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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第一章「政策評論與論述」收錄多篇針對圈地政策的短評，針對浮濫徵收的原因、制度性缺陷、專家主義與民眾參與機制的缺乏，如敗家子般的賣地以解決政府財政赤字與資本積累問題進行分析評述。

　　第二章由北至南整理每一個案的報導與記錄，具體鋪陳農民抗爭的群象，對比務農生活的踏實與北上抗爭的悲歌，以及在抗爭成功後的公共農耕新實踐。本章特別收錄「捍衛農鄉共識營」的會議記述，後來農民行動的主要論述主張「糧食自主」，就是在本會達成的共識。

　　第三章記錄自大埔事件以迄修法行動的報導與文件整理，由農民夜宿凱道、凱稻收割修法靜坐的過程，忠實呈現「草根運動」與「議會修法」兩條軸線並進的進展與連動。

　　第四章收錄三篇從事學術工作的同時，也參與運動的反思論文。為參與式的土地政策、公民農業實踐與反圈地運動的論述意義，提供更根本的爬梳與認識；亦從政策面、農耕面與運動面，提出在當前發展困境中的新想像。

　　最後希望坦承檢視行動的進展與曲折，特以附錄提供土地正義行動的大事記，以及歷年記者會與農民行動的新聞稿。

序
導論

一、導論：政策評論與論述
1.1 徵收的本質－什麼是土地徵收？
1.2 徵收機制的問題
1.3 浮濫徵收與政商結構的關係

二、怪手前的家園
2.1 徵收區表格與簡介
2.2烽起於土地∕在土地上奮起
台北港(新北市八里區)
土城(新北市土城區)
竹北璞玉(新竹縣竹北市)
二重埔(新竹縣竹東市)
大埔(苗栗縣竹南鎮)
灣寶(苗栗縣後龍鎮)
相思寮(彰化縣二林鎮)

三、行動紀實報導
3.1 紀實報導
3.2 修法行動

四、行動研究
五、附錄

破除徵收迷思，回歸問題本質！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台灣已經解除戒嚴，理應回歸民主憲政，但是若以近年來四處蠭起的土地徵收抗爭運動來看，其實我們仍然深處於國家戒嚴的意識型態及制度牢籠裡面，人民的財產權及生存權其實並不獲保障，隨時可遭受國家暴力的強制剝奪。

用土地徵收來搶救經濟及抒解財政

我國土地徵收向來非常浮濫，是一般施行民主憲政國家所無法比擬，究其原因，大抵可歸因於歷史、財政、及政治因素等原因。尤其是近年來，為了搶救經濟、及抒解政府嚴重財政赤字的問題，台灣由北到南、從東至西，正在以「國家重大建設」為名，瘋狂的進行土地開發及炒作。縱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潛藏負債高達15兆元，60年也還不完，但政府卻不斷加碼，創造許多大型BOT公共工程，在民間企業合謀下，投入超過33兆元，舉國資金大舉進駐房地產市場。這是傳統發展主義的投機加強版。

中央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國科會、交通部、經濟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等）在上級及地方首長的指使下，提出興辦事業計畫（即俗稱的蛋黃部份），並獲得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正字標記，以此來號令各行政部門。這些計畫原本應是公共利益的表徵，但是，事實上，其內容卻是嚴重扭曲，凸顯的是成本的低估及利益的誇大。例如，即使中部科學園區出租率僅有51％，鄰近彰濱工業區仍有1,246公頃土地閒置，而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負債已高達1,363億元，但是中科四期事業計畫的評估仍是一片大好榮景。

相對地，地方政府則是掌握了土地使用計畫，如都市計畫及區域計畫（此即俗稱的蛋白部份），彼等透過都市計畫的擬定、變更、擴大、及區域計畫的開發許可，在事業計畫周遭，運用土地徵收手段，大量變更農地及低度使用土地為建築用地。縱然都市計畫土地已經嚴重供過於求，監察院明白指出，我國都市計畫人口數與現況人口數相差近678萬人，「可見不少都市計畫人口是虛擬的，或虛胖的」，但是政府卻依舊浮報人口增量，以此遂行地目變更，藉土地炒作來創造利基及收攏地方政治勢力。

中央、地方政府及企業交相賊，事業計畫及土地計畫相互掩護達陣。但是，不論是蛋黃或蛋白，其土地卻大抵皆屬私有，為了土地炒作，政府不惜祭出嚴重侵害人權的一般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都市更新等機制，這使得許多善良農民及民眾被剝奪了世代居住的家園，流離失所於原本鍾愛的地方。

政府建構一套偏頗的論述與制度

為了掩蓋這樣的惡行，國家創造了一套論述，建構土地徵收問題的偏差內涵，以此來正當化其不堪的行徑。第一、政府往往把土地徵收問題窄化為金錢補償問題，以為只要提高補償的價金（如市價補償），就可以強制徵收，也藉由這樣的扭曲，使得土地被徵收人再一次的遭受到社會的批評及譴責，錯誤的以為他們的抗爭純粹就是為了私利，是「死要錢」。在這樣的論述底下，土地的多元價值被嚴重窄化，許多重要的土地價值都被排除了，剩下的僅是比市場交易價格還要低的經濟價格，這樣的扭曲是許多土地被徵收人所無法接受的。

第二、土地徵收也往往被狹隘的定義為成本效益問題。政府官員及地方首長往往宣稱這些工程會帶來龐大經濟效益及就業機會，因此，為了整體的利益，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土地徵收因此勢在必行。但是，試問又有誰真正評估過這些效益是否為真？晚近在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及私有化理念的影響下，政府將許多權力釋出，交由私部門來承接，並宣稱經由這樣的制度設計，能夠達成社會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由此，我們看見了許多BOT案子的出現。不過，許多研究指出，私部門的運作邏輯大抵是以能否獲利為主要的考量，政府的決策重點也是在於這個工程計畫必須施作，在彼此相互合作的情況下，所呈現的結果時常是重要數據的扭曲，是預期成本的低估及利益的誇大、及環境風險的嚴重低估，這反而使得公共利益遭受到了相當大的威脅。

第三、土地徵收被扭曲成為工程技術的專業問題。以往基於現代化的理念，社會問題往往被轉化為科學問題，需由專家予以解決。專業化被視為是追求完美的最佳途徑，透過他們對於科學工具的運用，問題的解決似乎是輕而易舉。許多專家也皆相當自負，以為他們的專業知識可用來解決任何政策的問題；因此，所謂的「公共利益」也必須是由這些少數專家及由其組成的委員會來給予詮釋及界定。但是，上述的論述其實帶有濃厚的扭曲及偏差，因為它用科學理性來對抗及排除政治與價值的選擇，後者皆錯誤的被視之為不理性，並不屬於知識的範疇。其實，知識是一種社會主觀的建構，它並不純然是由科學及技術的層次而來，其實，人們日常生活之經驗，也是充滿了知識，而這些知識是公共政策制訂時必須給予尊重的，也就是說，公共利益必須由大家一起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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