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自由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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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圖書標籤:
  • 中國思想史
  • 自由主義
  • 文化史
  • 中國哲學
  • 知識分子
  • 曆史
  • 傳統文化
  • 政治思想
  • 現代中國
  • 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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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第二屆唐奬「漢學奬」得主: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國際儒學先驅,關注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自由、民主觀念
將中國儒學介紹到西方,帶領學者翻譯大量經典
主張東西文化互相藉鏡,儒學精神彌補西方主流價值的不足
將近70年的學術生涯,編寫近30冊書,
對儒傢思想有同情的理解與闡揚,功在國際儒學的研究,
可說是一代漢學巨擘!

  狄培理教授說明瞭宋代的學術趨勢,認為宋代思潮不但重新重視道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又同時具有新的批判性格。這兩者一在重估過去、一在拓深傳統,交互為用,以服務當代的需要。

  這些態度明顯地錶現在「道學」、「道統」以及「心學」之中。

  狄培理教授也討論新儒傢思想中的自由教育與自發精神,這是宋明兩代「自我」的廣義觀念以及獨特的個人主義的基礎。具有關鍵性的觀念是「為己之學」、「自得」、「自任於道」以及程硃思想中與「自我」有關的觀念。狄培理教授也評騭瞭這些發展對晚明的影響,並將歸結到黃宗羲尋覓一個新的綜閤的努力。而這個新的綜閤,代錶瞭比較成熟的新儒傢的自由主義。
 
圖書簡介: 《穿越巴蜀的時光軌跡:一部關於川西古代文明的深度考察》 作者: 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員 李明德 裝幀: 精裝,附贈手繪地圖集與考古發掘報告精選 頁數: 780頁 定價: 188.00 元 --- 內容提要: 《穿越巴蜀的時光軌跡》並非一部傳統的通史敘述,而是一部聚焦於中國西南一隅——古代巴蜀地區(主要涵蓋今四川盆地西部及周邊高山地帶)——其獨特文明形態、社會結構變遷與環境互動的深度專題研究。本書旨在通過對考古學、文獻記載以及地質學等多學科證據的交叉驗證,構建起一幅復雜、立體且充滿生命力的川西古代社會圖景,時間跨度大緻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延伸至秦漢統一。 本書的核心關注點在於巴蜀文明如何在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中,獨立或半獨立地發展齣區彆於中原華夏文明的文化特徵。它探討瞭金沙遺址的輝煌、三星堆的神秘麵具背後的祭祀體係、以及彭蜀國等早期王權的興衰,並深入解析瞭這些文化現象與岷江、沱江水係及周邊少數民族的互動關係。 --- 核心章節與研究視角: 第一部分:地理的塑造與早期聚落(約 200 頁) 本部分著重於巴蜀地區的地理環境如何成為文明發展的基石和限製因素。 “天府之土”的形成與生態壓力: 詳細分析瞭四川盆地的沉積地質特徵,探討瞭史前時期河流改道、洪水泛濫對人類定居點的選擇與遷移所施加的影響。研究錶明,早期聚落對特定高地的依賴性極強,這直接影響瞭其防禦體係和資源分配。 石器與青銅的交匯: 通過對不同遺址齣土石器與青銅器群的風格比對,梳理瞭從寶墩文化到金沙文化過渡期的技術輸入與本土創新。重點剖析瞭青銅冶煉技術,特彆是含砷、含鉛比例的地域性差異,揭示瞭早期資源獲取網絡的布局。 祭祀中心與權力初現: 對三星堆、金沙等遺址中大型祭祀坑的垂直結構、齣土器物的規格(如巨型青銅神壇、象牙堆積)進行細緻的解讀,嘗試重建早期神權政治的組織模式和知識體係,而非僅僅停留在器物學描述層麵。 第二部分:巴蜀的社會結構與生活世界(約 300 頁) 本部分深入探討瞭巴蜀社會內部的階層劃分、經濟模式以及獨特的喪葬習俗。 “蠶叢及魚鳬”的社會經濟基礎: 考察瞭稻作農業在巴蜀地區的早期發展模式。不同於黃河流域的小農傢庭模式,本書結閤考古發現的灌溉係統遺跡和人骨分析,推斷齣一種更具集體勞作特徵的、由祭司或王權主導的資源調配體係。 神秘的符號與文字的萌芽: 鑒於巴蜀地區缺乏成熟的文字係統,本章側重於對青銅器、玉器及陶器上刻畫的符號進行符號學分析。探討瞭這些符號在記錄族屬、標識地位以及巫術實踐中的功能,特彆對比瞭“一目人”形象與中原神話體係的異同。 “頭骨崇拜”與喪葬儀式: 集中研究瞭巴蜀地區普遍存在的、對頭骨的特殊處理和隨葬習俗。通過對墓葬形製(如船棺葬、崖墓)的類型學研究,解析瞭其宇宙觀中“升天”或“迴歸大地”的觀念,以及等級差異在死亡儀式中的體現。 第三部分: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與漢化進程(約 250 頁) 該部分聚焦於秦滅巴蜀及其後,巴蜀文明如何被納入中央集權體係,以及這種融閤過程中的張力與適應。 秦的徵服與“開明”的代價: 詳述瞭戰國末期秦國對蜀地的軍事行動,並分析瞭其對巴蜀地方精英的接納策略。重點關注李冰父子修築的都江堰,不僅是水利工程,更是文化滲透和經濟控製的關鍵工具。 鹽鐵的控製與商業網絡的重塑: 研究瞭漢代在巴蜀地區設立的鹽鐵官營製度,考察瞭這一政策如何重塑瞭原有的以物易物為主的貿易結構,並促進瞭成都平原作為行政與商業樞紐的地位確立。 文化雜糅與身份的變遷: 通過漢代畫像磚、摩崖石刻等新材料,觀察巴蜀的本土信仰(如與自然崇拜相關的神祇)如何與中原的儒傢思想、道教早期形態相融閤。探討瞭“巴人”身份在漢代地方誌中的不斷被定義和固化的過程。 --- 專傢評價(節選): “李明德教授的這部著作,以其嚴謹的考古證據和大膽的跨學科假設,為我們理解中國西南的史前文明提供瞭一個全新的、去中心化的觀察視角。它成功地將地圖上的地理概念,轉化為活生生的曆史經驗。” —— 著名考古學傢 王鴻儒 教授 --- 適閤讀者: 本書適閤對中國早期區域文明、環境史、考古學方法論以及西南民族曆史有濃厚興趣的專業人士、曆史係研究生以及高階曆史愛好者閱讀。閱讀本書需要一定的曆史和考古學基礎,但作者的敘事流暢,保證瞭學術深度與可讀性的平衡。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狄培理


  中國思想史泰鬥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為國際研究中國思想的著名學者。主要著作有:《高貴與文明》、《亞洲價值與人權》、《為己之學》、《東亞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中國的自由傳統》,編寫瞭影響廣泛的《中國傳統資料選編》。2016年6月20日,榮獲第二屆唐奬「漢學奬」。

譯者簡介

李弘祺


  耶魯大學博士,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任教。2002-2005年齣任颱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兼曆史係講座教授。2007年返國,先後在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2012-2015年間齣任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活躍於國際學術舞颱,曾受邀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發錶論文或演講;以中、英、日、韓、德、義大利及西班牙文撰著及編輯書籍18本,文章過百篇。被日本關西大學的《泊園》學刊譽爲「當今世界上研究中國教育及科舉第一人」。
 

圖書目錄

導讀 楊儒賓
引言
第一講 人之更新與道統
第二講 硃熹與自由教育
第三講 新儒學思想中的個人主義
第四講 明代理學與黃宗羲的自由思想
第五講 自由主義的局限
附錄 迎狄培理先生來新亞書院講學 金耀基
譯後贅語
 

圖書序言

導讀

楊儒賓


  《中國的自由傳統》一書是當今漢學名傢狄培理先生於一九八二年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擔任錢穆講座的五講演講詞組閤而成,原本的講詞為英文,經李弘祺、黃俊傑與曾堉三位教授譯為中文後,隔年由聯經齣版公司齣版發行。在狄培理教授的著作中,本書的篇幅不算大,但卻是很受矚目的一部書。當代學者論及儒傢與自由主義的關係時,《中國的自由傳統》仍是不能跳過的重要參考著作。

  狄培理先生這部著作所以引人注目,關鍵點在於他對理學作瞭極富現代意義的定位。他以往編纂的理學研究著作,總會讓理學這個承襲古老中國儒學傳統的學派放在當代的世界,與東亞諸國的儒傢傳統,或與當代西方世界關心的議題如個人、社會、實踐等産生對話。本書也是如此,理學的「自由傳統」也是一種重新定位。書名沒有用到「自由主義」,但全書中不時可看到對「自由」與「自由主義」作詞義上的梳理,作者有意讓理學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匯聚、交流、溝通,用心是很清楚的。

  「自由」一詞由「自」與「由」兩字構成,在中國思想傳統中,凡由「自」字構成的語組通常都有較深刻的意義,而且常指嚮一種非關外力、由自己本性所發齣的理想狀態,通常也有傳統中國文化氣息的玄遠之學的底蘊。莊子說的「自適」指的是一種滿足於自己生命而不是符閤社會禮法的標準,就像鞋子舒不舒服要看閤不閤適自己的腳的具體狀態,此事隻有自己瞭解。在理學傳統中,除瞭「自由」一詞外,狄培理先生還舉瞭「自然」、「自任」、「自得」三個詞語為例。狄先生舉這三個流行的理學術語為例,意指理學核心的關懷在於如何活齣真正的自己,這樣的學問名為「為己之學」。「為己」一詞齣自《論語》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的要求使得人生所有的知識都與自傢的性命有瞭連結,凡不能連接的即是外於生命的「為人之學」。「為己之學」的知識不管其內容相去多遠,在《小學》書中,它們分成「立教」、「明倫」、「敬身」三類;在硃子與呂祖謙編的儒門教科書《近思錄》中,這些知識從「道體」到「聖賢氣象」,共分成十四類;在有名的《大學衍義》與《大學衍義補》中,幾乎所有與人文社會有關的知識都可歸入《大學》這一本書分類的體係中,也就是從最內在的「誠意」、「正心」直到外延最廣的「治國」、「平天下」。這些廣泛的知識看似不相屬,但透過「為己之學」造成的意義的轉換,這些知識因此都變得具有道德的內涵,也都具有「我屬」的關聯性,理學傢這種知識分類與今日圖書館所依循的標準大異其趣。

  相較於中國另外兩個大的思想體係:佛教與道教,儒傢明顯地帶有更濃厚的此世性質,用莊子的話講,也就是「方內」之學的性質,所以它對世間的知識不可能不重視。但世間的知識帶有「為世間」的屬性,它容易在與世間事物的勾連牽引中,喪失掉意義感。透過瞭「為己之學」,理學達成瞭知識性質的哥白尼迴轉,知識意義化瞭,知識也主體化瞭。用硃子及陳淳(北溪)的話講,這樣的知識之理就有「當然」的屬性,也有「必然」與「自然」的屬性。

  「為己之學」會變成理學知識重要的特質,其關鍵和理學傢對於人有一種新的理解有關。理學傢不管是陸、王心學或程、硃理學,他們理解的人的本質縱然有極精微的差距(可歸類為「心即理」與「性即理」之彆),但他們都相信人的本質和世界的本質是緊連在一起的,而人的本質和現實的人是有差距的,所以人在道德上該做的事就是透過一連串的修養工夫,變化氣質,以期彰顯人的本性。但因為這樣的彰顯不是被認為外添的,而隻是迴復原初蘊藏在深層意識中的本來麵目,這樣的理論就是復性說。硃子的格物窮理說的最後階段「眾物之錶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王陽明緻良知最精微的階段「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所指的都是這種天人交閤的層次。

  理學傢因為在世界的本質(太極)與人的本質(人極)之間找到聯係點,所以「為己之學」在原則上都是使自己的本性充分發展的知識,但也有參贊天地化育的功能。陸象山說:「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這種內外通融、天人交會的敘述在先秦儒學的《孟子》、《中庸》、《易傳》中很常見;在宋明理學傢的著作中,更是成為共識。狄培理先生引佛蘭剋(Charles Frankel)界定自由主義的第四項特點為哲學的自由主義,此種哲學的自由主義主張「理性探究方法的優先性」。他提醒讀者道:任何人認真探討儒傢價值與西方自由主義之異同時,「都應該涉及兩者之間的重要不同」。從理學傢的觀點看:「自由」的本質不是透過理性的方法完成的,而是由人性的深化,成己成物,層層朗現,纔可達成的。

  理學傢說的「為己之學」和主體的深化以及天的體證分不開,天的體證也可以說是天理的體證,程顥曾說過一段名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傢體貼齣來。」體貼天理的「為己之學」是條終身努力不懈、工夫無限延伸的路程,這是所有理學傢共同分享的理念。但理學傢的「為己之學」的另一大特色,在於它的「為己」要去除掉私欲的我性,也就是要做到孔子所說「毋我」,讓自己的本性和個體我之外的他者有種閤情閤理的連結,這樣的「己」纔會更完整,它既更滿足社會的期盼,也更滿足自己的要求。換言之,越自由的人越有共感的能力,越自由的人越能承擔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共同的臍帶。理學傢幾乎都有論「仁」的言論,這些言論都顯示仁學就是有「倫」有「理」的倫理學,一種可稱作「相偶」的原理就內在於人的本質之中。為瞭滿足於「為己之學」中不能自已地對世界的關懷,理學傢也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強調人的自由發展必須去除掉環繞褊狹自我的意、必、固、我,也要與構成社會關係原理的「禮」連結成批判性的閤理關係。

  宋明理學傢中凡被視為反禮的人士,如爭議性很強的李卓吾,其反禮都隻是第二義的,在根源的意義上,都不可能不承認人的自由與社會的秩序(可泛稱「禮」)是分不開的,反過來講,任何閤理的社會秩序也都不能脫離每個人發展本性的前提,這是理學傢版的「自由與名教」的閤理圖式。李卓吾的「儒教的叛徒」的封號是後人封的,既不符閤李卓吾的本心,也不符閤實際的曆史圖像。本書第三講論理學傢的「個人主義」的觀點,作者從「為己之學」、「聖人之學」、「自任於道」一路迤邐而下,將新儒傢思想中的「個人主義」內涵發揮得淋灕盡緻。讀者如果從「仁」與「禮」的觀點切入,應該也會從另一種思路,達到本書作者所達到的結論。

引言

  當我接到邀請承乏一九八二年度的錢穆講座時,雖然很懷疑我是否能勉孚由中國學術界中這個偉大的名字所激起的期望;但被邀約來參加這個聲譽卓著的講座,這項殊榮本身就足以使我接受瞭。而且,我也有著強烈的個人理由來承乏這項責任──過去許多年來,錢賓四先生透過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師。雖然其他學者也在這種方式下教導我,但錢先生在引導我研究中國思想上則是為時最早而且影響最深的一位。任何人接到以這樣一位久施教澤的師長為名的邀請時,他當然是不會加以拒絕瞭。

  在我心中錢穆先生傑齣的學術貢獻與十七世紀一位學者黃宗羲是結閤在一起的。在我開始研究中國文化之後不久,黃宗羲就吸引瞭我的注意。這已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的事瞭,當時大多數人都以為隻有從事與傳教工作有關的人纔會想研究像中國這麼一個不關緊要的題目。但當時在紐約及哥倫比亞大學,對中國研究的興趣正如同宗教一般,具有政治色彩,我和保羅.羅布森(Paul Robeson)及其他人同學,他們的言論激進,我與他們一樣也同情社會主義,對於毛澤東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具有一種年輕人的熱情。後來,當我與同時代的其他人目睹歐洲的變局後,開始有瞭覺醒──史達林的整肅行動齣賣瞭革命的理想,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協定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暴行更形放肆,納粹和蘇聯軍隊宰割瞭歐洲,四處屠殺猶太人。再又是蘇聯的古拉格群島等等。我對那些主張拿西方式的革命來解決中國睏境的辦法就不再那麼樂觀瞭。我開始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生活與曆史,也許它能為中國的未來提供一個免於受革命與反動之苦的未來。

  在探索的過程中,我注意到瞭當時尚不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黃宗羲。本世紀初,黃宗羲是中國變法傢及排滿革命傢心目中的一個英雄。那些想從中國曆史中尋找民主價值的人稱黃宗羲是「中國的盧梭」,雖然他們很少把黃宗羲的思想與民主價值作深入比較,也很少從黃宗羲的時代背景中詳細分疏他的思想。後來,當「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平地而起,認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案就是從中國曆史中完全解放齣來的時候,革命的浪潮就把他們這種儒傢的溫和和改革思想沖到一旁瞭。

  就在這個關頭,錢穆先生進入瞭我的心中。錢先生研究中國曆史與思想的方法為觀察這個蜩螗的時代提供瞭廣泛的視野。正如錢先生後來在本講座所再度肯定並細加分疏的觀點一樣,中國韆萬不應該想要用那種從根拔起並摧毀過去遺産的文化革命的方式來得到解放;它隻能透過中國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壞都麵對它,認為中國人的未來實植根於中國文化這種方式纔能獲得。雖然有些中國人可能寄寓異國,並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畢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曆史所形成的條件與外觀之下。對他們來說,移民異域當然是不可能的。

  錢穆先生是研究中國思想一位罕見而成就卓越的史學傢。錢先生早年曾重新疏解新儒傢的史料,並且從宋明及清初思想史的立場來覆按黃宗羲思想的脈絡。我發現錢教授的著作(特彆是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我在太平洋服役,開始研究黃宗羲自己關於思想史著作的時候。錢教授在其所撰十七至十九世紀思想史的書序中,提醒讀者注意宋代新儒傢思想的淵源。

  黃宗羲最膾炙人口的著作《明夷待訪錄》成書於西元一六六二年,正是他從抗清運動中歸隱不久的時候。在這部批判明代專製政治及其腐化的著作之中,黃宗羲強烈地錶達瞭他在明末參與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以明代遺老身分抗清的雙重挫摺。做為明朝忠臣,黃宗羲鯁直地批判明廷的缺點來為朝廷盡忠(儒傢意義下的盡忠);同時,身為一個對曆史有廣泛認識的新儒傢,他對於朝政的敗壞也詳加分析,並遠溯其根源,迄於遠古。

  黃宗羲的學術努力可能是近代以前對於中國專製政治所作最整體而有係統的批判。這部書的確對傳統帝製作瞭激烈的攻擊。雖然黃宗羲痛詆的是政府,但是繼起的清朝卻也覺得這部書對他們具有威脅與傾覆的危險。我認為這部書由於它在史學素養上的廣度,在道德感上的深度以及錶達方式上的雄渾有力,可說是儒傢政治思想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職是之故,黃宗羲的著作在這些方麵幾乎自成一格,但我們卻也不可以認為此書完全特異而與眾不同。黃宗羲並不是一個切斷他的過去,與他那個時代的學術格格不入的孤立的天纔人物。相反的,黃宗羲的抗議隻是把他同時代其他思想傢的政治觀點作比較明確的錶達而已。他這篇激越的宣言雖然因為朝代闆蕩與外人入侵的危機而為之深刻化,但這篇文字不過是新儒傢的自由傳統發展中一個高潮罷瞭。這個傳統是黃宗羲樂於認知並重新加以肯定的。

  然而,這部著作並不是黃宗羲論述明代的最後一部書。黃宗羲不是隻會指齣明代的魚爛局麵,卻將自己置身度外的人。他晚年大部分時間都緻力於闡述明儒在思想及文學上的學術業績。這些晚年工作的代錶就是《明儒學案》。它是明儒思想的批判性的文集,後來更成瞭中國思想史上的钜著,為後人所效法(甚至撰述《硃子新學案》的錢穆亦同)。黃宗羲在此部钜著的捲首識語中曾說,有明一代雖有缺失,但是明儒在理學的中心領域裏,卻獲得瞭卓越的成就。

  對我們而言,這種說法所具有的意義不止一端。錶麵上,黃宗羲所編的钜著可視為一種保守性的努力──一個典型儒傢學術守先待後的例子。但是,既然黃宗羲對明代其他方麵的評價這麼苛刻,我們就更不可把他對明代的哲學成就所作的推崇視為當然,或逕貶為泛泛誇贊之詞。尤有進者,黃宗羲所持對明代思想的同情態度──認為保存明代思想具有積極的重要性──正與清初學者(十七世紀下半)對明代思想所持的流行看法形成對比。當時人認為明代思想空疏腐化,最好與亡明餘燼一起灰飛煙滅。真的,黃宗羲所必須阻擋的反明思潮一直延續到這個世紀。就此點言之,黃宗羲在「保存」明儒思想遺産的努力中,實已採取瞭一個與當時思想主流相抗衡的獨立立場,而且與當時官方的觀點也當然是互為鑿枘的。

  後來我還會談到有關黃宗羲這項決心的更深刻的意義。但我願在此說一些或許不是題外的話:就是到今日,像錢穆先生的學術也仍須麵對新儒傢思想的敵視態度,甚至要麵對政治上對儒傢思想的激烈攻擊。錢先生是極少數能與當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傑齣學人。因此我認為錢先生也繼踵瞭黃宗羲的典型,保存(雖然不是絕無批判地保存)瞭他的新儒傢的遺産。

  當黃宗羲談到明代理學的時候,他指的是那股遠溯宋代(九六○─一二七九)的思潮中的一個特彆的階段。其後當黃宗羲編完《明儒學案》之後,他更把時間上溯到宋元兩代。可惜直到他過世之時,仍未完成《宋元學案》的編輯工作。《宋元學案》這部書裏的「理學」涵蓋瞭整個源於宋代的廣袤的儒傢思想,以宋代為其形成期而綿延及於元明兩代。很明顯的,在十七世紀末葉,黃宗羲仍指望他所如此心儀的明代思想能在花朵綻開之後,在他自己的時代或後世結成果實。

  近代西方所使用的「新儒傢思想」(“Neo-Confucianism”)這個名詞,正如馮友蘭、蔔德(Derk Bodde)、張君勱以及我們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儒傢思想研究叢刊》各書中所使用的一樣,一般說來,是與黃宗羲所指的這個新思潮相通的。也就是說,這個名詞包括程硃學派,也包括所謂陸王學派的理學思想(我說「所謂」是因為陸象山與王陽明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其相似之處。雖然王陽明事實上是明初的程硃學派所衍生,而與陸象山之間並沒有可以上溯到宋代的學術脈絡可循)。對黃宗羲和其他新儒傢的史學傢如孫奇逢而言,「理學」這個學派包括陸象山與王陽明,而「心學」則同時泛指程硃學派與陸王學派。

  最近,有些西方學者由於受某種爭正統的態度的影響,把「新儒傢思想」(Neo-Confucianism)一詞用來專指程硃學派及他們所說的「道學」。但是,黃宗羲很清楚是反對隻有程硃門人得道的說法的。他也反對隻把「理學」局限在「道學」的範圍之內。因為程頤與硃子始創「道學」一詞,所以用這個名詞來指稱程硃學派理當有其曆史基礎。尤有進者,程硃學派之作為正統思想已為後來中國、韓國及日本許多新儒傢所接受,因此,我們也可以把「道學」或程硃學派稱為「正統新儒傢」。然而,如果把「理學」或「新儒傢思想」這個名詞僅用來指程硃學說,則此用法實與「理學」的曆史不符,而且與習用的「新儒傢思想」這個名詞的用法分歧。

  在這裏所遇到的名詞上的問題並非無關宏旨。它們均涉及我在這幾次演講裏所要提到的中心課題。因為黃宗羲在麵對這種狹窄的新儒傢的定義時必須兩麵作戰──他一方麵反對那種以褊狹的正統自居的保守、獨占而權威性的態度;一方麵又反對那些棄絕「正統」、認為傳統已瀕敗滅、無關緊要的人所持的輕衊的反動態度。換句話說,兼具史學傢與哲學傢的身分,黃宗羲緻力於對新儒傢思想作更磅礡、更自由、更具有活力的解釋。

  在採用「自由的」(“liberal”)這個字時,我當然必須預期到其他誤解的可能性。有的人根植於特殊的西方文化背景(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代錶的)對自由主義採取狹隘而純粹的定義。有的人則認為自由主義帶有一些他們以為是源自西方的放肆的特點。這兩種人都會認為把自由主義一詞加諸中國是陌生而不切題的。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值得冒一下險。真的,隻要不排斥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探索其相似點,並由此而對雙方有更深入的理解,那麼,我們就應該歡迎就中國與西方的曆史經驗中的相異處作盡可能完整的討論與分析。

  幾年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所舉行的一項研討會上,我已故的同事佛蘭剋(Charles Frankel)──他是美國自由主義及人文學界有力的發言人──就曾經從七層意義上來詮釋自由主義一語。今試加撮要如次:

  一、與地域觀念和宗教狂熱相對立的文化自由主義:「對提升心智的多麵性及其品質有肯定的興趣,以便能對人類生活的種種可能性作同情的瞭解及批判的欣賞」;二、政治自由主義:「對於能將和平變遷加以閤法化的程序加以強調」;三、經濟自由主義:「為糾正經濟力量的不平衡而製定的政策」;四、哲學自由主義:「相信理性探究方法的優先性」;五、由中庸、自製與妥協所錶現齣來的自由性格或風格;六、自由的教育:「對於長遠的道德理想、文化理想及文明理念抱持有實踐的信念,並且能妥協而不譁眾取寵」。
 

圖書試讀

第一講 人之更新與道統
 
一般的新儒傢思想,尤其是「道學」,是在北宋(九六○─一一二七)的偉大改革運動中興起的。在政治上,這些改革運動在王安石(一○二一─八六)決心推行「新法」(或新製、新政)的努力中達到瞭高潮。但是,此處的關鍵是「新」這個字,因為「新」似乎與宋代那種顯著的復古主義理想所錶現的傳統相扞格,也就是說與那種認為應恢復古周製,於十一世紀的宋代實行的想法相衝突。但是事實上,這裏所錶現的是因襲與革新齊頭並進,而非背道而馳。王安石之所以援引儒傢經典,特彆是《周官》來做為他激進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因為這種形態的傳統提供瞭他攻擊現存製度的有力理由,而不是因為他的新製與《周官》書中相傳的典範有任何近似之處。
 
王安石感到必須替《周官》寫一本新的注解,並稱之為《周官新義》。這個書名頗有啓示性,正證明瞭當時人是努力於將傳統拿來作創新的運用。對經典的再銓釋援引瞭新的批評方法,以新的經學主張來為改革的目標效勞。因此,「復古」的主張恢復瞭,而三代的「聖王之道」也在實踐中變成新的可行之道。
 
王安石在追求他的目標時,雖因其所採用的權威式的做法與獨斷的態度而為人詬病,但是王安石深信從古製中可以尋獲新製的基礎,這一點在他同時代的大儒中則並非特例。例如哲學傢程頤便曾用近似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詞匯,說在他們那個時代,需要大改革以興「大製」或「大利」,其語氣之堅定稍不遑王安石。程頤在政治上與王安石水火不容,但在引經據典以證明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權威性這一點上,他與王安石一樣地獨斷。這種情形對王安石和程頤而言,都是很可能發生的,因為他們都認為「道」並非僵死於過去,反而對人類新的境遇兼具生命力與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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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初讀下來,總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感,仿佛它觸及瞭我內心深處對某些曆史片段的模糊印象,又或者是我在某些文學作品中窺見的某種精神內核。作者在字裏行間流淌齣的那股對個體價值的珍視,對權力邊界的審慎,以及對思想解放的追求,讓我不禁聯想到中國古代一些先賢的論述,他們雖未直接使用“自由”一詞,但其思想中蘊含的獨立人格、對民本的強調、對君權製約的思考,與書中傳遞的精神內核有著某種奇妙的共鳴。我尤其被書中對那些在曆史洪流中默默堅守信念、堅持獨立思考的個體事跡的描繪所打動。這些人物,他們的聲音或許微弱,他們的行動或許不起眼,但正是他們,在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下,以各自的方式,為後人留下瞭寶貴的思想火種。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思考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睏境,以及他們做齣選擇時的勇氣和智慧。這種代入感,讓我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旁觀者,而是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感受那份在曆史長河中跌宕起伏的自由精神。它不像是一本枯燥的學術論著,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誘的長者,娓娓道來那些被曆史塵埃掩埋卻又熠熠生輝的故事,讓我對“中國”的認知,不再局限於那些宏大的敘事,而是多瞭幾分細膩、幾分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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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時常會産生一種“原來如此”的豁然開朗之感。作者以一種極具啓發性的方式,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中國曆史深處的大門,讓我看到瞭隱藏在那些宏大敘事和官方記載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他並沒有簡單地套用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論框架,而是深入挖掘瞭中國本土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揭示瞭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早已蘊含著與自由精神相契閤的元素。我尤其贊賞書中對那些在特定曆史時期,為瞭捍衛某種權利、堅持某種信念而付齣的個體努力的細緻描繪。這些人物,他們的故事或許不像帝王將相那樣光鮮奪目,但他們身上所展現齣的獨立思考、堅韌不拔的精神,卻是我認為最值得珍視的。這本書讓我意識到,“自由傳統”並非是一個靜態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的、充滿張力的發展過程。它是在與各種壓抑力量的抗爭中,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中,逐漸形成的。閱讀體驗非常愉快,讓我能夠沉浸其中,思考曆史,也反思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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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must admit,一開始,我抱著一種審慎甚至是略帶懷疑的態度來對待這本書的。畢竟,“自由”這個概念,在很多討論中,都容易被復雜化,甚至被政治化,而一旦與“中國”這個標簽結閤,更是容易引發各種爭議。但這本書,齣乎意料地,以一種非常 grounded 的方式,將“自由”這一主題,紮根於中國深厚的曆史土壤之中。它沒有去空談抽象的理論,而是通過大量的史實、人物傳記、文化習俗的細緻考證,展現瞭在中國曆史長河中,個體如何以各種方式,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下,努力追求和實踐某種形式的自主、獨立和權利。作者的敘事非常流暢,並沒有那種為瞭論證而堆砌材料的生硬感。相反,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在朝堂之上敢於犯顔直諫的官員,還是在民間默默堅守信仰的學者,抑或是那些在商業活動中展現齣創新精神的商人,他們的形象都栩栩如生,讓我能夠感受到他們所處的時代脈搏,以及他們為爭取內心所認同的價值所付齣的努力。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所謂的“自由傳統”,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無數個體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通過堅持、反抗、創造,一點一滴積纍而成的。這種曆史的厚重感和現實的聯係感,讓我對“中國自由傳統”有瞭更深刻、更立體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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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真的非常巧妙,讓我一開始以為是某種通俗的讀物,但越讀越發現其背後嚴謹的學術功底和深刻的洞察力。作者沒有選擇按照時間順序或者某個單一的理論框架來展開敘述,而是通過幾個看似獨立卻又彼此呼應的主題,層層遞進地揭示瞭中國自由傳統的豐富內涵。我特彆欣賞的是,書中並沒有迴避中國曆史上那些壓抑自由的時期和現象,反而通過對比和分析,更加凸顯瞭那些在睏境中依然閃耀著的自由之光。它讓我明白,“自由”並非隻是現代社會纔有的概念,而是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以各種不同的形態,持續存在並演變的。我被書中對某些被主流曆史敘事所忽略的邊緣人物和事件的關注所吸引,正是這些被“遮蔽”的角落,往往蘊藏著最真實、最鮮活的自由精神。作者的論證方式,不落俗套,充滿智慧,他能夠從看似微小的細節中,挖掘齣宏大的曆史意義。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中國曆史的理解,不再是單一維度的,而是多角度、多層次的,也對“自由”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有瞭全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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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在翻開這本書之前,我對於“中國”與“自由”這兩個詞的關聯,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晰和成熟的認識。一直以來,關於中國的討論,似乎總是圍繞著集體、國傢、曆史進程等宏大概念展開,而“自由”這個舶來品,總讓我覺得有些遙遠,或者說,難以在中國語境下找到其深厚的根基。然而,這本書的齣現,徹底顛覆瞭我固有的認知框架。作者以一種極其宏大而又細膩的視角,梳理瞭中國曆史中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所湧現齣的那些閃耀著自由主義光輝的思想和實踐。我被書中對那些看似零散卻又彼此關聯的文化基因的挖掘所摺服,它不僅僅是羅列史料,更是對這些史料背後蘊含的精神力量的深刻剖析。那些關於士人獨立的風骨,關於民間反抗的呐喊,關於商業精神的萌芽,關於學術思想的爭鳴,這些元素在作者的筆下,被有機地串聯起來,構成瞭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自由傳統畫捲。讀到某個章節時,我甚至會因為書中描繪的某個曆史事件或人物的遭遇而感到激動,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感受那份爭取權利、追求尊嚴的艱難與不易。這種閱讀體驗,不僅僅是知識的獲取,更是一種思想的洗禮和情感的共鳴,讓我重新審視瞭“中國”這個概念,也讓我看到瞭“自由”在中國曆史中的生動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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