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奈莉.凱爾:我們其實都曾試圖去反抗這樣的壓抑。像是媒體裡的戰爭報導,對於致死疾病的公開討論,還有,特別是「臨終關懷」(hospice)運動的工作,致力於積極改善臨終者及其家屬的處境,將臨終和死亡融入生活裡,這一切都對反抗這樣的壓抑有所成效。儘管如此,這樣的禁忌卻依然有兩大主要因素作為靠山。一是所有人對於生命結束的恐懼,這導致了人們難以在人生的旅途中便以開放、自在的態度談論「死亡」這件事,這反倒使得人們到了人生的終點必須承受莫大的孤寂,讓痛苦更為強烈。另一個原因則是奧地利哲學家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所說的「社會醫療化」(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及「醫療的復仇」(nemesis of medicine)。「可行性錯覺」使得健康和疾病成了醫療商品,讓死亡變成是「可操作的」。自然的死亡似乎成了某種企圖避免被科技所降服的幽靈,老化則成了必須被治療的疾病,至於健康,則淪為被「專家」所宰制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