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運之地，
　　錢財在那兒高高堆起，人們卻衰敗凋零。」
　　這首詩，描寫的不就是當下的世界？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般困境的？我們又該如何走出去？
　　《戰後歐洲六十年》作者東尼•賈德，從歷史裡找尋未來的答案

　　當下年輕人面對的世界
　　這一代的年輕人面對的是比過去更嚴酷的世界。畢業即失業，不然就是得遷就低到谷底的薪資，才能獲得僅可糊口的工作，甚至別無選擇，只能勉強接受非典型就業形態；想買房，房價貴得嚇人；想貸款，有錢人能得到的貸款額度竟然比底層人民還高；機會變少，挫折變多。富者越富，窮者恆窮；錢財如潮水流過，卻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追究這人類社會發展的失序現象，作者說，這不是年輕人不夠努力的問題，是我們的世界在某個時間點丕變了。在這個劇變的世界裡，敵人不明確，不知道要跟誰討公道；一切回歸市場競爭法則，一失足就落入深淵，沒有依靠之岸。

　　歷史教我們的事
　　這番局面，我們人類其實在十九世紀末便曾面臨過；當時帝國主義正盛、工業化帶給都市工人貧富不均慘況，許多人類心智為此一困境絞盡腦汁，推陳出各式各樣應對之策。二次大戰後，人類曾經以社會安定為政治目的，政府在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大幅提升，那是人類生活發展的黃金期：貧富差距小、社會較穩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也比較深厚。

　　直到一九八○年代，新自由主義以真理之姿席捲世界、滲透社會福利國家。讓看不見的市場力量主導一切，社會運作以　　效率為師，資本以全球尺度到處流竄，犧牲的是社會正義，拋棄的是社會安全網。金錢的重要性超越價值選擇，成為推動政策方向的引擎，私有化優於公部門變成一種迷思。

　　困惑者指南
　　二○○八年金融危機是這波困境的高潮，「社會共同體」變成碎片。在無力感充斥的後金融危機世界，作者提出他的「困惑者指南」，那就是重新思考「共同體」的意義，透過政治重建人類相互依賴的公共生活。

　　首先，作者主張，當代知識分子不該只對容易做出抉擇的倫理議題發表意見，而是應該掌握公共政策的精確細節與本質，不該把治理的問題留給政策專家與「智庫」，例如：數學化的經濟問題看似晦澀，但其實是被專家的態勢過分威嚇了。又例如：我們應該從非常實際與技術細節的角度討論：我們還能負擔得起全民退休金計劃、失業補貼、文藝贊助、低學費的高等教育嗎？還是這些福利與服務的耗費已經超過可以承擔的程度？

　　其二，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是關心「分配」問題，我們應投注精力消解貧富不均。「比起把玉米的價格壓低到窮人能買得起的範圍，還不如讓窮人有錢到能買得起玉米。」作者認為，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貧富差距越大的社會，運作起來越沒效率。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共同目的而一起行動，可以帶給個人巨大的滿足感。如果我們一直忽視社會的不均狀態，很快就會喪失對同胞之愛的感受力；而同胞之愛，儘管作為一個政治目標時無比的愚蠢，卻是政治本身存在的必要條件。在各種不均的社會裡，嫉妒與怨恨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然而在較平等的條件下，這些負面影響可以得到顯著的緩解，平等主義的國家其監獄人口較少就是一個例證。

　　作者提供非常多關於如何重新思考「共同體」的線索，那些新創的語言將反轉我們思考公共事務的方式，可做為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指南，深化台灣各處社會運動的努力，不論是反貧窮、反核、1985聯盟、反媒體壟斷、反迫遷（關心居住正義）、農村再生。對於一般公民來說，奪回監督政府的權力，強化公部門的正義施行，都可以在這本書找到啓發。

作者簡介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任職時，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事務。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其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並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譯者簡介

區立遠

　　台大哲學碩士，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目前為政治大學外語中心教師。翻譯作品《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行人）、《疾病與權力》（左岸）

導論　困惑者指南
第一章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我們失去的世界
第三章　政治的不可承受之輕
第四章　向所有那些告別？
第五章　該做些什麼？
第六章　未來事物的樣態
結語　在社會民主主義裡，哪些已不可行？哪些仍待追求？

第六章  未來事務的樣態（節錄）

關於政府
如果我們真的將見證一個政府重新抬頭的時代，將見到人們更強烈地需要那些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安全與資源，那麼我們就得更加關注政府可以做那些事情。過去半個世紀的混合經濟已經讓年輕的一代把安定視為理所當然，而且還要求來自政府的「妨礙」應該排除，包括賦稅、規範、以及普遍說來政府的一切干預。這種裁減公部門的要求，在已開發世界的大多數地方都成了預設的政治語言。

但是只有政府才能以必要的規模來對全球化競爭所造成的困境做出回應。這些困境不是任何一個民間的企業主或單一產業能夠掌握的挑戰，遑論著手處理甚至解決。私部門對此最多能做的，也只是進行短期遊說，以挽救特定工作，或向他們偏好的部門提供保護──通常被冠在國有事業或公共服務頭上的那些病症與無效率的問題，得到的正好也是一樣的藥方。

晚期維多利亞的改革者跟他們二十世紀自由派的後繼者，在著手面對市場的缺陷時，都仰賴政府的干預。如果一項改革目標不能被期待在市場中「自然」發生，就必須通過計劃、管理以及──在必要的時候──由上而下的強制手段來實現。（實際上，他們要處理的「社會問題」從一開始就是被市場的自然運作製造出來的，所以本來就不能指望市場會自然實現他們的目標）。

今天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類似的困局。在過去三十年的期間裡我們縮減了國有事業與公共服務的規模，現在卻發現我們自己事實上希望政府採取重大行動，規模堪比上一次經濟大蕭條的時代。不受節制的金融市場──以及少數人不成比例的高額利得與如此多人的損失構成的駭人反差──引來的批判聲浪，已經迫使各國政府必須介入。但是從一九八九年起，我們一直在慶祝終於擊倒了大政府主義，也因此找不到適當的立場來對我們自己解釋，到底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政府介入，又是為了什麼目的。

我們需要再度思考政府是怎麼回事。畢竟，我們一直都有政府。在美國，即使這個最喜歡在人民事務中藐視政府角色的國家，華盛頓也支持甚至資助了一些其所選定的市場參與者：鐵路大亨、小麥農夫、汽車製造商、航太工業、鋼鐵廠以及其他許多部門。不管美國人天真地相信什麼，他們的政府一向都把手指插在經濟的大餅裡。美國相對於所有其他已發展國家不同之處，一直是他們廣泛相信這個與事實相反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