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三十八年來《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
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
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教授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此後年年再刷，影響深遠。
【新版】《歷史與思想》特別收入余英時教授為讀者撰寫的〈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共收錄17篇文章，主要論題有：
1. 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2. 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3. 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4. 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紅學考證運動得失
5. 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6.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
余英時
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
圖書目錄
新版序
自序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九七五）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一九七六）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一九七六）
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一九七〇）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九七五）
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一九七五）
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一九五七）
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一九五六）
史學、史家與時代──新亞書院研究所、新亞書院文學院聯合舉辦中國文化講座第二講紀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七三）
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新亞書院「中國文化學會」的講演（一九七三）
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一九六〇）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九五九）
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九五八）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九七四）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十週年校慶講座（一九七三）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一九七四）
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九五八）
自序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九七五）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一九七六）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一九七六）
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一九七〇）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九七五）
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一九七五）
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一九五七）
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一九五六）
史學、史家與時代──新亞書院研究所、新亞書院文學院聯合舉辦中國文化講座第二講紀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七三）
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新亞書院「中國文化學會」的講演（一九七三）
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一九六〇）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九五九）
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九五八）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九七四）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十週年校慶講座（一九七三）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一九七四）
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九五八）
圖書序言
第一章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一 引言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但是首先我們要說明什麼叫做「反智」。
「反智論」是譯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譯做「反智識主義」。「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於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說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文化之中，中國自然不是例外。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都感到不易給「反智論」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不過一般地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係的部份：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論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論者」和「反理性論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頗相牽纏，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別。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恃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謂恃分別智不能證真如。所以一般地說，反理性論者只是對「理性」的使用際限有所保留，並非完全拋棄「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則涵義較「理性」為廣，並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論者之不必然是反智性論者，其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這兩者之間容易牽混不分，則是因為反智論者往往喜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學說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土（WilliamJames）諸人的反理性論，便常成為政治和社會上反智運動的思想武器。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
一 引言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但是首先我們要說明什麼叫做「反智」。
「反智論」是譯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譯做「反智識主義」。「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於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說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文化之中，中國自然不是例外。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都感到不易給「反智論」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不過一般地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係的部份：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論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論者」和「反理性論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頗相牽纏，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別。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恃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謂恃分別智不能證真如。所以一般地說，反理性論者只是對「理性」的使用際限有所保留，並非完全拋棄「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則涵義較「理性」為廣，並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論者之不必然是反智性論者，其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這兩者之間容易牽混不分，則是因為反智論者往往喜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學說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土（WilliamJames）諸人的反理性論，便常成為政治和社會上反智運動的思想武器。
圖書試讀
None
用户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