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溯源(文化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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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新儒傢經典大師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如何在海外弘揚儒學精神?
  錢穆及香港新亞書院如何在香港締造中國史研究的重鎮?
  曆經英國殖民、迴歸中國及本土化浪潮,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

  呂芳上 李瑞全 廖伯源 陳學然 劉建平 趙雨樂 許振興
  姚繼斌 鄭永常 範棋崴 區誌堅 李元皓 侯勵英 等學者──深刻析論

  1949年前後,許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國齣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也隨學人南下,與傳統文化一起流播香港、澳門、颱灣及東南亞等地。這些學人執教港、颱等地高等院校,「北學南移」遂為一時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新儒傢經典大師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如何在海外弘揚儒學精神?錢穆及香港新亞書院如何在香港締造中國史研究的重鎮?曆經英國殖民、迴歸中國及本土化浪潮,時局如何影響香港的學風?本係列書分三捲,本捲為「文化捲」,收錄學者呂芳上、李瑞全、廖伯源、陳學然、劉建平、趙雨樂、許振興、姚繼斌、鄭永常、範棋崴、區誌堅、李元皓、侯勵英的深刻析論。

本書特色

  1949年前後,大批學者自中國南移至香港和颱灣,兩地學術文化為之大變。
  本係列書分三捲,透過兩岸三地學人研究,重探「北學南移」的時代學風。
《跨越藩籬:二十世紀華人知識群體的文化遷徙與認同重塑》 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深入剖析二十世紀以來,華人知識群體在特定曆史脈絡下所經曆的地理位移、思想碰撞及其最終的文化身份建構過程。不同於以往著重於政治或經濟史視角的敘述,《跨越藩籬》將聚光燈聚焦於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的細微張力、學術理念的流變,以及他們如何在新舊文化交匯的地帶,努力錨定自身的知識譜係與精神傢園。全書以知識流動的“場域”為分析單元,力求呈現齣一種復雜、多維且充滿內在矛盾的“在場”與“離散”的曆史圖景。 本書並非對任何特定區域性文化現象的全麵梳理,而是以一種“現象學”的切入點,觀察知識主體如何應對現代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三角張力。它關注的焦點在於知識生産、傳播和接受的機製變革,而非對具體著作的文獻學考辨。 --- 第一部分:現代性的衝擊與知識的斷裂 本部分探討瞭自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西方思潮湧入對傳統儒傢知識體係造成的劇烈衝擊。我們著重分析瞭精英階層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下,對知識的功用性與價值取嚮進行的根本性反思。 1. 學術機構的重塑與知識的“去中心化”: 考察瞭民國時期高等教育機構在引進西方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體係時所采取的路徑依賴與本土適應性改造。重點討論瞭學科設置、教研方法以及學術共同體的形成過程,特彆是早期知識分子在“引進”與“創新”之間的兩難境地。內容將涉及對專業化、科學化這一核心訴求的社會反應,以及傳統私學、書院等知識載體衰落後的知識權力真空如何被填補。 2. 意識形態對學術自由的滲透與知識分子的自我規訓: 分析瞭宏大敘事和政治運動對學術研究的無形規訓。研究對象是知識分子如何在高壓或高期望的社會環境中,調整其研究選題、理論框架乃至錶達方式,以確保自身知識活動的“正當性”。這包括對“實用主義”思潮的批判性繼承,以及對純粹理論探索空間被壓縮的現象的審視。 3. 早期跨文化交流中的誤讀與再詮釋: 本書細緻考察瞭早期留學生群體在海外接觸到的學術思想,如何經過其個人經驗的濾鏡,在迴國後被重新解釋和本地化。這些思想在“翻譯”和“轉述”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産生瞭意義的漂移。重點討論瞭某些哲學流派、社會學理論在不同文化語境下,其核心命題被邊緣化或被誇大的現象。 --- 第二部分:知識群體的空間遷移與“在場”的焦慮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動迫使大批知識精英進行空間重置。本部分不再關注他們“去往何處”,而是關注他們“如何攜帶其知識體係”並“如何在新的場域中重建影響力”。 1. “漂泊者”的知識資本重估: 分析瞭知識分子在遷徙過程中,其原有的學術權威和知識積纍如何在新環境中遭遇“摺舊”或“增值”。探討瞭在資源匱乏或文化隔閡明顯的地區,知識分子如何依靠其學術聲譽而非機構支持,維持其知識生産的連續性。這涉及對“學術孤島”的形成機製及其內部知識規範的探討。 2. 跨代際的知識傳承與斷裂: 考察瞭在遷徙背景下,師承關係和學術譜係的維係難題。老年一代的學者試圖將其深厚的傳統學養和成熟的研究範式傳授給年輕一代時,常常麵臨新的教育環境和青年人對舊範式的疏離甚至抵觸。重點關注瞭在不同教育體製下,特定學科(如古典學、區域史研究等)如何艱難地維係其內部的專業標準。 3. 地方性知識的“去地方化”嘗試: 研究瞭知識分子在新的環境中所進行的區域研究的理論建構。當一位學者試圖研究其“故土”的文化現象時,他必須剋服“局內人”的情感傾嚮與“局外人”的客觀分析之間的矛盾。本書探討瞭他們如何試圖構建一種超越地域限製的、具有普遍解釋力的“地方性知識”體係。 --- 第三部分:知識的後殖民語境與身份的協商 本書的第三部分轉嚮二十世紀後期,聚焦於在新的國際學術格局和本土文化復興的交織中,知識群體如何重新界定其研究對象與自身立場。 1. 批判性反思與自我批判: 詳細分析瞭知識界內部對過往知識路徑的集體性反思浪潮。這種反思不僅針對外部壓力,更針對自身在曆史進程中可能存在的妥協、盲從或路徑依賴。探討瞭“反思”本身如何成為一種新的學術規範和知識生産動力。 2. 文化研究中的“主體性”重塑: 考察瞭在後殖民理論、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下,知識分子如何重新審視自身在知識體係中的“主體”位置。這包括對“精英”身份的祛魅,以及對更底層、邊緣化聲音的關注。關注的重點是研究者如何處理自身經驗與研究對象的復雜關係,避免陷入簡單的“觀察者/被觀察者”的二元對立。 3. 學術規範的國際接軌與本土智慧的再發現: 分析瞭全球化背景下,學術規範的統一性趨勢對本土特有研究範式的衝擊。同時,本書也探討瞭如何在采納國際主流學術語言的同時,有效地發掘和闡釋本土曆史文化中的獨特智慧,實現一種“雙嚮的對話”,而非單嚮的接納或固守。 結語:知識的“持續性”與“生成性” 本書的最終目標,是描繪齣二十世紀華人知識群體在劇烈變動中展現齣的驚人韌性與創造力。它不是一部關於特定文化圈的“源流考”,而是一部關於知識分子如何在破碎與重組中,持續生成其思想價值的編年史。我們緻力於揭示,真正的知識傳統,往往不在於物質載體的固定,而在於思想的持續性追問和跨越藩籬的艱難對話。全書力求以嚴謹的學術精神,展現知識分子麵對曆史巨變時,在思想上所進行的持續不斷的自我校準與精神遠徵。

著者信息

主編者簡介

鮑紹霖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曆史係係主任及教授、曆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係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曆史係專任教授及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中西關係研究計劃」主任。主要從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思想史、中美關係、迴歸後的香港、當代中國問題的教研工作。著作包括《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傢典範的追尋》、《颱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等,閤編著作包括《西方史學的東方迴嚮》、《有誌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Return of the Dragon :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 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ong Kong Academics Speak等。

黃兆強

  現任東吳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錢穆故居執行長,曾任東吳大學曆史學係係主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史、史學史。近年則從事現代新儒傢(尤其唐君毅先生之曆史哲學)之研究。著作包括《學術與經世:唐君毅的曆史哲學及其終極關懷》、《廿二史劄記研究》、《清人元史學探研》等。主編著作包括《釣魚颱列嶼之曆史發展與法律地位》、《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錢穆先生思想行誼研究論文集》等。

區誌堅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曆史學係助理教授、曆史教學支援及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註冊導遊協會學術顧問等職。主要從事新文化史、香港社會文化史及近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閤編著作包括《馬鞍山風物誌》、《香港海關百年史》(中英文版)、《改變香港曆史的六十篇文獻》、《屏山故事》、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及多本有關當代中國、今日香港及中國曆史課題的教科書。

圖書目錄

序 「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之緣起及規劃/廖伯源 
序/楊祖漢
編者序/鮑紹霖、黃兆強、區誌堅 

第一章  「文化跨海」:戰後初期颱灣學術與文化走嚮─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呂芳上 
第二章  當代新儒傢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嚮/李瑞全
第三章 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廖伯源 
第四章  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迴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陳學然
第五章  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劉建平 
第六章  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趙雨樂
第七章 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許振興 
第八章  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齣版刊物為中心/姚繼斌第九章  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纔培育之貢獻/鄭永常、範棋崴 
第十章  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區誌堅 
第十一章  從北京到颱北─京劇《硃砂痣》演齣變遷考略/李元皓 
第十二章  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侯勵英

圖書序言

編者序

鮑紹霖、黃兆強、區誌堅


  香港學術文化的特色既傳承自中國傳統文化,又吸收西方文化,漸漸形成一種東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從香港的新界祠堂及學塾,已見香港蘊藏的中國文化乃傳承自中國內地,隨很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進一步把中國傳統文化廣披香江;另一方麵,自清末、民初,中國齣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及後也隨學人南下,更把新文化與傳統文化流播香港、澳門、颱灣及東南亞等地,南下的中國傳統文化,又與香港的曆史文化相融閤,也因南下學人執教港、颱等地高等院校,把學術靈根繁殖香港,培育年青一代學者,「北學南移」成為一時精神的重要特色。同時,隨早前南下的當代學人,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牟潤孫、全漢昇、嚴耕望、王德昭、郭廷以、餘英時等學者的著述,相繼在中國內地重新齣版,使早前在港、颱的學術研究成果及觀點,得以傳返內地,故有學者提倡「南學北移」之論。談及一九四九年初「北學南移」對香港、颱等地的影響,不可不注意新亞研究所及整個新亞文化事業的發展,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更是當代新儒傢發展的基地,新儒傢學人首先在新亞相聚,結閤成量,其後更成為影響海外的鵝湖學派,新儒傢學脈得以廣傳海外,新亞研究所及新亞書院,極具貢獻!今天處在二十一世紀的開端,相信是一個重要的時刻,為學界提供一個討論平颱,總結上世紀「北學南移」的學風,正值二○一三年為新亞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故研究所計劃舉辦「北學南移」學術研討會,作為六十周年所慶係列活動之一,因感新亞學人不獨對香港的曆史文化教育貢獻甚大,畢業生日後均任教海內外的高等院校,也於國內外延續新亞辦學精神,居功至偉!香港樹仁大學曆史也是以推動曆史文化教育為己任,更深刻地感受到新亞辦學精神對啓導香港文化教育的重要,自是義不容辭地與新亞研究所,及颱灣的中央大學文學院於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閤辦「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得到中國內地、港、颱及海外學者參加盛會,惠賜鴻文,在此謹代錶大會先嚮各位與會者緻以衷心感謝,更代錶大會嚮新亞研究所及中央大學文學院,感謝給予閤辦是次研討會的機會,因為各人的努力,使是次研討會得以順利舉行。在是次研討會之後,各位與會者均贊成齣版論文集,保存是次研究成果。有關是次論文集內各位學者的觀點,現概括如下:
  
  其一,通論及宏觀北學南移發展的論文,多述及一九四九年前後中國學者及學風自北方遷往香港及颱灣的流播情況。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在〈「文化跨海」:戰後初期颱灣學術與文化走嚮─以許壽裳、傅斯年領導的機構為例〉一文,研究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戰勝日本,隨著颱灣光復,中華民國政府接收颱灣,民國政製及文化跨海而往颱灣,許壽裳受命創辦颱灣編譯館,使中華文化在颱灣廣播,至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蔣介石遷颱,颱灣成為民國政府托命所寄,中國文化也以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命運而延續,傅斯年也於此時主持颱大,傅氏辦學既上承日人辦學的傳統,也具有五四以來學術自由、教育獨立精神,此文尤可以呈現颱灣在二次大戰後,文化與政治的互動關聯下,重塑颱灣社會文化的麵貌。李瑞全(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在〈當代新儒傢之課題與發展:論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之學思方嚮〉,指齣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賢從中國大陸撤走至港、颱時,正值四十的壯年,唐、牟二先生在哲學界早具名聲,他們視港、颱為暫避戰亂之地,牟先生曾慨嘆是否要遠走新加坡,存中國學脈於海外,然而他們對發揚中國文化,歸宗儒傢,樹立心懷宇宙的典範,均具貢獻!廖伯源(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先生與新亞研究所〉一文,宏觀地研究過去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發展,突齣五十年代南來學人如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學者,任教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的情況,並研究錢先生帶領下,新亞學人的凝聚、南來學人治學方法、新亞的課程設計、學人培養,與學風形成的關係。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曆史學係)發錶〈從「失養於祖國」到「被逼迴歸」:南來與本土論述中的香港變貌〉,從域外殖民者、南來香港的文化人與作傢,本土論述中的文學作品與評論等,觀察香港從過去到現在的曆史身份塑造問題,及自我認同趨嚮問題,展示一個從早期「失養於祖國」的「壓抑」到迴歸前後「被逼迴歸」的「反抗壓抑」思想發展脈絡,進而反思目前香港的定位與走嚮。劉建平(西南大學文學院)在〈當代新儒學的「西遷」與「南移」〉一文,指齣當代新儒傢的「西遷」和「南移」為二十世紀的重要事情,「西遷」的新儒傢「價值闡發」也為「南移」後新儒傢的「價值重構」,確立理論及思想基礎。
  
  其二,也有論文研究自北方南下學人及作品對地域學風的影響。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發錶〈北學南來的地域文化反思─談1927年的《魯迅在廣東》〉一文,指齣一九二○年代中期,魯迅成為新文學陣營的代錶人物,因魯迅嚴厲批評北京腐敗政治人物,緻有南下廈門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舉,此文研究一九二七年鍾敬文編《魯迅在廣東》內多篇論文,以見南北地緣與新舊學問的觀念分歧,和近代中國在轉摺期內微妙的學術變化。許振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研究二次大戰後香港為不少學人避地南來的駐足點,香港大學的中文係與東方文化研究院成為戰後其中一批南來學者的匯聚地,他們的貢獻為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係確立發展基礎。姚繼斌(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係)的〈南來學者與國史教育:以1950年前後香港教師會齣版刊物為中心〉一文,指齣香港教師會創辦於一九三四年,為早期香港的重要教師組織,此會於一九五○年前後齣版刊物 Common Room-Monthy Magazine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 和 The Path of Learning-Th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Teachers’Association,此兩份刊物為南來學者及教育工作者,提供發錶曆史教育論文的園地,他們的言論對國史及文化教育均甚有影響。鄭永常、範棋崴(成功大學曆史係)在〈戰後(1950-1997)香港私立研究所對學術人纔培育之貢獻〉中,指齣一九四九年,中國內地齣現瞭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及經濟睏難,不少來自內地高等院校,相繼在香港復校,有些學者更認為七、八十年代香港仍有十三間私立高等院校,而且不少私立高等院校在颱灣教育部立案,又擴建發展研究所,自過去至今,香港一地的私立高等院校均為培養港、颱二地人纔的重要地方。區誌堅(香港樹仁大學曆史係)發錶〈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一文,指齣新亞創校精神及辦學宗旨,既指示新亞辦學團體的發展方嚮,而且師生在校園生活也實踐新亞精神,作者研究一九五二至五七年新亞知識群體齣版《新亞校刊》,尤注意此刊物記載新亞師生的生活,引證新亞師生不獨過著「吃苦奮鬥」的生活,更在生活中實踐瞭「新亞精神」及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活動,還有,在《新亞校刊》發錶文章的年青人,不少成為影響港、颱等地的重要學人。
  
  當然也有學者發錶一九四九年後,隨北學南移之風,對颱灣曆史文化教育的影響。李元皓(中央大學中國文學係)在〈從北京到颱北─京劇《硃砂痣》演齣變遷考略〉一文,錶述瞭《硃砂痣》首見於一八八七年代刊行的京劇劇本集《庶幾堂今樂》,《硃砂痣》後為京劇後三傑的常演劇目,並為孫菊仙「孫派」的代錶作,及至一九五○年代孫派風格僅保留在颱灣,成為僅存的孫派完整全劇錄音的資料之一。侯勵英(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係)的〈陶鑄後進:郭廷以與學生的學術承傳〉錶述一九四九年前,已就讀東南大學及任教中央大學曆史係的郭廷以,其後隨國府遷颱,任教國立師範大學曆史係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郭氏緻力培育颱灣史學的發展,尤注意為研究近代史學人纔的培訓工作和建立近代史學研究的學術製度,確立下中研院近史所為颱灣和國際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其三,談及學術自北南移,要注意學風傳承與創新的研究課題,這樣便要研究個彆學人的治學觀點。新亞知識群體在香港辦學,日後也使香港成為宏揚新儒傢思想的中心,促使香港曆史文化在國際學術上,扮演瞭一個把傳統文化植根香江,又把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要地,這樣必要談及學人治學觀點和其研究方法,與塑造一代學風的關係。研究新亞學人的文章,有徐國利(安徽大學曆史係)的〈錢穆新史學理論的創建及其與傳統史學的關係〉一文,研究錢穆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發錶〈論近代中國新史學之創造〉等四篇文章,其後也發錶多篇文章闡述曆史的本質及特性,錢氏倡導的新史學既有傳統史學的因素,也呼應民國新史學界提齣的觀點。陳勇(上海大學曆史係)在〈錢穆與港颱新儒傢交往述略〉錶述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與港颱新儒傢代錶人物唐君毅、徐復觀等學人的交往,和他們對文化關懷,考察一九四五年錢氏拒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原因,並分析錢氏與當代新儒傢治學理念及思想相異之處。宋敘五(新亞研究所)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北學南移潮流中的張丕介先生與楊汝梅先生〉以兩人閤傳的方式,把張丕介先生及楊汝梅先生閤傳,並述二位先生在南下香港之前的成就,同時,也談及二氏來港後對香港社會及發揚新亞文化的貢獻。李學銘(新亞研究所)在〈牟潤孫先生與「南來」之學〉一文,研究牟潤孫先生治史的觀點與陳垣先生及柯劭忞先生的淵源,並述及牟先生秉承師教,以北方所學,南下香江教導學生,使北學南下,又略述牟先生為香港培育史學人纔的貢獻。梁耀強(新亞研究所)在〈羅夢冊教授─站在二十世紀中途 論析中國社會形態〉研究青年時的羅夢冊先生,已緻力推動中國新文學運動,三十年代的羅先生更研究中外法製,四十年代的羅氏更成為「主流社」的領導者,並撰述《福利宣言》,而居港後的羅先生籌辦《主流》雜誌,緻力推動民主政治教育。官德祥(新亞研究所)發錶的〈我印象中的嚴耕望教授〉一文,記述瞭作者受學嚴耕望先生的情況,也闡述嚴先生研究中國史的精義,此文對瞭解嚴先生治學風貌及精神,甚有幫助。
  
  還有,研究新儒傢學者的文章,有盧雪崑(新亞研究所)的〈關於「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的哲學解釋〉闡述硃子提齣「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的觀點,並從牟宗三先生提齣的觀點,作進一步的引伸。韓曉華(新亞研究所)在〈論牟宗三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詮釋〉一文,先指齣牟先生曾評論黃宗羲對王塘南詮釋「良知」是「最為諦當」的說法,再依此研究牟先生對王塘南「透性研幾」的定位,從而得見牟先生判語的真知灼見。何一(宜賓學院政府管理學院)發錶〈北學南移:現代新儒傢的遺民情結及其價值─以唐君毅為例〉一文,指齣唐君毅先生為新儒傢的代錶人物,錶現在清理傳統文化,繼續傳統文化的價值及實踐,保持瞭華人世界東西文化生態的平衡,保留瞭公共知識份子的存在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岑詠芳(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College de France)在〈唐君毅及牟宗三兩位先生對《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詮釋〉一文,錶述作者以個人受學於唐、牟二先生的經曆,又引用二位先生的著作,得見二氏詮釋《楞伽經》中如來藏思想的相異處。楊祖漢(中央大學文學院)發錶〈牟宗三先生對宋明理學的詮釋〉一文,認為牟宗三先生對硃子學的衡定,可以作齣微調,作者更認為從康德與硃子,孟子與陸王二種學術係統,既可以會通,也是儒學發展的兩個不可少的義理型態。蔡傢和(東海大學哲學係)的〈唐君毅對船山「心性理氣」概念之闡發─以《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為例〉指齣唐君毅先生於《原教篇》闡述船山學的理、氣、心、性、纔、太極等概念,又認為先生的船山學,是準確而能閤於船山的本意。周國良(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發錶〈從「實現之理」及「形構之理」論牟宗三先生及唐君毅先生對中西形上學之瞭解與會通〉,認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曾在著述中用過一對概念:「實現之理」、「形構之理」,二氏均顯示中國與西方對形上學的「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瞭解及詮釋,在性格及形態上的區彆。賴柯助(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的〈以「心具眾理」作為詮釋「心」之意涵的起點:不同於牟宗三的「詮釋進路轉嚮」探究〉錶述牟宗三先生以「心之知覺」作為「心具眾理」的先決條件之詮釋進路,牟先生更能清楚及廣泛詮釋硃子的文獻。周?喬(港專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牟宗三的生命與學問〉先述及牟宗三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再述及牟先生相信生命有其活力,須要調適,而且不滿足於達己,也在達人的觀點,最後述及牟先生一生堅決反對的事情。呂銘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在〈硃子讀書法的工夫進路─以唐君毅的硃子學詮釋為考察〉認為唐君毅先生及牟宗三先生,二氏理解硃子言心的意義,均有不同。楊俊強(新亞研究所)在〈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對惠施曆物學說析論之比較〉先研究先秦名傢代錶惠施倡「曆物之意」,又比較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位先生析論惠施學說的異同。何仁富(浙江傳媒學院生命學與生命教育研究所)在〈從錢穆、唐君毅釋「誠明」看新亞的教育理想〉指齣錢穆先生及唐君毅先生闡釋新亞書院校訓「誠明」觀點的相異處,從而可知「誠明」雖為新亞人提供有性情的教育人生目標,由是以此解釋當新亞教育理想麵臨挑戰時,錢先生可以「理性」地離開,唐先生則用自己的全副生命引證「真理」的行為。黃兆強(東吳大學曆史學係)發錶〈徐復觀與毛澤東之接觸及對話〉一文,指齣徐復觀先生治史,多述研究曆史要宏揚道德心的觀點,而徐先生批判毛澤東的觀點,是具有史學、史德、史心及史纔的治史特色。楊自平(中央大學中國文學係)在〈徐復觀論《易》析論〉一文,探討徐復觀先生闡述《易》學的要義,並確立《易》學在現代的地位,作者也指齣徐氏治《易》是迴應瞭同時代古史辨派的觀點。容啓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係)在〈民主社會主義、儒學傳統與現代化:張君勱晚年政治思想研究(1949-1969)〉一文,研究張君勱先生於一九四九年後在美國的政治活動及著作,以見張氏晚年對民主社會主義和儒傢傳統的看法,及其對儒傢傳統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觀點。
  
  也有學者從追源溯流的觀點,研究新儒傢的論文,尤注意研究一九四九年新儒傢學者提齣的觀點,對後世的啓發。吳明(新亞研究所)在〈論賀麟新心學及對辯證法唯物論之批判─〈唯心論與現代中國哲學〉節錄〉分析賀麟〈近代唯心簡釋〉的要,並述及賀麟自我否定及自我竄改的問題。許剛(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在〈獨步古今,自證體用,平章華梵,對話中西─熊十力先生「欲為」之作中的學術旨趣與文化理念〉錶述熊十力先生對中西哲學、道德文化的關注,更以心性體悟中國文化的重要性,熊氏提齣的觀點,對日後新儒傢治學影響甚大。區永超(復旦大學)在〈馬一浮詩學:從徐復觀先生所藏「馬一浮遺墨《詩人四德》」論「北學南移」〉研究馬一浮先生倡導「詩人四德」的觀點,及此觀點被香港學界的接受情形,從而探討一九四九年政治轉變、人物遷徙與香港學術發展的互動因緣。
  
  當然,也有學者研究除瞭新亞學人及新儒傢以外,其他南來學人的治學特色。蕭國健(珠海書院中國文學係)在〈羅香林教授及其香港前代史研究〉,指齣先後任教香港大學中文係及香港珠海書院文學院的羅香林先生,對香港史、香港宗教文化史的教研工作,貢獻甚多!文中更闡述羅先生的治史特色。李宜學(中央大學中國文學係)在〈論葉嘉瑩閱讀李商隱詩的三次視野改變─審美、感覺的閱讀〉一文,論及葉嘉瑩先生一生的學術事業,尤注意葉嘉瑩鍾愛李商隱詩,作者便以李先生研究李商隱詩的三個階段,及分析在不同階段視野轉變的原因、內涵,及其體現詩學意義。鬍春惠(珠海學院文學院)發錶〈南流颱灣的鄒文海景蘇先生〉一文,研究自北方南流往颱灣的學者鄒文海先生,錶述瞭鄒先生的治學思想、心誌及行事,更述及鄒先生開拓颱灣學風的貢獻。張文偉(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發錶〈融貫耶儒,交匯中西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以何世明法政牧師的文化教育事工為例〉一文,研究何世明法政牧師的教育思想及實踐工作,並指齣何氏對教會中的牧養及教導,融貫神學的探討,緻力於建立國學化神學,及對香港聖公會發展的貢獻。侯傑(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在〈倓虛法師與北學南移─以《影塵迴憶錄》和《香港佛教‧倓虛大師追思錄》為中心〉中,倓虛大師為近代中國著名三虛之一,於一九四九年法師應香港佛教界的邀請,與弟子十多人南下香港弘法,作者以倓虛法師口述,弟子大光記述的《影塵迴憶錄》及其他相關文獻,以見佛學自北學南移進程中,法師的心路曆程。
  
  誠然,本論文集主要從縱、橫兩方麵,研究一九四九年前後,學風自北方南下粵港及颱灣的情況,更關注一代學風的形成與學人生活和治學觀點,及每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之互動關係,同時,為求深入瞭解各學者處於世變時之所思所想,由是作者也發錶專題論文,研究各位學者及先賢的治學思想、特色及其建立一個時代學風的貢獻。本論文集的各位編輯,深信學術研究成果得以推陳齣新,必然是建基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這就是「傳承與創新」的成效,並寄望本論文集的齣版,能帶動學界多注意「北學南移」的課題,藉闡發前賢學人的治學及行事特色,以為後學所效法。又是次研討會得以舉辨成功及本論文集可以順利齣版,除瞭有賴新亞研究所、中央大學中國文學係及香港樹仁大學曆史係的研究生和行政人員的協助外,特彆感謝李學銘教授、李啓文博士給予寶貴意見,郭泳希先生、禤駿生先生協助校正文稿,更感謝秀威齣版社編輯蔡登山先生及秀威齣版社的齣版團隊,答允及協助齣版本論文集,也要感謝兩位評審人評論本論文集各篇論文,當然,尤為重要者,是感謝參加「北學南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各位學者,及在研討會後,惠賜修改文稿,並予以齣版的各位學友,沒有以上學術機構,各位行政人員及各位學者的支持及鼓勵,本論文集不能順利齣版,謹此緻以衷心感謝!

編輯 鮑紹霖、黃兆強、區誌堅 謹識
二○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圖書試讀

【林仰山匯聚的南來學者】(本段節錄自本書第七章〈北學南移與香港大學〉,許振興著)
 
建校三十年的香港大學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因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島而被迫全麵停課。不少師生或在抵禦日軍侵略時捐軀,或在日本侵佔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間喪命。倖存的教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願意重返香港執教者實在為數不多。這使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年間逐步復課的香港大學在入學人數迅速迴復戰前水平的壓力下,除瞭急需尋求經費修復慘遭日本侵略軍大肆破壞的校內建築物外,還得設法新建教學大樓與大量招聘教職員,以解決師資嚴重短缺的難題。香港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以英語為法定的教學語言,而「《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三則,規定文科須注重教授中國語言文學」一項,卻使中文係得以成為當時唯一獲校方批準以漢語、漢文授課的學係。這便為南來學者提供瞭難得的駐足契機。
 
戰後復校的香港大學中文係,實可溯源於清遺老賴際熙(1865-1937)在一九二七年緻力籌款創立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開設的課程,包括「經學」(Classics)、史學(History)、文詞學(Literature)與「翻譯學」(Translation)四大類,並有「特設正音班(Mandarin Class),以便學生不嫻粵語者聽受,功課與正班同。」許地山(1893-1941)在一九三五年齣任中文學院教授(Reader)後,除正式確定沿用至今的「中國哲學」(Chinese Philosophy)、「中國文學」(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中國曆史」(Chinese History)與「翻譯」(Translation)四科並立的課程體製外,還將學院的名稱改為「中國文史學係」(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他履新後迅速舉薦原任教燕京大學的同事馬鑑(1883-1959)來港擔任中國文學講師(Lecturer in Chinese Literature)。馬鑑獲聘後乘坐「格蘭總統」號輪船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抵達香港履任。由於許地山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逝世,他便被校方委任接掌學係的行政工作。日本侵華軍隊攻佔香港後,他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舉傢遷赴成都,任教於成都的燕京大學。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重返香港大學履行尚未完成的僱用閤約,領導學係麵對戰後的新挑戰。當時係內教師尚有戰時一直守護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的原翻譯講師兼導師(Lecturer and Tutor in Translation)陳君葆(1898-1982)。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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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我還沒來得及細讀,隻是隨意翻閱瞭幾頁,但那寥寥數語,已足以讓我感受到其中蘊含的深厚底蘊。它似乎是一場跨越海峽的文化對話,將那些曾經散落在港颱地區的寶貴文史哲思想,如同一顆顆散落的珍珠,重新串聯起來,摺射齣北方文化南移的獨特軌跡。我尤其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梳理那些在時代洪流中被模糊或遺忘的聯係的?那些來自大陸的學人,在異域的土壤中,又如何孕育齣新的思想火花?書中是否會探討到具體的人物、學派,抑或是某個時代背景下的思潮變遷?想象一下,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知識的傳承與演變,如同河流改道,在新的地理環境中匯聚,激蕩齣新的浪潮。我期待書中能有對這些細節的深入挖掘,不僅僅是宏觀的敘述,更希望能觸碰到那些鮮活的生命故事,理解他們在文化遷徙中的掙紮、堅持與創造。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對過往的迴溯,更可能是一次對文化基因的探尋,一次對身份認同的追問,而我,迫不及待地想在這場探索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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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被這本書的標題深深吸引,《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溯源(文化捲)》,光是這個名字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與學術的嚴謹性。我尤其感興趣的是,它如何將“北學”與“南移”這兩個宏大的概念,具體落實到港颱地區的文史哲領域?我猜測,書中必然涉及到大量的人物研究,比如那些在大陸學術界享有盛譽,後又輾轉遷徙至港颱的學者,他們在新的環境中,是如何延續或創新他們的學術思想的?又或者,那些在港颱本地孕育齣的獨特文史哲思潮,其根源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追溯到北方的傳統?書中是否會分析不同地域、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學術生態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如何影響瞭思想的錶達與發展?我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齣清晰的學術脈絡,不僅僅是簡單的羅列,而是能夠展現齣知識在地理遷移中的動態過程,以及不同文化基因碰撞融閤後的産物。這讓我聯想到,每一個學術思想的背後,都可能隱藏著一個時代的縮影,一群人的努力,而這本書,或許正是解開這些縮影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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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這本書,我並沒有立刻投入閱讀,而是反復品味著書名:《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溯源(文化捲)》。這四個字,“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每一個都蘊含著豐富的解讀空間。我最想知道的是,作者是如何構建“北學”這一概念的?它是否僅僅是指明清以來的學術傳統,還是更早的先秦諸子,乃至魏晉玄學?而“南移”的過程,又是如何被細緻地描繪齣來的?我猜測,書中會涉及許多重要的學者群體,比如那些在抗戰時期或國共內戰時期遷徙到香港、颱灣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如何在新的環境中,重新建立起學術社群,傳承和發展學術的?書中是否會探討不同學科領域,比如哲學、曆史學、文學,在“北學南移”過程中所呈現齣的不同特點?例如,哲學可能更側重於概念的辨析與理論的建構,而曆史學則可能更加關注史料的發掘與敘述方式的變革。我期待書中能有深入的個案研究,通過具體的人物和作品,來展現這場文化遷徙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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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這本書的題材讓我眼前一亮。我一直對“文化遷徙”和“在地化”這兩個概念頗感興趣,而《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溯源(文化捲)》這個書名,恰好觸及瞭我的好奇心。《北學南移》本身就勾勒齣瞭一個宏大的敘事,而“港颱文史哲溯源”則將這個敘事聚焦於具體的文化領域。我非常好奇,書中是如何界定“北學”的?它包含瞭哪些核心的學術思想、哲學流派,甚至是價值觀念?而當這些“北學”元素南移至港颱之後,又經曆瞭怎樣的“在地化”過程?是原封不動的移植,還是經過瞭港颱獨特的文化土壤的改造與重塑?書中是否會分析港颱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是如何影響瞭這些學術思想的接收、轉化與發展的?例如,在殖民時期、解嚴之後,這些思想又呈現齣怎樣的麵貌?我期待書中能有詳實的案例分析,能夠具體展現齣這種學術上的“移民”與“落地生根”的過程,而不是流於抽象的理論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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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標題,讓我立刻聯想到瞭許多曆史畫麵。我一直對文化如何在不同地域之間流動、碰撞、融閤的過程感到著迷,而《北學南移:港颱文史哲溯源(文化捲)》這個書名,則精準地描繪瞭這樣一個主題。我特彆好奇的是,書中是如何定義和界定“北學”的?它是否包含瞭中國古代的儒釋道思想、曆代經學傳統,還是也包含瞭近代的啓濛思潮和學術範式?而“南移”到港颱的過程,又是如何具體展開的?我設想,書中可能會詳細闡述許多重要的文化節點和人物,例如,那些在港颱地區創辦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齣版的學術刊物,是如何成為“北學”落地生根的土壤的?同時,我更期待書中能深入探討“南移”後的“在地化”過程,即“北學”在港颱獨特的文化語境下,是如何被解讀、吸收、改造,並最終形成具有港颱特色的文史哲研究的?書中是否會涉及到一些具體的學術爭議,或者是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與較量,從而展現齣學術思想的活力與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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