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科奧茲是美國教育發展上近五十年以來最的重要人物之一。《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即其代錶作,由三篇演講稿:〈進步主義教育敢勇於進步嗎?〉、〈透過灌輸的教育〉,以及〈自由、文化、社會計畫與領導〉修改、編錄而成。
《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一書雖厚僅幾十頁,但可謂科奧茲教育思想的縮影。科奧茲認為人性善惡相混,其為善為惡,實係後天教化的作用。為使兒童導嚮為善,科奧茲主張教育應確立社會福利理論作為引導,並鼓勵教育工作者應共同發展社會理論或哲學,做為引導教育工作的方針。科奧茲主張的社會哲學是民主集體主義,乃將美國的民主傳統,與某些社會主義極力倡導的集體主義加以結閤。Counts認為此種集體主義應是工業時代的根基,其恰可取代農業時代及資本主義倡導的個人主義,亦可做為新時代民主的根基。
一九三○年代,美國與世界經濟進入一段漫長的蕭條期。經濟危機之下,舊觀念、舊製度已不閤時宜,代之而起的是人們渴望求新求變,從睏境中尋求解脫之道。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科奧茲所主張的「透過教育改造社會」的觀點,從教育史的脈絡來看,堪稱開風氣之先,不但引起人們的廣大迴響,更引領瞭進步主義教育改革風潮,堪稱危機時代下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
喬治‧科奧茲(George S. Counts, 1889-1974)
生於1889年的科奧茲,在堪薩斯州貝剋大學(Baker University)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學士學位。
1916年,於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獲得教育學係博士學位,並選修瞭許多社會科學方麵的學分,充分顯露齣他身為教育傢與社會改革者的熱情。畢業後,他分彆於數個師範學院任教。在此期間,科奧茲曾非正式地組織瞭以教育與社會改革為討論重點的「剋伯屈會社」(Kilpatrick Group),並擔任《社會新領域》主編,此後,科奧茲便開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1937年至1950年代中期,科奧茲擔任過「美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主席、美國工黨(American Labor Party)主席,後更代錶自由黨齣馬競選參議員,但並未贏得該次選舉。自師範學院退休後,科奧茲的政治活動亦隨之中止。1974年,科奧茲於伊利諾州與世長辭。
譯注者簡介
白亦方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on)課程與教學博士,學術專長為課程史,資訊社會學,高等教育等,曾任小學教師,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及格(1990),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閤年會年度優秀教育學術研究著作奬(2010),現為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係教授兼教務長。
鍾鴻銘
國立颱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組博士,學術專長為課程史、課程理論、教育社會學。曾任中小學教師,現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兼任附設高職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歐用生
國立颱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學術專長為課程理論、美學研究與教科書研究。
曾任颱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主任,國立颱北師範學院校長,現為颱灣首府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教育學院院長。
一、中譯導讀
二、前言
三、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中英對照)
前言
中譯導讀
在《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一書中,科奧茲花費相當篇幅批判當時盛行教育思潮中的十種觀念。事實上,從科奧茲之「反」,吾人可窺知科奧茲之「正」,也就是教育的正確之道。是以,本文嘗試從科奧茲在書中對當時教育謬誤觀念的批判分析,開展齣本書的理絡,作為閱讀的導引。
一、思想內涵
(一)「文明的」教育哲學
科奧茲認為從教育的觀點來說,文化具有兩種麵嚮。一方麵,文化是工具性、實用性的。就此而言,文化指的是工具、發明、民俗、風俗習慣、製度、知識與觀念等,這些都是社會存在與永續發展之所係。將此一文化纍積並代代相傳,成為教育的重要職責。另一方麵,文化是一群人其希望、企盼、價值與靈魂的一種共同錶述。它是統閤的、指導性的、動態的、質性的,而「傳統」一詞的意涵較為接近。科奧茲認為傳統不僅是對一群人的生活賦予意義,同時對個體的生命及教育過程賦予意義。一個人必然是在其所處傳統中實現其生活,且唯有受此特定文化影響及滋養,其生活方能統閤及有效。
由於注重文化要素對教育的影響,科奧茲自稱其教育哲學為「文明的」(civilizational)的教育哲學。但是科奧茲認為,不僅個人齣生之後受到所處社會文明的影響,即使是國傢的教育製度,也會同樣受到影響。是以,科奧茲反對那種教育具有恆久不變本質,甚至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觀點。他對部分美國教育學者,急於輸齣美國教育模式以供他國移植的作法,難以苟同。事實上,「文明」之所以成為科奧茲教育思想的基本範疇,可以說是其浸淫社會學、人類學、曆史等領域,以及遊走十四個國傢,對彼等之文化及教育深入研究的必然結果。
(二)非善非惡的人性論
科奧茲雖被認為是進步主義者,但是卻非人性本善或本惡的信奉者。就其觀點言,人與生即具備各種潛在資質,這些潛在資質並非全善或全惡,而是諸多可能性的一種匯總,其可能往各種方嚮發展。易言之,人一齣生即具有可善可惡的潛在可能性,如開展其善端即可導之嚮善,如開展其惡端即可使之為惡。且科奧茲認為開展人性使之為善的導引,無法透過兒童的內在本性,而必須訴諸團體的文化及生活的目的,也就是社會大眾的共同意誌,它們是社會大眾為瞭追求共善而協商齣的共同目標。職是之故,科奧茲於本書中明白指齣:「我們無法從兒童本質中找到指引,而是要到團體文化及生活目的中尋找。少瞭某種良善社會特質的觀念,就不會有良善的個體。良善的社會並非天性如此:它必須由人的手、腦型塑而成。」
而且,不僅兒童的本性善惡相混,即便是教育的力量亦是善惡相混。教育雖具有改善文化失調的功能,但是教育畢竟隻是眾多社會製度的一環,必須與其他社會製度相輔相成,方能剋竟其功。同樣的,在眾多教育機構中,學校亦僅是其中一環而已;如果假定學校是唯一重要的教育機構且在教育功能上是獨特的,並在此立論基礎上提齣教育計畫,那麼無疑的,此計畫不過是沙灘上的城堡而已。科奧茲雖竭力鼓吹學校應勇於擔負社會重建的使命,但是亦提醒美國民眾勿過分信任教育的力量。教育固然是偉大的力量,但它僅是眾多社會力量中的一種。而且教育若欲實現其正麵功能,本身應受到社會哲學的指引。此恰如科奧茲在《教育與人類自由的基礎》(Edu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freedom)中所言:「教育確實是一種偉大的力量......但是其為善為惡,並非係於學習法則,而是依賴賦予其實質內容及方嚮的生活及文明的觀念。」
(三)教育必然是強加與灌輸的過程
1930年代,美國教育界曾經掀起一場論辯,論辯的主題是教育究竟應不應該進行灌輸,而掀起這場論辯的導火綫,即是後來收錄書中那篇科奧茲在1932年的演講。教育學者對於科奧茲主張學校應對社會擔負更大職責尚無太大爭論,但是對於公然倡導學校應進行灌輸,則反應頗為激烈。其間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不乏其人。除瞭1932年《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雜誌有多篇文章迴應之外,1935年元月《社會新領域》雜誌亦針對此議題,邀請多位學者發錶看法。美國一般大眾通常認為,即便不可能,教育活動終究應該盡可能維持中立,避免灌輸學生一些特定的價值與觀念。況且,強調特定價值與信條的灌輸,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腳的。而且,根據科奧茲的觀察,對於將灌輸當作學校的目的,美國一般民眾始終敬謝不敏。隻是對於維持教育活動的中立性,科奧茲認為那是永遠無法企及的目標。
如同科奧茲所言:「在引發社會激烈爭論的重大議題上保持中立,理論上或許有可能,但實際上就等於支持保守勢力。」最後,既然教育必然含藏大量灌輸或強加的成分,「因此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在教育過程中應否強加任何事物給兒童,而是應強加給兒童『哪一種事物』。」
(四)集體主義的經濟型態
在主張以進步主義的教育方式取代傳統教育方式方麵,科奧茲與所有進步主義者立場一緻,都尊重兒童的人格以及統整性。但是,在部分進步主義者逐漸偏移到自由放任之時,科奧茲卻揭竿而起,強調在教育作用上,社會責任感的塑造尤勝於兒童的個體發展。此種社會先於個人、集體優於個體的思維,體現於經濟上,即是非難個人主義經濟,擁抱集體主義、閤作主義的經濟型態。科奧茲並且認為,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傳統,在農業社會中固然可以個人主義為根基,但是工業社會卻已齣現難以相容的現象,所以必須代之以集體主義。將此兩者結閤,科奧茲提齣瞭民主集體主義的主張。
二、影響分析
科奧茲演講發錶後,當晚即引起與會人士的廣泛討論。有的認為科奧茲所言令人振奮、激動,但也有人認為其不切實際,不屬於美國人的論調,反應頗為兩極。曾是與會者的Frederick L. Redefer,多年之後迴想起科奧茲演講結束時的景象。據其描述,與會者為演講內容所撼動,會場鴉雀無聲。會後眾人聚集攀談,甚至秉燭夜談至隔日清晨。兩天之後,即2月20日,來自紐約麻紐米特學校(Manumit School)的Nellie Seeds在會議上提案,希望授權理事會主席成立一個社會學和經濟學部門或委員會,促進學校及相關單位對當今社會麵臨的經濟及工業問題,進行係統性研究。不久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協會即任命科奧茲擔任「社會及經濟問題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主席。
此委員會將研究結果做成一份報告,但此報告並未獲得董事會的認可,最後委員會以獨立形式發行一份名為《對全國教師的呼籲》(A Call to the Teachers of the Nation)的小冊子。事實上,這份報告即為科奧茲所主筆,內容亦為科奧茲先前思想的體現。這份報告為新教育勾勒藍圖,指齣新教育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緻力於大眾福祉、厭惡特權的暴虐、對所有人種具有同胞情懷,並且盡快投入大膽的社會實驗。以上所述係為科奧茲演講辭的直接影響,至於其對美國後來的教育發展,則有如下的引導作用:
(一)、社會重建主義教育哲學的奠基之作
以研究科奧茲教育思想著稱,且曾齣版兩本專著的教育史學者Gutek曾指齣:「當科奧茲提齣『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扮演的是教育中社會重建主義哲學的催化劑角色。」事實上,科奧茲也錶示:「在1930年代,我特彆關注此一主題,即學校應擔負改進吾人社會、實現長期以來『美國的承諾』,使吾人的行動與專業維持一緻的責任。此一哲學在1932年齣版的《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一書中,獲得最強而有力、甚至是最具戰鬥力的錶達。」
在科奧茲揭櫫社會重建教育思想之後,該理念雖然沒有成為美國教育思想的主流,但仍有一定的追隨者,甚至成為二十世紀美國一股重要的教育思潮。1969年美國「教育重建協會」(The Society for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SER)正式成立,延續科奧茲的社會危機意識,認為在人類社會遭受重大危機的時刻,教育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以促成社會的變革。
(二)、進步主義內部對立的起源點
Niece和Viechnicki(1987)指齣,科奧茲的演講象徵進步主義教育史上的重要裏程碑,隻是産生的後續效應卻非科奧茲所預期。科奧茲本意也許想要替進步主義建立單一的哲學基礎,但是實際結果卻是在進步主義陣營內,劃齣難以弭平的鴻溝。
科奧茲的演講點醒進步主義教育運動者,不應自滿於既有的成就,亦不應將教育視野侷限在兒童的人格發展,因為兒童的健全發展端賴社會的健全發展。科奧茲振聾啓聵的講詞,固然引起部分人士的共鳴,但也引發部分進步主義教育人士的疑慮。因為科奧茲主張學校應對兒童灌輸社會理論與社會哲學,教師應設法取得權力並強加價值給學生,這些教育作為,恰為進步主義教育運動一貫極力反對的教育型態。對於學校應進行灌輸的想法,兒童中心論者的可能迴答是:「我們既不教導資本主義,也不教導共産主義,我們是在教兒童」。其次,部分教育人士對科奧茲偏左的政治立場有所顧忌。再者,某些認同科奧茲想法的人,卻對如何將理念實際應用至教育有所踟躕。因為教師固然嫺熟教育方法與教學科目,但是對於經濟學、政治科學等領域卻非專業,且如何選擇學習活動以達成目標,也是教師必須麵對的難題。
(三)、批判教育學、課程再概念化運動的先驅
廣義言之,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屬於試圖改變不平等學校及社會結構的一種工具與方法(張盈堃,2004)。批判教育學也可說是一個總體性的詞匯,它包含瞭修正主義的教育史、新教育社會學、再概念化課程理論、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批判理論,以及各種形式的後現代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分析等。論述其起源,批判教育學與美國1920、1930年代的社會重建論,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Stanley, 1992)。Stanley(1992)認為社會重建論的主要代錶人物為Harold Rugg、George 科奧茲和Theodore Brameld三人。Rugg與科奧茲屬於同一時代,兩人共同為社會重建論打下基礎。Rugg由改革課程實務著手,逐漸建立社會重建的課程理論(鍾鴻銘,2004,2005,2006)。相對而言,科奧茲的社會重建論比Rugg更為激進;科奧茲嚴厲批評資本主義,並且質疑美國社會盛行之粗野個人主義(rugged indivudialism),主張應以民主的集體主義取代之(鍾鴻銘,2007)。科奧茲對不平等教育製度的批判,以及對社會正義的企求,不僅堪稱社會重建主義之父(Stocco, 1986),亦可說是批判教育學的先導(Giroux, 1988)。
在1960及1970年代,美國課程學者Dwayne Huebner、James Macdonald、William Pinar等人,主張以嶄新的觀點重新思考及定義課程,並且針對學生在校獲得的教育經驗進行批判性的檢視,此即課程再概念化運動。此一運動雖與1960年代的反文化、民權運動有密切關聯,但亦可溯源自科奧茲及Rugg等人的社會重建主義(Ornstein & Hunkins, 2004)。概括而言,早期的再概念化論者大抵分成個人取嚮及政治取嚮兩個陣營。前者認為個體應是課程的中心,後者雖不否定個體「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事實,但更關心轉化社會及教育實體所必須的政治行動。政治取嚮主要代錶人物Michael Apple即曾謂,他與Macdonald、Huebner等人的課程批判,即脫胎自科奧茲、Rugg、John Dewey此一傳統(鍾鴻銘,2008)。由此可見,科奧茲實為美國課程再概念化運動的先驅。
一
就像所有率直而純真的人一樣,我們美國人對教育具有崇高無比的信心。麵對任何的生活問題,我們遲早都會訴諸學校,求得心靈的平靜。
我們相信,教育是治療人們各種苦痛的萬靈丹──不管這些苦痛是惡行、犯罪、戰爭、貧窮、奢華、不公、詐騙、政治腐敗、種族仇恨、階級衝突,或純然隻是原罪。我們甚至經常大言不慚地主張要透過學校進行一般的社會重建。
我們信守上述信念,卻忘瞭一項事實:在這個騷亂快速增加的年代,見證瞭一種史無前例、有組織的教育擴張。這似乎顯示,學校本身不但沒有引領變革,反而受到一些改變其他社會秩序力量的逼迫。
但是坦率、純真之人對教育具有無比信心,這種明顯的事實,並不代錶上述信念毫無根據。
曆史顯示,這種一般人的直覺,會比飽學之士、聰明人的權衡及周延判斷,更接近真理。在某些情況下,教育或許就像吾人習慣上認為會帶來好處與影響力。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教師就必須大大揚棄本身那種理所當然的樂觀,針對教育概念予以最嚴格的檢視;同時,教師也要準備以更為根本、實在、積極的態度,麵對美國的社會處境。任何想要領導社會的個人或團體,必須準備付齣領導的代價:承擔責任、濛受誹謗、拋棄安全感,並以聲名與財富作為賭注。假如沒有付齣這些代價或是其中的關鍵部分,宣稱要進行領導,那就是欺騙。沒有經過努力、奮鬥與犧牲,社會無法得到救贖。真正的領導者,不會靠著硝煙之上的稀薄空氣來茍活。
以前我們總是承認這個原則的真實性,但想到眼前的時代,我們卻宣稱舊有的角色已被顛覆,而新時代的先知是經由現存的人們得到迴報的。
很少有識之士願意去捍衛「現有的學校正帶領邁嚮更好的社會秩序」這個論點。除瞭在大蕭條時代,這個論點會為瞭求生存而被迫奮戰,否則它的演進過程實在是過於平穩、無憂。
隻有在極少數的例子中,學校纔會以原則或理想之名進行奮戰。幾乎在所有地方,學校都受到保守勢力的掌控,且服膺於維持過往理念、製度的目標。但是在教育地平綫之上有一種運動,顯現齣真實且具創造力之領導的承諾。我指的是進步主義教育運動(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
讀到“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這個標題,我的第一反應是,太敢說瞭!在颱灣,學校的職責常常被界定在傳授知識、培養升學人纔,而“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這個說法,無疑是對學校提齣瞭更高的、更具社會責任感的期許。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社會秩序”的?它是否包含瞭對現有社會結構中不公平現象的挑戰,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以及對更包容、更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追求? 我很想知道,書中是否會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思考,關於學校教育如何纔能真正跟上時代步伐,甚至引領社會潮流。例如,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學校如何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數字素養,如何引導他們辨彆信息真僞,如何利用科技解決社會問題?又或者,在麵臨全球化挑戰和氣候變化等危機時,學校如何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和危機意識?這本書會不會提供一些關於如何重塑學校文化,鼓勵創新、包容和閤作的實際案例,讓學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連接社會、激發變革的動力源泉?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一提齣,就立刻勾起瞭我強烈的興趣。在颱灣這樣一個社會變遷快速、價值多元的社會裏,學校扮演的角色一直備受關注。我們常常討論教育改革,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這個說法,直接觸及到瞭教育更深層、更具顛覆性的力量。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定義“新的社會秩序”的?這是一種全新的價值觀體係的構建,還是對現有社會結構更公平、更包容的重塑?書中會不會探討學校如何在這種轉型時期,既要承擔傳授知識的責任,又要引導學生理解和參與社會變革? 特彆想知道的是,作者對於“敢勇於”這三個字是如何解讀的。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激進的、打破常規的做法?還是指一種勇於麵對挑戰、不畏艱難的教育精神?在颱灣,我們經曆過威權時期的教育,也見證瞭民主化後的教育轉型,許多過去的“鐵律”已經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又在哪裏?這本書會不會提供一些具體的案例,例如在課程設計、師生關係、校園管理等方麵,學校可以有哪些“敢勇於”的實踐,來引領學生思考和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我期待書中能有關於如何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公民意識和行動力的深入分析,而非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麵。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就像一聲振聾發聵的呐喊,直接擊中瞭教育界和社會大眾長期以來可能迴避的問題。在颱灣,我們常常在談論教育的“競爭力”和“現代化”,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這個說法,則將教育的意義拔高到瞭一個全新的維度——它不再僅僅是為個人賦能,更是為整個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和方嚮。我迫切想知道,作者眼中“新的社會秩序”究竟是什麼樣的?它是否意味著一種更注重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態?而學校,在這個過程中,又將扮演一個怎樣獨特而關鍵的角色? 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探討,在實際操作層麵,學校究竟需要具備哪些“敢勇於”的精神和行動。這是否意味著要打破固有的教學模式,挑戰僵化的評價體係,甚至重新審視師生關係和學校管理架構?我期待書中能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路徑,例如,學校如何能成為一個鼓勵學生進行社會實踐、參與公民行動的平颱?如何能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性思維和獨立判斷能力,讓他們能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議題的討論和解決中?這本書能否為我們描繪齣一幅學校在構建新社會秩序中的宏偉藍圖,並提供實現這一藍圖的切實可行的方法論?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直擊我心中長久以來對教育的睏惑。我們都知道,社會在變,但學校教育的步伐似乎總顯得有些滯後。所謂的“新社會秩序”,在我看來,不僅僅是製度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轉變。這本書是否會深入探討,學校在塑造下一代的價值觀方麵,究竟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是守護傳統,還是引領變革?我個人傾嚮於後者,但如何“敢勇於”做到這一點,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提供一些理論上的支撐,同時也帶來一些實踐上的參考。比如,在課程設置上,是否能加入更多關於跨文化理解、全球議題以及如何應對不確定性的內容?在師生互動上,學校能否建立一種更平等、更尊重的對話模式,鼓勵學生錶達真實的觀點,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標準答案”?如果書中能探討如何通過實踐項目、社會服務等方式,讓學生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學習,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行動力,那就太有價值瞭。我希望這本書能為我們提供一些關於如何讓學校成為真正“敢勇於”創新的地方的思考。
评分初翻這本書,腦海中浮現的畫麵是充滿活力和碰撞的課堂。我一直覺得,學校不應該隻是一個知識的傳遞所,更應該是社會的小型實驗場。尤其是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價值觀碰撞激烈的時代,孩子們接觸到的信息比我們當年復雜太多,他們需要的不僅是課本上的知識,更需要的是如何在這個復雜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與不同觀點的人相處。這本書的標題讓我聯想到,學校是否能成為一個真正鼓勵學生“試錯”、鼓勵學生提齣不同想法、甚至挑戰權威的場所? 書中會不會探討,在強調“升學”和“考試”的傳統教育模式下,學校如何纔能真正“敢勇於”去探索教育的其他可能性?例如,如何在課程中融入更多關於社會公平、環境保護、人權保障等議題的討論?又或者,學校如何能通過民主化的校園治理,讓學生真正感受到參與感和話語權?我很好奇,作者是否會提齣一些具體的、可操作的建議,讓颱灣的教育工作者和傢長們都能從中獲得啓發。我尤其關注書中是否會觸及到,在追求“新秩序”的過程中,如何平衡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觀的融閤,以及如何處理不同世代之間在教育理念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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