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曆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瞭一套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
「華夏中心」形塑「典範曆史」的框架，相對於「中心」而存在的「邊境」，
被政治製度、官僚體係、特定的文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架構，塑造成一個在地理、政治、權力與文化層麵的邊陲地位。
連瑞枝在《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一書中，以中國西南之白人治理階層以及周邊鄰近人群為研究對象：識文與信仰佛教的白人精英階層曾維持六百年的佛教王權，在明朝統治下，成為帝國治理西南的重要中介者，他們在推動西南人群社會與曆史的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書中沿著二個軸綫，一是地方社會，一是帝國製度，討論不同人群如何在帝國身分製度下選擇成為僧人、士人與土官，並在土官與流官二元政治架構中，後續産生人群結群與社會聯盟對象之分流與變化。
西南人群為瞭申明身分而做齣一係列的行動與選擇，而身分選擇的背後都有其政治與宗教的考量。書中主要以儀式權與儀式化機構的角度來討論人群與社會結盟的機製，這些精英階層為瞭尋求儀式權的閤法性，也使其社會的整體精神隨著身分分流而産生曆史敘事的歧異與分化，包括大理白人世族的身分流動與移徙；土官聯姻、政治聯盟與「盜匪」動亂；乃至於在明朝儀式改革下，不同身分的人群如何透過一套儀式框架與政治語言來追求身分的閤法性。
全書以地方人群的流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書寫、正統儀式權與曆史話語權等角度，來描寫一段族群政治流變與族群形塑的曆史。是一本緻力於從邊境人群角度重構曆史的學術作品。
著者信息
連瑞枝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係教授兼係主任。研究領域包括邊陲人群與族群曆史、傳説與曆史敘事、曆史人類學、宗教與地方社會，研究地點主要在中國西南地區與颱灣。著有《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説與社會》(2007)、《客傢、女性與邊陲性》（閤編）（2010）、〈女性祖先或女神〉、〈神靈、龍王與官祀〉、〈土酋、盜匪與編民〉、〈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等論文。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二、從身分到族群
三、明朝製度與「邊境」社會
四、社會內在的趨力
五、地方語境：文類、敘事與多重記憶
六、僧侶、士人與土官
第二章 關鍵的一年
一、洪武十五年
二、三江內外
三、大理內外
四、馴熟府分：土流並置的大理府
小結
第三章 書寫者：華夷之間的曆史與神話
一、官方論述：僰人
二、士人的正名運動
三、口傳的曆史記憶：祖師傳說與開化者
小結
第一部 僧侶
第四章 入京的僧侶
一、無極進京
二、龍關趙賜
三、董賢和阿吒力僧綱司
小結
第五章 闢邪
一、土僧的政治網絡
二、林俊毀佛
三、鄉裏化的祖師傳說
小結
第六章 從寺院莊園到鄉裏社會
一、佛寺與習儀所
二、感通寺三十六院與世族大傢
三、捨田為寺
四、鄉裏神祠
五、社壇化的寶林寺
小結
第七章 重建儀式秩序
一、聖賢崇拜
二、大黑天神與龍神信仰
三、儀式爭奪
小結
第二部 鄉士大夫
第八章 成為士人
一、儒吏
二、國子監與鄉試
三、庠序之學、學官與吏目
小結
第九章 南京歸來
一、趙壽編譜
二、趙汝濂和李元陽的故事
三、楊森和楊士雲的妻舅
小結
第十章 改造佛寺
一、佛屋易以儒製
二、正祀典：武侯祠與鄉賢名宦祠
三、佛寺化的祠堂
四、邊臣祖先
小結
第三部 土官政治與山鄉
第十一章 瀾滄江沿岸的山鄉聯盟
一、濛化張氏與左氏聯盟
二、雲龍土官段氏
三、離開太和縣
小結
第十二章 從山鄉盜匪到編民
一、政治部署：鹽井提舉司、衛所和土巡檢
二、土酋和盜匪
三、封鎖與孤立
四、山鄉部署
小結
第十三章 金沙江沿岸的土官聯盟
一、金沙江沿岸的聯盟陣綫
二、新興土官勢力的崛起
三、木氏土官聯盟的擴張
四、看不見的力量
第十四章 土官政治與雞足山
一、糧食與白金
二、山鄉腹地與雞足山佛寺
三、崇祀典與土地貨幣化
四、山鄉儀式正統
五、自己寫曆史：《雞足山誌》
六、明王下山
小結
第十五章 閤法性的追求：儀式權與曆史話語權
一、曆史過程：身分分流與階層整閤
二、曆史書寫：經典化與正統祀典的文化工程
三、社會流動與儀式
徵引書目
圖書序言
扉頁間的曆史現場
從邊疆的角度重寫曆史，猶如在荒蕪中找尋路徑，大概是那些隱藏在幽微處的故事，鼓舞我完成這份書寫計畫。考究這些故事時，總得冒著各式各樣的風險，尤其當我們宣稱要從統治者的手中拯救曆史時，如何用新的敘事架構來描寫蕓蕓眾生的曆史，成為一項新的挑戰。
或許，我先從一位山鄉夷酋自久的故事談起。曆史上有許多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卻在地方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我先在明初土官墓誌銘，偶然地發現自久與鄰近土官相互聯姻，他似乎不僅是山鄉部酋，還被封賜錦衣衛指揮的頭銜。後來，為追蹤大理山鄉鹽井治理所引發的山鄉動亂，發現自久先前竟曾因奪取鹽官之印，打劫官兵，逃到大理和姚安之間的山區，隱匿十餘年之久。這類人物不可能僅隻是一位夷賊而已。在書縫間找尋一個在山鄉流竄的人口時，也逐漸地發現更多的自久身影，山裏有地名稱自久寨，族譜有自久後裔！翻遍誌書，幸好某位官員在百無聊賴的鄉野生活中，編寫瞭一份符閤體例的誌書，扉頁間夾帶著邊陲山鄉的自久被擒捕後赴京和皇帝的一段關鍵對話。他於是嚮我娓娓道來，其抗明為的是山鄉秩序已崩壞。字裏行間的弦外之音是隱藏在史冊扉頁裏的曆史現場。
正史也記錄相關的側麵敘事。當我們要從地方角度重寫曆史時，必須留意官方對事件的看法與地方究竟有多大的距離？官方文獻是引證自久的權威證據嗎？沒被記錄的又會是什麼？自久並非重要土官，也不是英雄，又沒有構成驚動天下的重大叛亂，他是一名竄逃山鄉的部酋！曆史學的工作應是把這些看起來相互矛盾、混雜的訊息，放迴地方既有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下，重新賦予其適當的解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行動者的曆史，不僅是視角的選擇，還包括解構與建構同時進行的方法論問題。
書中另一個不起眼的橋段，是雲南副使薑龍前往山鄉招撫夷民的故事，也涉及重構地方情境。自久以來之山鄉動亂不斷，官方文獻慣常地以特定的目光描寫動亂或歌誦政績，無意間留下不少綫索，包括事發地點與時間、空間分布、群聚的規模、人群分類、掠奪路綫、城市災難、官方動員及其因應措施等等。經由考證排比後，纔理解史冊中的土官，有時也是夷賊或盜匪，文字的斷裂性雖有敘事零碎化的危險，卻也直指山鄉人群具有難以捉摸的靈活性與機動性。這類官方說法充其量隻是幫助我們釐清官府採用什麼樣製度化的方式來分類人群，並標誌以夷屬。有些製度在推動時甚至沒有經過通盤的考量，被各種不同地方情境揉閤成另一種社會麵貌，使其在時間上呈現一層一層由曆史偶然性條件而組織成的後果，在空間呈現猶如馬賽剋般的文化拼圖。這不僅考驗我們對帝國末端基層製度的認識，也挑戰著我們頭腦裏既有正統敘事架構，以及對於鬆散又機動之社群組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基本想像。更深沉的問題是：我們更關心的是官兵動員，還是山鄉夷民的行動，是帝國的製度，抑或是社會實相？書中雖然沒有迴答白人、倮倮、爨人、麼些、傈僳等單一民族形成的問題，但在透過帝國視之為動亂的框架下，我們看到的是：人群如何被動員、自我重組、如何學習以各種機動的方式維持社群分類的界綫，進而重新認識到族群是參與區域曆史，同時也是用以迴避或扺製帝國直接治理的政治策略。這種動態性使我們清晰地認知到單一民族框架無法解決族群形成的曆史問題。
流寓士人楊慎為薑龍撰寫去思碑，描寫其撫亂之功業。薑龍或許是一位明理的官員，他親自前往山鄉和夷酋談判，與夷酋的對話也被記錄下來：夷民提及他們進城便被視為盜賊，無法獲得城邑之糧食，處處遭緻排斥，山鄉也遭緻圍堵，所以纔有下山打劫之舉。山鄉生活不隻是靜態的親屬與小規模的交換經濟，更是一套具有延展性的政治體係，他們遭緻的歧視與生計問題，正說明新政治對傳統體製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去思碑原是歌頌薑龍勸導夷酋有功，但某夷酋日益貧睏，妻怨懟之，其為守諾而自盡，反而像是一場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悲劇故事。楊慎記錄這段故事，或許彆有用心。有意思的是，《明史》以幾近標準化的眼光描寫薑龍，贊之以「番漢大治」，說明瞭統治者形塑過的曆史敘事與地方經驗相去甚遠。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研究山鄉社會。壩子裏的貴冑世族前往南京，留下許多曆史文獻，使得有文字和沒有文字的世界形成強烈的反差，也成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這批轉型士人的地方精英和他們所留下的文獻，頓時成為我們認識西南曆史的另一種眼光。他們經曆一段不尋常的曆史，先是一批一批貴族、僧人與部酋領袖前往南京，隨之又有土官及其部民們前往北京，成為官員與夷民的中間人群。繼之其後的大理士人，如楊士雲、楊南金和李元陽等等，卻以極其隱晦的方式迴避過去王國的曆史。外來官員們熱烈地期待大理士族是移民西南的古漢人，以便於他們在較大的知識係譜中拉攏與邊境精英的關係。這些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所留下的文字，不時地影響我們對地方曆史的「正確／客觀」評估。於是，我逐漸將區域內不同人群的曆史研究，擴大到不同身分階層「如何記憶曆史」等層麵的討論。這涉及曆史的雙麵性，也就是真實的過去以及其被記憶的方式，前者涉及許多細節的考證，後者涉及政治權力與書寫技術的支配性。尤其，白人精英識字能文，嫻熟各種知識與治理技術，留下各式文類以及傳說文本，使得村民得以靈活方式來維持多重層的集體記憶，包括鄉野傳誦之南詔大理國的故事。考證雖似科學方式之一，但鄉民的曆史創造，重點不在真僞，而在「何以緻之」，其樸素史法與前衛史識呈現靈活的社會圖相！如果將這些看似零碎與矛盾的敘事加以類比，我們反而可以看到一幅各自錶述、各自想像的曆史心誌，以及彼此相互影響與交錯的動態過程。換句話說，本書無法以「客觀曆史」為寫作的目的，與鄉民相互比較，他們的曆史寫作顯得更大方、更自由、更前衛，而且在細節上創意十足。有時，他們甚至還可能是更為精準的。
近年來，曆史學與人類學界正追蹤一些熱門的議題，如James Scott以逃離國傢治理的zomia概念來討論東南亞高地社會。我在大理山鄉腹地進行長期的考察，不論在議題及地緣脈絡上都無法忽略其頗具啓發性的宏觀論點。此學理發想，不時地使我産生既興奮、又迴避的疏離感。十六世紀之大理四周山鄉是活絡的結親、開採資源、山林負販、鹽井貿易等活動，充滿一幅人口與物資流動的景象，他們不隻逃離治理，更熱絡地追求隨資源往來而産生大小不一且變化多端的社會網絡。書中最後篇章寫下《雞足山誌》的故事，更多地是想要錶達山鄉政治也積極仿效帝國的正統文類，以更極端的書寫策略來錶達作為「他者」的曆史意誌，寫下的是古印度的曆史。背後對資源的競逐，不言而喻。文字書寫在這樣的邊境社會，也格外地顯露齣其辯證性。的確如此，書寫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於重新檢視自己使用史料的習慣，或是對文字記錄的依賴。走一趟田野後，來自現場的直覺必將迴過頭來改變我們解讀史料的方式。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解構書寫者的權力與正統曆史，倒不如說是重建邊境社會與人群的曆史，並因此獲得觀看曆史的另一種眼光。
緒論（節錄）
邊境社會（border society）是一個被集體建構齣來的概念。曆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一套華夏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華夏中心的視角形塑一套「典範曆史」的框架，使邊境人群隨著華夏邊緣的漂移而不斷地被典範曆史所重新定義。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此二元論述背後的曆史現場，將會發現帝國邊緣曾經齣現多元且規模不一之政治體係，在雲南地區便齣現大理、羅甸、麓川與八百媳婦等等，它們在天下儀禮與正統書寫架構下被以淡漠的方式一筆帶過。如何在習以為常的曆史語境，重新建構立基於不同人群所經曆的曆史，是值得嘗試的方嚮。
大理曾是南詔大理國之首府，雖曆元朝治理，其政體在西南地區仍保有相當之政治威望。自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進入大理以來，一係列治理政策逐一展開：先是大量封賜土官，後來復有一波波漢人衛所移駐計劃。徵服者的官員視大理政治精英為溝通帝國與西南夷的中間人群，將之編整到一套以帝國為中心的政治體係之中。他們先被稱為僰人，後被更正為白人。這批白人政治精英，先後前往南京和北京，返鄉後，在帝國政治架構上發展齣一套新的身分與社會網絡；與此同時，許多非白人土酋也被封賜在大理四周山鄉腹地。這些從大理到北京，自山鄉叢嶺浮現齣曆史舞颱的世族、僧人、土酋、流動人群與新興勢力，為本書揭露瞭一幅生動曆史的序幕。直到明中葉，許多白人持續地在各地移徙，滇藏蜀邊境以麗江木氏為中心的麼些人群勢力也逐漸崛起，將我們的視野從大理帶到北方金沙江沿岸。此地緣社會擴張的過程，不僅是帝國邊界往北漂移，也是不同人群競爭、結盟與相互協商齣來的一段曆史。
本書便試圖以西南人群為主體，來討論他們在明朝徵服後成為政治意義上的邊境社會時，人群流動、重組以及為爭取身分閤法性而緻力於重建曆史的過程。值得提齣來的問題是：多元的政治體係如何適應明朝的政治？人群如何區辨彼此，界綫如何維持？白人和麼些政治之消長，是帝國削弱地方的後果，抑或是土官社會的擴大？無疑地，身為「華夷」中介者的白人尤其關鍵，他們或而積極參與官僚體製，成為高度文人化的群體，或而擔任土官，二者身分各不相同，但在中央王朝與西南人群間扮演著至為關鍵的角色，也因此成為本書研究的主體。假如說，本書以白人為研究對象，那麼我更強調的是其為主體所發展齣來的社會流動與身分選擇，以及因而延展齣來與鄰近人群的社會關係。書中尤其集中於討論他們如何透過聯姻將治理與書寫技術傳播到鄰近人群，並形塑一套整閤社會的儀式體係與曆史話語權。這涉及我們應如何把「族群」放迴曆史動態的過程來討論，並且從曆史中的行動者來重新加以思考。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邊境社會是相對於政治中心而形成的，為重新認識其整體之生存條件，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其區域地理與曆史之脈絡。首先，簡單介紹西南地理與曆史的基本架構：雲南分為東西二個部分，以大理、劍川到元江河榖為界，分為迤東與迤西。迤東為崎嶇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瞭三江縱榖區、群山以及平緩河榖地帶。其西北方是番夷居處的廣大山區，緊鄰青康藏高原與西藏為界，北方與四川接壤，極西則有三江與緬甸為鄰，形成一個南北高山縱榖的地理結構。其東南有南盤江與元江，是為西江與紅河上遊，通往東南沿海地區，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故有滇西北多氐羌，滇東南多濮越文化之說。在這條通道上，白人和麼些人組織的政治體係尤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紀間，南詔大理國以大理為中心，其勢力嚮北擴及四川南方，嚮南延伸到東南亞北部一帶。由於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緩之區，古稱為賧（即壩子），由賧與賧之間形成相互交織的政治與社會網絡，使得大理統治階層在雲貴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現分散型的貴族統領格局。再者，書中以山鄉統稱連結賧與賧之間的山區社會，想要以此突顯山鄉與壩子在環境與政治生態互依互倚，乃至明朝治理下山鄉疆域（mountain frontier）之愈來愈重要的情形。
在曆史中，大理代錶著西南王權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國，透過佛教政治體係成為維係四周人群與部酋政治聯盟的紐帶。同時，北方另一股人群，稱為麼些，長期遊走於大渡河以南一帶，是散居於大理與吐蕃間的中間人群。十三世紀中葉，麼些酋長助忽必烈濛古大軍南下徵服大理，被封為世襲麗江路宣撫使，成為滇川間愈來愈重要的勢力。是以，白人為中心的大理金齒宣慰司與麼些為中心的麗江宣撫司成為迤西二股重要的政治勢力。於是，我們大緻看到此二人群各彆建立其政治體係：大理維持六百年左右的佛教王權，直到十四世紀明軍進入雲南，其貴族勢力仍然是組織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構；而北方麼些人群則在十四世紀崛起，麗江府木氏成為滇藏蜀間愈來愈重要的政治勢力。
自十五世紀以來，移居雲南的漢人逐漸增加，其中包括製度性移民如漢人衛所，還有許多商人以及數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總數很難有效評估。據研究指齣，萬曆年間，漢人衛所登記之壯丁便有二十三萬人，方國瑜先生認為此應是二十三萬「戶」，這些數目尚還不包括商人、流寓與寄籍者。再者，十八世紀時之移民人口呈現戲劇性的增加，十九世紀到達高峰。這些增加的人口對地方社會帶來許多變數，如間接推動區域土著人口的移徙與流動。再者，戰爭、軍隊徵調、礦産開採與鹽銷製度等等影響地方社會人群結構的製度性條件，也使得人群在壩區或山鄉更頻繁地交通往來，産生更多的閤作與衝突。
人口流動與移徙背後的趨力更值得我們加以留意。施堅雅（W. Skinner）將中國西南劃入中華帝國九個區域的其中之一，無疑地，它是對外開放的一個體係：滇緬藏邊境的三條河川呈現南北流嚮，由東南亞港口齣海，來自於海洋愈來愈重要的貿易也使得此「區域」（region）的概念不應隻停留在「雲南」或「中國西南」，而是隨著一波一波的人群與資源的流動、交換與貿易將其擴展到更大的區域範疇。十四末至十七世紀末的三百年間，中國南方發生瞭一係列重大外緣條件的變化，我們很難忽略白銀貿易在港口為中心的海洋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股力量特彆值得提齣來討論。其一是港口的力量，當太平洋的白銀在沿海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時，原來以內陸為中心的政治經濟交換網絡，逐漸被港口為中心的市場腹地關係所牽製。東南亞史的研究者Victor Lieberman在其钜著Strange Parallels論及十六世紀以來的沿海港口貿易，造成東南亞內陸邦酋政治與港口新興政治體間的二元拉鋸戰。李塔娜（Li Tana）指齣在安南南方崛起的阮氏集團，也隨著不同人群、移民與商業貿易，産生一股新興的政治文化。再者，十六世紀末以來，西南流通貨幣由貝幣轉嚮使用白銀，這種來自於印度洋流通韆年的海貝，在白銀的競爭下，長期走貶，直到十七世紀末，白銀終於成為西南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貨幣。這也說明海洋貿易在經濟層麵不斷地改變瞭內陸政治的局勢。
亞洲內陸政權也同時麵對另一股政治性的變化：明永樂帝在北方奪取皇位後，積極在帝國邊區擴展並部署隸屬於皇帝個人的偵伺體係，雖非正式之官僚機構，但其延伸勢力以及所造成的效果幾可與之匹敵！他為拉攏邊境勢力，大力延請藏傳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賜頭銜以及僧官職銜，此舉並非單純地齣自於皇帝個人宗教上的興趣，更多地是為瞭鞏固帝國邊境之政治聯盟。藏漢邊境之政教勢力如何在明朝宮廷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是亞洲內陸極為重要的曆史議題。這種結盟間接鼓勵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勢力往青海、四川以及雲南北部逐漸擴張。西藏曆史研究者Geoffrey Samuel便指齣亞洲內陸存在著以拉薩為中心的政治聯盟模式。近年來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擴大其研究範圍與視角，指齣滿清帝國在中國內部以儒傢意識形態進行統治，然在與帝國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聯盟以及西藏政權之間仍然採取古老的佛教儀式強化政治結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multiethnic Buddhist state）。亞洲內陸的佛教政教關係，不隻是政治性的，也是經濟性的，它們在長程貿易時整閤周邊人群與資源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前近代全球化的過程中，帝國邊境外緣貿易使得金、銀與鹽井等資源愈來愈顯重要，而強化對盛産礦産雲南地區的治理便顯得愈來愈具迫切性，於是麗江木氏土官勢力因此逐步擴大，成為後來整閤各地方資源的政治力量。再者，明宮廷對採買孟密寶石保持高度的興趣，緻使西南邊區産生一股熱絡的「寶石熱」（gem fever），造成大批流動人口參與雲南採銀礦的活動。雲南之白銀被運到南方跨境的孟密一帶進行採買與交易活動，又促使其邦酋整閤成為一個足以應付其貿易規模之政治體；孟密鄰邦如八百大甸，也在明朝朝貢貿易過程中重新整閤內部之部酋政體。活絡的經濟活動不斷刺激部酋之間的相互整閤。
來自海洋與內陸二股不同性質的貿易與朝貢風潮，是人群不斷地在山榖間緩緩流動的趨力。不論是來自外地的官員、商人、為尋求生存的採礦者或是亡命之徒，中央王朝對土官與流官的行政劃分無法阻止這些造成人口流動的趨力在有形與無形的界綫上遊移。人群流動的規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區的空間嚮度上所經營的網絡，已超齣正統史冊與文字所能記錄的範圍。我們必須將地方社會之時空脈絡放在上述宏觀的地理與曆史發展，纔得以更清晰地釐清看起來小規模的族群形成背後之重大意義。
由於帝國邊緣曆史與人群之復雜性，若未對空間範疇與研究架構加以界定的話，可能都冒著捉襟見肘或是顧此失彼之風險。也因為如此，為使研究議題可以獲得更具體的討論，本書主要集中於瀾滄江、金沙江與紅河之上遊地區來作為研究場域。人口流動與族群形成息息相關，這看起來是相當弔詭的現象，但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文化相遇（encounter）正好提供區辨異己此分類概念的蘊床。從人文地理的角度來看，大理非常適閤放在二種不同文化交滙處來加以討論。如果從南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來看，大理無異是極其邊陲的；從印度或南方東南亞的角度來看，大理也是邊陲；又，從吐蕃的角度來看，大理則是其東南之邊陲。作為亞洲諸文明之邊緣，大理及四周人群社會在吸收周邊文化與諸大政治體係之間的交涉與協商過程，其角色卻相當核心。
圖書試讀
洪武十五年（1382）是大理社會開始麵對改變的一年。三月，總兵官傅友德（1327-1394）與藍玉帶領軍隊攻進大理，設置大理府。第二年，設大理衛。在行政與軍事部署下，大理社會第一次麵對外來政權的直接統治。
濛古政權曾經治理過大理。十三世紀中期，濛古自金沙江南下徵大理，大理國敗，忽必烈仍以其國王段氏繼續主導西南政局，擔任大理路總管元帥府元帥，並擔任大理金齒宣慰使司，統領八府，包括大理、善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謀統等州城，各處萬戶韆戶管民之官，聽其節製。當時大理金齒宣慰司以北設有麗江路宣撫司，由麼些土酋麥宗為長；東南有威楚開南路宣撫司，以大理貴族高氏主政，整個滇西政治架構，仍然維持著以大理貴族世襲為中心並擴及鄰近諸部酋統領之格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軍自滇東進入雲南，隔年，一路抵達大理。
一、洪武十五年
（一）元末明初之政治格局
明朝統治雲南並不是在既定的意識形態上建立起來的。元末以來，滇東與滇西二邊形同敵國，相互拮抗。至正年間，四川紅巾軍南下滇東，危及昆明。滇東的梁王曾嚮大理總管段功（1344-1367）藉兵平亂，並將女兒阿蓋嫁給段功來緩和緊張關係。段功娶妻後，久居昆明，梁王猜忌其欲奪謀昆明，暗殺段功，使得東西二方陷入水火不容之局勢。由此可知元末雲南東西二方涇渭分明之局麵。
這種滇東、滇西二方的政治格局，也可以從明初採取分彆招諭的方式可知。硃元璋在天下局勢底定後，於洪武五年、七年先後招諭梁王與大理總管段氏，在招諭梁王的文字中寫道：
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斯，天不可欺。
明太祖為錶師齣有名，在招諭文指其齣兵雲南是為消除殘元勢力，要求梁王退還所據之大理土地。同一年，明太祖給大理的招諭文也明白地寫著：「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他希望聯閤大理段氏來挾製梁王，並延用唐宋故事與大理國維持邊境的政治關係。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立刻吸引瞭我的注意，它精準地概括瞭我一直以來對中國曆史，特彆是明朝邊疆政策和西南地區民族關係的研究興趣。我一直認為，真正理解一個王朝的運作，不能僅僅關注其政治、經濟的中心，而更應該深入到那些處於帝國邊緣、文化各異的地區。西南地區，因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民族構成，在明朝的統治下，必然經曆瞭一段跌宕起伏的曆史。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詳細闡述明朝統治者是如何認識和管理這片“邊疆”的。書中是否會探討明朝在西南地區推行的“土司製度”和後來的“改土歸流”，這些政策在理論與實踐上存在哪些異同？它們對當地的社會結構、經濟發展以及族群關係産生瞭怎樣的長遠影響？我更關注的是，在明朝的官方敘事之外，那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群”是如何看待和迴應帝國統治的？他們是如何在維護自身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同時，與外部力量進行互動和博弈的？這本書的標題暗示瞭作者將深入挖掘這些微觀的個體與群體經驗，這讓我對書中可能呈現的生動而深刻的曆史敘事充滿期待。
评分《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本書名，本身就蘊含著一種深刻的曆史張力，讓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龐大帝國的真正實力和局限性，往往要從其統治的邊疆地帶入手。明朝，作為一個漢族王朝，其對西南地區的統治，無疑是一個充滿挑戰和變數的課題。書名中的“邊疆”二字，讓我聯想到那些地理環境險峻、民族文化獨特、與中原腹地存在差異的地區；而“帝國”二字，則代錶著中央集權、製度規範和官方意誌。這“之間”的關係，正是這本書的核心魅力所在。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剖析明朝是如何將自己的統治延伸到這些復雜而多樣的西南地區，無論是通過軍事力量、經濟手段，還是通過文化和製度的滲透。同時，我也關注在帝國強大的影響下，西南的各個人群是如何生存、發展、以及如何與這種外來力量互動、協商、甚至抗爭的。曆史不應該是一麵之詞，我渴望看到書中能夠呈現齣西南人群的視角，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以及他們在明朝這個龐大帝國框架下的獨特體驗。
评分閱讀《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本書，我最期待的是作者對明朝統治者心態和策略的深度剖析。中國古代的帝國，無論是秦漢還是唐宋，在麵對廣闊的邊疆，尤其是那些文化、地理差異顯著的地區時，往往會麵臨一係列棘手的挑戰。明朝，作為一個在漢族王朝中，其疆域擴張和對邊疆管理的策略都頗具特色的朝代，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我很好奇，明朝的統治者是如何認識和定位西南地區的？是將其視為需要同化、徵服的蠻荒之地，還是認識到其戰略價值和潛在的資源？書中會否探討那些著名的“羈縻政策”和“改土歸流”等措施背後的具體考量？這些政策的製定者，是基於怎樣的曆史經驗、地理認知，甚至是某些哲學思想？我很想看到作者是如何通過對史料的解讀，來還原明朝統治者決策層的思維過程。是齣於對國傢安全的考量，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還是受到儒傢“大一統”思想的驅使？同時，我也關注這些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是否存在層層加碼、變形走樣的情況，以及中央朝廷的意圖與地方執行者的實際操作之間是否存在巨大的鴻溝。這本書如果能揭示明朝帝國的“邊疆意識”是如何形成和演變的，以及這種意識如何影響瞭其對西南地區的具體治理方針，那將是一次非常寶貴的閱讀體驗。
评分《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本書的書名，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在曆史洪流中被忽視的群體，以及他們與強大帝國之間的復雜互動。西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文化多元的區域，其曆史的復雜性不言而喻。明朝作為一個以漢族為核心的王朝，其對西南地區的影響，既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也必然伴隨著文化的碰撞、融閤與抗爭。我尤其關注書中對“人群”這一概念的解讀。它不僅僅是指某一族群，而是可能涵蓋瞭土司、漢族移民、佛教僧侶、甚至是一些活躍在邊貿中的商人。這些不同群體，在明朝的統治框架下，是如何安身立命，又是如何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和身份認同的？他們與明朝官方的互動模式是怎樣的？是順從、閤作，還是暗中抵製？這本書如果能夠聚焦於一些具體的、有代錶性的人物或群體，通過他們的視角來展現那個時代的圖景，那麼將極大地增強曆史的鮮活性和可讀性。我希望看到作者不僅僅停留在宏觀的政策描述，而是能夠深入到社會生活的肌理之中，展現普通人在帝國擴張與治理背景下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自覺。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讓我對即將展開的閱讀充滿瞭期待，因為它精準地指嚮瞭我一直以來對中國曆史宏大敘事下，那些被邊緣化但又至關重要的區域和人群的關注。明朝，作為一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達到高度發達的帝國，其對西南地區——一個民族構成復雜、地理環境多樣、文化差異顯著的區域——的統治，無疑是一個充滿瞭挑戰和機遇的課題。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探討明朝是如何處理這種“邊疆”與“帝國”之間的關係。是采取強硬的同化政策，還是更具彈性的羈縻策略？書中對明朝官方在西南地區實施的各種具體政策，如屯田、衛所、賦稅、以及後來的“改土歸流”等，會有怎樣的細緻描繪和深入分析？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夠跳齣單純的官方視角，而是將目光投嚮那些生活在帝國統治之下的“人群”。他們是土司、是部落首領、是普通農民，還是邊貿中的商人？他們在帝國的壓力和影響下，是如何生存、如何適應、如何發展，又是如何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和文化認同的？這本書如果能為我展現那些被曆史洪流裹挾的個體和群體的真實麵貌，將是一次極具價值的閱讀。
评分《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個書名，立刻讓我對明朝這個時代的西南邊疆産生瞭濃厚的興趣。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王朝的統治，必須深入到其統治的“邊緣地帶”，因為那裏往往最能摺射齣中央統治的實際效力、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張力。明朝，作為一個曾經麵臨著北方遊牧民族巨大壓力，同時也在南方和西南地區建立瞭強大統治的帝國，其邊疆治理策略尤其值得探究。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揭示明朝是如何將自己的影響力投射到地形復雜、民族眾多的西南地區的。是通過軍事徵服？還是通過經濟滲透？抑或是通過文化教化？書中會否詳細介紹明朝在西南地區設立的衛所、推行的屯田政策，以及影響深遠的“改土歸流”？這些政策在實踐中是如何運作的，又給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族群關係帶來瞭怎樣的變化？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在明朝強大的統治之下，西南的各民族是如何在保留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又不得不與帝國力量進行博弈和適應的。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曆史敘事，往往充滿瞭韌性與智慧。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就極具吸引力，它立刻勾起瞭我對明朝邊疆政策以及西南地區復雜曆史的好奇心。我一直對中國曆史上那些“邊緣”地帶的文化和民族互動很感興趣，而西南地區，尤其是明朝時期，無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這本書的標題暗示瞭明朝中央政權與西南地區原住民文化之間的張力，這種“夾縫”中的生存狀態，常常孕育齣獨特而深刻的曆史敘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描繪明朝官方的統治策略，比如屯田、土司製度、衛所設置等等，這些製度在實際運作中對當地社會結構、經濟模式、甚至族群身份認同産生瞭怎樣的影響。同時，我也非常期待瞭解在帝國強大影響力之下，西南各民族是如何保持其文化獨特性，又是如何與漢族文化進行融閤、抗爭或妥協的。曆史的有趣之處往往在於細節，我希望作者能夠深入挖掘一些具體的案例，比如某個土司傢族的興衰，某個地區的反抗運動，抑或是不同族群間具體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這些微觀的敘事，往往能摺射齣宏大的曆史趨勢，讓讀者對那個遙遠而又充滿活力的時代有更真切的感受。總而言之，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提供瞭一個廣闊而深邃的敘事空間，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書中探索明朝帝國與西南邊疆之間那段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
评分《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本書名，直接點燃瞭我對明朝統治下西南地區曆史的探究熱情。我一直認為，曆史的魅力在於其復雜性和多麵性，而邊疆地區，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往往是解讀一個帝國最生動、也最具挑戰性的窗口。明朝，作為一個在疆域管理上有著獨特經驗的王朝，其對西南地區的統治，無疑是一個極具研究價值的案例。我迫切想知道，書中將如何描繪明朝中央政府與西南地區形形色色的人群之間的互動。是單純的徵服與被徵服，還是存在著更為復雜的權力協商、文化交流甚至融閤？書中是否會深入探討明朝在西南地區實施的各種治理策略，比如軍事屯駐、經濟開發，以及不同時期“改土歸流”政策的演變及其對當地社會結構、族群關係的影響？我特彆期待的是，作者能夠通過對史料的細緻梳理，為我展現那些生活在帝國陰影下或陽光下的西南人群的真實麵貌。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社會組織，他們的文化認同，以及他們在帝國統治下的掙紮與適應，這些都是我希望在書中找到的答案。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非常精確地抓住瞭曆史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大一統帝國與邊疆地區之間的互動關係。明朝作為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封建王朝，其對西南地區的統治，無疑是研究這一問題的絕佳切入點。我之所以對這本書感到興趣，是因為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帝國，不僅要看其核心區域的發展，更要看其如何對待和治理邊疆。邊疆地區往往是帝國力量的延伸，也是帝國政策試金石。在明朝時期，西南地區民族成分復雜，地理環境艱險，這都使得明朝的統治麵臨著獨特的挑戰。我非常期待書中能夠詳細闡述明朝在西南地區推行的各項政策，比如軍事屯駐、經濟開發、文化同化等等。這些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對當地的社會結構、經濟模式、族群關係産生深遠的影響。同時，我也希望能看到書中對西南各民族自身的反抗、適應以及文化的演進過程進行深入的分析。曆史不應隻是單方麵的敘事，而應該是多方對話的呈現。這本書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展現齣帝國與邊疆之間相互塑造、相互影響的復雜過程，那將是一部極具價值的學術著作。
评分讀到《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曆史》這個書名，我的腦海中立刻勾勒齣一幅壯麗而復雜的曆史圖景。我一直對明朝的曆史情有獨鍾，尤其對其疆域遼闊、民族眾多的邊疆地區的統治治理非常感興趣。西南地區，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曆史上文化多元、民族交織的典型區域，而明朝時期，這裏與中原腹地之間的關係，更是充滿瞭麯摺與張力。這本書的書名，恰恰點明瞭這種“邊疆”與“帝國”之間既聯係又疏離，既融閤又對抗的辯證關係。我非常好奇，明朝中央政府是如何看待和處理西南地區問題的？是將其視為一個需要被納入統一王朝版圖的“內邊疆”，還是一個需要通過特殊政策加以籠絡和管理的“外邊疆”？書中是否會深入分析明朝所推行的“羈縻政策”，以及後來實施的“改土歸流”等措施，並探討這些政策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所産生的實際效果？我更期待的是，作者能夠跳齣僅僅從朝廷視角齣發的敘述，而是能夠深入到西南地區各個人群的生活之中，去感受他們在帝國統治下的生活狀態、文化適應以及身份認同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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