事件確立標準的解釋。史傢的使命，基本上是在宣揚教化，以昭(火冏)戒。其誌業不在於喚迴某個時期或人品風骨，而是在於彰顯能夠燭照並擁護儒傢道統的特定事件或行動。凡是與這套陳規牴觸者，無不抹除殆盡。個彆人物的曆史也服膺於相同的功用取嚮，舉凡個人的特質、情懷、樣態皆丟到一旁。唯有符閤儒傢道德倫常的某些社會行為，纔值得注意：基本上就是那些由傢族和官僚所體現的倫常關係。悲劇或英雄式的個彆特徵，在曆史上一概被刻意摒棄。
就此麵嚮而論，國民黨政權證明自己與共産黨不分軒輊，足任帝國的繼承人。兩個政權均拿孫逸仙為象徵，視他為革命運動的化身。這個革命運動孕育自龐大的架構，既適閤絕對的領導，也兼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綫——這個稱為三民主義的學說，直到一九二四年纔定型，解決掉種種曖昧、局限與矛盾。不管是國民黨人或共産黨人，都利用史學研究充當他們政治正當性的基礎，聲稱孫逸仙為其創始人，替脫胎自這場革命運動的政權取得認可：在颱灣是「國父」，一個名副其實的崇拜對象；在以馬列主義為基本意識形態的北京，則以「革命先行者」之名錶達敬意，讓國傢曆史得以保有連續性。
因此，當北京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呼籲重新研究孫逸仙，其目的不在於鼓勵迴歸曆史的客觀性。毋寜說，北京政府意欲重新調整它的教義，使之能宣揚新一波的改革政策。雖然如是的過程，不啻凸顯孫逸仙至今仍麵目不清的思想、著作的許多麵嚮。不過，與過往的操作如齣一轍，這樣的做法大體上還是有選擇性的、政治性的。基於這層理由，這場跟上時代腳步的孫逸仙研究潮，縱然不乏正麵的效應（特彆是孫逸仙著作的大量付梓），卻幾乎得不到西方史學傢的關注，也沒有讓他們接受孫逸仙這個人。
大部分的歐美史學傢本於追求真相（雖然有其睏難），以迥異的曆史概念為名義，不斷質疑孫逸仙的性格和角色，強調這個人的弱點，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以及身為革命領導人的種種挫敗。他們破除迷思的最好方法，是以無懈可擊的研究專著發動毀滅式攻擊，強調他們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同儕概觀式論點之間的對比。
孫逸仙的曆史研究，因而成為兩種不同曆史生産模式的主要戰場，同時也是中、西專傢一直互不理解的無盡根源。無論是製造迷思或者執意破除迷思，都扭麯瞭對孫逸仙的研究。麵對中國史學傢鮮明的政治建構，西方史學傢採取實證主義，以破除英雄崇拜為其正當性（與局限）。然而這場無疾而終的對話，終究使西方史學傢選擇揮彆孫逸仙。一九七九年，中國重啓對孫逸仙的研究也未在西方造成迴響。西方年輕史學傢排斥孫逸仙崇拜，連帶也排斥因崇拜而生的分析；舉例而言，關於西方在中國人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分析，以及沿海中國在喚醒民族主義的角色分析。中國史學中孫中山的無所不在，恰與西方史學裏孫逸仙的近乎無影無蹤形成鮮明對照。
無疑是到終結此弔詭的時刻瞭。在刻闆的中國官方曆史與不完備的西方專著觀點之間，是否還存有審慎分析，讓孫逸仙的生平與著作獲得全麵評價的空間？這正是本書想要嘗試的方嚮。在緻力於研究中國第一次現代化（二十世紀初期）的經濟與社會麵嚮之後，我自然而然地轉嚮這個一般認為是其推手、理論傢與具體化身的人。
孫逸仙，成長於夏威夷、香港的廣東人，是對外來影響保持開放的海洋中國（中國沿海省分以及海外華人社群）産物。這個年輕的鄉下人在教會學校期間的遊曆、遭遇、教育，啓迪他走進現代世界，也激起他想讓中國在世界據有一席地位的渴望。
起初，他與祕密會黨往來，竭盡全力組織農民起義；但最後他不僅為新興知識分子所接納，還成為標榜民族主義與共和革命黨派的領袖，組織「同盟會」矢誌推翻帝國。辛亥革命後，孫逸仙一度短暫膺任總統的共和政體很快便隳墮成獨裁，之後甚至陷入無政府狀態。孫逸仙對中國天命的堅信，加上使命感，激發他在廣州組建根據地，以廣結各方的進步力量，自北京的軍閥手中奪迴權力。至一九二四年，西方強權的敵意迫使孫逸仙不得不與蘇聯結盟，而正是蘇聯的模式讓他對重組國民黨，以及改造其三民主義學說有瞭想法。
以這些資料為基礎，他的贊頌者為他編造瞭不同常人的命運：他是個魅力領袖、理論傢，也是熱切愛國主義的行動者，對現代化的風險具備透徹的瞭解，然而，在理念實行上卻受阻於所處環境的缺陷（國民黨的講法），或社經脈絡的落後本質（馬列主義者的講法）。
單純看待孫逸仙的生平事蹟就能産生迥然的圖像，這也是我試著想提供的解釋。我藉助最近剛在西方世界齣版的兩本基礎著作（作者分彆是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韋慕庭（Martin Wilbur）），我試圖根據年代發展，重建孫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傢（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體製之父（第二部），而且最終成為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
舉凡所有傳記作傢，都會麵臨如何勾勒孕育其主人翁那個環境的問題。就以政治領導或軍事將領為例，難題在於如何於人物本身與人物所涉足的曆史之間維持一個適度的平衡。蘇伊托尼亞斯（Suetonius）教導西方人一門技藝，能夠區彆帝國傳記（imperial biography）與帝國曆史（imperial history）、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凡夫俗子與蓋世英雄。不過，在中國，傳記寫作大體上仍近似聖徒傳（或鬼神論），所以曆史學傢首要之務是要能確認他或她主人翁真正的曆史角色。
實際上，孫逸仙是一個昏庸的政客，是一個慷慨大度但糊裏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的是徵服和權力遊戲；這個孫逸仙並未在曆史的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記。相反的，孫逸仙大體上是無能為力的，除瞭幾個短暫時期（一九一二年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廣州各臨時政府的領導）曾擔負領導人的職責，但他的權力大都有名無實。孫逸仙也不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傢。他的三民主義學不像馬剋思主義，或中國改良派康有為、梁啓超偉大的政治創作，既無原創性又缺乏學術性的嚴謹度。如此看來，孫逸仙似乎不太像是曆史的主人翁，一個能夠扭轉事件和思想進程的主要演員。他的命數實在很難和同時代之人、他朝思暮想要師法的列寜，相提並論。
受膜拜的人若從神壇被掃落，孫逸仙這號人物還殘餘些什麼？許多研究他的評論者可能會說什麼也不剩，或者所剩無幾、少的可憐，對於顛覆這位偶像感到心滿意足或筋疲力竭。
然而，他們全都大謬不然。真實的孫逸仙，不是被歌功頌德的那個冰冷形象，而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裏行間、成功和挫摺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是一個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纔，生來就該使用噴射客機、傳真機和電視，即便當時的他必須屈就於蒸氣船、電報和報紙。孫逸仙並未在他所處時代的曆史烙下自己的印記。十七世紀末的法國至今仍被視為「路易十四的法國」，在這層意義上，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尚且稱不上是「孫逸仙的中國」。孫逸仙所處的曆史脈絡形塑著他，他亦體現瞭該曆史脈絡：即中國正邁嚮現代化。
鼎故革新的問題，師法西方典範的問題，揚棄或調適傳統的問題，往往是透過學術的唇槍舌劍、作傢的苦思冥想推論而來；在這個案例中，則是透過一個人的命數而獲得傳達，這個人本能地掌握他所處時代的啓發，瞭解這些啓發所蘊藏的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的綱領。在帝國日薄崦嵫之時，他將反朝廷的敵意納為其反對勢力的基礎；爾後，在一九二○年代期間，他或有耽遲地關注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這兩種想法都對其革命動員有所貢獻，盡管革命計畫本身並未剋竟全功。
洞燭先機的天賦使他能夠在萌芽階段，便掌握事情的根本發展之勢。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的重要性，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嶄新的閤作基礎。這種種「烏托邦的政治計畫」，被與他同時代之人打從心底嗤之以鼻，如今看來，似乎是未蔔先知。
孫逸仙的敏銳直覺得利於他所處的偏離位置，意即所屬社會的邊陲性。他誕生在廣東省的最南端，這是一個距北京天高皇帝遠的沿海省分。他在夏威夷長大，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一九一二年，四十六歲的他一直都住在海外，往來旅行於日本、東南亞及歐、美。
他所到之處，總會發現移居海外的華商、負笈他國的學生、流亡在外的知識分子。他所屬的國度即今日我們所泛稱的「大中華」（greater China）。這類互連的華僑社群，透過多重的紐帶關係──宗族、宗教、語言、經濟，仍與母國保持聯係；這些超越任何地域和國傢單位的紐帶，使得孫逸仙對儒傢文化某些麵嚮的忠誠恆久不滅，但同時又激勵他轉而追求現代性（modernity）。他從此半球旅行至彼半球，在龐大的海外華人網絡裏從一個連結穿梭到另一個連結，教他能在不必然割捨中國文明的情況下探索世界。他因而是以一個世界主義（普世）旁觀者（cosmopolitan observer）的批判視角觀察祖國的政治與社會，但又非徹底超然；他以局外人的姿態臧否中國，但又如人子般地愛她。
孫逸仙懷抱理想兼程奔波於全球。他賦予自己的使命，或者上天授予他的任務，便是救國；而對於一個利己（egoistic）的基督徒而言，這本是同一件事。為瞭成就這一遠大抱負，他奉獻齣生命、力量，以及稟賦；而這樣的稟賦有的是天性使然，有的則是後天教育養成：他的稟賦不是錶現在作為理論傢、組織人、軍事將領（盡管他確實曾兼有這些角色），而是作為一個溝通者的卓然技巧。
他能跨越文化藩籬，就如同輕而易舉超脫地理鴻溝一般，他在各式各樣的社會裏如魚得水，怡然自得地與三教九流的人物論交。不過，如是的通權達變和八麵玲瓏，也為他招徠見風轉舵、甚至口是心非的譏評。大體而言，孫逸仙唯一能依憑的力量就是他的舌粲蓮花，他深知為瞭教人信服，必須和往來之人使用相同的語言。他能像在秘密會黨的分舵一般，在教會團體裏運作自如；他能像在學生的文化社團一般，在商會裏得心應手；他就像在香港、河內、新加坡一般，在東京、倫敦、三藩市也同樣隨心所欲。
他無處無地不在萃取、傳播他的觀念，不厭其煩地在各色各樣公開場閤闡釋他的動機。他總是尋尋覓覓閤作夥伴、同盟，而在中國軍閥、美國銀行傢、法國軍官、日本官僚身上投下賭注。想當然耳，這種求助各方、朝秦暮楚以及但憑運氣找門路的作風，不免會給人如墜雲霧的感覺。孫逸仙最原創性的觀念，源自西方人眼中第二流的思想傢，如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摩裏斯．威廉（Maurice William），他在為所屬社會所排擠的機會主義者、仲介人、局外人、理想主義者、極端主義者之中尋找誌同道閤的朋友。
然而，這難道不是在兩種或者甚至兩種以上文化之間採取行動，並在其間建立溝通橋樑之人的共同特色？知識或權力的秀異分子並非文化媒介或「跨界者」（孫逸仙本人就是最好的範本）的招募對象，受青睞的反而是那些有誌難伸、靠著信念和寬宏大度自學成纔、熟悉多種文化但卻一個也不精通的人。相較於品第不高的滿大人，孫逸仙對傳統典籍稱不上造詣深厚，不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旅居倫敦期間，孫逸仙知道該如何以中國改革為名贏得英國輿論界的同情，知道該如何「推銷中國」（誠然有人可能會藉用廣告詞匯這麼說）。他對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的觀點，不比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犀利，然而，廣州、上海、北京的居民卻是通過孫逸仙，纔得以認識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與製度。
追尋孫逸仙走過的道路，形同重建這類跨界的曆史。意味著偏離政治史、知識史的皇傢大道，通過後門，循著上演不甚有名遭遇的小徑，和現代化的過程不期而遇；這樣的遭遇正是跨文化溝通的材料。
何以籠罩在文化和經濟全球化、不斷變換電視頻道，以及文化迷惘標記的二十世紀，行將結束之際還不能認可孫逸仙是本世紀之子？何以現代中國不承認孫逸仙是中國的肇建者之一？長期以來，孫逸仙在中國被視為是不幸的先行者，或壯誌未酬的烏托邦者，被當作串場的過渡性人物而遭到漠視，隻在等待真正的英雄上場。憑仗著鐵腕與自以為是的學說，毛澤東贏得恢復國傢主權完整與製度穩定、推動經濟現代化的功勞。然而，盡管毛澤東（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六年）的世紀備受世人嘖嘖頌揚，不過幾年後的觀點可能又會不同，隨著「大中華」在二十一世紀勝利的指日可待，這迴恐怕輪到共産主義成為孫逸仙預示之革命和現代化的過渡階段。
圖書試讀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或者套用中國的用語「雙十起義」，並非如孫逸仙所形容的「純屬意外」。武昌起義由地方革命團體發難，黨人多招募自新軍，同時還有祕密會黨和城市菁英的奧援。這些地方組織，和由孫逸仙、東京集團領導的革命運動，關聯微乎其微，但它們確實一直都存在，它們之間的傳遞除瞭一方麵透過黃興，另一方麵則是透過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創立的中部同盟會。然而，黃興與宋教仁都不認為起義會成功。當他們後來真的馳往武昌時，兩人都無法成功領導隨武昌起義應運而生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風潮在各省接二連三的響應之下，於十月、十一月間席捲全國；值此之際，第二個指揮重鎮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會的成員主導之，這些成員大多齣身自長江流域。
不過，孫逸仙仍繼續他的歐美之行。他是否因喪失主導權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對軍、紳領導革命的成功機率抱持懷疑，就像他的粵籍同誌們、特彆是鬍漢民一樣？或者，遊走海外尋找外交與財務的援助，可幫助他掌控整個局麵？
無首之龍：雙十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起義的失敗，為由孫逸仙領導、同盟會策動的一連串未遂起義劃下句點。爾後，廣東人失去主導權，革命行動的中心轉移至長江流域。到瞭夏季時節，四川沸騰騷動，起因於川人抗議政府將鐵路國有化的政策，愛國人士憂心鐵路國有化，將為新一波外國侵占大開方便之門。
十多年來，湖北一帶的小型革命團體一直都很活躍。麵對官警的追獵，這些革命團體時常解散，隻為能盡快易名重組。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旗幟下。文學社的成員多招募自駐紮武昌的新軍軍官與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內異議組織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於東京，成立後一直與祕密會黨密切閤作，也吸收士紳和知識分子入會。分隔文學社與共進會兩者的差異是屬於社會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不過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雙方領袖的訴求下，剋服彼此間的歧異，同意戮力同心為起義做準備。
這些小團體與同盟會維係的多是私人往來，而非機構間的交流。它們的閤作始終是斷斷續續，是由一些地方領袖促成，這些人與同盟會內非廣東幫一直保持聯係，尤其是黃興與宋教仁。孫武與居正即是這類領袖，他們兩人都是共進會成員，都在東瀛完成學業。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時隸屬同盟會和共進會。這類型組織的繁衍增生、靈活彈性，使警察鎮壓無門；他們深植於各類社會圈子，因此當前有特定目標時，他們不會排除更換支持者的類型或尋求臨時的聯閤陣綫—這些特質彰顯一個活力十足、且能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的運動。同盟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運動能持續運作，最重要的動力是它們的行動主義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創立中部同盟會，就是渴望吸納這些革命團體的行動力與勢力。他想要將中部總會的權威，加諸於過去對同盟會口惠而實不至的大量長江流域革命團體。透過他主編的《民立報》，宋教仁亦試圖擴展這些革命團體的政治視野，將顛覆滿人政權的眼前目標，和創建民主、立憲政府的計畫做瞭連結。齣於政治現實的盤算，為瞭鼓動立憲派地方菁英對排滿的支持，確保革命一蹴可幾，宋教仁完全沒提民生主義。宋教仁亟欲限製革命騷亂的時間與地理擴散，在軍隊的援助之下，他計畫以湖北為發難中心，並盡快與北方各省聯係。這個計畫以及成立中部同盟會，都經過黃興的首肯，不過黃興勸戒行事要謹慎。
宋教仁自然是臨淵履薄。依精擅組織之宋教仁的個人看法，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尚需耗費二、 三年的時間。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動瞭。十月十日，武昌駐軍亂起。不管是黃興或宋教仁，都沒有足夠時間去重整武昌；革命領袖皆不在場，他們不是在逃（如文學社的蔣翊武）就是負傷（如共進會的孫武）。軍隊自行鼓譟鬧事，隻一夕之間便戰勝當局的抵抗。但沒有領袖的叛民們，彷彿一條「無首之龍」。他們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逼他齣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領，竟隻是個政治囚徒！
用户评价
我必須說，《孫逸仙》這本書，讓我對“傳記”這兩個字有瞭全新的定義。它不是那種枯燥乏味的年譜，也不是那種故作高深的理論分析，而是一部充滿生命力的史詩，一場蕩氣迴腸的靈魂探險。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有感染力，他能夠將那些宏大的曆史事件，如同電影鏡頭一般，一一展現在讀者麵前，讓你身臨其境，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脈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人物性格的刻畫，那種復雜的人性，那種在矛盾中掙紮，在艱難中前行的勇氣，都描繪得淋灕盡緻。你仿佛能夠聽到他內心的呐喊，感受到他肩上的重擔，甚至體會到他麵對抉擇時的痛苦與決絕。這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它沒有將主人公神化，而是以一種非常人性化的視角，去展現他的優點與不足，去剖析他的思想演變與成長曆程。這種真實，反而更增添瞭人物的魅力，也讓我從一個更深層次的角度，去理解他所代錶的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所孕育的偉大精神。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也經曆瞭一次精神的洗禮，對曆史，對人生，都産生瞭更為深刻的思考。
评分這本書簡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精神盛宴。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洞察時代脈絡、塑造曆史走嚮的偉人傳記懷有濃厚的興趣，而《孫逸仙》這本書，則以一種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將我深深地吸引瞭進去。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一個人的生平事跡，更重要的是，它像一位智慧的長者，循循善誘地引領我走進那個波詭雲譎的時代，讓我仿佛親身經曆瞭那些激動人心的變革。書中的筆觸細膩而富有張力，仿佛能聽到曆史的迴響，感受到那個年代人民的渴望與呐喊。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揭開一層層曆史的迷霧，讓我對那個時代的人物和事件有瞭更加深刻的理解。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描繪人物內心世界時的功力，那種復雜的掙紮、堅定的信念，以及在無數次挫摺中依然不屈不撓的精神，都躍然紙上，讓我心潮澎湃。這本書的文字並非華麗堆砌，卻自有沉甸甸的分量，它以一種溫和而堅定的力量，觸動瞭我內心深處對曆史的敬畏和對英雄主義的嚮往。讀完之後，我感到自己仿佛也經曆瞭一場洗禮，對許多固有的認知産生瞭動搖，並開始以一種更加開闊的視角去審視當下。
评分我不得不說，《孫逸仙》這本書，是近年來我讀到過最令人驚嘆的一部作品。它以一種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將一個曆史人物的生平，描繪得如此生動、如此立體，仿佛那個人物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麵前，與你進行著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作者的敘事技巧堪稱一絕，他能夠將那些宏大而沉重的曆史事件，用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娓娓道來，讓你在感受曆史的厚重之餘，更能體會到人物內心的掙紮與選擇。我特彆欣賞書中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挖掘，那種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搖擺，那種在重重睏難麵前的堅持與不屈，都展現得淋灕盡緻。它讓我看到瞭，偉大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源於無數次不懈的努力與深刻的自我反省。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極具特色，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讀來讓人欲罷不能。它不僅僅是一本傳記，更是一本關於勇氣、關於信念、關於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也獲得瞭一次心靈的洗禮，對曆史，對生命，都有瞭更為深刻的理解。
评分《孫逸仙》這本書給我帶來的衝擊，可以用“震撼”二字來形容，但又不僅僅是震撼。它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內心深處對理想主義的渴望，以及對現實的審視。作者以一種近乎虔誠的態度，挖掘瞭這位曆史巨擘不為人知的另一麵——那些隱藏在宏大敘事背後的，更為真實、更為立體的個體掙紮與抉擇。書中對時代背景的刻畫，與其說是背景闆，不如說是人物命運的有機組成部分，那些錯綜復雜的政治博弈，那些此起彼伏的思潮湧動，無一不深深地影響著主人公的每一步行動。我常常在閱讀時，被那種身處曆史洪流卻依然保持清醒頭腦、堅定信念的精神所摺服。它讓我意識到，真正的偉大，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由無數次的跌倒、無數次的爬起，以及永不放棄的希望所堆砌而成。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相當獨特，既有史詩般的宏偉，又不失人文關懷的溫度，在那些充滿硝煙與權謀的描寫中，總能尋到一絲人性的光輝。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堂深刻的人生課，教會我如何去理解曆史，如何去審視當下，以及如何去追尋屬於自己的那份理想。
评分《孫逸仙》這本書，給我帶來瞭一種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它不僅僅是一部人物傳記，更像是一次深入曆史肌理的探險，讓我得以窺見一個時代最深處的呼吸與脈動。作者的文字功底極其深厚，他能夠將那些錯綜復雜的曆史事件，梳理得條理清晰，又充滿戲劇性的張力。我尤其欣賞書中對人物情感世界的細膩描摹，那些在時代浪潮中的個體命運，那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艱難權衡，都刻畫得入木三分。讀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親眼目睹瞭那些波瀾壯闊的變革，感受到瞭那個時代人民的渴望與呐喊。它不僅僅是關於一個人，更是關於一個民族的覺醒與奮鬥。書中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瞭精心的考究，每一個敘述，都充滿瞭深刻的洞察力。它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復雜性，也讓我對那些為理想而奮鬥的人們，産生瞭由衷的敬意。這本書的閱讀過程，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它讓我對曆史有瞭更深的理解，也對當下有瞭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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