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們仍困在認同的泥淖中：誌再版與所思所感
碩士畢業、於台南一處中學任教兩年後，我便由於婚姻而遠赴美國。得知論文即將重新出版的此刻，我已離開學術圈多年。這些年，放下沈重的書卷，我一手柴米油鹽，一手尿布奶瓶，幾乎要忘記窩在圖書館翻閱史料的日子。
回頭檢討，我的碩士論文除了行文生澀，許多青澀的詰問未能提出成熟的解答；也有些結構上的問題，如：論述重點大多落在段落之末。應置於段首，更能凸顯論述要旨。又如：章節之末應增添小結，梳理章節，再次闡明重點。此次再版，未更動當年的缺失，原因有二：一，雕琢字句並無意義，此舉對論文整體概念的影響不大；二，重閱當年的思考脈絡，迂迴且衝突，我彷彿看到當年在認同泥淖中的自己，試圖尋求一隙空間得以喘息。
2010年，當我決定以「認同」及「民族」議題作為碩士論文主軸時，有人告訴我，這樣的方向已經過時了。然而，2020年的此刻，無論故鄉島國上的居民、或海外僑民如我，仍深陷在「認同」與「民族」的課題中。在民族的定義或認同的光譜上，無論海內外的島國居民或移民，仍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想像。也因此對於島國歷史的界定及她未來的走向，莫衷一是。
《島民、新民與國民──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這本碩士論文於2011年完成，僥倖取得2011年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的機會，2015年由秀威出版社出版。這份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籍教師劉克明的研究，除了透過史料爬梳文人的民族認同，也試圖檢討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史以及研究者視角所投射的研究結果。而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視角，正與臺灣各個時期的民族認同高度相關。如同本書第一章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提及的概念：
早期中國民族主義強調「反帝、反封建」，與臺灣相關的研究也必須依循此準則為人物定位。臺灣意識興起後，研究者或站在相反的角度，一定程度地肯定日本統治者的功績；或是站在「反抗史觀」評價當時的人物與事件。站在「反抗史觀」看待「協力者」，則可能得出兩種不同的評價：一是一味地指責「協力者」是統治當局的棋子，一則是尋求「協力者」有功於臺灣的蛛絲馬跡而將之詮釋為「協力者」的反抗意識。
撰作論文的當年，臺灣文學研究似是跨越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框架而走向臺灣意識時期。但當年的我，卻對臺灣古典文學界是否真正放下「中國民族主義」產生質疑。我以為，研究者對「民族」的思考轉向了，但臺灣古典文學界對於「文化正統」的界定仍在擺盪。研究者進行詩作詮釋與論述之際，漢字映入眼簾，「以『中華文化』為正統」即成為便利而疏於批判的框架。臺灣古典文學這份文化資產，似乎只能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無法以新的血脈，長成獨立的個體。
當年我帶著這樣的觀察角度、做足史料爬梳的功課並回歸研究對象的生命經歷，以此完成論文。論文最末，我提出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學擴張與變異的結論，與相關前行研究相互呼應：
重視的不該只是同化與否的問題，而是同化的實踐與日本認同為漢學延續帶來了什麼樣的變異與擴張。……對日治時期「漢文脈」邊界擴大的觀察，前人曾提出精闢的分析，但筆者以為，若能更進一步關注國體建立過程對日本漢學的影響，乃至於對日治時期臺灣漢學發展的影響，可以再從更深的文學層次理解臺灣漢學在當時的轉變。……如果能在「日本漢學與臺灣漢學」交流的基礎上，持續擴充相關的研究，臺灣古典文學的脈絡才能有更開闊的視野。希望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能使清代到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延續及其轉變有更清晰的樣貌。
然而，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如何掙脫「文化正統」的框架，我卻感到相當無力。而今日，在認同成為我每日課題的此刻，我終於明白那種無力，即是深陷認同泥淖中無法邁步向前的筋疲力盡。
作為一個移民在美國生活，「認同」日日都是課題。從最簡單的入境申請表，與鄰居的日常對話，乃至各個官方文件的申請──「我是誰？」「從什麼國家來？」都不像在居住在臺灣如此理所當然。許多表單的「country」選項裡，不一定找得到「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更不用說直接找到「Taiwan」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近日，為了讓我的孩子認識世界，認識母親的出生地，我試圖在網路上尋找一個理想的、合乎我的國族認同的地球儀。遺憾的是，特地選了一個韓國製造的地球儀，但地球儀上「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國界，仍然畫在臺灣島的東海岸。退貨以後，我到標榜「臺灣製造」的網站上挑選。結果，地球儀上的世界各國都有紅色的漢字與英文標示國名。「媽媽的出生的國家呢？」印著四個大字「中華民國」，但沒有英文對照。而地球儀上確實標示著「臺灣」二字，但使用的顏色卻與其他「地方名稱」相同，以白色漢字及英文標示。「為什麼媽媽出生的國家沒有寫英文？」「『中華民國』是『臺灣』嗎？」要怎麼回答孩子呢？在島國居民的認同光譜裡，我應該選擇哪個版本的故事告訴我的孩子呢？何以臺灣製造商在地生產製造，卻無法光明正大地將「據說是」島國居民最大公約數的「中華民國（臺灣）」，英文“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完整的寫在產品上？難道是為了「海外」市場，自我審查？「中華民國（臺灣）」的國界，又該怎麼畫呢？到底是「臺灣」還是「中華民國」？
後來，這段與孩子的對話並未發生。我無法將這顆充滿認同困惑的地球儀放在家中。網路上徹底搜尋，仍是空手而回。像這樣支微末節的國族認同挫折幾乎是家常便飯。於是認同的輪廓越來越清楚：我所認同的國家，不是被「China」困住，而是被困在「Republic of China」的認同中。
生活瑣事，看似與當年碩士論文主題並無直接相關，但卻扣連著我撰作論文時一個相當簡單的出發點：試圖拋卻「血統上」與「文化上」的「中華」，為臺灣古典文學定位。此出發點，也是一個解嚴世代對臺灣未來最大的探問。那年生澀文字中的迂迴，正是自己試圖從「中華民國（臺灣）」的括號出走的路徑。2020年的此刻，島國仍困在認同泥淖中。願我們奮力的目標是個明確的出口，莫如行於「潘洛斯階梯（Penrose stairs）」，無止境原地踏步。
2020年11月於美國印第安納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