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國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從博士論文的台灣中小企業開始,逐步進入到台商海外投資、越南台商、越南移工、台越跨國婚姻,到最近的性別與親密關係研究。創設《巷仔口社會學》共筆部落格。作品有:《田野的技藝》(與郭佩宜合編)、《巷仔口社會學》(多人合著)、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與Tak-Wing Ngo合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劉進慶著,與林繼文合譯)。
如果一個國家非常強調資本積累,那麼就容易給予資本更多的支持,也會比較敵視工人運動。個別國家會採取何種策略來累積資本,和其特定的歷史時空息息相關。例如1960-1980年代的台灣、新加坡及韓國,都進行外銷導向的工業化,但是當時正處於冷戰的世界格局,因此上述這些國家都是奉行資本主義至上的威權政權,嚴厲打壓勞工運動來進行資本積累(吳介民 2019; Song 1999; Chang 2009; Lee 1998; Chan 2001; Ho 2014)。
何明修(2016)在討論台灣勞動階級形成的書中,問了一個問題:「在工業化初期,台灣勞工為何沉寂?」這點出部分東亞國家勞工在工業化初期的處境。但是這個問題放到越南的社會脈絡,剛好相反:「為何越南勞工眾聲喧鬧?」越南自1986年開始革新政策,隨著外資在1990年代大量進入,勞資爭議也不斷在增加,根據越南勞動總工會(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以下簡稱VGCL,Tổng Liên đoàn Lao động Việt Nam)的統計,有正式紀錄的罷工,從1995年的60件,增加到2002年的100件,再到2011年的993件。我們好奇,越南政府不也是政治上的威權政權嗎?為何不似韓國、台灣或中國的威權政府打壓勞工運動呢?
Chan and Wang(2004)曾經討論過,相對於中國台商,越南台商對工人的要求比較有反應,而且管理上也比較柔性,他們認為有三個理由造成此種差異:越南沒有嚴格的戶口制度與工廠宿舍、兩個國家的全國性工會角色與能力不同,以及國家對於保護勞工的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