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為何在美國人的眼裏──
俄國變成瞭沙皇專製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國度？
中國怎麼瞭令人神往的香格裏拉？
俄國變成瞭沙皇專製下犯人流放的恐怖國度？
中國怎麼瞭令人神往的香格裏拉？
20世紀美國的政治傢、外交官和新聞記者，是如何錯誤解讀中俄兩國，而影響瞭美國的國傢外交政策？
本書通過對20世紀美國對華、對俄關係史的梳理，強調美國對中俄兩國長期形成的文化立場影響瞭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而非美國對上述兩國的外交政策影響瞭這種文化立場。本書認為，縱觀20世紀美國對中俄兩國的關係史，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固有文化立場始終影響瞭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製訂，而且這種觀念的影響對21世紀的美國對華和對俄關係仍然是重大的關鍵。假如這種固有的文化偏見再度齣現的話，那麼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製訂仍將受到它的莫大影響和牽引。
本書特色
本書旁徵博引瞭大量迴憶錄、檔案、談話記錄，其中很多資料為首次公開披露，說明瞭這些左右局麵的「美國人」如何根據他們在中俄兩國的所見所聞──或者說他們個人的理解，影響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形象認知，進而左右美國對中俄兩國外交政策的製訂。
《失落的羅盤：20世紀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衝突與身份重塑》 一、導言：現代性的迷思與邊緣的呼喚 本書深入剖析瞭20世紀初至世紀末，全球化浪潮席捲之下，一係列不為人所熟知的文化碰撞與身份重塑的復雜圖景。它聚焦於那些在主流敘事中被邊緣化或刻意忽略的群體、思想和事件，揭示瞭“進步”的現代化進程背後，隱藏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的衝突以及個體在劇烈社會變遷中的精神睏境。我們試圖超越宏大敘事的藩籬，從微觀的視角切入，考察不同文明在接觸與張力中如何理解彼此，又如何反觀自身。 全書以“羅盤”的失落與重建為主綫，探討瞭在傳統信仰體係崩塌、現代性理想受挫的背景下，知識分子、移民群體以及特定社群如何尋找新的精神支點和文化定位。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曆史事件的編年史，更是一部關於人類精神流變與文化適應性的深度考察。 二、第一部分：異域的凝視與“他者”的構建 本部分著重探討19世紀末至一戰期間，西方世界對“非西方”社會（特彆是新興的工業化國傢和殖民地）産生的復雜心態。 1. 東方學的幽靈與“異域情調”的陷阱： 我們分析瞭早期人類學傢、探險傢和傳教士的記錄，揭示瞭“東方”是如何被建構為一個充滿異質性、靜止不變的對立麵。這種建構往往服務於西方內部的自我確認，將“他者”工具化，用以定義自身的“現代性”和“理性”。我們將考察幾組關鍵的案例，比如對熱帶地區社會結構的觀察如何被用來論證歐洲社會製度的優越性，以及藝術領域中對異域風情的迷戀如何掩蓋瞭權力關係的不平等。 2. 民族主義的迴響：帝國邊界的消融與身份的固化： 一戰後，舊有帝國體係的瓦解催生瞭一係列新的民族國傢。本書探討瞭在這一轉型期，民族主義敘事如何被迅速塑形，以及這種塑形過程中，對內部少數族裔或前殖民地精英的排斥機製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對比瞭三個不同地區——巴爾乾半島、東亞某新興工業國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國傢的民族構建策略，關注其在教育、語言規範和曆史記憶重塑上的差異與共性。 3. 科技進步與道德真空：原子時代的開端： 本章將目光投嚮科學技術的爆炸性發展，探討瞭20世紀初期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之間的裂痕。相對論、量子力學等前沿科學的突破，如何在哲學層麵衝擊瞭既有的世界觀，使得部分知識分子陷入一種深刻的虛無主義。通過分析幾位重要哲學傢的著作和私人通信，我們試圖重建他們麵對科學奇觀時，在道德和形而上學層麵所經曆的“失重感”。 三、第二部分：流散、迴歸與混閤體的誕生 全球衝突和經濟動蕩引發瞭空前規模的人口遷徙。第二部分聚焦於這些流動中的個體及其構建的新文化空間。 1. 跨洋的知識分子：文化移植與反嚮輸齣： 我們研究瞭那些因政治或學術原因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的“迴歸”並非簡單的地理移動，而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翻譯過程。這本書詳細梳理瞭流亡者在新的棲息地所建立的地下齣版網絡、非正式研討會，以及他們如何利用新的傳播媒介（如早期廣播或小眾雜誌）來維持其思想的活力，並試圖影響故土的政治走嚮。我們特彆關注瞭他們如何處理“純粹性”與“適應性”之間的矛盾。 2. 移民社區的“時間錯位”：代際差異與文化繼承： 在新的移民目的地，不同代際的移民者麵臨著截然不同的挑戰。第一代移民往往試圖維持舊有的生活方式，將故土的傳統視為抵抗同化的堡壘；而第二代、第三代則在主流文化與傢族記憶之間掙紮。本章通過對特定族裔社區（如北美西海岸的漁業工人社區或歐洲工業城市的手工業者傢庭）的口述曆史檔案進行細緻分析，展現瞭文化習俗如何在傢庭內部産生斷裂和重新詮釋。 3. 建築的語言：現代主義與地方性的對話： 全球化的建築思潮席捲世界，但其應用往往與當地的氣候、材料和審美傳統發生碰撞。我們選取瞭幾個具有代錶性的公共建築項目（如20世紀中葉在南美或南亞修建的政府大樓或大學校園），剖析瞭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如何被本土建築師“改造”——是完全的復製，還是在結構和材料上實現瞭創造性的“在地化”？這些建築成為瞭文化融閤與抵抗的無聲見證。 四、第三部分：抵抗與重構：後殖民語境下的批判聲音 隨著20世紀下半葉的到來，對既有世界秩序的反思愈發深刻，新的批判理論和抵抗運動湧現。 1. 語言的戰場：翻譯策略與主體性的奪迴： 權力不僅體現在軍事或經濟上，更滲透在語言的結構之中。本書詳細考察瞭後殖民語境下，作傢和理論傢如何有意識地“篡改”殖民者語言，引入本土詞匯，或顛覆既有的語法結構，以期從殖民話語的控製中解放齣來。我們分析瞭翻譯理論如何從簡單的等值轉換，轉嚮一種強調“失語”與“重新命名”的激進實踐。 2. 藝術的“非綫性”敘事：時間觀念的顛覆： 在傳統西方敘事結構（綫性、因果）受到質疑的同時，一些藝術傢開始探索非綫性的時間錶現形式。本章關注瞭電影、實驗戲劇和視覺藝術中，時間流逝被刻意打碎、循環或重疊的手法。這些藝術嘗試並非簡單的模仿，而是對西方理性化時間觀的一種深刻抗議，旨在恢復一種更接近於生命體驗的、多層次的時間感知。 3. 記憶的政治學：紀念碑的拆除與重立： 曆史記憶是身份構建的核心。20世紀後半葉，許多國傢開始對其殖民曆史或專製時期的遺跡進行清理與重估。我們研究瞭關於紀念碑、官方曆史教科書修訂的激烈辯論。這些“記憶的戰爭”揭示瞭誰有權定義過去，以及對過去的重新詮釋如何直接影響當下的社會和解進程。我們通過對特定城市廣場的變遷記錄，展現瞭記憶重塑的復雜性和情感張力。 五、結論：全球化悖論與未來的不確定性 全書最後一部分總結瞭20世紀在加速連接的過程中所暴露齣的深刻悖論：越是全球化，個體和社群對獨特性的焦慮感似乎越強。本書認為，20世紀的文化衝突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形成瞭一種難以解開的“混閤體”（Hybridity）。理解這種混閤體的復雜性，是麵對21世紀全球挑戰的關鍵。我們應警惕任何試圖提供簡單、統一解釋的“羅盤”，轉而接受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身份的流動性與認知的相對性纔是常態。這本書旨在提供分析這種復雜性的工具，而非提供終極答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唐納德‧E‧大衛斯（Donald E. Davis）
伊利諾州立大學（諾默爾）曆史學教授、美蘇關係史專傢，專長為當代曆史研究，長期關注中俄兩國的曆史發展，編有《保羅‧B‧安德森迴憶錄》（No East or West: The Memoirs of Paul B. Anderson），與尤金‧•特蘭尼閤著《第一次冷戰：伍德羅‧威爾遜對美蘇關係的遺産》（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尤金‧P‧特蘭尼（Eugene P. Trani）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榮休校長，曆史學者、美國涉外事務專傢，曾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對於美國和其他國傢外交關係的曆史發展有深入研究，著有《沃倫‧G‧哈定的總統任期》（The Presidency of Warren G. Harding）等多部著作。
校閱者簡介
金光耀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係教授，1997年獲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對外關係史，尤偏重民國外交史，發錶有論文〈國民政府與聯閤國的創建〉、〈國民黨在美國的遊說活動〉等。曾先後擔任英國University of Leeds、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訪問學者，瑞典Lunds University、韓國高麗大學訪問教授以及美國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客座教授。
譯者簡介
馬建標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金瑩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博士
秦嶺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碩士
盧曉璐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碩士
唐納德‧E‧大衛斯（Donald E. Davis）
伊利諾州立大學（諾默爾）曆史學教授、美蘇關係史專傢，專長為當代曆史研究，長期關注中俄兩國的曆史發展，編有《保羅‧B‧安德森迴憶錄》（No East or West: The Memoirs of Paul B. Anderson），與尤金‧•特蘭尼閤著《第一次冷戰：伍德羅‧威爾遜對美蘇關係的遺産》（The First Cold War: 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 in U.S.-Soviet Relations）。
尤金‧P‧特蘭尼（Eugene P. Trani）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榮休校長，曆史學者、美國涉外事務專傢，曾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對於美國和其他國傢外交關係的曆史發展有深入研究，著有《沃倫‧G‧哈定的總統任期》（The Presidency of Warren G. Harding）等多部著作。
校閱者簡介
金光耀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係教授，1997年獲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對外關係史，尤偏重民國外交史，發錶有論文〈國民政府與聯閤國的創建〉、〈國民黨在美國的遊說活動〉等。曾先後擔任英國University of Leeds、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訪問學者，瑞典Lunds University、韓國高麗大學訪問教授以及美國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客座教授。
譯者簡介
馬建標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金瑩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博士
秦嶺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碩士
盧曉璐
上海復旦大學曆史學碩士
圖書目錄
前言
序言
導言
上捲 俄國
Chapter 1
「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
Chapter 2
來自裏加的俄國通
Chapter 3
在烏托邦的使命
Chapter 4
度蜜月者
Chapter 5
閤作夥伴
Chapter 6
X先生
Chapter 7
幕後操縱者
下捲 中國
Chapter 8
傳教士外交
Chapter 9
實用主義者在中國
Chapter 10
紅星照耀中國
Chapter 11
小說傢與大使
Chapter 12
總統與委員長
Chapter 13
盧斯在重慶的手下
Chapter 14
領袖們
結語
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序言
導言
上捲 俄國
Chapter 1
「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
Chapter 2
來自裏加的俄國通
Chapter 3
在烏托邦的使命
Chapter 4
度蜜月者
Chapter 5
閤作夥伴
Chapter 6
X先生
Chapter 7
幕後操縱者
下捲 中國
Chapter 8
傳教士外交
Chapter 9
實用主義者在中國
Chapter 10
紅星照耀中國
Chapter 11
小說傢與大使
Chapter 12
總統與委員長
Chapter 13
盧斯在重慶的手下
Chapter 14
領袖們
結語
跋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圖書序言
序言
關於美國人對待中俄兩國的態度和政策問題，已經有相關研究論著問世。這些論著根據挑選的某些問題與事件考察瞭美國人那些關於俄國和中國根深蒂固的態度、某些時期的輿論觀點以及政策。曆史學傢彼得‧法林（Peter Filene）在談到他本人的著作時，試圖「透過那些短暫的且常常是非典型的錶麵跡象，尋求潛在的思想動機過程」。他又解釋說：「通過選擇一個長時段研究，我希望避免誤解有關美國人態度的輿論，藉以發現隱藏在短暫的爭論潮流背後的思想動力。」
對我們而言，像蓋洛普（Gallup）這樣的民意調查者所使用的調查方法是不夠滿意的。這是因為蓋洛普一直到1935年纔進行這種調查，而他的調查問捲隻涉及短期問題。如另一位作者所言，「公眾輿論調查不是我們認識公眾輿論的萬靈丹，它對於人們理解輿論背後的真實態度和信仰體係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發現我們正在處理的是對中俄兩國的深刻的文化好惡問題，類似於種族與性彆方麵的成見。這種文化成見基本上是原始的。在美國曆史發展的某個階段，它們變得根深蒂固，因而無法擺脫。許多問題或事件，甚至是重大事件也很難對這種固有的文化情感造成影響。相反的，它們依附在更深層次的思想趨勢的錶麵。法林認為美國人對俄國的感知，我們不妨把中國也涵蓋在內，隻不過是「一個更加普遍的美國態度的徵兆」。他認為，曆史學傢是在從事一項「探查或闡釋語言文字錶麵含義的精密工作，以便獲得潛藏其背後的實際態度」。
我們認為本書所選取的許多典型案例真實反映瞭美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某一刻齣現的潛在趨勢―在此階段美國從相對孤立的北美大陸誕生後，便開始謀求她的國際地位。那時，美國人的固執偏見形成瞭，盡管他們隨後仍在不知不覺地構建著。美國人對中俄兩國態度形成的關鍵十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
本書著眼於20世紀的美國人與俄國和中國的關係，在這個世紀裏，19世紀90年代的「西伯利亞」喬治‧肯南（ “Siberian” George Kennan）和外交官柔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最初對俄國和中國形象的扭麯變成瞭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廣泛傳播的偏見。其中包括美國人對俄國的不信任和對中國的信賴，但二戰期間的蘇聯和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兩個重大的例外。在美國親華反俄的情感演變過程中，20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從我們的立場齣發，探討俄國和中國的國傢形象被扭麯的意義在於瞭解它們對21世紀的潛在影響。如果任由美國在20世紀對俄國和中國形成的偏見在21世紀再度齣現，對美國而言將可能導緻危險的後果。中俄聯閤反美或許將最為令人坐立難安。例如，在美中貿易逐漸縮水的同時，俄國對中國産品以及中國對俄國原材料的相互需求將可能導緻削弱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為瞭便於討論，讓我們挑選歐威爾式的2084年作為這一場景的高潮年份。到那時，美國將自1919年以來第一次跟著她在20世紀的兩大競爭對手後麵亦步亦趨。這使我們想起瞭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對西班牙美洲帝國失敗原因的解釋―其原因之一是，直到1756年波旁王朝締結和約，西班牙仍無法與英國、法國建立夥伴關係。現在，我們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和討論那些關於美國的不愉快的話題，而我們將時常迴到這個主題上來。
我們關於20世紀俄、中兩國的國傢形象被扭麯的敘述由一係列精彩場景組成，而精心挑選的演員使這一敘述栩栩如生。雖然還可以選擇其他一些人，但我們挑選的這群人鮮明地展示瞭主要的形勢和衝突。在我們的分析方法中，國際關係的結構或文化的衝突相對次要。相反，我們讓演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故事展現根深蒂固的發展趨勢。接下來的兩個段落，我們將介紹本書的寫作思路。
學者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俄國的觀感陷入瞭進退兩難的窘境，他既迷戀沙皇俄國，但又從一開始拒絕承認蘇俄。羅伯特‧凱利（Robert F.Kelley）在20世紀20年代培養的外交官們解決瞭這一睏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恢復「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對俄國的憎惡感。當記者尤金‧萊昂斯（Eugene Lyons）以與哈珀相反的立場拋棄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嚮轉而憎恨蘇俄時，他延續瞭這一負麵傾嚮。另一個類似的反轉角色是美國大使威廉‧C‧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他經曆瞭對蘇聯烏托邦的幻滅。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總統試圖讓第二任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大衛斯（Joseph Davies）將俄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但史達林（Joseph V.Stalin）選擇瞭希特勒（Hitler）。在德國入侵蘇聯後，大衛斯鼓吹與史達林結盟能帶來勝利。達到戲劇性高潮的雅爾達會議，同樣標誌著一直睏擾美俄關係的不信任情緒的迴歸，之後年輕的外交官喬治‧F‧肯南（George F.Kennan）提齣的遏製理論開始流行，冷戰興起―不管後者該由誰承擔。直到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重新運用羅斯福的策略，並承認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統治下的俄國不再是「邪惡帝國」。
至於中國方麵，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哲學傢約翰‧杜威（John Dewey）將美國的進步主義帶到瞭徘徊於傳統與變革中的中國。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和白修德（Teddy White）等新聞記者和小說傢賽珍珠（Pearl Buck）為更現實地理解中國而不懈努力著，但並未成功地教育那些將中國視為亂世香格裏拉的美國人。二戰讓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Churchill）、蔣介石、「醋性子」喬‧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將軍和國務院的中國通們參與到這齣戲劇中。他們既沒能重建國民黨中國，也沒有讓美國與毛結盟。像雷根對俄國一樣，理查‧尼剋森（Richard Nixon）總統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重修中美關係。美國是他們這一工作的受惠者：與俄國調整關係，與中國重歸舊好。考慮到20世紀曆史中的俄國和中國被扭麯的國傢形象，我們能在21世紀繼續保持美國與俄國、中國的平衡關係嗎？以下是本書各章的摘要，我們將梳理齣一條揭示20世紀俄中兩國扭麯形象的謎一般的綫索，並說明當代世界某種固有的威脅。
隨後各章按照大緻的時間順序排列，本書作者將說明美國人關於俄中兩國形象的認知起源，演變過程，及其如何經常促使美國採取一種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對俄消極而對華積極。我們想明白某些個彆的美國人如何成為上述美國觀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為他們的所見所聞―還是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所見所聞―是白菜，還是國王，抑或會飛的豬。我們在本書導言一節中探討瞭上述問題賴以存在的思想淵源，重點考察瞭老「西伯利亞」喬治‧肯南（the Elder George “Siberian” Kennan）與「中國通」柔剋義的思想與行為，這兩個美國人確立瞭20世紀美國與中俄兩國的外交關係基礎。在上編「俄國部分」，我們分七章討論美俄關係問題，第一章「『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分析瞭美國最早的一位斯拉夫語專傢撒母耳‧哈珀以及其他俄國流亡學者的職業生涯。在第二章「來自裏加的俄國通」，我們討論瞭羅伯特‧F‧凱利在國務院的任職情況以及20世紀20年代俄國專傢團在裏加和拉脫維亞的培訓情形。第三章是嚮美國大眾宣傳俄國是一個「邪惡帝國」，我們考察瞭尤金‧萊昂斯以及其他新聞記者的新聞工作，他們對俄國持批評態度。第四章「度蜜月者」論述20世紀30年代首批齣使俄國的美國外交官。緊接著，我們討論第五章「閤作夥伴」，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史達林在二戰期間一段不尋常的友誼。在第六章中，我們探討凱利的一位被保護人喬治‧F‧肯南的發跡過程以及他的遏製政策。第七章「幕後操縱者」，講述肯南遏製理論的執行者、強硬的「擊退」政策創始人保羅‧尼采（Paul Nitze）的故事。
下編中國部分也有七章。從第八章「傳教士外交」開始，概述瞭20世紀初美國幾任總統，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對華政策，以及美國在華傳教士的作為。第九章「實用主義者在中國」，我們重點分析約翰‧杜威在中國的兩年講學經曆，及其對中國教育的影響。第十章，「紅星照耀中國」，探討熱愛紅色中國的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的生平與時代。第十一章，「小說傢與大使」，分析賽珍珠的文學作品以及納爾遜‧T‧詹森（Nelson T.Johnson）大使的外交活動。二戰期間，特彆是在戰時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試圖製訂一項與蔣介石閤作的遠東政策。這是第十二章「總統與委員長」的主要內容。在此期間，白修德為亨利‧盧斯（Henry Luce）和《時代》週刊報導中國事務，是為第十三章「盧斯在重慶的手下」所探討的問題。1949年共産黨奪取政權之後，美國與紅色中國即斷絕關係，一直到尼剋森總統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基辛格時代纔重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十四章「領袖們」對此有專門敘述。從1949到1969年，特彆是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爆發，盡管進一步加深瞭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憤怒，卻沒有從心底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尼剋森總統與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基辛格也因此能夠將其重新點燃，從而便利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推行承認中國政策的實現。
在本書結語部分，我們分析雷根總統通過重新運用羅斯福總統的「妥協」政策，實現瞭按照他的意願遏製蘇聯的成功政策。我們還談到布希總統（George H.W.Bush）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將軍如何得以避免因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而可能導緻的不接觸。布希總統派遣斯考剋羅夫特和助理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他們嚮中國領導人承諾，美國將繼續採取對華友好政策，盡管公眾情緒對中國充滿敵意。在「跋」裏，我們提齣美國當前的公眾態度與外交政策是何種境況。並且，我們全文引用瞭特蘭尼博士為《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寫的評論文章。結語和跋是對本書所闡述內容的必要補充。
我的一位同事在完成他在蘇聯的教學任務之後，立即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麵寫到他離開莫斯科之際心中隻想到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終於自由瞭，終於自由瞭。」這位同事的體驗以及我最近在中蘇兩國的訪問經曆，令人再次迴想起美國人中關於世界上兩個共産主義大國的迥然不同的觀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美國人訪問蘇聯時，他們通常會對東道主産生深深的懷疑。蘇聯侍者、職員、海關官員、服務人員、政府官員確實給我們的蘇聯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況下都不是正麵的感受。蘇聯為數眾多的穿製服的人員如警察與軍人也令美國訪客感到不快。
相反，訪問中國的美國人通常對他們所受到的盛情歡迎大加贊賞。中國東道主與服務人員能使來訪者獲得賓至如歸的真切感受。許多美國人離開蘇聯時感覺如釋重負；實際上，當飛機離開莫斯科或列寜格勒的機場時，美國乘客經常自發地歡呼起來。
相比之下，美國人離開中國時總懷著傷感，常常會感到他們與中國人締結的新友誼將持續許多年。關鍵在於生活方式與民族傳統緻使大多數遊客對中國懷有積極的樂觀的印象，而對蘇聯産生懷疑的消極的觀感。
這兩種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確的。美國人習慣於誇大蘇聯以及美蘇關係中的問題，而低估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中的問題。這種流行的國傢印象部分地說明美國與世界上兩個共産主義大國的關係為何如此不同。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雷根總統的北京與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過的，而且是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應有舉措。而考慮到當時美蘇兩國關係的狀況，若雷根總統同樣訪問莫斯科與列寜格勒將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美國人似乎對中國人有好感，盡管他們對共産主義國傢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但對中國的領導層抱有相當的同情與興趣。同樣是這些美國人對蘇聯人的印象卻很差，而且對來自剋裏姆林宮的任何東西産生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對此，人們必然要問個究竟。因為美國人對中蘇兩國的印象必然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所反映，因此這個問題尤為重要。
就曆史而言，美國人通常對中國看好而對俄國印象不佳：部分原因是中美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全麵廣泛，而美俄兩國的接觸屈指可數。即使在緻使中俄兩國的共産黨掌握政權的革命發生之前―1917年的俄國革命與1949年的中國革命―訪問中國的美國人數量遠遠超過那些到俄國的美國人。
美國商人、傳教士、教育傢與慈善傢在革命前的中國組成瞭一個規模雖小卻不容忽視的社會網路。自1784年美中兩國交往以來，那些來華的美國人就不斷地嚮國內傳遞有關中國良好印象的資訊。長期以來，這些對中國友好的報導促使有關中國人以及中國為題材的大量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相反，很少有美國人在1917年之前訪問俄國，而那些到過俄國的美國人也很難有能使他們對俄國産生同情的經曆。可以認為，在19世紀，俄國的強大足以阻止外國人介入內政，而當時的中國由於軟弱，緻使外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乾預。
不管事實如何，19世紀建立起來的有關中俄兩國的文本形象延續至20世紀。像賽珍珠（《大地》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暢銷書作傢激起難以估量的對中國人的好感，在她的筆下中國人被描繪成淳樸的、快樂的樣子。大多數關於俄國的文學作品一直是消極的。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雖有許多美國知識份子沉湎於對蘇聯的「紅色浪漫」（Red Romance），美國人關於蘇聯的主流觀點仍然是一個遭受貧睏與失去個人自由的不愉快國傢。
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不同印象的形成原因，還可以從旅居美國的中國人與俄羅斯人對他們各自國傢的態度上找到答案。那些在19世紀移居美國的中國人雖然形成瞭華人社區，但對他們的祖國卻沒有任何惡感，實際上他們對祖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與此同時，在俄國革命爆發前後來到美國的俄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是俄國宗教偏見、政治煽動以及某種無法預測的勢力的犧牲者。這種國傢態度延續至今。甚至到今天，美籍華人一般會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振奮不已。
新近從俄國來到美國的猶太人群體是蘇聯政府及其價值觀的嚴厲批評者，他們對美國政府採取的任何一個對他們齣生的故土的強硬政策拍手稱快。
美國大學裏有關中俄兩國的學術研究取嚮也促進瞭美國人關於中俄兩國認知觀念的形成。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計畫主要由那些在中國有過愉快經曆的美國人來主持，這使他們隻提供同情中國的解釋。另一方麵，俄國研究從一開始就由一批俄國移民所主導，他們對蘇聯的發展持批評態度。
多年以來，費正清（John K.Fairbank）一直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他被視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泰鬥」。他因同情中國以及能夠以中國人的視角研究中國事務而聞名遐邇。與此同時，哈佛大學俄國史教授是米哈伊爾‧卡爾波維奇（Michael Karpovich），他是俄國最後一個非布爾什維剋政府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流亡者。卡爾波維奇先生的反布爾什維剋信念見之於其有關俄國生活與曆史的評論中。
因此，哈佛大學的學生聽到的是親華的中國史與反俄的俄國史。有關中國史與俄國史的研究隊伍在美國其他重點大學裏也是如此相行不悖地發展著。比如，芮沃壽（Arthur Wright）多年執教中國史，而格奧爾基‧維爾納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則講授俄國史。當學生們在他們老師的薰陶下畢業後，進入學術界、政界和外交界工作，他們會繼續強化美國的親華與反俄態度。
當然，二戰期間中蘇兩國的領導人也影響瞭他們國傢的形象。俄國的史達林盡管熱衷於消滅法西斯敵人，仍被許多美國人視為一個隻顧處死政敵的「嗜血獨裁者」。當同盟國發現他們無法在1945年之後尋求一個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案時，史達林的形象變得更糟，並使蘇聯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
相反，蔣介石的獨裁在某些方麵不亞於史達林，卻在西方被看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和緻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者。蔣介石的形象（隻有少數人懷疑他瀆職，缺乏實施改革的能力）很容易被歸結為全中國的形象。
顯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曆史性地影響瞭美國人關於俄國和蘇聯的消極印象，那就是俄國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這種影響因素在中美關係中是不存在的。
鑑於美國與中蘇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都需要明白上述感知以及影響這種感知的因素，從而竭盡全力地使我們對待中蘇兩國的態度趨於平衡。看起來，中國人與俄國人也迷上這種感知的鏡像，即大多數中國人傾嚮於接近美國，而許多俄國人則對美國非常不信任。
關於美國人對待中俄兩國的態度和政策問題，已經有相關研究論著問世。這些論著根據挑選的某些問題與事件考察瞭美國人那些關於俄國和中國根深蒂固的態度、某些時期的輿論觀點以及政策。曆史學傢彼得‧法林（Peter Filene）在談到他本人的著作時，試圖「透過那些短暫的且常常是非典型的錶麵跡象，尋求潛在的思想動機過程」。他又解釋說：「通過選擇一個長時段研究，我希望避免誤解有關美國人態度的輿論，藉以發現隱藏在短暫的爭論潮流背後的思想動力。」
對我們而言，像蓋洛普（Gallup）這樣的民意調查者所使用的調查方法是不夠滿意的。這是因為蓋洛普一直到1935年纔進行這種調查，而他的調查問捲隻涉及短期問題。如另一位作者所言，「公眾輿論調查不是我們認識公眾輿論的萬靈丹，它對於人們理解輿論背後的真實態度和信仰體係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發現我們正在處理的是對中俄兩國的深刻的文化好惡問題，類似於種族與性彆方麵的成見。這種文化成見基本上是原始的。在美國曆史發展的某個階段，它們變得根深蒂固，因而無法擺脫。許多問題或事件，甚至是重大事件也很難對這種固有的文化情感造成影響。相反的，它們依附在更深層次的思想趨勢的錶麵。法林認為美國人對俄國的感知，我們不妨把中國也涵蓋在內，隻不過是「一個更加普遍的美國態度的徵兆」。他認為，曆史學傢是在從事一項「探查或闡釋語言文字錶麵含義的精密工作，以便獲得潛藏其背後的實際態度」。
我們認為本書所選取的許多典型案例真實反映瞭美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某一刻齣現的潛在趨勢―在此階段美國從相對孤立的北美大陸誕生後，便開始謀求她的國際地位。那時，美國人的固執偏見形成瞭，盡管他們隨後仍在不知不覺地構建著。美國人對中俄兩國態度形成的關鍵十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
本書著眼於20世紀的美國人與俄國和中國的關係，在這個世紀裏，19世紀90年代的「西伯利亞」喬治‧肯南（ “Siberian” George Kennan）和外交官柔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最初對俄國和中國形象的扭麯變成瞭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廣泛傳播的偏見。其中包括美國人對俄國的不信任和對中國的信賴，但二戰期間的蘇聯和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兩個重大的例外。在美國親華反俄的情感演變過程中，20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從我們的立場齣發，探討俄國和中國的國傢形象被扭麯的意義在於瞭解它們對21世紀的潛在影響。如果任由美國在20世紀對俄國和中國形成的偏見在21世紀再度齣現，對美國而言將可能導緻危險的後果。中俄聯閤反美或許將最為令人坐立難安。例如，在美中貿易逐漸縮水的同時，俄國對中國産品以及中國對俄國原材料的相互需求將可能導緻削弱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為瞭便於討論，讓我們挑選歐威爾式的2084年作為這一場景的高潮年份。到那時，美國將自1919年以來第一次跟著她在20世紀的兩大競爭對手後麵亦步亦趨。這使我們想起瞭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對西班牙美洲帝國失敗原因的解釋―其原因之一是，直到1756年波旁王朝締結和約，西班牙仍無法與英國、法國建立夥伴關係。現在，我們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和討論那些關於美國的不愉快的話題，而我們將時常迴到這個主題上來。
我們關於20世紀俄、中兩國的國傢形象被扭麯的敘述由一係列精彩場景組成，而精心挑選的演員使這一敘述栩栩如生。雖然還可以選擇其他一些人，但我們挑選的這群人鮮明地展示瞭主要的形勢和衝突。在我們的分析方法中，國際關係的結構或文化的衝突相對次要。相反，我們讓演員們通過他們自己的故事展現根深蒂固的發展趨勢。接下來的兩個段落，我們將介紹本書的寫作思路。
學者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俄國的觀感陷入瞭進退兩難的窘境，他既迷戀沙皇俄國，但又從一開始拒絕承認蘇俄。羅伯特‧凱利（Robert F.Kelley）在20世紀20年代培養的外交官們解決瞭這一睏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恢復「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對俄國的憎惡感。當記者尤金‧萊昂斯（Eugene Lyons）以與哈珀相反的立場拋棄自己的社會主義傾嚮轉而憎恨蘇俄時，他延續瞭這一負麵傾嚮。另一個類似的反轉角色是美國大使威廉‧C‧蒲立德（William C.Bullitt），他經曆瞭對蘇聯烏托邦的幻滅。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總統試圖讓第二任駐莫斯科大使約瑟夫‧大衛斯（Joseph Davies）將俄國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但史達林（Joseph V.Stalin）選擇瞭希特勒（Hitler）。在德國入侵蘇聯後，大衛斯鼓吹與史達林結盟能帶來勝利。達到戲劇性高潮的雅爾達會議，同樣標誌著一直睏擾美俄關係的不信任情緒的迴歸，之後年輕的外交官喬治‧F‧肯南（George F.Kennan）提齣的遏製理論開始流行，冷戰興起―不管後者該由誰承擔。直到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重新運用羅斯福的策略，並承認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統治下的俄國不再是「邪惡帝國」。
至於中國方麵，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和哲學傢約翰‧杜威（John Dewey）將美國的進步主義帶到瞭徘徊於傳統與變革中的中國。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和白修德（Teddy White）等新聞記者和小說傢賽珍珠（Pearl Buck）為更現實地理解中國而不懈努力著，但並未成功地教育那些將中國視為亂世香格裏拉的美國人。二戰讓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Churchill）、蔣介石、「醋性子」喬‧史迪威（“Vinegar” Joe Stilwell）將軍和國務院的中國通們參與到這齣戲劇中。他們既沒能重建國民黨中國，也沒有讓美國與毛結盟。像雷根對俄國一樣，理查‧尼剋森（Richard Nixon）總統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要重修中美關係。美國是他們這一工作的受惠者：與俄國調整關係，與中國重歸舊好。考慮到20世紀曆史中的俄國和中國被扭麯的國傢形象，我們能在21世紀繼續保持美國與俄國、中國的平衡關係嗎？以下是本書各章的摘要，我們將梳理齣一條揭示20世紀俄中兩國扭麯形象的謎一般的綫索，並說明當代世界某種固有的威脅。
隨後各章按照大緻的時間順序排列，本書作者將說明美國人關於俄中兩國形象的認知起源，演變過程，及其如何經常促使美國採取一種相似的外交政策，即一般而言對俄消極而對華積極。我們想明白某些個彆的美國人如何成為上述美國觀念和外交政策的始作俑者，是因為他們的所見所聞―還是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所見所聞―是白菜，還是國王，抑或會飛的豬。我們在本書導言一節中探討瞭上述問題賴以存在的思想淵源，重點考察瞭老「西伯利亞」喬治‧肯南（the Elder George “Siberian” Kennan）與「中國通」柔剋義的思想與行為，這兩個美國人確立瞭20世紀美國與中俄兩國的外交關係基礎。在上編「俄國部分」，我們分七章討論美俄關係問題，第一章「『蘇維埃薩姆』與流亡者」分析瞭美國最早的一位斯拉夫語專傢撒母耳‧哈珀以及其他俄國流亡學者的職業生涯。在第二章「來自裏加的俄國通」，我們討論瞭羅伯特‧F‧凱利在國務院的任職情況以及20世紀20年代俄國專傢團在裏加和拉脫維亞的培訓情形。第三章是嚮美國大眾宣傳俄國是一個「邪惡帝國」，我們考察瞭尤金‧萊昂斯以及其他新聞記者的新聞工作，他們對俄國持批評態度。第四章「度蜜月者」論述20世紀30年代首批齣使俄國的美國外交官。緊接著，我們討論第五章「閤作夥伴」，美國總統羅斯福與史達林在二戰期間一段不尋常的友誼。在第六章中，我們探討凱利的一位被保護人喬治‧F‧肯南的發跡過程以及他的遏製政策。第七章「幕後操縱者」，講述肯南遏製理論的執行者、強硬的「擊退」政策創始人保羅‧尼采（Paul Nitze）的故事。
下編中國部分也有七章。從第八章「傳教士外交」開始，概述瞭20世紀初美國幾任總統，尤其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對華政策，以及美國在華傳教士的作為。第九章「實用主義者在中國」，我們重點分析約翰‧杜威在中國的兩年講學經曆，及其對中國教育的影響。第十章，「紅星照耀中國」，探討熱愛紅色中國的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的生平與時代。第十一章，「小說傢與大使」，分析賽珍珠的文學作品以及納爾遜‧T‧詹森（Nelson T.Johnson）大使的外交活動。二戰期間，特彆是在戰時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總統試圖製訂一項與蔣介石閤作的遠東政策。這是第十二章「總統與委員長」的主要內容。在此期間，白修德為亨利‧盧斯（Henry Luce）和《時代》週刊報導中國事務，是為第十三章「盧斯在重慶的手下」所探討的問題。1949年共産黨奪取政權之後，美國與紅色中國即斷絕關係，一直到尼剋森總統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基辛格時代纔重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第十四章「領袖們」對此有專門敘述。從1949到1969年，特彆是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的爆發，盡管進一步加深瞭美國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憤怒，卻沒有從心底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尼剋森總統與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基辛格也因此能夠將其重新點燃，從而便利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推行承認中國政策的實現。
在本書結語部分，我們分析雷根總統通過重新運用羅斯福總統的「妥協」政策，實現瞭按照他的意願遏製蘇聯的成功政策。我們還談到布希總統（George H.W.Bush）和他的國傢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將軍如何得以避免因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而可能導緻的不接觸。布希總統派遣斯考剋羅夫特和助理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前往北京。他們嚮中國領導人承諾，美國將繼續採取對華友好政策，盡管公眾情緒對中國充滿敵意。在「跋」裏，我們提齣美國當前的公眾態度與外交政策是何種境況。並且，我們全文引用瞭特蘭尼博士為《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撰寫的評論文章。結語和跋是對本書所闡述內容的必要補充。
我的一位同事在完成他在蘇聯的教學任務之後，立即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麵寫到他離開莫斯科之際心中隻想到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終於自由瞭，終於自由瞭。」這位同事的體驗以及我最近在中蘇兩國的訪問經曆，令人再次迴想起美國人中關於世界上兩個共産主義大國的迥然不同的觀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美國人訪問蘇聯時，他們通常會對東道主産生深深的懷疑。蘇聯侍者、職員、海關官員、服務人員、政府官員確實給我們的蘇聯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般情況下都不是正麵的感受。蘇聯為數眾多的穿製服的人員如警察與軍人也令美國訪客感到不快。
相反，訪問中國的美國人通常對他們所受到的盛情歡迎大加贊賞。中國東道主與服務人員能使來訪者獲得賓至如歸的真切感受。許多美國人離開蘇聯時感覺如釋重負；實際上，當飛機離開莫斯科或列寜格勒的機場時，美國乘客經常自發地歡呼起來。
相比之下，美國人離開中國時總懷著傷感，常常會感到他們與中國人締結的新友誼將持續許多年。關鍵在於生活方式與民族傳統緻使大多數遊客對中國懷有積極的樂觀的印象，而對蘇聯産生懷疑的消極的觀感。
這兩種印象都不是完全精確的。美國人習慣於誇大蘇聯以及美蘇關係中的問題，而低估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中的問題。這種流行的國傢印象部分地說明美國與世界上兩個共産主義大國的關係為何如此不同。
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雷根總統的北京與上海之行是再自然不過的，而且是改善中美兩國關係的應有舉措。而考慮到當時美蘇兩國關係的狀況，若雷根總統同樣訪問莫斯科與列寜格勒將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般而言，美國人似乎對中國人有好感，盡管他們對共産主義國傢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但對中國的領導層抱有相當的同情與興趣。同樣是這些美國人對蘇聯人的印象卻很差，而且對來自剋裏姆林宮的任何東西産生自然而然的不信任。
對此，人們必然要問個究竟。因為美國人對中蘇兩國的印象必然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所反映，因此這個問題尤為重要。
就曆史而言，美國人通常對中國看好而對俄國印象不佳：部分原因是中美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全麵廣泛，而美俄兩國的接觸屈指可數。即使在緻使中俄兩國的共産黨掌握政權的革命發生之前―1917年的俄國革命與1949年的中國革命―訪問中國的美國人數量遠遠超過那些到俄國的美國人。
美國商人、傳教士、教育傢與慈善傢在革命前的中國組成瞭一個規模雖小卻不容忽視的社會網路。自1784年美中兩國交往以來，那些來華的美國人就不斷地嚮國內傳遞有關中國良好印象的資訊。長期以來，這些對中國友好的報導促使有關中國人以及中國為題材的大量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相反，很少有美國人在1917年之前訪問俄國，而那些到過俄國的美國人也很難有能使他們對俄國産生同情的經曆。可以認為，在19世紀，俄國的強大足以阻止外國人介入內政，而當時的中國由於軟弱，緻使外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乾預。
不管事實如何，19世紀建立起來的有關中俄兩國的文本形象延續至20世紀。像賽珍珠（《大地》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暢銷書作傢激起難以估量的對中國人的好感，在她的筆下中國人被描繪成淳樸的、快樂的樣子。大多數關於俄國的文學作品一直是消極的。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當時雖有許多美國知識份子沉湎於對蘇聯的「紅色浪漫」（Red Romance），美國人關於蘇聯的主流觀點仍然是一個遭受貧睏與失去個人自由的不愉快國傢。
美國人對中俄兩國的不同印象的形成原因，還可以從旅居美國的中國人與俄羅斯人對他們各自國傢的態度上找到答案。那些在19世紀移居美國的中國人雖然形成瞭華人社區，但對他們的祖國卻沒有任何惡感，實際上他們對祖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與此同時，在俄國革命爆發前後來到美國的俄國人普遍認為他們是俄國宗教偏見、政治煽動以及某種無法預測的勢力的犧牲者。這種國傢態度延續至今。甚至到今天，美籍華人一般會為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振奮不已。
新近從俄國來到美國的猶太人群體是蘇聯政府及其價值觀的嚴厲批評者，他們對美國政府採取的任何一個對他們齣生的故土的強硬政策拍手稱快。
美國大學裏有關中俄兩國的學術研究取嚮也促進瞭美國人關於中俄兩國認知觀念的形成。有關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計畫主要由那些在中國有過愉快經曆的美國人來主持，這使他們隻提供同情中國的解釋。另一方麵，俄國研究從一開始就由一批俄國移民所主導，他們對蘇聯的發展持批評態度。
多年以來，費正清（John K.Fairbank）一直擔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他被視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泰鬥」。他因同情中國以及能夠以中國人的視角研究中國事務而聞名遐邇。與此同時，哈佛大學俄國史教授是米哈伊爾‧卡爾波維奇（Michael Karpovich），他是俄國最後一個非布爾什維剋政府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流亡者。卡爾波維奇先生的反布爾什維剋信念見之於其有關俄國生活與曆史的評論中。
因此，哈佛大學的學生聽到的是親華的中國史與反俄的俄國史。有關中國史與俄國史的研究隊伍在美國其他重點大學裏也是如此相行不悖地發展著。比如，芮沃壽（Arthur Wright）多年執教中國史，而格奧爾基‧維爾納特斯基（George Vernadsky）則講授俄國史。當學生們在他們老師的薰陶下畢業後，進入學術界、政界和外交界工作，他們會繼續強化美國的親華與反俄態度。
當然，二戰期間中蘇兩國的領導人也影響瞭他們國傢的形象。俄國的史達林盡管熱衷於消滅法西斯敵人，仍被許多美國人視為一個隻顧處死政敵的「嗜血獨裁者」。當同盟國發現他們無法在1945年之後尋求一個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案時，史達林的形象變得更糟，並使蘇聯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
相反，蔣介石的獨裁在某些方麵不亞於史達林，卻在西方被看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和緻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推動者。蔣介石的形象（隻有少數人懷疑他瀆職，缺乏實施改革的能力）很容易被歸結為全中國的形象。
顯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曆史性地影響瞭美國人關於俄國和蘇聯的消極印象，那就是俄國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這種影響因素在中美關係中是不存在的。
鑑於美國與中蘇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各行各業的美國人都需要明白上述感知以及影響這種感知的因素，從而竭盡全力地使我們對待中蘇兩國的態度趨於平衡。看起來，中國人與俄國人也迷上這種感知的鏡像，即大多數中國人傾嚮於接近美國，而許多俄國人則對美國非常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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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描述中，從「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到威廉‧C‧蒲立德大使，提供瞭一條幾乎連續的美國人對俄國印象消極的綫索。在這條主軸中僅有的積極因素來自於威爾遜總統對俄國臨時政府的接納，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調解，以及蒲立德最初對美蘇閤作的熱情。也有一些本研究未涉及的人士為承認蘇聯而抗爭著―如前紅十字會乾事雷‧羅賓斯（Ray Robins）和商人亞曆山大‧岡伯格（Alexander Gumberg）等眾所周知的主要人物。雖然他們在參議院內得到瞭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共和黨人，愛達荷州）強有力的支持，但他們的事業仍少有人問津。在美國，對俄國的不信任和明顯的敵意占瞭上風。直到1926年美蘇和解前，哈珀一直處於痛苦中，之後，薩姆（「撒母耳‧哈珀」的暱稱―譯按）成瞭「蘇維埃薩姆」。國務院俄國專傢羅伯特‧F‧凱利無情地反對蘇聯。他將這一觀點慢慢灌輸給他的學生們―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喬治‧F‧肯南、查理斯‧「土豆條」‧波倫（Charles “Chip” Bohlen）―在拉脫維亞的裏加接受過他訓練的人。除瞭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這樣的例外，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解禁前，新聞記者們被禁止進入莫斯科。在這群記者中，尤金‧萊昂斯利用他的社會主義傾嚮成功地進入莫斯科。他甚至設法對史達林進行瞭一次重要的採訪。不過，他開始發現工人的天堂並非那麼理想。
羅斯福在1933年推動正式承認瞭蘇聯。然而引起我們興趣的卻是對被稱為「裏加原則」的政策的堅持，這一原則由凱利和他的學生們創造。無論羅斯福成功達成瞭何種妥協，特彆是在二戰期間他所謂的「雅爾達原則」，但抵製仍然存在。羅斯福對國務院的清洗毫無作用。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美國對俄國的恐懼和不信任重新抬頭。喬治‧F‧肯南和美國冷戰的教主保羅‧H‧尼采正是它的宣導者。羅斯福達成的所有妥協都失敗瞭。當然，這並非意指史達林和他的繼任者不需要對此負責。但這確實揭示瞭美國公眾輿論中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蘇傾嚮。從冷戰結束到今日，裏加原則和雅爾達原則的擁護者仍然在爭論。真正的問題在於20世紀的主流觀點在21世紀是否仍然佔有優勢。
在我們的描述中，從「西伯利亞」喬治‧肯南到威廉‧C‧蒲立德大使，提供瞭一條幾乎連續的美國人對俄國印象消極的綫索。在這條主軸中僅有的積極因素來自於威爾遜總統對俄國臨時政府的接納，撒母耳‧哈珀（Samuel Harper）對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調解，以及蒲立德最初對美蘇閤作的熱情。也有一些本研究未涉及的人士為承認蘇聯而抗爭著―如前紅十字會乾事雷‧羅賓斯（Ray Robins）和商人亞曆山大‧岡伯格（Alexander Gumberg）等眾所周知的主要人物。雖然他們在參議院內得到瞭威廉‧E‧博拉（William E.Borah，共和黨人，愛達荷州）強有力的支持，但他們的事業仍少有人問津。在美國，對俄國的不信任和明顯的敵意占瞭上風。直到1926年美蘇和解前，哈珀一直處於痛苦中，之後，薩姆（「撒母耳‧哈珀」的暱稱―譯按）成瞭「蘇維埃薩姆」。國務院俄國專傢羅伯特‧F‧凱利無情地反對蘇聯。他將這一觀點慢慢灌輸給他的學生們―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喬治‧F‧肯南、查理斯‧「土豆條」‧波倫（Charles “Chip” Bohlen）―在拉脫維亞的裏加接受過他訓練的人。除瞭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這樣的例外，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解禁前，新聞記者們被禁止進入莫斯科。在這群記者中，尤金‧萊昂斯利用他的社會主義傾嚮成功地進入莫斯科。他甚至設法對史達林進行瞭一次重要的採訪。不過，他開始發現工人的天堂並非那麼理想。
羅斯福在1933年推動正式承認瞭蘇聯。然而引起我們興趣的卻是對被稱為「裏加原則」的政策的堅持，這一原則由凱利和他的學生們創造。無論羅斯福成功達成瞭何種妥協，特彆是在二戰期間他所謂的「雅爾達原則」，但抵製仍然存在。羅斯福對國務院的清洗毫無作用。羅斯福總統去世後，美國對俄國的恐懼和不信任重新抬頭。喬治‧F‧肯南和美國冷戰的教主保羅‧H‧尼采正是它的宣導者。羅斯福達成的所有妥協都失敗瞭。當然，這並非意指史達林和他的繼任者不需要對此負責。但這確實揭示瞭美國公眾輿論中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蘇傾嚮。從冷戰結束到今日，裏加原則和雅爾達原則的擁護者仍然在爭論。真正的問題在於20世紀的主流觀點在21世紀是否仍然佔有優勢。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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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四：** 讀完《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的書名，我立刻聯想到自己過去閱讀過的許多相關歷史書籍，但這本書顯然有著更為獨特的視角。重點不在於單純記錄歷史事件，而是深入探討「誤讀」這個主題，這就讓它充滿瞭學術的深度與反思的空間。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揭示，美國人對中國和俄國的「誤讀」是如何形成的。是由於文化上的隔閡，像是價值觀、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還是由於政治上的對立，例如意識形態的衝突，導緻瞭片麵甚至扭麯的認識？亦或是，媒體的傳播方式，是否也扮演瞭重要的角色，透過選擇性的報導、煽情的標題，加劇瞭這種誤讀？書中會不會探討，這些「誤讀」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瞭美國的對外政策？例如，在處理與中國、俄國的關係時，是否因為這些誤讀而錯失瞭機會，或是加劇瞭衝突？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書中是否會呈現齣一些「例外」的聲音，那些曾經試圖深入理解，而非簡單判斷的美國人，他們的觀點是否被當時的主流所忽略？這本書，不僅僅是對歷史的迴顧，更是一種對認知方式的探討，對於我們理解當前的國際關係，也極具啟發意義。
评分**評價三：**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這本書的標題如同一個懸疑故事的開端，瞬間勾起瞭我對20世紀歷史的好奇。我想像著，在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裡，美國人究竟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又是以怎樣的視角，來觀察和理解兩個如此遙遠又極具影響力的國度？中國的變革，從帝製崩解到共產主義的興起；俄國的革命，從沙皇統治到蘇聯的建立，這兩段歷史本身就充滿瞭戲劇性。再加上當時美國自身國內的發展，以及其在國際舞颱上的角色演變，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必然產生無數複雜的糾葛。我特別好奇，書中是否會探討，在不同時期，美國對於中國和俄國的「誤讀」程度，是如何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起伏？例如，二戰時期，中國和蘇聯曾是盟友，那時美國人對他們的看法，與冷戰時期是否截然不同？又或是，書中是否會聚焦於一些特定的群體，像是美國的東亞研究學者、俄羅斯研究專傢，他們的學術觀點與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是否存在差異？我深信，透過對這些「誤讀」的深入剖析，我們更能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以及這些認知是如何塑造瞭後來的國際關係。這本書，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絕佳的機會，去重新審視這段重要的歷史。
评分**評價五：** 《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這本書的標題，讓我想到瞭我們颱灣在麵對不同文化和政治體係時，也時常經歷著類似的「誤讀」與被「誤讀」的過程。因此，對於書中探討20世紀美國人如何理解中國與俄國，我感到尤為親切。我想，書中必定深入探討瞭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美國社會是如何建構齣對這兩個國傢的「印象」。這些印象，或許是基於有限的資訊，或許是受到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又或許是源於對「他者」根深蒂固的刻闆認知。我期待書中能夠細膩地描繪齣，這些「誤讀」是如何在美國的文化、政治、社會層麵流傳，並最終影響瞭美國的決策者和民眾。例如，是否會探討美國電影中對中國和俄國人物的刻闆化描寫？或者，學術界如何影響公眾輿論？我也好奇，書中是否會深入分析，這些「誤讀」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關係和利益考量。究竟是誰，以及為何要製造或傳播這些「誤讀」？而這些「誤讀」又對中國、俄國的發展，以及中美、美俄關係產生瞭怎樣的長遠影響？這本書，不僅是對一段歷史的梳理，更是一次深刻的反思，有助於我們理解跨文化溝通的挑戰，以及如何避免走嚮片麵和偏執的認識。
评分**評價二：** 翻開《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首先吸引我的是其紮實的學術基底。作者顯然是經過嚴謹的史料考證，纔能對20世紀美國與中、俄兩國的複雜互動，提齣如此深刻的洞見。我最感興趣的是，書中如何處理「誤讀」這個核心概念。這不僅僅是單純的誤解，更可能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對抗、國傢利益的考量，乃至於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透過具體的案例，比如當時美國的電影、報刊雜誌、甚至是學術著作，來呈現這些「誤讀」是如何被建構、傳播，並最終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例如，書中是否探討瞭美國是如何將中國視為「黃禍」，或是如何將蘇聯描繪成「紅色帝國」？這些標籤化的觀念，對當時的美國社會造成瞭怎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反過來如何形塑瞭美國人對中國和俄國的認知？我尤其想知道，書中對於「人」的部分，是否有所著墨？像是當時在中國、俄國的美國傳教士、商人、記者，他們的親身經歷與觀察，又是如何與美國主流的「誤讀」產生張力？我相信，這些個體的故事，往往比宏大的敘事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揭示歷史的真實麵貌。對於我這樣一個對歷史有著濃厚興趣，但又希望看到不同層麵分析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寶藏。
评分**評價一：** 這本《誤讀異邦：20世紀美國人與中國、俄國的關係》，光是書名就讓人好奇心十足，腦中立刻浮現齣許多過往的影像。20世紀，那是個世界劇烈變動的時代，中國歷經瞭動盪的革命與重建，俄國也經歷瞭十月革命的巨變，對比之下，遙遠的大洋彼岸，美國又是如何看待這兩個遙遠卻又影響著全球權力版圖的國傢？我特別期待書中能深入剖析當時美國社會的輿論、學術界的觀點，甚至是普通民眾對於中國和俄國的理解。是否如同書名所暗示的，存在著許多的「誤讀」？這些誤讀的根源是什麼？是文化隔閡、政治宣傳、還是媒體的刻闆印象？我想，作者一定花瞭大量的時間爬梳史料，從不同麵嚮去呈現這個複雜的關係。特別是，書中會不會提到一些鮮為人知的事件或人物，他們的觀點又為何？例如，當時在美國的華人與俄國移民，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美國人對自己祖國的解讀？這些細節若能被挖掘齣來，相信能讓這段歷史更加立體、更具人情味。我對書中可能探討的，美國如何在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妖魔化，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戒慎恐懼，有著濃厚的興趣。同時，我也好奇，在冷戰之前，例如20年代、30年代，美國對這兩個國傢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書中若能呈現齣時間軸上的差異與轉變，那將是更為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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