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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朝天啟年間《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出土，掀起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研究熱潮，時至今日，景教研究已不再是一個冷僻陌生的課題，近二十年的研究屢出，甚至在韓、日皆有景教研究會的成立。

　　本書站在過去的研究成果基礎上，試題再添新說與詮釋。

　　在歷史上梳理景教的神學源流與脈絡，以及景教做為基督教的一支「敘利亞東方教會」其底蘊與發展為何；此外，本書特別看重「內證」的思想脈絡，在不脫離其敘利亞東方教會的特徵下，做為現存文本的解讀框架。

　　如此，重新看待作為第一次入華的基督教派如何與中國本土文化、思想、原有宗教及其他外來宗教產生互動，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相互借用、融合、競爭乃至對抗。本書不以景教宣教事業的成敗與否來立論，而從「華夷之辨」的角度，剖析景教在中國政治主權下，如何產生一套相應的神學及信仰的實踐。

　　第一章簡述歷史上最早入華的基督教派敘利亞東方教會，其教派源流上可上溯耶穌時代的一世紀，及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正教之間分庭抗禮時期的五世紀。此一教派於七世紀初入中國，唐人先後以「波斯教」、「大秦教」稱之，「景教」則僅見於敘利亞東方教會在中國所遺留的碑刻及經典。如何以最新的歷史觀點，重新盱衡與詮釋敘利亞東方教會在唐朝中國所遺之經典，並重建他們在基督教三一論及相關神學思想的內容與漢語的掌握，為研究唐朝景教的重要課題。

　　第二章描繪景教前身的敘利亞東方教會在進入中國之前，歷史地理等相關背景，以及其在中亞地區的主要活動，包括在當時波斯和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阿拉伯帝國崛起等政治勢力對抗中，如何生存與傳播。

　　第三章可再分為四個部分：1.研究景教碑若是從唐朝的碑石形制及造型的角度來看，呈現什麼樣的歷史意義？並可使人了解景碑擁有者在唐代社會的地位和身分。2.景碑中「景」字的涵意，分析敘利亞東方教會入華後，在官方頒訂的法定宗教名稱「波斯教」、「大秦教」之外，又自訂宗教名稱「景教」的緣由。3.由景教研究考察唐政府的宗教管理。4.景教僧在唐的相關事蹟。

　　第四章認為唐代統治者的宗教態度以及華夷的文化認同問題，是不能不留意的。本文認為景教的衰亡不僅是與佛教、道教、儒教的發展有關或在中國文化的適應問題上面，值得注意的是，三教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做為分析景教存亡的參照值，並且要注意宗教發展背後的社會思潮。

　　第五章透過聶斯多留的遺著The Bazaar of Heracleides，探討其「二性論」的神學思想，辨析安提阿學派與亞歷山大學派之間基督論的爭論，以除去異端的偏見，給予客觀的評價，並追溯景教神學的源流，重新評估其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

　　第六章研究文本《序聽迷詩所經》大概是景教文獻中最早期的作品之一，最早是由日籍漢學家羽田亨在1926年刊佈，後世有許多相關研究，亦有學者提出恐非真蹟，筆者認為必須從外證的角度甄別文書是否原抄或作偽，也應謹慎考釋內文有無乖違基督教之神學與教義。若研究結果證明非偽作，更應思考此經的歷史地位與重要性。

　　第七章探討做為景教經典之一的《志玄安樂經》除了擁有極富修身與提升靈性的內容之外，也針對熟悉佛化道教經典者的言論，藉著佛教字眼與佛化概念，將道家的智慧、冥想加以轉化為景教的教義與實踐。

　　第八章主要分析「花府君公墓誌銘」及「安氏夫人墓誌銘」，墓主花獻家族為漢人景教徒的可能性。這兩方墓誌在文化上提供了一個漢人景教徒家庭生活史的有關訊息，從花獻夫婦所葬之處又結合景教經幢來看，大概可以推估洛陽感德鄉栢仁村於九世紀時是一個擁有不少景教徒的村落，也是他們遷葬的一個主要地區。

　　第九章對陜西省周至縣塔峪村大秦塔的考察分為兩部分，首先對現今中國僅存唐朝景教的建築遺跡做最新的考察記錄；其次對所做的記錄資料與近代學者的研究加以分析和研究。

自序
許序
第一章　歷史、文本、語言、詮釋：景教研究綜述
第二章　景教東漸中國前的活動
第三章　景碑與景教
第四章　從夷到夏：文化的對話與碰撞
第五章　景教神學思想源流考：聶斯多留的基督二性論
附錄一　 《天主教與敘利亞東方教會共同基督論之宣言》
第六章　論景教《序聽迷詩所經》之救世思想與經名再議
附錄一　《序聽迷詩所經》（敦煌秘笈版）
第七章　論景教《志玄安樂經》的安樂之道
附錄一　《志玄安樂經》（敦煌秘笈版）
附錄二　《志玄安樂經》敦煌秘笈圖版
第八章　洛陽漢人景教徒的新發現─花獻、安氏夫婦神道墓誌考
附錄一　唐故左武衛兵曹參軍上騎都尉靈武郡花府君公神道誌銘
附錄二　唐故安氏夫人墓誌銘
附錄三　拓片圖版
第九章　景教大秦塔的踏勘與評析
附錄一　大秦塔考察照片
參考書目

第一章
 
歷史、文本、語言、詮釋： 景教研究綜述
 
基督教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關於它在西方的傳播過程， 教會史家已有十分深入的研究，所得成果豐碩。然而古代基督教在亞洲之中亞、東亞傳播的研究情況，由於資料的貧乏、來源的渠道有限與解釋的不足，並且學者們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西亞一隅，對於基督教在中亞和東亞的傳播情況，在過去有很長的時間未引起學者們的注意和研究。
 
直到十七世紀唐朝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出土，中國中古基督教才開始真正引起中西學者的廣泛討論。在明朝天啟五年 (1625)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使當時的在華耶穌會士如陽瑪諾 (Emmanuel Diaz, 1574–1659)、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等大為震驚，也吸引當時奉教的士大夫如李之藻 (1565–1630)、楊廷筠 (1562–1627) 等注意，紛紛發表文章引證或作介紹，而耶穌會士更將之介紹到歐洲，引起廣泛迴響，因為若能證明基督教早在唐朝已傳入中國，這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宣教事業將是很大的鼓舞。
 
以敘利亞語為教會主要語言的敘利亞東方教會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眾所周知是最早入華的基督教派， 在歷史上曾披上異端的污名，其教派源流上可上溯耶穌時代的一世紀，及羅馬天主教、希臘東正教之間分庭抗禮時期的五世紀。此一教派於七世紀初入中國，唐人先後以「波斯教」、「大秦教」稱之，「景教」則僅見於敘利亞東方教會在中國所遺留的碑刻及經典。學界慣以「聶斯多留派」（Nestorians，有譯聶斯脫里派）稱此教派，因該教派承襲聶斯多留 (Nestorius, 380–451) 之基督二性論 (Dyophysite) 觀點，聶斯多留在431年舉行的「以弗所會議」(Council of Ephesus) 被判為異端。這也導致對其在中國所遺經典的研讀與詮釋，有時難免視之為基督教異端作品的偏見。
 
事實上，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John Paul II) 與敘利亞東方教會的主教長瑪定哈四世 (Mar Dinkha IV) 簽署了《天主教與敘利亞東方教會共同基督論聲明》(CommonChristolog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重新對基督論的認信展開對話與互認，並結為姊妹教會；更重要的是，羅馬天主教承認過去在基督論位格與信條上的爭論導致咒詛（聶斯多留）及分裂， 重新承認敘利亞東方教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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