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趙紫陽的死，比他在世時更具危險性。----時代雜誌
「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傢人在院子裏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瞭。」
趙紫陽，一個被軟禁的時間比主政時期長的悲劇人物，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他沒有放棄對中國政經體製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言權，在老部屬杜導正等人的協助下，於二○○○年左右，以京劇與兒歌錄音帶，祕密錄製至少三十六捲錄音帶，留下逾三十小時的珍貴錄音。趙紫陽以鉛筆標記編號後，分頭交由數人帶齣。此事連其傢人也僅有耳聞，直到二○○五年趙紫陽過世後，纔在孫子玩具堆中找到整套的原版錄音帶。趙紫陽祕書鮑彤之子鮑樸花瞭兩年時間蒐集錄音帶，終使完整內容於二○○九年齣版。
做為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代錶人物，趙紫陽對於社會主義路綫當時已有許多質疑，不管是「六四」事件，對民主與法製的省思，對同時期亞洲四小龍包括颱灣的經濟奇蹟，更充滿欽羨與肯定。趙紫陽個人的心路曆程，記錄瞭社會主義中國如何麵對統治危機與經濟睏境，特彆是二十年前「六四」決定武力鎮壓的始末，以及發展市場經濟的激烈鬥爭，也是中共高層至今，最誠懇麵對曆史的迴憶錄。
作者簡介
趙紫陽
原名趙修業，一九一九年齣生河南滑縣地主傢庭，十三歲時加入共青團，高中時開始以趙紫陽為名。因農民運動有成開始在中國共産黨內崛起，四十六歲當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創下最年輕紀錄。文革時期遭批鬥，一度下放勞改。一九七五年主政四川，因農村經濟改革有成，當時有「要吃糧，找紫陽」順口溜，聲望逐步升高，受鄧小平重用，並於一九八○至八七年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一九八七至八九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六四」天安門事件同情學生，遭軟禁十六年，於二○○五年過世，享年八十五歲。
編者簡介
鮑樸
趙紫陽生前祕書鮑彤之子，於香港成立新世紀齣版社。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英文版序 改革的設計師 羅德裏剋．麥剋法誇爾
序 曆史是人民寫的 杜導正
導言 趙紫陽錄音迴憶的曆史背景 鮑彤
壹．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第一章 八九學潮初起
第二章 四二六社論
第三章 學潮與政爭
第四章 武力鎮壓
第五章 代罪羔羊
第六章 二次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老大哥鄧小平
貳． 軟禁的滋味
第八章 黨國審判
第九章 孤軍奮戰
參．改革開放十三問
第十章 鄧小平和陳雲之爭
第十一章 一九八一年的緩衝
第十二章 對外開放的陣痛
第十三章 經濟建設的新路
第十四章 與鬍耀邦的經濟歧見
第十五章 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
第十六章 漸進式的經濟體製改革
第十七章 經濟過熱與軟著陸
第十八章 以國際貿易揚長避短
第十九章 農村包産到戶
第二十章 沿海地區的外嚮經濟發展戰略
第二十一章 以沿海帶動全國
第二十二章 麵對腐敗
肆． 從鬍耀邦到趙紫陽的時代
第二十三章 鬍耀邦下颱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七反自由化的一年
第二十五章 左派裏的左派
第二十六章 確立中國社會主義路綫
伍． 巨變．一九八八年
第二十七章 十三大後的曙光
第二十八章 尋找商品秩序
第二十九章 經濟倒退
第三十章 無法邁步的物價改革
第三十一章 改革迴潮體製復舊
第三十二章 架空總書記
第三十三章 吹「倒趙風」
陸． 以改革之名
第三十四章 鄧小平的行政改革
第三十五章 中國的無名恐懼
第三十六章 鬍耀邦的社會主義民主
第三十七章 民主與法製的社會
附錄一 關於沿海發展戰略的一份單獨錄音
附錄二 〈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附錄三 〈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門廣場的即席講話〉
附錄四 〈關於六四事件的自辯發言〉
特彆收錄 祕運海外的迴憶錄-從趙紫陽追溯赫魯雪夫 林博文
趙紫陽年錶
人名錄
圖書序言
序
曆史是人民寫的杜導正（前中共國傢新聞齣版署署長 ）
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瞭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這個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趙紫陽為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罪名是「支持動亂分裂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趙紫陽召開瞭緊急傢庭會議。趙紫陽對傢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曆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子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趙紫陽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們沒有絲毫猶豫，一緻錶示支持趙紫陽在這生死榮辱關鍵時刻的曆史性決定。
「六四」後，中共中央幾次派人找趙紫陽談話。第一次，趙紫陽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幾位中央要人奉命齣麵。王任重說，隻要你能做齣深刻檢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趙紫陽拒絕瞭。第二次，中央幾位要人說，隻要你錶個態，做個檢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員的職務。趙紫陽又拒絕瞭。
當時，北京政治氣氛非常緊張，我和趙紫陽的聯係斷瞭兩年多。一九九二年我們恢復瞭來往，我建議他寫一篇文章，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齣事件的全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趙紫陽錶示不想寫。我把話說得更重，我說：「紫陽同誌，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你有責任寫。你處在這個位置上，對『六四』及其前因後果，治黨治國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寫齣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曆史責任。」當時蕭洪達也在場，我們一起勸他寫。趙紫陽同意瞭，讓我們拉個提綱，我們問，他來答。
趙紫陽有非凡的記憶力，但他還是怕記憶不夠準確，曾經嚮中共中央辦公廳要一些公開發錶過的有關資料，中辦不給。他很受傷，說那就翻報紙吧；另外他說近來也草擬過一個提綱。口述就這樣開始瞭。
開始，除瞭趙紫陽之外，參加這個工作的有四個人：前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姚錫華、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再加上前國傢新聞齣版署署長杜導正，也就是我。我們都是趙紫陽的老部下。開始時想搞筆錄。我相對年輕些，身體好些，又是老記者，有筆錄的習慣，就準備讓我負責筆錄。後來我去廣州，把這件事告訴瞭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林若很支持這件事，說他有最好的錄音機，連同磁帶一起給瞭我。我們就採用瞭口述錄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後，我和蕭洪達在盛夏季節關瞭門窗，躲在屋子裏一盤一盤地聽。共同的感覺是：口述很有條理，邏輯嚴密，語言準確，隻要變成文字的東西就可以直接成書瞭。
二十年來，趙紫陽的訪談記，圍繞趙紫陽談「六四」、談改革開放、談中共成敗前途的，境外齣版瞭十幾種。不過，現在這本依照趙紫陽談話錄音原原本本形成的書，無論在完整性方麵，深刻性方麵，特彆是本人認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方麵，無疑都是彆的任何有關書籍所不可比擬的。
在這本書裏，趙紫陽詳細講述瞭「六四」事件的經過。作為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是被徹底封殺的被告。他的敘述，對於全麵客觀地把握事件真相，糾正種種誤傳、偏頗和歪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進一步，趙紫陽談瞭他對「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後果的看法。
再深一層，他探討瞭中國共産黨在治黨治國方麵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的成就和錯誤，鄧小平的成就和錯誤。
最後，他還努力從世界曆史的角度，探討瞭國際共産主義運動興起和衰落。
趙紫陽是個求實膽大的實乾傢。他是從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到副總理，再到總理和總書記，一路乾上來的。「六四」以後，有時間瞭，他開始結閤自己的親身經曆和豐富經驗，反覆思考各種大問題，海闊天空地放膽自由思考。我也是從他軟禁中幾十次談話，以後多次溫習他的談話中，漸漸地感到這位被人尊敬的老人晚年思想中確有許多值得人們汲取研究像火花一樣的閃亮觀念。我甚至以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發生瞭一次質的飛躍！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隻是在大是大非關鍵時刻敢於承擔曆史責任的一位偉人，而且他的見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傢—至少是思想大傢—的深度和水平。
趙紫陽的整個談話，顯示齣根本主張上的許多重大變化。他曾經幾次懇切地對我說：「老杜，你知道我過去也是很左的。現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張。」現在，翻開這本書，從始至終，我耳邊一再迴蕩著這八個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張」。
中外古今從無一個完人。趙紫陽絕不例外。他在這本書裏的想法見解不一定都對，有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我也不是每一觀點都贊成。但他的想法見解背後都有血淚經驗的支撐，多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這本書隻是原汁原味和盤托齣。如何評價是讀者的事，是曆史的事。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我就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工作。當時趙紫陽是中共廣東省第二書記，陶鑄是第一書記，我是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趙紫陽說他過去很左，確實。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農村社教等等極左性質的運動中，他並不消極。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錯誤地把我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他也沒有能公正地站齣來講一句保護我的話。
但是，比較而言，那時趙紫陽的獨立思考比陶鑄更多。在處理「逃港」問題上，陶鑄主張壓製，趙紫陽則要求疏導。不少問題處理上，他比陶鑄求實而溫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覺悟有瞭大的昇華。一九六六年末，廣州越秀山十萬人批鬥趙紫陽大會，我老伴坐在現場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的口號，他拒絕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拒絕喊，最後他隻喊一句「打倒趙紫陽」。就是說我趙紫陽作為個人，可以打倒，但絕不承認自己是什麼「三反分子」或「走資派」。文革中被批鬥的省委第一書記二十七、八個，像趙紫陽這樣連個「走資派」罪名也不承認的，恐絕無僅有，隻此一例，一時傳為佳話。
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人，趙紫陽是優秀的，但我以為並沒有什麼特彆瞭不起。他的瞭不起，在於他與鬍耀邦是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對中國劃時代的改革開放事業做齣瞭卓越貢獻，更在於他在「六四」前後錶現齣來的偉大人格。在「六四」這個重大的曆史關頭，趙紫陽對中華民族負責，對曆史負責，對百姓負責，完全不顧個人生死榮辱，站在真理一邊，站在人民一邊，絕不妥協，絕不屈膝，絕不退讓。他傳承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為瞭人民，為瞭一個「義」字，可以赴湯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人們的榜樣。因此，人們纔可這麼深深地懷念他，對他這輩子的某些失誤也全都諒解瞭。我們願意嚮他學習，做他那樣的人。
趙紫陽下颱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沒跟上。我們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們要學習趙紫陽和鬍耀邦，繼承他們的遺誌，推動政治體製改革。
二○○五年趙紫陽去世時，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公報形式對他作過幾句評價，說他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犯有「嚴重錯誤」，不再提他「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話瞭。這個提法的變化，從中共中央來說，是一種退讓。從中國當代史說，這自然也是一種進步。但與事實相比，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評價、結論是不行的。而且時至今日，又四年瞭，對趙紫陽的骨灰還未妥善安置。對趙紫陽撤職後任意軟禁多年，還沒有一句平反的話。趙紫陽三個字至今在大陸媒體實際還在嚴行禁止之列。這些在曆史上說，當然是一概站不住腳的。不過正如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時候呼喊的那句話—「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
曆史是人民寫的。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導言
趙紫陽錄音迴憶的曆史背景鮑彤（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政治祕書）
趙紫陽留下瞭一套錄音帶。這是他的遺言。
趙紫陽的遺言屬於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於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
趙紫陽錄音迴憶的價值，供世人公論。它的內容關係到一段正在繼續影響著中國人現實命運的曆史。這段曆史的主題是改革。在大陸，在目前，這段曆史是被封鎖和歪麯的對象。談談這一段曆史的背景，也許對年輕的讀者瞭解本書會有點用處。
中國為什麼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來，盡管步履艱難，中國畢竟在朝著現代化的方嚮，緩慢地演變著，發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阻礙瞭它的進程，卻無法逆轉它的方嚮。
一九四九年內戰基本結束後的中國，有瞭新的契機。
本來，如何循序漸進，如何實現現代化，要不要搞社會主義，都應該屬於可以討論、可以爭論的範圍。隻要真的按照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去做，真的實現「普選」和「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瞭。真把這兩個大問題解決瞭，中國社會製度方麵的其他一些問題，都不難解決。
全麵逆轉中國發展方嚮的，是一九五三至五八年以「社會主義改造」為名和一九五七年以「反右派」為名的兩個運動。二者相輔相成。前者是針對所有製的，是模仿《聯共黨史》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模式，決定通過集體化、國有化、計畫化，達到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目的。後者是中共根據毛澤東的意誌，由中共中央整風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指揮，在全國五百萬名知識分子中，打齣瞭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這兩個運動是中共執政曆史上的轉捩點，開闢瞭與民主與法製背道而馳之路。
走上瞭這條自稱為「社會主義」的路，就消滅瞭市場，消滅瞭「耕者有其田」，也消滅瞭自由，同時也斷送瞭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許多好的傳統。麵對建設，這種「社會主義」乏善可陳，隻能把老百姓維持在「少數人餓死，多數人餓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澤東時代，有瞭城市戶口，纔能擁有憑證消費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居民，憑證消費的限額大約是每天將近一斤糧，三天大約能吃一兩肉，每年大約能買做一套衣服的布；對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居民，包括被迫「自願」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黨和國傢愛莫能助，大傢隻能「自力更生」，自生自滅。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使得中國人不僅人人貧睏，而且同一百多年以來實現現代化的夢想背道而馳，越離越遠。
毛澤東身後，他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黨的主席華國鋒不得不如實宣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長此以往，國將不國，這就是中國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黨國領導當時開的藥方裏沒有改革
齣路何在？毛的前貼身警衛，黨的副主席的汪東興說，凡是毛主席的決定，必須永遠執行，始終不渝。黨主席華國鋒也跟著他如是說。
當時的中國共産黨內，威信最高的經濟權威，是陳雲。他三十年代就進入政治局，比鄧小平早瞭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開始管經濟。毛發動「大躍進」之前，陳是第一副總理，全國的經濟總管。毛嫌他太實事求是，叫他靠邊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帥，任命鄧小平為副帥，大煉鋼鐵，結果闖瞭禍。現在毛死瞭，陳雲給中國經濟開齣來的藥方是「調整」，糾正比例失調。
這是陳雲實踐經驗的結晶。大躍進餓死瞭幾韆萬農民，一九六二年就是靠陳雲「調整」糧食、鋼鐵等生産指標，纔得以收拾殘局。陳雲反對黨的瞎指揮，但不反對黨的領導。從政治上的一黨領導，到經濟上的全盤公有化、計畫化，糧棉油的統購統銷，陳雲不但不反對，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製度。改掉毛的這一套，等於改掉陳雲自己。
對陳雲的分析不能簡單化。他捍衛國有製，但不捍衛人民公社；他喜歡計畫經濟，但不喜歡不切實際的指標；他主張政府為主，但允許市場為輔（「大集體，小自由」）；他認為經濟自由度應該像關在籠子裏的「鳥」，但反對把它捏在手裏；他相信蘇聯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國主義；在「自力更生」，「不吃進口糧」那個年代，他敢於挺身作證，「我聽得毛主席說過，糧食是可以進口的」，一句話，就把「進口糧」的修正主義性質，平反為毛澤東思想的閤理要求；他維護共産黨的一元化領導，但對毛澤東破壞黨規黨法看不慣。這些，趙紫陽在迴憶中都有記載，還曆史以公道。
另一位威望極高的元老，是鄧小平。鄧是毛的親信。因為毛指定劉少奇為唯一接班人，鄧在文革前纔當瞭劉的助手。文革初，不瞭解底細的群眾把鄧和劉誤為一談，但毛心裏明白，沒有拿鄧跟劉一樣，往死裏打。毛晚年企圖整肅周恩來，鄧卻和周走到一起，這下子纔失掉瞭毛的寵信。文革中鄧一再被貶黜，「越批越香」，這不是降低而是提高瞭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許，鄧小平能夠成為改革毛澤東體製的領導人？
但鄧小平當時開齣來的藥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頓」。整頓，就是整頓企業，整頓領導班子，撤換不服從領導的乾部，以鐵腕落實既定的規章製度和組織紀律，以鐵腕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傢計畫。簡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強化毛的體製。整頓是鄧小平的強項。文革後期，毛主席叫四人幫抓革命，叫鄧小平抓生産，鄧雖然不懂經濟，但用瞭整頓的手段，硬是把生産搞上去瞭。
鄧小平的特長是精明。他不糊塗，不迂闊。他心裏早就明白，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那一套也許無法挽救經濟的崩潰，也許必須轉而嚮市場經濟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搞亂經濟」的風險，更不能冒「反社會主義」的風險。畢竟，經濟不是他的所長，他是搞政治的，必須在政治上站穩腳跟。一九七九年三月，他發錶瞭被載入史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産階級專政，共産黨的領導，馬列毛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政治路綫。一年後，他以全黨領袖的氣魄，發錶瞭進一步籠罩八十年代的綱領〈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他指點江山，講國際，講颱灣，重點是講現代化建設。怎麼現代化呢？讀一讀《鄧小平文選》第二捲中那篇洋洋三十四頁的大文章就清楚瞭。鄧小平開的是四味藥：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團結；三、艱苦奮鬥；四、又紅又專。麵對毛澤東死後扔下的爛攤子，鄧小平盡瞭一個政工人員的努力，他在加強領導，他在鼓舞士氣，但是直到一九八○年一月，他的八十年代綱領裏沒有體製改革。
後來的曆史證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體製。不改革就隻能在毛的體製裏翻跟鬥，不改革是死路一條。但當時的黨國領導人，從華國鋒、汪東興到陳雲、鄧小平，在他們當時開齣來的藥方裏，都沒有改革。
四川在探尋改革之路
探尋體製改革之路，怎麼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麼。
包括鄧小平和陳雲在內，當時誰都說不清楚什麼叫做「體製改革」。在四川進行經濟體製改革試點之前，中央領導人中沒有人說得清楚（或者不願意說清楚） 體製改革應該改掉什麼，說來說去，無非是集中還是分散，分散還是集中。這裏有個風險的問題。
但是，四川想清楚瞭。不僅說瞭，而且動手瞭，穩穩當當開始做起來瞭。一九七六年，四川開始放寬政策。一九七八年起，由政策領域擴展到體製領域，進行瞭城鄉經濟體製改革試點。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是擴大農民自主權；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自主權，不像領導權、所有權、計畫權那樣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積極性那樣軟不足道。你要積極性，給你幾塊錢奬金，就足以把你打發掉瞭。你說所有權、計畫權，自居正統的人非告你離經叛道不可。難道你不懂得所有權隻姓「公」，計畫權隻姓「國」，領導權隻姓「黨」嗎？但自主權不硬不軟，明確、穩當，從這裏入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夠把陣地守得很穩當。提齣「農民自主權」和「企業自主權」，有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把農民和企業（而不再是黨和國傢）定位為城鄉經濟的主體。這也正是市場經濟的前提。擴大農民和企業的自主權，和縮小黨和政府的乾預權，是百分之百的同義語。
一九七八年，四川省委在第一書記趙紫陽主持下，作齣瞭以擴大自主權為內容進行改革試點的決策。這是使改革進入經濟生活的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趙紫陽走上改革之路的起點。作為改革傢，他的使命就是推動黨和國傢嚮農民和企業讓步，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推動「經濟外的行政強製因素」嚮 「經濟的主體」讓步。當時鬍耀邦在平反的實踐中創造瞭「冤假錯案」等一組辭匯，趙紫陽也在讓步的實踐中創造瞭 「鬆綁、放權、讓利、搞活」等一組辭匯，這些都是不見經傳但不脛而走的曆史性概念，令人沉思，令人迴味。
四川人口全國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東，包括現在的重慶直轄市，包括民國時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內，當時全國十億人，四川占瞭一億。兩韆年自流灌溉的曆史，使四川成為天府之國。六十年代毛澤東把這裏確定為三綫建設的大後方，使它成為高精尖軍事工業的大基地。大躍進時期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個看毛眼色行事，不顧百姓死活的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全國餓死三韆萬到四韆萬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韆萬！毛的體製把四川整苦瞭，擴大農民和企業自主權使四川獲得新生。這當然不是領導者個人有迴天之力，但無疑凝結著領導者的心血。「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越齣省界，傳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穩穩當當搞經濟改革，同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鬍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成為當時街談巷議中的兩個亮點。
進入瞭改革年代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鬍耀邦、趙紫陽相繼進入政治局。一九八○年二月，二人同時進入常委，鬍任總書記，趙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之後陸續被任命為副總理（代總理）與總理。
這就進入瞭趙紫陽迴憶中的改革年代。同趙後來主持的全國規模的經濟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隻是小試牛刀而已。
體製改革，怎麼改，誰說得清楚？說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來，早就被鬥光瞭。因為毛澤東已經用瞭幾十年時間，緻力於一場接一場的以摧毀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階級鬥爭」，培養瞭一批又一批的以討伐市場為能事的乾部和學者，在全民中散布對市場經濟的恐懼和仇恨。
現在又過瞭三十多年，終於人人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原來就是改掉毛澤東的製度。但在大陸，卻有點怪，隻許說改革，不許說非毛化。改革必須歌頌，非毛化必須聲討。三十年後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議要改掉毛的體製，無疑會遭到女教師張誌新和女學生林昭同樣的命運，改革則將命中注定要被徹底扼殺在萌發之前。
對毛澤東經濟體製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說，經濟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齣來的。一九七八年是「自主權」。三年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趙紫陽提齣瞭一個新的視角：經濟效益。他列舉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二十八年經濟增長的成績：工農業總産值八．一倍，國民收入四．二倍，工業固定資産二十六倍。那麼，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呢？一倍！走瞭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經濟效益如此如此，今後不走新路子行嗎！又過瞭三年，一九八四年，商品經濟的概念，在趙紫陽等人苦心推動下，終於在中國站住瞭，終於閤法瞭！商品經濟是當時政治形勢下所能允許閤法使用的概念，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的代名詞。
這就關係到改革的全過程，其中的甘苦與探索，閤作與分歧，在本書中都有論述，這是我看到過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趙與鄧的分歧在於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發生瞭正麵衝突。
鬍耀邦之死觸發瞭學潮。鄧主張調集國防軍鎮壓；趙主張在民主與法製的軌道上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腐敗問題和民主問題，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啓動政治體製改革，引導全社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來。
結局是大傢所已經看到瞭的：軍委主席鄧小平判決總書記趙紫陽犯瞭「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罪行；元老們決定由江澤民取代趙。江上颱後，把趙作為國傢公敵軟禁終身，並且從國內的書報、新聞乃至曆史中颳掉瞭趙紫陽的名字。
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不存在什麼個人恩怨。一九八○年四月趙到北京工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學潮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的工作是滿意的，不是一般的滿意，而是很滿意。
鄧小平最初對經濟改革沒有錶態，那是因為沒有把握，怕齣瞭亂子，收拾不瞭局麵。作為政治傢，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實績以後，鄧小平開始放心。看到趙到中央後繼續穩穩當當，用穩健的改革，來推動計畫內和計畫外各種經濟成分同時穩定增長，鄧更加放心瞭。可以說，對趙紫陽部署的經濟改革，鄧是言聽計從的支持者，沒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對鄧的支持，趙也由衷感到高興。兩個人閤作得很好。
問題完全齣在對一九八九年學潮的性質的判斷上和決策的分歧上，深層的分歧發生在對黨和人民關係的定位上。趙認為，學生悼念鬍耀邦，是閤法的，正常的。鄧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趙說，學生提齣的要求，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應該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通過社會各界協商對話，找齣解決的方案，進一步推進改革。鄧說，不能嚮學生讓步，應該調集軍隊，首都必須戒嚴。這是五月十七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的爭論。常委會五個人。趙紫陽和鬍啓立是一種意見；李鵬和姚依林是另一種意見；喬石中立。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居然說，他同意「常委多數」的決定—就這樣，鄧小平拍闆瞭。
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齣現分歧，常委應該嚮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十七人，十四人在北京，雖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齊。）鄧小平也許認為，他不是常委委員，不必遵守常委的規則；也許，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夠重大，他有權拍闆，事後通知政治局追認一下，就行瞭；也許，在他心目中，根本沒有「規則」的觀念。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鄧小平也許認為，沒有必要提請全國人民代錶大會的常設機構錶決，這種程式太麻煩，扯皮，效率低，辦不成事。也許，他壓根兒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為「中國共産黨的核心領導人」而設的。
《憲法》規定國務院有權決定戒嚴，但從五月十七日常委決定戒嚴到五月十九日實施戒嚴，這三天內，國務院到底有沒有開過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一查就清楚瞭。我查過瞭，沒有。
就這樣，發生瞭幾十萬國防軍進入首都，用坦剋和衝鋒槍對付學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國防軍被用來對付嚮黨和政府和平請願的老百姓。慘絕人寰的大悲劇發生瞭，接著又是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穩定壓倒一切，它壓倒瞭改革，壓倒瞭法律，壓倒瞭良心，壓倒瞭國傢的主人，壓得多少公民傢破人亡！
作為公民，趙紫陽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軟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歲去世，這位大改革傢纔擺脫瞭軟禁，「自由」瞭。
有人說，總書記要分裂黨，而軍委主席要挽救黨。根據我的觀察，他們二位都是忠誠的共産黨人，都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黨連在一起，都想把這個黨搞好。分歧在於，總書記認為，黨應該順應民意，應該服從民意；軍委主席認為，黨不可以嚮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須服從黨的領導。齣現不同的意見，對其他黨來說是正常的，但共産黨是靠槍桿子崛起的黨，一貫靠總指揮的命令來排除不同意見。所以，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上，對人民，對同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都是傢常便飯。
「六四」開創瞭全民噤聲的新局麵
我不知道在坦剋和衝鋒槍下傷亡同胞的數目。我國年年組織討論日本侵略者殺死中國人的數目，從來沒有談論過中國人民解放軍殺死本國人民的數目。當局在國外公布過「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新聞，這很機智，但不誠實。我傢當時所住的部長樓內，就有人被窗外飛入的流彈打死。聽說全球都看到瞭北京屠城的現場直播，我當時已在獄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這些活鏡頭，是鄧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國人在「妖魔化中國」。
血案之後發動瞭全黨全軍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後果。由於同情學潮，由於反對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而受到懲罰的人數，根據經驗，想必大大高於直接傷亡的人數。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這是黨國機密，不準打聽，不準「擴散」。多少人無傢可歸，或者妻離子散？多少人被開除公職，永不錄用，生活無著？多少人消失瞭，被勞教瞭，被判刑瞭—誰知道？
黨中央開瞭武力鎮壓公民的先例。二十年來，曆屆領導上颱，都照例必須像宣誓一般，作齣肯定鎮壓的贊美。上行下效，省、市、縣、鄉、村，創造瞭多少起官員鎮壓公民的小天安門事件？有人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天天有。也許吧。二十年來的小天安門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這又是國傢機密，當局不告訴，也不準國內媒體告訴中國老百姓。
有人說，鎮壓壓齣瞭繁榮。我隻知道，是經濟改革改齣瞭繁榮。是人民，用市場經濟打破瞭毛澤東的枷鎖，纔創造瞭繁榮。現在有人總結說，繁榮是鎮壓的産物。麵對全球經濟危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正在準備介紹鎮壓的經驗，來拯救世界經濟。
有人歡呼中國在鴉雀無聲中使自己躍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相信這是真實的。在忽必烈的鐵蹄下，中國早已是馬可孛羅親眼看到的繁華的天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根據名記者鄒韜奮先生提供的資料，中國原本就是第三個大經濟體，一貫高於德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和英國。鑒於當時的英國有許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現在的疆域計算，很可能，北洋軍閥時期的中國經濟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亞於共産黨領導下的今天，早已榮居世界第二瞭，至少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開創瞭全民鴉雀無聲的新局麵。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鴉雀無聲中重提經濟改革，重新分配財富。誰是鴉雀無聲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全體被迫鴉雀無聲的人，統統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當時尚未齣生的人，既然齣生之後必須鴉雀無聲，並且必須在不知不覺之中，畢恭畢敬，禮拜權力，聆聽謊言，當然更是無辜的受害者。
趙紫陽的最後一言
「一九八九年我下颱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有瞭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傢所實行的議會民主製，認為不是人民當傢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傢所實行的代錶大會製度，纔能體現人民當傢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製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迴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傢所實行的民主製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傢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製度。君主專製，德、義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曆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瞭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傢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傢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傢逐步走嚮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麯。二十世紀齣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製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製度—無産階級專政製度，在大多數國傢已經退齣瞭曆史舞颱。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製顯示瞭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製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閤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製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製度。
「當然，這種製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隻有這種製度比較符閤現代文明，比較符閤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齣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傢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製。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傢，逐步地轉嚮議會民主製的趨嚮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傢實行另外一種製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傢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製上的議會民主製
圖書試讀
〔第四章〕
武力鎮壓
學生的絕食得到瞭社會廣泛的同情、支持，機關、團體、市民都捲入瞭支援的行列，成韆上萬，一天比一天多，參加絕食的人也不斷增加，最多時有兩、三韆人。學生們為這種情景陶醉，更加不肯撤離。由於李鵬等人的阻撓，疏導、對話、轉彎子的方針沒有貫徹。學生絕食進入第四天，有昏倒發生，當時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繼續下去，發生學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嚮全國人民交代。
五月十六日夜，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錶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瞭，還要什麼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瞭。
鄧小平決定動用軍隊
我沒有彆的辦法瞭，隻有見鄧陳述我對修改社論的意見。十七日，我就打電話要求見鄧。隨後，鄧辦就通知我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尚昆都到（當時萬裏齣國瞭，他每次列席常委會）。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彆麵談的，鄧決定到他傢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會上先講瞭我的意見。在我陳述我意見的過程中，鄧的錶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
我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批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我五月四日在亞銀的講話。
最後鄧拍闆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齣在黨內，齣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瞭，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並且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會開完，我就走瞭齣來。
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迴傢後，我憤然讓鮑彤為我起草瞭一封嚮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在當天夜裏召開的如何貫徹戒嚴的常委碰頭會上，當談到要我主持宣布戒嚴的乾部大會時，我沒有接受。我說，看來我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我的辭職信送到中辦祕書局尚未分發齣去的時候，尚昆就知道瞭，便打電話再三勸我收迴成命。我接受他的勸告，十八日通知中辦，我的辭職信不要發齣，後由祕書把辭職信收瞭迴來。
在那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黨內老同誌，紛紛打電話、寫信給黨中央和我，要求正確對待學生運動，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嚮受鄧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誌。所以我五月十八日又從中挑選瞭一批信轉給鄧，並給他寫瞭一封信，再次陳述瞭我的意見，希望他重新考慮。我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做最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誌：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誌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齣這個讓步，隻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纔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齣這一步然後纔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傢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用户评价
提到《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我的腦海中瞬間浮現齣那個充滿變革與動蕩的時代，以及趙紫陽這位極具爭議又備受關注的政治人物。他曾是改革開放的旗手，他的名字與中國經濟騰飛緊密相連，然而，曆史的巨變卻將他推嚮瞭政治的邊緣，開始瞭漫長而孤獨的“軟禁”生活。書名中的“國傢的囚徒”，精準地概括瞭他晚年的境遇，同時也引發瞭我對權力、自由以及個人在曆史洪流中命運的深刻思考。 而“秘密錄音”這個詞，則更是點燃瞭我探究曆史真相的欲望。在那個信息傳播受到嚴格限製的年代，這些錄音的存在本身就充滿瞭傳奇色彩。我想象著，是誰，冒著風險，在怎樣的背景下，記錄下瞭這位曾經位高權重，卻又被剝奪自由的領導人內心的真實聲音？這些聲音，或許會透露齣我們所不知道的決策過程，那些在官方史書中被略過的情感波動，以及他對國傢未來發展方嚮的深切憂慮。 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瞭解趙紫陽這個人。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聽到他對自己政治生涯的迴顧，他對中國社會變革的獨到見解，以及他在麵對睏境時的個人思考。這本書的價值，我認為在於它能夠打破一些固有的敘事，為我們呈現一個更加立體、更加人性化的曆史人物。它不僅僅是一部曆史文獻，更是一次與曆史對話的機會，讓我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中，個人的選擇與命運。 我迫切地想通過這本書，去傾聽那些被時光掩埋的聲音，去感受曆史的溫度，去理解一位政治傢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所經曆的掙紮與抉擇。這不僅是對趙紫陽個人命運的關注，更是對一段重要曆史的深入挖掘。
评分《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個書名，如同一個曆史謎團的邀請函，瞬間抓住瞭我的注意力。趙紫陽，一個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卻又充滿復雜性的名字。他曾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之一，他的理念和政策，深刻地影響瞭中國的走嚮。然而，曆史的風雲變幻，將他推嚮瞭一個令人唏噓的境地——從政治舞颱的中心，到“軟禁”的深宅，他成為瞭一個時代的“囚徒”。 “秘密錄音”這個詞，更是為這本書增添瞭無限的神秘感和文獻價值。在信息高度管控的年代，這些錄音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我想象著，在漫長的隔離與沉寂中，趙紫陽是否會對著錄音設備，傾訴他內心深處的想法？是否會迴顧他波瀾壯闊的一生？是否會對中國的未來，錶達他最後的期盼與擔憂？這些錄音，極有可能是一扇窗口，讓我們窺見曆史真實的麵貌，聽到那些不被官方記載所收錄的聲音。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們還原一個更真實、更全麵的趙紫陽。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瞭解他在政治決策背後的真實考量，他對改革方嚮的深入思考，以及他在麵對政治風暴時的內心掙紮。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會顛覆我們對曆史的認知，而在於它能夠提供一個更豐富、更具深度的人物解讀，讓我們能夠理解，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一位政治傢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動，以及最終如何承受曆史的重量。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閱讀這本書，去傾聽那些被封存的聲音，去理解那個時代的復雜性，以及趙紫陽這位“國傢的囚徒”，他所留下的，不僅僅是政治遺産，更有他對這個國傢，對人民，那份未曾磨滅的關懷與憂慮。
评分當我看到《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的書名時，內心瞬間被一種強烈的求知欲和曆史責任感所攫住。趙紫陽，這個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留下深刻印記的名字，他的政治生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充滿瞭耀眼的成就，也伴隨著令人扼腕的悲劇。而“國傢的囚徒”，更是對他在政治生涯晚期，被剝奪自由、遭受軟禁的命運，進行瞭最直接、最深刻的概括。 “秘密錄音”的齣現，則為這本書增添瞭極大的吸引力。在信息傳播受到嚴格限製的時代，這些錄音無疑是珍貴的曆史碎片，它們可能承載著趙紫陽不為人知的思考、對國傢命運的憂慮，以及對個人處境的深刻反省。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是誰，在怎樣的機緣下，冒著風險，記錄下瞭這些“秘密”？這些錄音的內容，又將如何揭示齣我們所不瞭解的曆史真相？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更加全麵、更加深入的視角，去理解趙紫陽。我希望通過這些錄音，能夠聽到他最真實的聲音，瞭解他做齣某些關鍵決策的內心考量，以及他在麵對時代洪流時的掙紮與堅持。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會顛覆既有的曆史敘事，而在於它能否幫助我們構建一個更立體、更具人性的曆史人物形象，讓我們能夠站在更廣闊的曆史維度上，去理解那個充滿變革與挑戰的時代。 我深信，每一個被塵封的聲音，都蘊含著重要的曆史信息。而《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將帶領我們去開啓一段被遮蔽的曆史，去聆聽一個時代的低語，去理解一位政治傢，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所做齣的艱難抉擇。
评分《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敘事的張力，瞬間就吸引瞭我。趙紫陽，這個名字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是一個繞不開的傳奇。他不僅是經濟改革的積極推動者，更是中國走嚮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然而，命運的轉摺，讓他從聚光燈下走嚮瞭沉默，從權力中心跌落，開始瞭長達近二十年的“軟禁”生涯，成為瞭一個被曆史定格的“囚徒”。 “秘密錄音”這四個字，更是為這本書增添瞭極大的神秘色彩和文獻價值。我想象著，在那個信息不自由流動的時代，是誰，齣於何種動機，又在怎樣的風險下，將這位曾經的最高領導人的聲音，以如此私密的方式記錄下來？這些錄音，或許是解開曆史謎團的一把鑰匙，它們可能包含著我們從未聽過的他對國傢政策的看法，他對那個風雲變幻時代的深刻反思，甚至是他對自己人生軌跡的無奈與解讀。 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們走近一個更加真實、更加立體的趙紫陽。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聽到他作為一名政治傢，在麵對重大曆史抉擇時的內心掙紮，他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憂思，以及他對人民的情感。這本書的意義，我認為不僅在於它揭示瞭被遮蔽的曆史細節，更在於它提供瞭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們能夠以更深的層次去理解中國當代政治的復雜性，以及個人在曆史洪流中的命運。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這本書，去聆聽那些被時光塵封的聲音，去感受那個時代的脈搏，去理解一位“國傢的囚徒”所經曆的，一段非同尋常的人生。這不僅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重新審視，更是對一段重要曆史的深度挖掘。
评分《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僅僅是這個書名，就足以勾起我內心深處對曆史真相的渴望。趙紫陽，這個名字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上，始終伴隨著爭議與傳奇。他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性人物，他的政策推動瞭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也深刻地改變瞭億萬中國人的命運。然而，1989年的事件，讓他的人生軌跡發生瞭戲劇性的轉變，從此，他從政治舞颱的中心，走嚮瞭漫長的“軟禁”生涯。 “國傢的囚徒”這四個字，不僅僅是對趙紫陽個人命運的寫照，更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詞語，它暗示著個人在強大的國傢機器麵前的渺小，以及在政治漩渦中，理想與現實的殘酷碰撞。“秘密錄音”則像一顆引爆劑，點燃瞭我對於那些被隱藏起來的曆史細節的強烈好奇。在那個信息相對封閉的年代，是誰，冒著巨大的風險，將這位曾經的最高領導人的聲音，以如此私密的方式記錄下來？這些錄音的內容，又將為我們揭示齣怎樣一段不為人知的曆史？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們走進一個更真實、更立體的趙紫陽。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聽到他對於當時錯綜復雜局勢的真實看法，他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嚮的深切憂慮，甚至是他對個人命運的無奈與反思。這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揭示瞭某個被忽視的曆史片段，更在於它提供瞭一個寶貴的契機，讓我們能夠超越簡單的標簽和定論，去理解一個政治人物在曆史洪流中的復雜性，以及他對國傢、對人民，所懷有的那些未曾完全錶達的情感。 我迫切地想通過這本書，去傾聽那些被時光塵封的聲音，去感受那個時代特有的沉重與希望。我希望它能讓我們以一種更加成熟、更加批判性的眼光，去審視中國當代史的進程，以及那些在其中扮演瞭重要角色的個體命運。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關注中國政治改革進程的讀者，當我第一次看到《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的書名時，內心便湧起一股難以抑製的激動與好奇。趙紫陽，這個名字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中，承載瞭太多復雜的意義。他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之一，他的政策推動瞭中國經濟的騰飛，改善瞭億萬人民的生活。然而，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因為對學生運動的同情和堅持對話的立場，最終被剝奪瞭權力，從此開始瞭漫長的軟禁生涯。他的名字，也因此被刻上瞭時代深深的烙印，引發瞭無數的討論和猜想。 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張力：“國傢的囚徒”。這四個字，不僅僅是對趙紫陽個人命運的精準概括，更像是一個宏大的隱喻，指嚮瞭在特定曆史時期，國傢機器與個人良知、政治理想之間的深刻衝突。而“秘密錄音”的字樣，則更是點燃瞭讀者窺探曆史真相的欲望。在那個信息相對封閉的年代，究竟是誰，在怎樣的情境下，記錄下瞭這位被“囚禁”的領導人的聲音？這些錄音的內容，又將揭示齣怎樣不為人知的決策過程、內心掙紮，甚至是曆史的關鍵轉摺點？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這本書，去傾聽那些被塵封的聲音，去理解那位在曆史的洪流中，選擇瞭另一條道路的趙紫陽。 這本書的齣現，對於每一個對中國當代史抱有興趣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次寶貴的機遇。它承諾將帶領我們走進一個更為真實、更為立體、也更為人性的趙紫陽。我期待這本書不僅僅是簡單地羅列事實，更能深入挖掘他做齣每一個關鍵決策背後的考量，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考，以及他在麵對巨大壓力時的個人情感體驗。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中國所麵臨的睏境與抉擇，以及像趙紫陽這樣的政治人物，如何在時代的風暴中，努力地尋找前進的方嚮，哪怕這條道路充滿瞭荊棘與風險。
评分當我看到《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的書名時，一股強烈的曆史好奇心油然而生。趙紫陽，這位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他的名字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變故。他曾是中國政治舞颱上的核心人物，推動瞭中國經濟的巨大轉型，然而，曆史的洪流卻將他推嚮瞭另一個極端——漫長的“軟禁”生涯，成為瞭一個時代的“囚徒”。 “秘密錄音”的字眼，更是激起瞭我探究曆史真相的強烈願望。在信息相對封閉的年代，這些錄音無疑是珍貴的曆史佐證，它們可能記錄瞭趙紫陽在失去權力和自由後，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對國傢命運的憂慮、以及對個人經曆的反思。我想象著，是誰，在怎樣的情境下，冒著風險，將這些可能具有顛覆性的聲音保存瞭下來？這些錄音的內容，又將揭示齣怎樣一段我們所不瞭解的曆史？ 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更加立體、更加人性的趙紫陽。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聽到他對於當時復雜政治局勢的真實判斷，他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深入思考，甚至是他對個人選擇的追悔與堅持。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能改變既有的曆史定論，而在於它能夠提供一個更加豐富、更加 nuanced 的曆史視角，幫助我們理解那個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與國傢走嚮的深刻聯係。 我渴望通過閱讀這本書，去傾聽那些被掩埋的聲音，去感受曆史的厚重，去理解一位政治傢在曆史的轉摺點上，所經曆的思考與煎熬。這不僅是對趙紫陽個人命運的關注，更是對一段波瀾壯闊的中國曆史，一次深刻的探尋。
评分《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個書名本身就如同一個巨大的磁石，牢牢吸引著我。作為一名關注中國政治變遷的普通讀者，趙紫陽的名字，總讓我聯想到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充滿活力與希望的年代，也讓我對後來他所經曆的政治風波感到深深的遺憾。這本書以“秘密錄音”作為核心，這讓我充滿瞭無限的遐想。我們都知道，曆史的記載往往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那些在曆史進程中選擇瞭一條與主流不同的道路，並最終失勢的人物，他們的真實聲音常常被湮沒。 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填補這部分曆史的空白。那些“秘密錄音”裏，會不會有他對自己人生選擇的辯白？會不會有他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嚮的深切憂慮？會不會有他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那些關鍵決策的獨白？“國傢的囚徒”這個詞，更是直指其最終的命運，它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政治生態下，一種深刻的悲哀。我希望這本書能夠通過這些錄音，還原一個更真實、更立體、也更具人性的趙紫陽，讓我們能夠超越簡單的標簽，去理解他作為一個政治傢，作為一個人的復雜性。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揭示瞭某個曆史事件的真相，更在於它能夠引發我們對政治、權力、良知以及個人在曆史洪流中如何抉擇的深刻反思。我期待著，能夠在這本書中，聽到趙紫陽的聲音，感知他內心的波瀾，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國當代史的復雜性，以及那些被壓抑的聲音所蘊含的曆史意義。
评分對於《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我抱著一種近乎朝聖的心態去期待。趙紫陽，這位在改革開放初期留下瞭濃墨重彩一筆的領導人，他的名字始終與“進步”、“開明”以及“悲劇”緊密相連。尤其是在1989年的那個春天，他在政治舞颱上的角色，以及隨後被剝奪權力的命運，至今仍是中國社會一個繞不開的議題。這本書以“秘密錄音”為切入點，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前所未有的視角，去聆聽他最真實的聲音，最直接的思考。 我想象中，這些錄音或許會包含他對當時復雜局勢的判斷，他對國傢發展方嚮的憂慮與期盼，甚至是他對個人處境的無奈與反思。作為“國傢的囚徒”，他在失去自由後，又將如何審視自己的人生，如何看待自己曾經參與並塑造的中國？這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是否能顛覆既有的曆史敘事，而在於它能否為我們呈現一個更加豐滿、更加 nuanced 的曆史人物形象。我希望通過閱讀這本書，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時代錯綜復雜的政治生態，理解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以及在這場博弈中，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和承受的重量。 “秘密錄音”本身就充滿瞭故事性，它暗示著一種不被官方記錄所覆蓋的、更加私密的敘述。我想象著，或許在那些寂靜的夜晚，在被限製的居所裏，趙紫陽對著錄音設備，將他內心深處的想法、對國傢命運的牽掛，娓娓道來。這本書將是這些聲音的載體，它將幫助我們跨越時空的阻隔，去觸碰那個曆史時刻的脈搏，去感受那位曾經站在權力巔峰，卻最終走嚮沉寂的政治傢的內心世界。
评分作為對中國政治轉型史有著濃厚興趣的讀者，我無法忽視《國傢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這本書。趙紫陽，這位在改革開放初期扮演瞭至關重要角色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在中國當代政治的宏大敘事中，總是伴隨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復雜性。他曾是那個時代最耀眼的改革者之一，然而，曆史的轉摺點讓他最終走上瞭另一條道路，並從此遠離瞭公眾視野，開始瞭漫長的“軟禁”生涯。 “國傢的囚徒”——這四個字，精準而有力地概括瞭趙紫陽晚年的境遇，也暗含著對那個時代政治運作的深刻隱喻。而“秘密錄音”的字眼，則為這本書增添瞭一層神秘和珍貴的色彩。我想象著，在那個信息被嚴格管控的年代，是誰，冒著風險，記錄下瞭這位曾經的最高領導人的心聲？這些錄音的內容，又將揭示齣怎樣不為外人所知的曆史片段？ 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趙紫陽這個人，以及他所處的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我希望通過這些“秘密錄音”，能夠聽到他對於當時復雜政治局勢的分析，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思考，甚至是他對個人命運的悲嘆與反思。這不僅僅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還原，更是對一段被遮蔽的曆史的重新發掘。 這本書的價值，我認為在於它能夠讓我們超越官方的定論，去聆聽一個曾被邊緣化的聲音。它提供瞭一個機會，讓我們去理解，在那些重大的曆史節點上，個人的選擇和命運是如何與國傢的大方嚮交織在一起的。我迫切地想知道，這些錄音會告訴我們什麼，它將如何改變我們對趙紫陽，乃至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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