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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一個現代臺北市的出現，並非人口增加、市地擴張的「自然」結果，而是現代權力在空間上運作的「社會」產物。清代的傳統治理 「看不見」擁有獨特意義的「地方」；日治時代的現代治理則從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義，從而「看得見」每塊空無意義的「空間」。清末到日治的社會變遷深沉而複雜，透過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似乎可以窺見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登臺之路。

　　在這條現代空間之路，地方情感已被剝除，任何空間皆可停泊，但也將不再久留。這是易於流動的「空間」，易於看穿、易於監視、易於穿越，卻不是可以積累生命意義的「地方」。

　　此乃是條不可逆也不可擋的旅程，但活在現代空間裡的我們，終究仍須省思如何會走到這樣的時代。現代化未必是什麼好字眼；推動現代化也未必是值得禮讚的事。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只是在說明臺北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汙名。

本書特色

　　臺灣政府自2009年以來，在徵地與都市更新問題上搞得輿論譁然、眾怒難平。相較於清朝末年當官的含糊敷衍、委曲求全，當前的政府看似展現了點兒現代國家的權威，但辦法拙劣、手段粗暴，比起縝密算計、操作細膩的日本殖民政府可謂望塵莫及。當然，本書可不只是國家（政府）權力如何施用於人民的操作說明，更可作為人民理解國家施為本質以便應對進退的教戰手冊。

作者簡介

蘇碩斌

　　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教世新大學社心系。學術專長為文化、都市、休閒、媒介等領域，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譯有《基礎社會學》（合譯）、《媒介文化論》、《博覽會的政治學》（合譯）。

自序

第1章　尋找現代臺北的系譜
從不是地方說起：臺北地名意義的變遷
三個市街如何變成一個都市？

第2章　臺北三市街的偶然與必然
1　漢人社會浮現：荷鄭及清初的北臺灣
2　第一個市街：艋舺搶走八里和新莊地位
3　第二個市街：大稻埕攀進世界茶葉市場
4　第三個市街：城內與國家積極統治

第3章　不透明的清末地方社會
1　誰在支配地方？紳商才是力量
2　市街紳商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折衝
3　模糊統治原理：看不見摸不著的人與地
4　清末科學建設：新思維陷在舊社會

第4章　穿透臺北的日治空間工程
1　空間即權力：殖民加現代的統治原則
2　地方社會弱化：傳統仕紳的分化與質變
3　均質化的推動：警察制度掃除中介的勢力
4　視覺化的起始：公共衛生與市街貫通

第5章　現代都市空間的成立
1　數目字管理的權力：生物統治與調查統計
2　土地調查與地圖：土地統治的知識系統
3　戶口調查與統計：人物統治的知識系統
4　精準計畫非偶然：1905年及1932年的治理性

第6章　空間不是自然而是社會
流動性與公共性的出現
縱貫全島、迎向世界的臺北
在均質性之中製造新的異質性
過去的那個臺北啊

附錄1　清代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
附錄2　日治時期臺灣地方行政體制演變
附錄3　日本歷任臺灣總督及民政長官之任期
附錄4　1932年臺北市六十四町及十九村落位置及人口
結構（依日本人比率由低至高排序）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事項索引
圖片一覽
表格一覽

第1章　尋找現代臺北的系譜

昭和四年（1929年）8月19日，廣播節目放送著一名男子的聲音，飄過他正談論的都市上空：

這個都市位在平原，東西南北各方都有充分擴張的餘地……，現在，綠蔭、道路、上下水道、電氣設施，都大略整理過了，民宅家屋的外觀，也已經統一改正，路樹豐茂，市容不雜沓也不喧囂，既清潔又明亮，都市面積不過大也不致狹小，並逐步建造了官府、學校、公共設施。雖然還只是小規模都市的形態，但放眼望去，盡是令人愉快的市街。

聲音的主人叫井手薰（1879-1944），是當時臺灣總督府的土木局營繕課長。當天的廣播節目主題是《臺北の都市美》，由「臺北放送局」播放，井手薰說的美麗都市當然就是臺北。他以「我覺得臺北是個好地方」作為開場白，娓娓道出對臺北過去的感受與未來的期待：

以前毅然決然進行改善的臺北市，不論在市容或道路方面，至今都已小有規模，……稱得上是美麗可愛的中型都市，如果要繼續改善，還有很多向上提升的餘地，這點我很有信心。希望我們這個難得的可愛臺北市街，能夠朝向完全模範都市的理想邁進。1

這段話在報刊雜誌上多次轉載，同年的《臺灣建築會誌》第1輯第4號、《臺灣時報》11月號都看得到，應該是當時最典型的臺北都市圖像。作為一名都市營建官僚，把自己管轄的臺北視為可建設、可規畫的對象，表達「大略整理過了，如果要繼續改善的話，……我很有信心」之類的話，無論是出於官場客套或真誠熱情，聽起來似乎自然而然、稀鬆平常。
但臺北一直都是可建設、可規畫的「一個都市」嗎？翻開歷史，恐怕不盡然。清代治臺重臣劉銘傳在光緒十五年（1889）的一分奏摺上，如此陳述他曾費力建設的臺北：

竊查臺北自光緒初年分設郡治，僅將城垣、文廟、試院、府署，陸續粗成，其餘地方工程，因民力難籌，多未興辦。……統計臺地近年貨釐、鹽茶等項，涓滴歸公，已無外銷之款，此等工款，平時原可責令紳富籌捐，惟現當清賦升科，既未便踵襲陋規，按田科派，且臺北修造城工，並法防捐助，民力已勞，地方亦形竭蹶，再四籌畫，惟有將各工物料地價銀兩據實開單，恭呈御覽，仰懇飭部立案，准令作正報銷，以昭核實（劉銘傳 1958：290-291）。

劉銘傳在此是百般無奈的官員。近十年的臺北城建設，蓋了四面城牆、些許屋宇，還留有諸多工程未辦，稱不上成果斐然卻實在官民皆疲。他只求經費能夠核銷，對於都市建設的未來已不可能有什麼理想和信心。劉銘傳面對的城市範圍，只約當今天臺北市城中區面積的「臺北城內」而已，並非當代我們熟悉的臺北樣貌。清末劉銘傳建造臺北城，讓臺北呈現為「三個市街」，也就是艋舺、大稻埕、城內，井手薰建設的臺北則相對是「一個都市」的現代臺北。從地理學家陳正祥在《臺灣地誌》（1959）描繪的這張人口分布圖大致可知：「三個市街」的意義，基本上就是清朝末年在臺北盆地上形成的三個各具歷史、相互區隔、卻又毗鄰往來的地域單位。至少，由兩個年代的人口聚居圖來看（圖1.1），1895年的臺北與1920年的臺北確實很不一樣。

劉銘傳的心力交瘁，迥異於井手薰的成竹在胸。一處地理位置、兩個歷史時點，何以建設都市的際遇如此歧異？答案應該無涉個人才幹，而是兩人鑲嵌在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權力運作模式中。出現一個完整的臺北市，也就是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恐怕並不「自然」，而是非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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