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曾於同治三年(1864年)將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國際法原理)學說譯為《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公刊出版。在此之前,《萬國公法》只是規範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秩序原理,其道理在於各國際體系因其歷史文化價值各有不同所致,故其國際秩序原理也就各有不同。
因此,英國曾於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華,於朝見乾隆皇帝時,中國依〈天朝定制論〉往例以貢使待之,因而爆發「天朝上國」對「大英王國」的衝突。此即東方依「天下階層體制」與西方循「主權對等體制」之「天下秩序原理」與「國際法秩序原理」間的衝突。
然自工業革命後,西方國力急速上昇,英國在國富兵強後,於清末先挾其「船堅炮利」的武威擊敗清朝,再以《萬國公法》的文攻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束縛中國,進而將鴉片合法化以麻醉中國。從此,清朝由《天下秩序原理》規範的天下,淪落成為《萬國公法》規範下的老弱國家。從此,隨著清朝中國的式微,《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從此就消失不見了。
規範東亞國際體系的的國際秩序原理,本書稱之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然而,何謂《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或《天下秩序原理》? 於今,其內涵卻無人真正知曉,蓋其非成文法所致。二戰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組織編纂之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一書來看,這是天下秩序中關於「朝貢體制」的「現象研究」,而非針對天下秩序的「原理研究」。此外,戰後以日本東京大學西島定生為主體之東洋史研究則提出「東亞世界與冊封體制」的研究。前者,開啟了朝貢體制的研究。後者,則開啟了冊封體制研究,可謂東西相互輝映。二位大師因之開創了戰後「朝貢體制」與「冊封體制」的「冊封朝貢體制」研究熱潮,乃有今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將現象結合理論的〈封貢體制論〉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甚至擴大其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有進一步拓展建構成為《天下秩序原理》=《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趨勢。
《中國傳統「國際關係」之論述¬─¬─〈五倫天下關係論〉的規範性理論建構》一書,即是一本企圖將傳統中國之「天下關係」與西方之「國際關係」進行切割,進而建構中國之〈五倫天下關係論〉的嘗試性作品。按國際關係一詞乃源自西方,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各式各樣關係。眾所皆知,西方的「國家」是指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理論上為「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政治實體,實質上在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案例,比如,較單純的英國尚有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等民族,美國也有原住民印地安民族,西班牙則有加泰隆尼亞民族,日本也有蝦夷民族。那麼,中國的「國際關係」與民族組成又如何?中國因自古以來,即為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天下國家」,故它與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截然不同,相互之間所運作的聘交關係,不是西方式的國際關係,而是基於「天下國家」概念所進行之「天下與邦國」間的「事大關係」和邦國與邦國間的「交鄰關係」,因此合稱之為〈事大交鄰論〉。但是天下的共主則由「天下國家」之中,不但最具活力,且最強大的邦國或民族,透過《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爭天下論〉,進行朝代更迭,雖以漢族為主體,但非任何一個民族或某一邦國所得以永久把持或掌控。其中,有華對華的「異姓革命」,也有夷對華的「夷狄入主中國」,因此中國有二十五史記載華夷融合的朝代盛衰興亡。
在「中華世界帝國」的天下概念下,諸民族在〈封貢體制論〉之下,各自組成邦國,一面向天朝貢獻,一面接受天朝的冊封,故天下之中既有稱可汗的汗國,也有稱國王的王國。相對於汗國、王國,天下之中更有稱皇帝的帝國,統轄汗國與王國,因為它是由多民族所共同組成的「天下國家體系」,乃屬「階層型」且具「倫理價值」的天下關係,本文稱之為「五倫天下關係」,乃是完全異於西方民族國家之間所組成的「國際關係」。
中國自近代爆發鴉片戰爭以降迅即成為西方的侵略藉口,理由是中國並非「一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的西方式民族國家或近代國家。此外,中國對轄下諸多民族,基於歷史文化價值的〈以不治治之論〉,採消極性之「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俗制宜、因教制宜」之治,也是積極的「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等先進的地方自治。「天下國家」之「皇帝天可汗」,對於其轄下「自治汗國、自治王國」的「可汗、國王」,一般而言,都視為「客臣」,故都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且採「不治之治」尊崇待之。惟時值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時代,列強遂假〈實效管轄領有論〉為其藉口,先稱「民族自治、汗國自治、王國自治」為「不治」的無主地,優禮待之反而成為罪名,然後西方又赤裸裸的挾其近代「工業革命」的「船堅炮利」,既以武力決勝負,也以武論斷非西方民族國家的興亡榮辱。就文化摩擦(cultural conflict)的角度而言,這何止是帶刺的文化摩擦,更是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清朝在前近代因錯過工業革命,故其國家雖大卻弱,多民族組成的「天下國家」因不符西方「民族國家」的定義,不被承認為「近代國家」遂淪為帝國主義的待宰肥羊,在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下,屢屢簽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至此清朝奄奄待斃。革命志士為了拯救天下國家於既倒,更為了圖謀西方國家承認中國做為「民族國家」的資格,乃模仿西方,創造了「中華民族」一詞,試圖詮釋現代中國乃由「一個中華民族組成一個中華民國」的國家,企求列強的承認。其後先賢仍站在同樣的愛國救國情操下,詮釋中國乃是「一體多元」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觀開始由多元走向一體,一體之中有多元,多元之中有一體,於是將「中華民族」建構成為「命運共同體」,並融於一爐,用以形成嶄新的中華民族觀念與國族思想。
近代西方國家號稱民族國家,故其民族國家間的關係稱為「國際關係」,那麼傳統的「天下國家」內,其各式各樣族國關係的稱謂又是什麼?由上可知,它絕非「民族國家」的主權對等國際關係,而是「天下國家」內部間具有階層性的「天下關係」。扼要來說,就是「皇帝天可汗」之天下與「可汗」統治的汗國加上「國王」統治的王國之間的事大交鄰關係,乃《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下〈五倫天下關係論〉與〈事大交鄰論〉之「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天下關係」與「倫理秩序」。所以,採用「天下關係」才是正確的中華學術用語。雖然東方學術用語洋化已久,但是為避免讀者望文生義與理解起見,本書擬斷然採用東方式〈五倫天下關係論〉,而非〈五倫國際關係論〉的用語,合先敘明。
此外,西方的國際關係因源於「主權對等」的國際法,此其優點;但因其民族國家觀念源於西伐利亞條約體制(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允許為了國家利益,對外可「強凌弱,眾暴寡」,故唯利是圖,此為其根本缺點。相對的,東方的「天下關係」因源於「五倫」的倫理擴大,故恆以倫理秩序來制止侵略行為,此其優點,但天下對汗國與王國的關係屬於階層體制,或其缺憾。雖然各有優缺點,但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各取所需以濟世,其要在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天下太平而已。
總之,東西方最大的不同,在於西方崇尚權力,東方尊崇倫理。西方雖然在名義上主張主權對等,但是在實際上因國家有強弱有別,故主權絕非對等,此西方列強動輒假借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內政之實,並未真正實行主權對等。俾斯麥說:一車的國際法,不如一箱的子彈。此即西方國際關係之源頭的西伐利亞條約體制所遺留的重大缺陷,允許西歐國家為了生存發展而可以向外擴張侵略,遂造成歐美國家在近代以降將全球夷為殖民地,此乃迄今弱小國家仍陷哀鴻遍野,中東戰亂不止的主因。
相對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因形成「天下共同體」,皇帝是最高政治中心,下轄諸汗國、諸王國,實行〈以不治治之論〉=「內政不干涉原則」,故對其沿海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王國自治」,對其內陸沿邊的少數民族則實行「汗國自治」。「王國自治」與「汗國自治」皆屬「天下共同體」下的「民族自治」與「地方自治」,因在歷史上一脈相傳,直到清代,始將「自治王國」劃歸禮部管轄,「自治汗國」劃歸理藩院管轄。
近代以後,清朝中國為了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屢戰屢敗。但屢戰屢敗的真正原因,並非中華歷史文化價值所創造之《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不如西方,而是清朝錯失了工業革命的機遇。此由1980年代的中國在無外患侵略之下,參與了「現代化」的新工業革命以來,台灣雖小但迅即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大陸自「和平崛起」後,迅速成為「世界工廠」,進而快速轉型成為「世界市場」。尤其是在其展望未來之餘,又進而規劃出「中國製造2025」,企圖邁向先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國家,力圖仿造人的智能、智慧,讓機器能如人般的思考、工作、表達,甚至以超越人腦的極速運作,產生超越人腦的智能與智慧,以服務人類社會。如今,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政策規劃下,也轉型成為舉世G2大國,更應當以天下為己任,迅速找回已經消失不見的歷史文化價值=《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天下秩序原理》,應超越獨樂而邁向眾樂的世界,善待四鄰,服務全球,傳播「天下為公」理想,讓全球邦國建構有如宋遼般成為「兄弟之邦」,將歷經百餘年而無戰事的歷史經驗,攜手全球,以共同邁向「大同世界」,既可完成中國人夢想,也可建構世界成為「天下共同體」。
何謂天下共同體? 天下共同體乃指將全球融合成為天下型的共同體。全球約可劃分為以儒家文化文明所形成的天下體系+以基督教文明所形成的歐美國際體系+以東正教文明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可蘭經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以印度教教義所形成的國際體系+非洲國際體系+中南美國際體系=天下共同體。又在「國際體系自治」的原則下,融合各國際體系的文明及其歷史文化價值,以形成新的天下文明與文化,建構共同夢想的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未來共同夢想的大同世界=天下共同體,而高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思維正是透過歷史經驗,既具有實施的著力點,且能連結各國際體系的最佳方法,以富含「倫理典範」的歷史文化價值共同建構「天下秩序原理」,以規範世界共同建構之「天下共同體」或「全球共同體」的秩序。
因此,未來需要有如唐朝般備受四鄰推戴為「皇帝天可汗」的文治武功,創造和平安祥的天下,高度的經濟發展,尖端的科學技術,領先的文明,高尚有品的社會,值得尊崇的文化。此外,在真實的天下中,或建構有如宋遼般的「兄弟倫」,以「兄友弟恭」、「長幼有序」或「兄前弟後」的「倫理典範」做為借鏡,以讓世界成為由「倫理典範」所規範的「兄弟之邦」,最後能走向長治久安之和平、幸福、安康的大同世界。此即,建構「天下共同體」之意義所在。是為序。
張 啟 雄 謹識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2021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