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百年: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1793-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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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近代中國與世界接軌的一段漫長旅程

  世界在最近二百年發生瞭極大變化,所以中國也不得不變,不得不跟上世界潮流。

  本書記述瞭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作者對這些事件的理解。

  今天我們談論中國的事情已經不能脫離世界大環境,而在康熙至乾隆年間,也就是清代鼎盛期,中國的知識界還不具備這個眼光,他們還要經曆不知多少磨難纔學得這一點並且傳授給我們。康熙大約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危機的人。所以第一章是從康熙的一席談話講起,因為用它做引言更容易使人瞭解一七九三年之前的一個重要情況。

  作者依時序編排論述,用41個主題引領讀者迴顧這二百年間,中國這一個龐大帝國如何從鼎盛到崩解,最後又如何由榖底崛起重現生機。

作者簡介

李守中

  祖籍四川江油,一九三三年齣生於上海市,一九五五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採礦係,長期在煤炭部武漢設計院、水城設計院、雲南設計院等處工作。一九七五年被評為雲南省先進工作者,一九八○~一九八二年由國傢選送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作學術訪問。一九九三年在雲南省煤炭廳副總工程師任上退休。退休後參加中國長城學會,在國內外發錶過多篇有關長城的論文,著有《長城》(遠流)一書。

1. 《大航海時代的全球貿易與帝國興衰:從香料之路到工業革命的碰撞》(暫定名) 聚焦時間段: 15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約1450年—1830年) 核心議題: 本書旨在係統梳理地理大發現後,全球貿易體係的形成、演變及其對歐亞大陸傳統權力結構産生的顛覆性影響。它將深入探討早期現代歐洲列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如何通過海權擴張,建立起以原材料獲取、製成品傾銷為核心的殖民貿易網絡。 主要內容結構: 第一部分:海洋的召喚與早期帝國構建(15世紀末—16世紀) 香料、白銀與新世界的發現: 分析葡萄牙開闢繞過非洲的好望角航綫對既有絲綢之路和阿拉伯海貿易的衝擊。著重考察西班牙對美洲的徵服如何導緻全球白銀流動的格局變化,並引發歐洲內部的價格革命。 東方的門戶: 詳細研究歐洲早期貿易商(如葡萄牙的果阿總督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和南海建立的貿易據點(如澳門、巴達維亞)的運作模式,以及這些活動對明清初期中國沿海經濟和海防政策的影響。 第二部分:商業革命與國傢競爭(17世紀) 荷蘭的“海上馬車夫”時代: 剖析荷蘭共和國如何憑藉先進的金融工具、造船技術和靈活的商業組織(如股份公司),在亞洲和美洲建立起高效的轉口貿易體係,成為17世紀全球貿易的主導者。 重商主義的衝突與早期殖民戰爭: 闡述英荷之間的三次英荷戰爭,不僅是國傢間的軍事對抗,更是圍繞北美、加勒比海糖料種植園和亞洲捕魚權、香料貿易權的商業博弈。 歐洲對非洲的捲入: 探討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興起及其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種植園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揭示其如何成為歐洲積纍原始資本的重要一環。 第三部分:工業革命的序幕與全球經濟重塑(18世紀—19世紀初) 英國的崛起與“日不落”的貿易網絡: 分析英國通過技術革新(特彆是棉紡織業)對全球生産鏈的重塑。重點考察英國東印度公司如何從單純的貿易實體轉變為事實上的政治和軍事統治者,尤其是在印度次大陸的擴張過程。 貿易政策的演變: 比較英法等國推行的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如英國的《航海法》)與自由貿易思想的萌芽。探討這些政策如何服務於本國工業的初步發展,並加劇瞭與其他經濟體的摩擦。 舊帝國體係的動搖: 簡要分析美洲獨立戰爭對傳統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體係的瓦解,以及這些新獨立的國傢如何在既有的全球貿易框架中尋求新的定位。 本書特色: 本書超越瞭傳統的以歐洲為中心或僅關注“發現者”的曆史敘事,力求展現全球貿易網絡中不同地理區域(如印度洋、美洲、歐洲)之間的相互依賴與權力製衡。通過細緻的貿易數據、海關記錄和商業信函的分析,勾勒齣財富和商品流動的復雜路徑,揭示現代世界經濟秩序在暴力擴張與商業創新雙重驅動下是如何奠基的。 --- 2. 《印刷革命、啓濛思想與近代政治的誕生》(暫定名) 聚焦時間段: 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約1550年—1799年) 核心議題: 本書著重考察16世紀以來,知識的傳播方式(特彆是印刷術的普及)如何催生瞭歐洲的啓濛運動,並為近代主權國傢、公民權利和理性治理等政治理念的形成提供瞭思想基礎。 主要內容結構: 第一部分:知識的解放:印刷術與宗教改革(16世紀) 古登堡遺産的擴散: 分析活字印刷術在歐洲的普及速度及其帶來的知識成本的急劇下降。探討這一技術如何使文本不再是少數精英壟斷的資源。 宗教權威的挑戰: 深入剖析馬丁·路德等改革傢如何利用印刷機迅速傳播其神學論點,打破瞭天主教會對《聖經》解釋權的壟斷。探討“人人有權閱讀聖經”如何間接促進瞭世俗的批判性思維的萌芽。 早期“公共領域”的雛形: 研究小冊子、新聞簡報的齣現,如何使得政治和宗教辯論從宮廷和教堂擴展到更廣闊的市民階層。 第二部分:科學革命與理性精神的興起(17世紀) 自然法則與人類認知: 闡述伽利略、牛頓等人的科學發現,如何確立瞭通過觀察、實驗和數學推理來認識世界的範式,並開始挑戰基於傳統的權威。 政治哲學的奠基: 詳細分析霍布斯、洛剋等人的社會契約論。探討他們如何試圖用理性而非神授來論證政府的閤法性,為後來的革命運動提供瞭理論武器。 君主專製與早期代議製機構的拉鋸: 考察英國“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的誕生,如何首次在歐洲主要國傢中確立瞭議會的有限權力,並為限製君權提供瞭經驗範本。 第三部分:啓濛運動與革命的浪潮(18世紀) 百科全書與啓濛的傳播網絡: 描繪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思想傢如何通過沙龍、咖啡館、信件往來以及百科全書的編纂,構建瞭一個跨越國界的知識共同體,係統批判封建殘餘和迷信。 主權在民的實踐: 重點分析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中對“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啓濛理念的徹底貫徹。探討這些文本如何將理論轉化為國傢構建的行動綱領。 近代民族國傢的萌芽: 分析在思想動員下,民眾對“國傢”和“共同體”認知的轉變,從效忠於君主轉嚮認同於一個共享文化、法律和政治權利的共同體,標誌著現代民族國傢概念的形成。 本書特色: 本書強調知識傳播媒介的技術進步是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內在驅動力之一。它將印刷、科學和哲學視為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解釋瞭歐洲社會如何在思想層麵完成瞭對中世紀遺産的切割,並為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積蓄瞭不可逆轉的勢能。 --- 3. 《工業的引擎與社會結構的重塑:1780-1914》(暫定名) 聚焦時間段: 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約1780年—1914年) 核心議題: 本書關注第一次工業革命及其後續的科技浪潮,如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改變瞭人類的生産方式、城市麵貌、階級關係和社會結構,並最終導緻瞭全球力量對比的根本性傾斜。 主要內容結構: 第一部分:機器的時代:紡織、蒸汽與工廠製度的建立(1780-1840) 技術突破的連鎖反應: 深入分析珍妮紡紗機、飛梭、瓦特蒸汽機等關鍵發明如何互相促進,將生産力從傢庭作坊和鄉村手工業轉移到集中化的工廠體係中。 能源與地理重構: 探討煤炭作為核心能源的地位確立,以及鐵路和運河建設如何重塑瞭地域經濟聯係,催生瞭新的工業城市集群。 勞動力的異化與工人階級的誕生: 詳細描述工廠紀律的形成、童工問題、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早期工匠階層對機器的抵製(如盧德運動)。 第二部分:全球擴張與資本的邏輯(1840-1880) 自由貿易的勝利與英國的霸權: 分析英國如何通過廢除《榖物法》等措施,確立其在世界工廠和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探討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如何為這一擴張提供辯護。 “第二次革命”的前夜: 考察鋼鐵、化學和電氣技術的早期應用,以及這些新産業如何開始挑戰傳統的紡織業和煤炭業的主導地位。 城市化與社會問題: 審視工業化帶來的大規模人口嚮城市集中所引發的衛生危機、貧富差距激化,以及早期福利思想和市政改革的嘗試。 第三部分:帝國主義的高峰與社會思潮的激蕩(1880-1914) 新帝國主義的驅動力: 論述工業生産力的過剩、對稀有原材料(如石油、橡膠)的需求,以及國傢間競爭如何推動瞭西方列強對非洲和亞洲進行更深層次的領土瓜分。 社會批判與意識形態的多元化: 重點分析馬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等新思潮的興起,它們試圖解釋和應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斷裂。 改良與抗爭: 考察歐洲各國齣現的工會運動、社會主義政黨的閤法化進程,以及為改善工人階級待遇所進行的政治鬥爭,這些構成瞭現代福利國傢思想的早期雛形。 本書特色: 本書將工業革命視為一場涉及技術、經濟、地理和階級衝突的整體性變革。它不僅關注機器本身的發明,更關注這些發明如何係統性地重構瞭人類的生活節奏、傢庭結構、國傢治理能力以及國傢間的競爭烈度,為20世紀的衝突埋下瞭深厚的物質基礎。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實用曆史叢書》齣版緣起
□自序

1.預警
2.馬戛爾尼使團
3.鴉片戰爭
4.太平天國
5.英法聯軍
6.自強
7.廠礦.鐵路.學堂
8.中興
9.明治維新
10.甲午之戰
11.百日維新
12.義和團
13.加快變革
14.同盟會
15.憲政危機
16.保路風潮
17.民國成立
18.妥協
19.帝製失敗
20.參戰
21.五月四日
22.直係和北京政府
23.孫中山和廣州政府
24.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
25.五月三十日
26.中山艦
27.北京執政府
28.北伐
29.南京中央政府
30.中華蘇維埃
31.民族危機
32.紅軍大轉移
33.團結
34.抗日
35.颱海分隔
36.改造
37.北京與莫斯科之爭
38.史無前例
39.改革
40.新思維
41.大趨勢

□後記

圖書序言

  這本《中國二百年》記述瞭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從我那一大堆雜亂的讀史筆記裏整理齣來的,談不上係統和全麵,隻是把我認為有興趣的一些題材按時序編排起來而已,盡管如此,從我一開始動筆之時就意識到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事情,沒有決心是不可能完成的。

  促使我下決心動筆的原因固然有多起,不過對我最大的激勵還是起於一樁偶然的事。

  幾年前,我正在一處書攤上翻看一本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恰好被一位朋友看到瞭,他很不以為然的搖著頭說:「這些事情是弄不清楚的!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我不得不承認,朋友的議論確實很有道理,他所談到的「說法」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事件的真相,二是指對事件的理解。

  不過我仔細一想,比較一下這些不同說法,而後記錄下自己的判斷和見解,不是也很有趣麼?

  早就有人評論說:讀中國的報導有如看日本電影《羅生門》,那部電影中的四個人,強盜、武士、武士之妻和一位樵夫,他們對一樁命案有五種不同說法,電影似乎沒有強迫觀眾去採信某一個說法,觀眾可以自由選擇答案。自由選擇就是樂趣。

  讀書人不正是可以從讀書中享受這樣的樂趣麼?

  不過我這裏所說的讀書人不包括下列兩類人。

  第一類是在校的莘莘學子,他們首先要應付考試,所以沒有時間也沒有興緻去比較那些不同說法,他們隻能勉強記住教科書或者教師講授的說法,而後在試捲上復述這些說法,考完之後也就盡快把它們送進迴收站,以便讓齣容量來應付新一輪輸入。

  記得五十年前筆者就讀於重慶大學礦冶係之時,有一門必修的政治課稱為《聯共(布)黨史》,各係同年級的學生在一起聽大課,課後分組討論,然後各班課代錶嚮教研室會報討論結果,其實這些討論也不過就是復述聽講內容而已,但是有一次我們班上的一位同學卻提齣一個小小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我早已忘記瞭,隻是記住瞭後麵發生的事,幾天後,課代錶傳達瞭教研室的答覆:《聯共(布)黨史》是經典性著作,必須嚴肅對待,不允許懷疑,也不允許不同的理解。

  試問,如此讀書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好在,從來也沒人指望在這類讀書中尋找樂趣,最近我倒是想查一下那本書中的一些說法,可惜在任一處圖書館裏都不見該經典的蹤影瞭。

  第二類讀書人也不在我所說的範圍之內,他們是專業治史者,專傢讀史應該不同於一般讀書人。

  一般讀書人以「書」為限,他們能接觸到的不外是書店和公共圖書館內書刊,最多再佐以自己的見聞。他們隻能從這些資料中選擇自己的判斷和得齣自己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們與電影《羅生門》的普通觀眾沒有多少區彆。

  專傢則不應如此,他們必須去挖掘一切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正如一位刑事偵察專傢研究一樁謀殺案那樣。他們研究《羅生門》的方式絕不會與普通觀眾相同。

  讓我來舉一個例子,上世紀六○年代,戚本禹與羅爾綱就李秀成投降案辯論,戚本禹遍查清廷軍機處檔案,終於找到瞭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的專業性研究確實必不可少,不過這不是一般讀書人能夠從事的工作。

  中國近代史料浩繁,一般公共圖書館內的史料已經令人無暇遍讀,更何況還有許多重要史料尚深藏於颱北、北京、東京、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等地檔案館內,就算這些檔案允許公眾去自由查閱,恐怕一般讀書人也難以問津。

  所以我們一般的讀書人也隻能就自己身邊可用的資料來分析對比,來尋找讀書的樂趣。就筆者而言,他的閱讀範圍就以昆明市各圖書館藏書和市麵售書為限。

  筆者發現,僅自己所接觸的這些史料,也有如朋友所說:「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其實這正是一個正常而閤理的現象,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法律專傢不也是各執一詞以供陪審團及審判長兼聽及選擇麼?

  筆者還發現,在圖書館的許多書籍上都留下瞭讀者的批語,他們用這種方式嚮作者發齣疑問或者批駁,也嚮其他讀者交流見解。從道理上說,讀者有權評論這些書刊,不過,在公共圖書上去塗寫畢竟不是很妥善的作法。

  感謝颱北的遠流齣版公司為我齣版此書,使我不必在公共圖書上去亂畫瞭。

  李守中 二○○三年五月於昆明

後記

  筆者在〈自序〉中已經提及,本書記述瞭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筆者對這些事件的理解。

  然而從一開始,這個預定的時間範圍就被打破瞭,第一章是從康熙的一席談話講起,因為用它做引言更容易使人瞭解一七九三年之前的一個重要情況。今天我們談論中國的事情已經不能脫離世界大環境,而在康熙至乾隆年間,也就是清代鼎盛期,中國的知識界還不具備這個眼光,他們還要經曆不知多少磨難纔學得這一點並且傳授給我們。康熙大約是第一個意識到這個危機的人。

  本書從整理筆記開始,斷斷續續差不多用瞭十年纔完成書稿,這距離一九九二已有十多年瞭,而這十多年又發生瞭不少大事須得一提,於是筆者不得不又一次越過瞭原定的時間範圍。

  如今人們都欣慰的見到颱海兩岸和緩,見到理解與閤作的進展,大陸經濟改革的巨大成效,然而更加重大的事件應該是颱灣的政治改革,一個多年施行威權的政黨逐步把自己置於與人平等的地位,這是一項艱難而痛苦的轉變。

  二十世紀齣現瞭幾處威權政體,他們的權力,他們對社會的控製都是空前的。有段時期這種體製似乎成為大勢。它總是率先齣現在一個大混亂與大危機的社會,民眾渴望秩序,渴望拯救。一個強有力的威權也就應運而生。它於實施之初往往成效顯著,但其後則弊端叢生,社會停滯,民眾睏苦。體製也不免瓦解。

  一個多年施行威權的政黨能及時改革實不多見,能以民選退居在野更難得,而由民選再度執政者就尤為可貴瞭。這說明民主進程的成功,這個政黨在變革社會的同時也革新瞭自己。

  鬍適在上世紀二、三○年代多次引用一句話:「我們迴來瞭,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瞭!」據說這源於荷馬的史詩,在文藝復興和其後的歐洲改革運動中常被人引用,筆者寫到此處不禁想到瞭這一句,也就用這一句話作為結束。

  李守中   

  二○○九年三月

圖書試讀

1.預警

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大帝在與大學士們論及東南沿海外洋事務時說瞭一句話:

海外如西洋等國,韆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纍,此朕逆料之言。

這句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在其後的一百餘年裏也沒有人注意,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警告瞭。

這也難怪,畢竟預言的是「韆百年後」的事,當時以及其後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處理,有誰去為韆百年之後的事操心?

康熙的警告並非信口而發,他從欽天監內的爭論以及西洋教士為他測繪地圖的工作裏,看齣西洋等國在天文、數學、航海、測量、機械等方麵已經遠遠超過瞭中國。

他還知道俄羅斯的炮術也遠遠超過瞭中國,而俄羅斯與西洋各國相比還是個落後國傢。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正在力圖改變這個狀況。

不過西洋各國畢竟還是極其遙遠的國度,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目的不外是為瞭通商和傳教,這些都是可以恩準的,因為通商就是進貢,這就是揚天朝威名於海外,而外國傳教士們除瞭傳教之外,還帶給他許多新知識,他在與俄羅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瞭這些知識,傳教士們還在中俄談判中擔任中方譯員。

康熙知道這一切,他還知道中國的土地、人口以及財富都遠遠超過那些西洋國傢,所以在「韆百年之內」,那些遙遠的國傢還不至於危害中國,這是他的預言;也是他的判斷。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後來發生瞭工業革命這個意外情況,康熙的這個判斷也許還算不錯。

清初來華的西洋教士與明末來華的西洋教士有很大區彆,盡管他們都是飽學之士,但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鄧玉函(Johann Schreck, 1576-1630)等人特彆注意結交中國的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就是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徐光啓(上海徐傢匯就是他的傢族居地)、李之藻等人,於是中國就齣現瞭一批掌握歐洲知識的士人,而當時的皇帝並不重視這些傳教士,所以也極少接觸他們。到瞭清初,皇帝開始重視這些傳教士,聘請他們為私人數學教師和顧問。於是他們就把全副精力放在皇帝身上,不再注意士大夫們瞭。而士大夫們也非常敵視傳教士,沒有人願意結交外國人,更不願學習他們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於「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毫無用處。對做官更無用處。中國的學者們沒有一個比康熙皇帝更知道或者願意知道西洋的事情。

利瑪竇等人苦心開創的中西交流終止於一七○五年,這是因為教會的內爭而造成的。方濟各等教團攻擊耶穌會不講原則,聽任中國教徒敬天祭祖,耶穌會士們則辯解說:「敬天就是敬上帝,祭祖就是對祖先的尊敬,並非偶像崇拜」。這個爭論在宗教史上被稱為「禮儀之爭」。羅馬教廷派人來華聽取雙方答辯之後裁定耶穌會敗訴,然後將他們撤迴歐洲。康熙大怒,立即禁止其他教團在華活動,自此之後,隻有極少的幾名教士能夠留下來繼續為中國皇帝效力。這些人的學識遠不如他們的先驅們,對中國朝廷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瞭。中西之間的唯一小窗口差不多被完全封閉。康熙就是在這個小窗口被封閉前獲得瞭不少歐洲的知識,並且根據這些知識做齣瞭上述判斷。

教廷的裁決並沒有終止「禮儀之爭」的爭論,反而把爭論從中國引到瞭歐洲,從教會內部引嚮瞭社會。此時正值歐洲啓濛運動方興未艾,社會推崇理性,反對宗教權威,歐洲各國的君王和學者都對這個爭論頗感興趣。一部分學者以伏爾泰(Voltaire,原名:Francois-Marie Arouet, 1694-1778)為代錶,備加稱贊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認為孔夫子的教導隻談道德問題,不涉及宗教神話,卻能在民眾中有如此深遠影響,足見中國民眾最講理性;足見中國政治崇尚開明。歐洲的君主們應該效法中國的「開明專製」。盡管他的這些說法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可,但在歐洲宮廷中確實興起瞭一股「中國熱」。君王們以留發辮為文雅時尚。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和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都留有發辮,直到一百多年之後,歐洲開始輕視中國,中國男人的發辮纔成為野蠻落後的標誌並且受到嘲笑。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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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名字如同一扇厚重的門,嚮我敞開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帶著乾隆盛世的最後一抹榮光,也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劇變。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則是在曆經風雨後,為改革開放注入新的活力,描繪齣中國邁嚮未來的清晰藍圖。從這兩個標誌性的時間節點齣發,我仿佛能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貫穿瞭中國近兩百年的滄桑巨變。那些在曆史長河中閃耀的名字,那些激蕩人心的事件,那些深刻影響國傢命運的決策,都將在我腦海中一一浮現。我期待能在這本書中,找到對那個時代更深入的理解,看到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下的個體命運,以及他們如何共同塑造瞭這個偉大的國傢。我對這本書充滿瞭好奇,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梳理如此宏大的曆史敘事,又將如何用生動的筆觸,還原那些鮮活的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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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這本書,我第一反應就是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馬戛爾尼訪華”這樣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開端,與“鄧小平南巡”這樣承載著時代希望的結尾連接起來的。這兩件事相隔近兩百年,期間中國經曆瞭怎樣的跌宕起伏,又在哪些關鍵時刻做齣瞭選擇?我猜想,這本書不會僅僅羅列曆史事件,而是會深入剖析這些事件背後的驅動力,探討它們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帶來的長遠影響。從被動挨打到奮起直追,從閉關鎖國到擁抱世界,這二百年是中國曆史上最動蕩也最富於變化的時期。我期待書中能夠展現齣這種曆史的厚重感,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理解中國人民在曆史洪流中的抗爭、探索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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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拿到這本書,書名就自帶一種史詩感,仿佛要帶領讀者穿越時空的迷霧,直麵中國近代史上最關鍵的二百年。馬戛爾尼的到來,不僅僅是一次外交事件,更是東西方文明碰撞的起點,它撕開瞭“天朝上國”的自滿,也播下瞭變革的種子。而鄧小平的南巡,則像是為這個古老國度注入的一劑強心針,在徘徊與探索中,最終堅定瞭改革開放的道路,開啓瞭經濟騰飛的新篇章。我好奇作者將如何處理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曆史斷麵之間的過渡,是如何將看似割裂的時代聯係起來,展現中國在劇烈動蕩與深刻轉型中的內在邏輯。這本書的篇幅跨度之大,內容之豐富,無疑是對作者駕馭曆史敘事能力的極大考驗。我期待它能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讓我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國是如何一步步走嚮現代化的,又經曆瞭哪些痛苦的抉擇和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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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二百年: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1793-1992)》這個書名本身就激發瞭我極大的閱讀興趣。1793年,正是中華帝國最後輝煌的餘暉,馬戛爾尼的到訪,無疑是外部世界窺視中國,也是中國開始審視自身的起點。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則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關鍵時刻,它鞏固瞭改革開放的成果,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定下瞭基調。這兩百年的跨度,涵蓋瞭從封建王朝的衰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掙紮,再到新中國的建立與發展,最終走嚮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我迫切想瞭解,作者是如何在如此宏大的時間框架內,描繪齣中國社會變遷的軌跡,又將如何呈現齣不同時代背景下,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麵貌。

评分

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張巨大的藏寶圖,指引著我深入探索中國近代史的腹地。從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到來,一個古老帝國在世界格局變化中的第一次衝擊,到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一個正在騰飛的新興大國嚮世界發齣的信號,這二百年包含瞭太多值得探究的故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段波瀾壯闊的曆史串聯起來的?它是否會詳細描寫鴉片戰爭的屈辱,辛亥革命的呐喊,抗日戰爭的烽火,新中國成立的喜悅,以及改革開放初期的探索與挑戰?我更期待的是,這本書能夠超越簡單的事件堆砌,深入挖掘曆史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分析不同時期中國社會麵臨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中國人民在曆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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