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A better future：杜師的史學理想與《史學方法論》

　　杜維運教授(1928-2012)是聞名兩岸華人世界的史學家，以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為主要研究及著述的領域，教學生涯主要在臺灣及香港，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受歡迎的著作就是《史學方法論》，可以說當前臺灣史學界主要的研究學者絕大多數都是他的學生。杜師在1977至1989年港大任教期間，完成了其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史學方法論》一書，此書出版後，臺灣史學界的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歷久不衰，在他去世前，連出十九版，如今即將絕版，三民書局有鑑於此，特地重印，以供市場需求，而由於杜師辭世已近十年，師母希望我把重印杜師的這本大著的時代意義加以闡明，囑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因為是杜師的弟子，又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承乏教了多年的史學方法論的課，且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出版的《古今論衡》中回顧杜師一生的學術功業，堅辭不果，只好奉命而行，將前述之文中就有關史學方法論的部分，加以修訂整理，疏漏之處，尚請海內外同道指正。

　　杜師曾經描述他寫《史學方法論》時的動機：

　　兩次赴劍橋，未帶走劍橋一片雲彩，心理上多少有失落之感。所欣賞的西方史學，像是在虛無縹緲之中，怎樣才能落實於中國史學的瀚海之中呢？於是想從比較中西史學方法，以連貫中西史學，開始自己新的研究工作。又適值寂寞歲月，此一區區新的研究觀念，遂使我如醉如癡地全副精神投注於撰寫《史學方法論》一書上。翰墨橫飛於中西史學方法之間，應是當時寫作的景象。

　　初版二十萬字，共有二十二章，在第七版時增加了〈傳記的特質和撰寫方法〉，後於1999年大肆增訂，增加了〈一部柔美的歷史〉，〈可以看到聽到的歷史〉，〈史學家的胸襟〉，〈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四章，將〈歷史輔助科學〉易名為〈博學與歷史研究〉，〈歷史的功用與弊害〉易名為〈歷史的兩個境界〉，並為〈比較方法〉諸章增加〈中國史學方法〉。第十七版又增加〈集體寫史的方法〉及〈歷史研究與靈感〉兩章。

　　最終版目錄如下：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第十七版（臺北：三民，2008）。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歷史與史學家

　　第三章　歷史科學與藝術

　　第四章　史學方法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

　　第五章　歸納方法

　　第六章　比較方法

　　第七章　綜合方法

　　第八章　分析方法

　　第九章　史料析論

　　第十章　史料考證

　　第十一章　博學與歷史研究

　　第十二章　歷史想像與歷史真理

　　第十三章　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

　　第十四章　歷史文章的特性與風格

　　第十五章　引書的理論與方法

　　第十六章　傳記的特質與撰寫方法

　　第十七章　一部柔美的歷史

　　第十八章　可以看到聽到的歷史

　　第十九章　比較歷史與世界史

　　第二十章　比較史學與世界史學

　　第二十一章　史學上的純真精神

　　第二十二章　史學上的美與善

　　第二十三章　史德與史學家

　　第二十四章　史學家的胸襟

　　第二十五章　歷史的兩個境界

　　第二十六章　史學家的樂觀悲觀與迷惑

　　第二十七章　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

　　第二十八章　集體寫史的方法

　　第二十九章　歷史研究與靈感

　　從最終版的增訂，可以看出杜師與時俱進的理解與思想更加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史學的輔助科學增加很多，沒有一位史家能深入淺出地介紹許多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對於歷史研究的幫助，許多史家甚至是對許多科目完全外行，因而只能呼籲要多學習並利用其他學科對歷史研究的協助。因此在增訂後的《史學方法論》中將〈歷史的輔助科學〉一章中改名為〈博學與歷史研究〉。

　　從目錄上可以見到杜師的史學方法包含甚廣：除了比較基本性的研究技巧，也涵蓋倫理、道德、態度、性情、理想及哲學等心靈層次的討論！第二十七章是杜師對於來勢洶洶的後現代主義的立場，第二十八章則杜師意識到中國的集體寫史仍是一個史學方法上的特色，正應證了他在序中一再提到的顧炎武撰《日知錄》時所言，「後日之成，不足以自限」！

　　然而他晚年感覺這本書中所介紹的方法、原則及理想受到很大的威脅，那就是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他曾對此有專文論述，後又收入他所增補的《史學方法論》中。他是這樣呈現後現代的：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影響於史學尤為嚴重，史學家憂心後現代主義最低限度將摧毀歷史，甚至於整個歷史事業(historical enterprise)為之蕩然以盡。如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truth)，沒有客觀(objectivity)，沒有真實(reality)，歷史是推論(discourse)，意識型態的化身，史學家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這是極為驚人的議論；從文獻中，後現代主義者也不認為有「故事」(story)能敘述出來，歷史上更沒有所謂連貫(continuity)，和諧 (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學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像 (imagination)，設身處地的進入歷史之中，後現代主義者同樣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們尤其堅持歷史對現在及未來沒有任何作用。持論如此，於是有人宣布歷史已經死亡了(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歷史已經煙消霧釋了(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歷史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the end of history)。這真是極為徹底的歷史虛無論了！

　　中外的歷史即將滅亡，這將是人類最大的浩劫！

　　「不相信在過去的檔案或遺蹟之中，有『故事』等待重建」，是歷史虛無主義 (historical nihilism)，盲目的懷疑論(blind or complete skepticism)，人類最珍貴的歷史，自此而亡，往事縷縷，盡成虛無，人類浩劫，孰大於此？！

　　對於此挑戰，杜師認為：「史學家沒有權力任意撰寫歷史，歷史也決非史學家的語言遊戲。後現代主義者的猖狂之論，否定了數千年史學家寫史的方法，破壞歷史之論，莫過於此！」

　　十年之後，我收到杜師一信，提到他的看法，十分有趣：

　　偉瀛譔席：

　　尊著《後現代與歷史學》，捧讀已十年，深佩見解之卓越，議論之平允。祇以天涯飄泊，心情浮動，遲遲至今，始馳此翰。歉疚之情，豈筆墨所能盡宣耶？

　　後現代主義異軍突起，襲擊歷史，其勇銳之氣，剽悍之情，前無古人，駭人聽聞。蘭克之史學宮殿傾斜，人類之歷史企業殆危。西方史學家多置若罔聞，其奮起而辨之者，祇見其汗流不已。尊著以平和之筆，指出其缺陷，亦肯定其貢獻，誠為史學界之傑作。復勉史學界自我反思，擴展開放之心靈，真知灼見，無過於此者矣。

　　維運於一九九九年增訂拙著《史學方法論》時，增入〈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一章，其中就史學方法之角度，析論後現代主義之不當，與尊著可互相發明。……

　　維運治史，反後現代主義，然在生活上，為一標準之後現代人物。不諳電腦，不上網路，伊媚兒(E-mail)與我無緣，微卷距我遙遠。情況如此，亦弔詭矣！……

　　尤有陳者。

　　尊著屢屢引及拙著，又謬許之，感激無限，慚愧不已！

　　匆此，敬祝

　　愉快

　　代問候

　　晴佳教授

　　杜維運　敬啟

　　民國99年9月27日

　　對於後現代主義，杜師看到較激烈的顛覆一切史學，否定一切價值的主張期期以為不可。但若細讀各種相關學說以及觀察此理論的發展，卻可發現其實有不少主張，不但不與杜師衝突，反而可以強化杜師的論證，與杜師對史學的許多看法不謀而合。

　　例如後現代主義是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行批判及反省，在史學上，是強調歷史發展的多元性，是對於西方的「知識霸權」的挑戰，根本上是要打破西方中心論，顛覆西方史學的基礎，而此正好與杜師挑戰世界史學界的西方中心論相似；而其重視弱勢，主張去中心論及強調文史不分的論述，也與杜師的許多看法頗為類似。

　　換言之，若從合則兩利的角度，吾人可以乘勢而起，強調在此後現代時期中傳統中國史學的經世實用取向、中國史學在「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的世界中的地位，以及過去與現在間的有機關聯性。

　　除了此書可以與後現代史學互補外，就其所倡導的方法而言，我們也可以在當代的情況中，提出下列的看法。仔細讀此書會覺得杜師的史學方法內容，基本上屬於普及性的描述，是相當於「基本功」；我們可以加以細緻化及深化，亦即從一般的史學方法，進一步到專史的史學方法。

　　杜師的史學方法定義有時是很廣泛又模糊的。他曾言：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歷史是推論、意識型態的化身、史學家的語言遊戲，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其立論如此，由於不諳史學方法。……這方面說明了後現代主義者開創了寫史的新方法，從各個角落，自不同階層，撰寫人類的歷史。……後現代主義者創新了史學方法，其功在史學，亦不可沒。

　　如何看待此似乎明顯的矛盾？這是因為對「方法」理解的角度與性質不同。

　　如果我們知道當代西方史學界對於廣義的「史學方法論」或是歷史編纂學的定義時，就可知杜師上文所提的兩次「史學方法」時，實際上是意指不同的面向：

　　歷史編纂學就是「歷史撰述(the writing of history)」，用來指稱歷史撰述的三個方面中的任一方面或多個方面：描繪性、歷史性及分析性。

　　描繪性史學(descriptive historiography)認可歷史學家通常所作的歷史，並就標準方法、標準程序加以描繪。1990年，埃爾頓(Elton, 1967 and 1970)、馬威克(Marwick, 1989, chapter 5 and 6)、塞爾敦(Seldon, 1988)、夏弗(Shafer, 1974)、托什(Tosh, 1984)等。

　　歷史性史學(historical historiography)追究自希羅多德(Herodotus)以來兩千五百年間的歷史撰述方式。此類通論著作中作如湯普森(Thompson, 1942)、巴恩斯(Barnes,　　1962)、富特(Fueter, 1968)凱利(Kelly, 1991)的歷代史學家觀點匯編等。

　　分析性抑或批判性史學(analytical o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則研究撰史時產生的觀念問題及哲學問題。實際上，它與分析歷史哲學或批判歷史哲學相重疊。著述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 1961)、卡耳(E.H.Carr, 1964)、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 1960)、韋納(Veyne, 1984)。而較偏向哲學方向的則有柯林伍德（Collingwood, 1961，柯林伍德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阿特金森(Atkinson, 1978)、懷特(White, 1987)、奧拉夫森(Olafson, 1979)，當然也少不了黑格爾(Hegel, 1975 or 1956)。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來檢視一下杜師的史學方法對於吾人的歷史意義：事實上如果仔細思考，史學方法可以分為兩階段。英國的阿克頓(Lord Acton)曾言：每門學科除了自己的方法外，還得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此種方法就是掌握歷史基本元素，像是時間、地點、人物及事件的掌握。每種學科對其源起、發展及變遷的了解都有基本的需要，這應該就是阿克頓所指的。有點類似所有工程師都得從一開始就得知道機器的開關，換保險絲，學習物理、化學、微積分及工程數學等，這是屬於入門的技術及方法；至於第二階段的高階的史學方法，則要看研究之主題而定。例如研究羅馬史學史與明代經濟史，其方法除了確定日期、蒐集史料、鑑定作者、確定文本等一些通用的方法外，其餘的方法則很不同。有些要用到考古發掘、心理分析，有些非量化不為功，更有些需借助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乃至於生物學的理論及模型，研究愈深入，愈能掌握該主題的方法，但是無法應用到其他主題。這就不是談一般史學方法論學者所能充份表述傳達的。杜師在談到歷史的輔助科學中曾言：「竊意此類學問，皆極專門，非有深入研究，不容妄生議論。」一般所謂的「史無定法」，即是指此一階段。因為歷史涵蓋層面極廣，每個題目牽涉到的其他學科各有不同，不可能有定於一尊的方法可以照表操課。然而研究者有必要儘可能接觸各種可能的理論與方法，形成自己的學術「內在參考資源」，以備日後遇到相關題目時，可以進一步應用。

　　有些西方學者，特別是倡導後現代史學的，由於直接從事檔案及第一手史料研究的人並不多，有時甚至讓人懷疑他們就是想求速效，懶得去蒐集史料，在檔案中爬梳，費力地去考証，才將史學研究的史料蒐集整理的基礎工作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加以看輕，對於歷史的研究工作多屬表面的觀察，因而不認為有「史學方法」的存在：

　　不只是史家，而且任何人，包括記者、政客、媒體評論員、電影製造者，藝術家都能而且成功地掌握到過去，他們對於史家的「技術及方法」都不甚注意。而對於此「技術及方法」，海頓懷特在另一場合，提及這些「技術及方法」不過是研究的一或兩種語言、思考一下該研究領域的一些著作以獲得熟悉度，有時在檔案中做一些合格的工作　　(journeyman work)，而其他人，則「所需的只是：有人類事務的一般經驗，閱讀邊緣性的領域中的著作，自我約束以及『坐著慢慢熬』。任何人都能夠輕易地達到此標準。

　　當人們提及歷史技巧時，我們可能注意到這並不是什麼歷史家常常喋喋不休的歷史技巧，而是一種「非專門的而是一般的」(generic)。

　　「發現」並生產資料，查核資料或文本的來源，批判性地閱讀，從「證據」中導出，概括性地書寫，這些不是專屬於歷史的技巧，想想看律師、地理學家、文學批評家或哲學家吧。此外所謂「歷史技巧」一字也很怪，因為我們不會稱呼例如說，調查一個沙漠之島的方法，就稱之為「沙漠島技巧」，但史學家似乎很自然地用「歷史技巧」稱呼他們所　　應用的方法，僅僅因為他們調查的對象是「歷史」。這是一個簡單的「範疇錯誤」 (category mistake)，吾人可以不需要這種神秘兮兮的力量，事實上沒有所謂歷史技巧這回事。

　　這裏該文的作者把研究歷史看得太簡單了，單是語言的掌握就不容易，更不用提「熟悉度」的獲得，以及含義不明的「在檔案中做一些合格的工作」了。至於將「歷史」與「沙島」來比較，更屬不類，因為萬事萬物皆有其「歷史」，卻不見得有「沙島」，因此這才是一種「範疇錯誤」！

　　然而，我們也可從上述西方學者對史學方法的忽視可以看出杜師此書的時代意義。杜師在史學方法上的貢獻在於第一階段的整理，亦即一般史學方法的建設。史學方法若要細緻化，或與時俱進，必須進入第二階段，亦即專史的史學方法，然而此第二階段必須先通過第一階段。杜師在史學方法的重要貢獻，即是將第一階段所需的知識及技巧，古今中外史家所累積的經驗智慧，全部結晶於史學方法論中，這是空前的，未來我們要從此基礎出發，走向史學方法的「專史化」及「客製化」。套一句目前流行的辭彙，就是史學方法的2.0！

　　綜合而言，杜師此書有三點最大的特色，一是主張會通中西史學，這是以往此類書籍未見的：

　　置身二十世紀的今天，想寫一部理想的史學方法，一定要有一個世界史學的基礎，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學，將中西史學家治史的方法，融會在一起，取其長而去其短，擇其精而遺其粕。

　　另一特色是堅持褒貶的傳統：

　　中外史學，發展兩千餘年，其中受盡近人訾議的懲惡勸善的褒貶史學，在我看來，是萬古不能廢的一套史學，除非你不要歷史文明了。

　　中國……能夠不用宗教像西方，而利用歷史，來維持人類的文明。

　　《春秋》書法，使中國的褒貶史學，應運而興。「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是清清楚楚的一套褒貶史學。《春秋》使中國的史學，到達了以歷史維持人類文明的境界。這是一個崇高的境界，完全呈出歷史的真價值。

　　就這一點堅持，引起批評，但有大陸學者認為：

　　新版（《史學方法論》修訂增補本）中增加的一些新觀點引來很大爭論，其中杜維運先生特別用心提出的「一部柔美的歷史」的觀點尤其遭人批評、詬病。筆者細細研讀此章，掩卷之餘，心潮湧動，覺得杜維運「一部柔美的歷史」自有其堂奧，非好學深思，難知其意。……「柔美的歷史」，是出於超越學術之外，關乎社會責任的深度關懷，是史學研　　究的終極追求，它精深而幽微，尖銳而深沉，既有見識，亦擔道義，是史學研究，也是整個學術研究所需的大智慧、大道義、大氣魄和大追求。

　　第三個特色是杜師以優雅中文寫成，杜師自年青時即以梁任公為師，文章風格也很類似，精簡雅緻，半文半白，筆鋒常帶感情，期望大家努力寫成一部真善美的歷史，以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的文明。

　　在杜師的正式出版品中的最後一段文字，也恰恰能呈現其一生所身體力行的想法：

　　真、美、善的歷史，出現於前，始有可能自此衍出一部文明的歷史。淺學數十年醉心史學，原因在此。玩物之諷，覆瓿之譏，在所不計。……衷心希望歷史與崇高的思想結合，殷切期待舉世和諧，人人有一個更好的將來(a better future)

這種願景誠然是傳統中國士人的經世理念！歷史之外，還要有崇高的理想。而杜師的《史學方法論》，就是幫助史學工作者達到這理想的第一步。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

古偉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