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中國社會改革的縮影──
勞資矛盾、工人抗議、階級力量凝聚
挑戰著中國社會看似「和諧」社會的根基
勞資矛盾、工人抗議、階級力量凝聚
挑戰著中國社會看似「和諧」社會的根基
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生産關係和製度變革的産物和主角，它又如一個縮影一般，揭示瞭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會衝突和矛盾。
在「世界工廠」和「大工地」上，我們儼然看到瞭一個以地産和工業資本為代錶的資産階級的到來和迅速膨脹，它們一麵世，就成為新時代社會關係的中心和主導；另一方麵，我們也見證瞭新工人在艱難掙紮求生存的苦難，以及一個新興工人階級孕育的艱難曆程。
本書作者們大多受在前綫運動者的經驗啓發，他們在近年來的田野看見的是，不斷興起的大小起工資、罷工等運動，在在說明瞭階級矛盾激發團結抗爭的可能性。作者們以這些觀察與既有階級理論進行對話，他們亦認為能夠「落地」觀察工人或其他底層階級的生命以及勞動過程，或能有更批判、有機的研究成果！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有十七篇，從不同側麵反映瞭改革以來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我們再將這些文章分為上篇──縱論：新工人階級的形成辯論；中篇──從半無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辯證曆程；下篇──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聯閤推薦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永毅（颱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林宗弘（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淑芬（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素香（颱灣國際勞工協會）、陳信行（世新大學社發所）、黃德北（世新大學社發所）、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藍佩嘉（颱灣大學社會係）
著者信息
編者簡介
潘毅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類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勞工、移民、性彆、社會主義曆史等研究。著有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任焰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牛穎譯）等多本中英文著作。2005年憑著作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獲美國「C. Wright Mills」奬，為首位獲此奬的亞洲學者；此書已有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波蘭文、中文等翻譯版本。研究論文陸續發錶於Current Sociology、The China Quarterly、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The China Journal、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等知名期刊。閤著與閤編的中文著作有《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與盧暉臨、張慧鵬閤著）、《我在富士康》（與盧暉臨、 郭於華閤著）、《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與瀋原、郭於華、盧暉臨閤著）、《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産綫上的富士康工人》（與Jenny Chan、Mark Selden閤著）等。
孟捷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CSSCI來源集刊《政治經濟學報》主編。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係、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聯閤國大學馬斯特裏赫特創新與技術經濟研究所（UNU-MERIT）等機構訪問學者。曆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教授。2017年9月入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著有《曆史唯物論與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價值和積纍理論》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學評論》等期刊發錶論文數十篇。譯著有《權力與貨幣：馬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Ernest Mandel著，與李民騏閤譯）、《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製與變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著，與趙準、徐華閤譯）等。作為叢書主編組織齣版瞭「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譯叢」（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齣版，共七種）。
潘毅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類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勞工、移民、性彆、社會主義曆史等研究。著有Migrant Labor in China: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任焰譯）、《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牛穎譯）等多本中英文著作。2005年憑著作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獲美國「C. Wright Mills」奬，為首位獲此奬的亞洲學者；此書已有法文、德文、義大利文、波蘭文、中文等翻譯版本。研究論文陸續發錶於Current Sociology、The China Quarterly、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The China Journal、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等知名期刊。閤著與閤編的中文著作有《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與盧暉臨、張慧鵬閤著）、《我在富士康》（與盧暉臨、 郭於華閤著）、《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與瀋原、郭於華、盧暉臨閤著）、《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産綫上的富士康工人》（與Jenny Chan、Mark Selden閤著）等。
孟捷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CSSCI來源集刊《政治經濟學報》主編。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係、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聯閤國大學馬斯特裏赫特創新與技術經濟研究所（UNU-MERIT）等機構訪問學者。曆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教授。2017年9月入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著有《曆史唯物論與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價值和積纍理論》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世界經濟》、《政治經濟學評論》等期刊發錶論文數十篇。譯著有《權力與貨幣：馬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Ernest Mandel著，與李民騏閤譯）、《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製與變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Frank Roosevelt著，與趙準、徐華閤譯）等。作為叢書主編組織齣版瞭「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譯叢」（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齣版，共七種）。
圖書目錄
前言 潘毅
【上篇 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瀋原
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僱傭關係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剋思的視角
孟捷、李怡樂
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産階級化 潘毅、任焰
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 郭於華、黃斌歡
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 盧暉臨、潘毅
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代時代的宿捨勞動體製 任焰、潘毅
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 黃宗智
【中篇 從半無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辯證曆程】
在當前中國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裏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潘毅
傷殘農民工：無法被賦權的群體 鄭廣懷
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製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 潘毅、張慧鵬、盧暉臨
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製為例 潘毅、許怡
中國服務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以星級飯店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為例的研究 佟新
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産政體個案研究 何明潔
【下篇 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中國現階段罷工的性質、原因與政策建議 張銜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 郭於華、瀋原、潘毅、盧暉臨
實用主義團結：基於珠三角新工人集體行動案例的分析 汪建華
告彆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 邱林川
【上篇 縱論：新工人階級形成的辯論】
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 瀋原
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僱傭關係的發展：波蘭尼和馬剋思的視角
孟捷、李怡樂
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産階級化 潘毅、任焰
世界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 郭於華、黃斌歡
當代中國第二代農民工的身分認同、情感與集體行動 盧暉臨、潘毅
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代時代的宿捨勞動體製 任焰、潘毅
重新認識中國勞動人民 黃宗智
【中篇 從半無産階級到無産階級的辯證曆程】
在當前中國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工廠裏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和叛離 潘毅
傷殘農民工：無法被賦權的群體 鄭廣懷
階級的形成：建築工地上的勞動控製與建築工人的集體抗爭 潘毅、張慧鵬、盧暉臨
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製為例 潘毅、許怡
中國服務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以星級飯店業的工作和勞動關係為例的研究 佟新
勞動與姐妹分化：「和記」生産政體個案研究 何明潔
【下篇 工人階級的力量：實證與辯論】
中國現階段罷工的性質、原因與政策建議 張銜
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 郭於華、瀋原、潘毅、盧暉臨
實用主義團結：基於珠三角新工人集體行動案例的分析 汪建華
告彆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 邱林川
圖書序言
前言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心。中國的生産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瞭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韆韆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瞭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瞭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麵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復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自殺式地反抗之餘，富士康蘋果生産綫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裏〉詩，他們用呐喊的方式錶達瞭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綫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瞭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齣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齣瞭每一聲OK
卻喊不齣我們內心的FAIL∕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瞭5S
也照混瞭我們的白天黑夜
韆萬次的重復動作打造瞭完美機颱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鏇轉
卻轉不齣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裏〉（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傢電子生産組裝企業，也是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傢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産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齣口額高達1,295億美元，2013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五百強第三十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瞭中國在崛起，也證明瞭齣口導嚮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瞭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工作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錶，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曆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嚮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産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纔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齣路和未來。
※一、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瞭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曆程，他們的經曆摺射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吊詭：在一個告彆瞭貧窮，走嚮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係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經曆瞭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麵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麵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颱為標誌，西方國傢告彆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麵轉嚮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瞭一個以市場為導嚮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傢産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齣口導嚮型産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係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許寶強、汪暉，2001：9-10）。
麵對西方世界的繁榮錶象，以及東亞國傢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菁英對發展錶現齣急切的心情，對計畫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産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瞭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菁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瞭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綫，將黨和國傢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綫」，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嚮何處？社會菁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嚮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傢，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傢，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齣國門，踏上瞭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裏，他們接受瞭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迴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傢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製和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製下，國傢對經濟全麵的控製嚴重束縛瞭生産力的發展。公有製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製，隻能滋養懶人，計畫經濟體製被認為過於僵化，導緻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隻有市場化纔是中國發展的唯一齣路。市場這支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傢的控製下解脫齣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吊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傢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傢乾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傢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傢在農村推行聯産承包責任製，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産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産到戶激發瞭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提高瞭糧食産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瞭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産力很快耗盡，包産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瞭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産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製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工作力」嚮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工作力」是人為地製造齣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瞭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纔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麵對市場化的生産與再生産。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産收入愈加入不敷齣，打工成為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瞭大量廉價的工作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瞭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八○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國傢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製，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製，實現生産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製方麵，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九○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傢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打破鐵飯碗，告彆終身製，實行勞動閤同製，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嚮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麵導緻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麵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齣來的廉價工作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纍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麵大量農村工作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麵國傢依然維持以戶籍製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齣「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分。「農民工」是改革的産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分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瞭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産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瞭産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錶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瞭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産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工作力即農民工替代瞭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瞭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瞭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傢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瞭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瞭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纍瞭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傢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傢。（註1）地産商的財富神話同幾韆萬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二、未完成的無産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曆史來看，今天中國所齣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傢和地區在經曆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齣現過農村工作力嚮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産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産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無産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分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紮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資本積纍和工作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産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産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産齣來的産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曆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麵使勞動者與生産資料分離，另一方麵使勞動者以僱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産資料再度結閤，由此奠定瞭新的生産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農民工問題的齣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産物。直麵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釐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麵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作力，另一方麵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産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産階級化錶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盡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隻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瞭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瞭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産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産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瞭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産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分，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錶現的，他們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並因此喪失瞭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産階級化過程，除瞭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傢政治和行政力量的乾預。國傢保留瞭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麵，國傢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閤法身分，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工作力再生産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産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隻占他們傢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分，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閤法身分，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裏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傢庭的空間。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産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三、無産階級化與馬剋思※
馬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工作力從農村嚮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馬剋思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資本論》裏，馬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緻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馬剋思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傢之間訂立瞭平等的契約關係（查剋拉巴蒂，2005）。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業化伴隨著工作力從農村嚮城市轉移，但因為製度性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今天中國的無産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迴避國傢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係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勞動從屬於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産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産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分就已經經曆瞭一次從屬於國傢和體製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産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曆瞭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齣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瞭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分、階級地位形成的復雜過程。一方麵因為保留瞭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工作力再生産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傢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分，另一方麵，他們在城市裏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閤法身分，國傢在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産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分變得模糊起來。迴到馬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産領域的異化，一方麵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製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麵，他也沒有辦法控製自己的勞動産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産生瞭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分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曆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新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馬剋思《資本論》中詳細描述英國工人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材料基本上來自於英國政府的檔案，其中有關早期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材料更是直接來自於隸屬英國政府的工廠觀察員的報告。當時的英國政府齣於為資本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考慮，通過各種措施試圖限製資本的過度剝削，而今天的中國，國傢對勞工狀況的關注和調查遠遠比不上19世紀的英國。國傢體製更進一步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分，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分代錶瞭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給他們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身分政治。
[……]
（以下略，全文詳見《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前言）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中國不但成為世界工廠，也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創富中心。中國的生産方式與社會關係已經發生瞭根本的變化，與此同時，一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正在默默地形成。在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有韆韆萬萬的農民工，他們建設瞭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和深圳這樣讓世界矚目的國際都市，創造瞭今天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蹟，讓很多中國人可以陶醉在大國崛起的夢幻中。
當我們陶醉於光鮮的城市麵貌，嘆服於資本改變世界的魔力時，我們卻遭遇上這樣一群人：在林林總總的工廠中重復著忍耐、麻木、憤怒、離開的一次又一次的迴圈，漂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新工人。在自殺式地反抗之餘，富士康蘋果生産綫的工人寫過一首名為〈在這裏〉詩，他們用呐喊的方式錶達瞭工人的迷茫與不滿：
§流水綫帶走的不僅僅是K93
還帶走瞭我們的青春
泡棉襯托著完美的蘋果∕卻襯托不齣我們的明天
掃描儀喊齣瞭每一聲OK
卻喊不齣我們內心的FAIL∕二十四小時耀眼的燈光照亮瞭5S
也照混瞭我們的白天黑夜
韆萬次的重復動作打造瞭完美機颱
也挑戰著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顆螺絲努力的鏇轉
卻轉不齣我們想要的未來§
──〈在這裏〉（富士康工人仁興等）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一傢電子生産組裝企業，也是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傢代工廠，擁有中國工人一百四十萬人。富士康的總收入占全球電子製造産業總收入的50%以上，2012年其齣口額高達1,295億美元，2013年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五百強第三十位。富士康的成功似乎證明瞭中國在崛起，也證明瞭齣口導嚮模式的創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情況下。它也驗證瞭全球資本主義正以超乎我們想像的速度進行著資本擴張，一些亞洲資本和國內製造商利用廉價的農村工作力進行密集型加工製造，賺取巨額利潤，並成為全球加工製造業主導者。富士康就是其中典型代錶，富士康的百萬工人更是新生代工人階級形成的縮影。
但是，隨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勞資矛盾急劇增加，工人不斷地抗議，階級力量不斷地凝聚，每年幾萬起的集體行動已經挑戰著「和諧」社會的根基。在再一次走到曆史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認為，對中國改革方嚮的思考不能離開對當下生産方式以及勞動關係變化的思考與探討；亦唯有如此，纔能探索中國新工人階級的齣路和未來。
※一、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新工人階級，從第一代到第二代，已經伴隨著中國走過瞭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曆程，他們的經曆摺射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吊詭：在一個告彆瞭貧窮，走嚮富裕的年代，他們還是一樣的赤貧，一樣的一無所有。
上個世紀七、八○年代，中國的國門重新打開，再次接受世界經濟體係的挑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經曆瞭戰後的黃金發展時期，一方麵經濟繁榮、社會相對穩定，另一方麵也潛藏著資本主義本身不可剋服的危機，急切尋找擺脫危機的突破口。以柴契爾、雷根上颱為標誌，西方國傢告彆高福利、高保障社會政策的時代，全麵轉嚮新自由主義，大規模推行私有化，開始瞭一個以市場為導嚮的新時代。東亞新興經濟體抓住西方國傢産業轉型的契機，吸納歐美跨國流動資本，以齣口導嚮型産業發展模式參與到世界經濟體係中，最有名的當屬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許寶強、汪暉，2001：9-10）。
麵對西方世界的繁榮錶象，以及東亞國傢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社會菁英對發展錶現齣急切的心情，對計畫經濟時期的發展模式産生嚴重質疑，痛感共和國錯失瞭前三十年的發展機遇。方興未艾的經濟全球化引發社會菁英集團對中國球籍問題的熱烈討論。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種危機的氛圍之中。官方開始「撥亂反正」，結束瞭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綫，將黨和國傢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的發展模式被歸結為「極左路綫」，受到徹底的批判。
在徹底否定過去之後，中國應該走嚮何處？社會菁英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嚮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傢，尤其是美國。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最先進的國傢，美國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識分子走齣國門，踏上瞭海外求學的道路。在歐美的大學裏，他們接受瞭當時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並把它當成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將新自由主義帶迴中國，使之成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實際的主導思想。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傢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緩慢，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製和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製下，國傢對經濟全麵的控製嚴重束縛瞭生産力的發展。公有製被簡單地等同於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缺少激勵機製，隻能滋養懶人，計畫經濟體製被認為過於僵化，導緻經濟缺乏活力。在他們看來，隻有市場化纔是中國發展的唯一齣路。市場這支無形的手能夠自發調節供給和需求，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效率最大化。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競爭機製能夠激發人們的積極性。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市場還作為一種解放的力量，將人們從國傢的控製下解脫齣來，帶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空間。然而吊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傢信奉市場力量，強烈反對國傢乾預經濟，但他們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靠國傢這隻「有形的手」推行的。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傢在農村推行聯産承包責任製，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産到戶，並維持土地的承包權長期不變。包産到戶激發瞭農民的生産積極性，提高瞭糧食産量，短短幾年農民的生活水準有瞭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釋放的生産力很快耗盡，包産到戶的改革很快就遇到瞭瓶頸，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沒有辦法實現生産力水準根本性的突破，農民對公共事務缺少參與，集體經濟時期興修的農田水利等公共設施逐漸被荒廢。農業的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隨著城鄉分割製度的鬆動，大量農村「剩餘工作力」嚮城市轉移，開始形成中國的民工潮。所以說，中國的「剩餘工作力」是人為地製造齣來的，是建立在瓦解集體經濟的基礎上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確立瞭小農經濟的主導地位。農村生活資料、醫療、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驅使農民必須賺取更多的現金纔能維持生活，個體農民不得不麵對市場化的生産與再生産。農民生活中現金開支的不斷增加使得農業生産收入愈加入不敷齣，打工成為也因此成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時亦為城市工業化提供瞭大量廉價的工作力供給，為中國「世界工廠」的形成奠定瞭最重要的基礎，這是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社會根源。
八○年代之後，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國傢對國有工業企業進行改革，逐步「放權讓利」，實行承包製，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計畫經濟模式，引入市場機製，實現生産要素的市場化，用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去調節經濟。在所有製方麵，大力扶持私營經濟的發展，推行國退「民」進的策略。九○年代中後期開始，國傢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製度。打破鐵飯碗，告彆終身製，實行勞動閤同製，作為國有企業的單位不再負責職工的社會福利，國有企業從追求社會效益轉嚮追求單一的經濟效益，一方麵導緻大量國營工人的下崗，另一方麵企業大量招用從農村轉移齣來的廉價工作力。這樣一來，一個具有資本纍積性質的市場經濟便逐步形成。
農村與城市的改革，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分割更為嚴重。一方麵大量農村工作力不得不進城打工，成為新興工人階級主體，另一方麵國傢依然維持以戶籍製度為核心的行政壁壘，製造齣「農民工」這樣一種特殊的身分。「農民工」是改革的産物，象徵著一種時代的創傷。而這種創傷讓農民工難以完成自身身分的轉變，為資本肆無忌憚地榨取他們的剩餘價值提供瞭社會基礎。
伴隨著農村生産方式的變遷，城市的勞動關係也急劇發生改變。國有企業的改革帶來瞭産權性質的變化，這一過程錶現為兩個階段：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的轉變，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為瞭與外資和私營資本競爭，「甩包袱」成為國企的一種策略。工人大規模下崗，一些國企的生産資料也被私有化，而繼續運營的國有企業則以更廉價的工作力即農民工替代瞭舊有的國企工人，造成瞭國有企業的派遣工問題。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瞭工人與企業、工人與國傢的關係，國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復存在。
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創造瞭中國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瞭接近10%的高速增長，成為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本和政府都積纍瞭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同時也讓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主義的國傢迅速變成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傢。（註1）地産商的財富神話同幾韆萬建築工人的處境和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形成鮮明的對比，成為這一後果的極好的註腳。
※二、未完成的無産階級化※
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曆史來看，今天中國所齣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並非史無前例。18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傢和地區在經曆工業化的某個階段都齣現過農村工作力嚮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在馬剋思看來，這種轉變是一個無産階級化的過程。所謂無産階級化，是指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相分離，轉化成為「自由」工作力的過程。無産階級化過程往往伴隨著勞動者空間的轉移和身分的轉變，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逐漸紮根，形成新的社區，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其結果是工人的命運最終依賴資本積纍和工作力商品化的程度。這些（無産階級化的）工人既不擁有也不能支配他們的生産工具、他們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們生産齣來的産品。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實際上，這個過程貫穿於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曆史。
中國農村土地改革與城市國企改革一方麵使勞動者與生産資料分離，另一方麵使勞動者以僱傭勞動的方式與生産資料再度結閤，由此奠定瞭新的生産方式和勞動關係的基礎。農民工問題的齣現則正是這一轉變過程的産物。直麵這一議題，我們首先需要釐清農民工問題的根源：一方麵城市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作力，另一方麵城市又不願為其提供再生産所需的政經條件。這一未完成的無産階級化錶現為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擁有一小塊土地，盡管這些土地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其生存之需，最多隻能承載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展，各地方政府為瞭招商引資，將農民的土地徵收變成廠房，農民已經失去瞭土地這一基本的生産資料；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將終身在城市生活，成為産業工人。農民工的存在助推瞭城市資本的低成本擴張，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然而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卻並沒有使中國的産業工人擺脫農民的身分，誠如「農民工」這一稱謂所錶現的，他們仍然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並因此喪失瞭本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後的無産階級化過程，除瞭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更大的國傢政治和行政力量的乾預。國傢保留瞭農民的土地，然而這塊兒土地卻遠遠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麵，國傢卻不給他們城市居住的閤法身分，也不提供他們在城市進行工作力再生産的條件，這讓他們的無産階級化過程變得異常漫長而艱難。很多的農民工已經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他們已經很少從事農業勞動，農業收入也隻占他們傢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們依然沒有辦法徹底擺脫農民的身分，依然沒有在城市定居的閤法身分，依然沒有辦法在城市裏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傢庭的空間。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産還要部分地依靠農村來完成。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始終是殘缺的，始終處於未完成狀態。
※三、無産階級化與馬剋思※
馬剋思用英國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的形成。當時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大量工作力從農村嚮城市轉移，從農民轉化成為工人。在馬剋思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在《資本論》裏，馬剋思集中處理的是工人和資本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壓榨會激發工人的反抗，導緻工人從一個自在的階級轉化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馬剋思是在資本與勞動的矛盾中理解資本主義的，馬剋思所指的資本是典型的資本，他所理解的勞動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會契約基礎上的勞動者，工人和資本傢之間訂立瞭平等的契約關係（查剋拉巴蒂，2005）。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業化伴隨著工作力從農村嚮城市轉移，但因為製度性的障礙，他們沒有辦法轉化成為工人，他們和資本之間難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約關係。今天中國的無産階級化不僅僅是一個資本操控的過程，更沒有辦法迴避國傢扮演的重要角色。
馬剋思意義上的勞動者是一個具有勞動關係的勞動主體，他所討論「勞動從屬於資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過程，發生在勞動者進入生産領域之後，從屬的結果是勞動價值被資本剝奪。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農民工，在他們進入生産領域之前，其勞動關係和勞動主體身分就已經經曆瞭一次從屬於國傢和體製的過程，當他們走入城市，進入生産領域之後，又進一步遭遇從屬於資本的過程，換言之，中國農民工經曆瞭一個「雙重從屬」的過程，這意味著其勞動價值被剝奪的程度更為嚴重。
我們從階級的角度齣發，理解今天的農民工，除瞭要理解宏觀的階級結構、階級關係以外，還要理解他們的階級身分、階級地位形成的復雜過程。一方麵因為保留瞭農村的土地，農民工的工作力再生産部分地被放在農村來進行，國傢和資本不斷強化他的農民身分，另一方麵，他們在城市裏沒有作為一個勞動主體的閤法身分，國傢在他們的工作力再生産過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的身分變得模糊起來。迴到馬剋思對於勞動異化的思考，馬剋思所講的異化是在生産領域的異化，一方麵勞動者和生産資料相分離，作為一個勞動主體他沒有辦法控製自己的勞動過程，另一方麵，他也沒有辦法控製自己的勞動産品，他和自己的商品産生瞭對立。而我們今天的農民工在馬剋思意義上的異化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異化，這就是他們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同自己「農民工」身分的異化。農民工所經曆的是雙重異化的過程。
今天中國的新工人正處在雙重從屬和雙重異化的狀態。馬剋思《資本論》中詳細描述英國工人工作和生活狀況的材料基本上來自於英國政府的檔案，其中有關早期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材料更是直接來自於隸屬英國政府的工廠觀察員的報告。當時的英國政府齣於為資本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考慮，通過各種措施試圖限製資本的過度剝削，而今天的中國，國傢對勞工狀況的關注和調查遠遠比不上19世紀的英國。國傢體製更進一步通過維持他們「農民工」的身分，在資本剝奪他們的勞動價值之前，把他們的勞動價值貶低。農民工的身分代錶瞭卑賤的社會主體地位，給他們打上次等公民與次等勞動者的烙印，這就是當代中國農民工的身分政治。
[……]
（以下略，全文詳見《農民工與新工人：當代中國階級問題研究》前言）
潘毅
圖書試讀
農民工的隱喻：無法完成的無産階級化
潘毅、任焰
※一、引言※
2008年初雪災來襲的時候，距離中國的農曆春節還剩下一個星期，成百上韆萬的農民工帶著迴傢的渴望和焦灼，滯留在火車站，進退兩難。他們為何要背井離鄉？又為何每至年關「死也要迴傢」？李紅霞，一位來自湖北農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廣州火車站這個連接著傢鄉與工廠的樞紐上，被洶湧的人潮擠倒後再也沒能起來。帶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災？還是這巨大人群進退兩難的無力與恐慌？李紅霞的短暫人生，為當下中國城鄉二元體製提供瞭一個小小的縮影。火車站，既承載著他們的希望和夢想，又訴說著他們痛楚與創傷，讓他們既想離開，又渴望迴來。在這個濃縮的空間裏，一個新興工人階級破繭而齣的痛苦與掙紮，被如此真實地呈現齣來，這並非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就好像這個階級的形成過程一樣，一早便已開始，卻似乎永遠不能結束──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無産階級化過程。
伴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廠」，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也正在這裏形成。2000年中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錶明，城市中來自農村的打工者數量已經超過一億兩韆萬。根據國務院政策研究室2006年的報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約為兩億人。2008年初的雪災將成百上韆萬渴望迴傢過年的農民工阻隔在陷入癱瘓狀態的車站、鐵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緊急號召農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過年，在這個時候，人們似乎纔忽然意識到，對於這個已經在城市中勞動和生活瞭三十年的巨大群體，這裏竟然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屬於他們的傢。城市需要的不是作為公民和勞動者的他們，而是作為商品和勞動力的他們。在本文中，我們將對農民工的社會身分提齣疑問並就這一群體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獨特經驗與狀態進行分析。
潘毅、任焰
※一、引言※
2008年初雪災來襲的時候，距離中國的農曆春節還剩下一個星期，成百上韆萬的農民工帶著迴傢的渴望和焦灼，滯留在火車站，進退兩難。他們為何要背井離鄉？又為何每至年關「死也要迴傢」？李紅霞，一位來自湖北農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廣州火車站這個連接著傢鄉與工廠的樞紐上，被洶湧的人潮擠倒後再也沒能起來。帶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災？還是這巨大人群進退兩難的無力與恐慌？李紅霞的短暫人生，為當下中國城鄉二元體製提供瞭一個小小的縮影。火車站，既承載著他們的希望和夢想，又訴說著他們痛楚與創傷，讓他們既想離開，又渴望迴來。在這個濃縮的空間裏，一個新興工人階級破繭而齣的痛苦與掙紮，被如此真實地呈現齣來，這並非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就好像這個階級的形成過程一樣，一早便已開始，卻似乎永遠不能結束──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無産階級化過程。
伴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廠」，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也正在這裏形成。2000年中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錶明，城市中來自農村的打工者數量已經超過一億兩韆萬。根據國務院政策研究室2006年的報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約為兩億人。2008年初的雪災將成百上韆萬渴望迴傢過年的農民工阻隔在陷入癱瘓狀態的車站、鐵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緊急號召農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過年，在這個時候，人們似乎纔忽然意識到，對於這個已經在城市中勞動和生活瞭三十年的巨大群體，這裏竟然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屬於他們的傢。城市需要的不是作為公民和勞動者的他們，而是作為商品和勞動力的他們。在本文中，我們將對農民工的社會身分提齣疑問並就這一群體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獨特經驗與狀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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