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力量和各種文學勢力，
在怎樣的交互關係中，
決定著文學制度的建立與運作？
文學制度的運作，
又在怎樣的歷史過程中，
決定著「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展開？

　　文學，從來就不是只關乎個人心靈的純自足領域，現代文學是民族國家與現代化意識型態的一部份，更形成了現代文學制度。但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對文學制度的研究往往預設結論，把文學制度看做國家意識型態的工具。

　　本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把文學制度看做一個各種文學勢力訴求博弈的場域，國家意識形態也只能是這個場域特定的一部分，從而觸及到新中國文學制度的複雜性和豐富性。

本書特色

　　本書清楚地梳理了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運作是如何影響當代文學生產等重要問題。

作者簡介

張均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主要研究二十世紀四○至七○年代大陸文學。
　　已出版《張愛玲傳》、《張愛玲十五講》等著作。

序／於可訓
導言

上編　新的文學制度的建立
第一章　文學組織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文藝機構的設置
第二節　稿酬制度演變小考
第三節　「道」、「勢」與身分：單位制度下的文人生存

第二章　文學出版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出版社的國有體制
第二節　文藝刊物的編輯制度

第三章　文學批評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二節　文學批評與流氓主義

第四章　文學接受制度的建立
第一節　左翼文學「讀者」概念的演變
第二節　接受制度的創建、運作及異變：一項基於《文藝報》的考察

下編　制度介入與當代文學發生及展開之關係
第五章　組織制度與文人群體的新陳代謝
第一節　流亡者、合作者和「盛世遺民」：新制度下國統區文人的分化
第二節　通俗文人（一）：鴛鴦蝴蝶派
第三節　通俗文人（二）：中國共產黨的傳奇作家
第四節　延安文人及其體制性再生產

導言

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說『文學』的成立在西洋不過是十九世紀後期的事情。『文學』的規範化則大概與民族國家的確立相關聯，這種規範性是對十八世紀英國小說所顯示的那種多樣性的一種壓抑。」

這段話，可以作為晚清以來中國文學制度發生史及其內部譜系關係的注腳。制度與國家之間新的關係的建立，刺激了近十年來文學制度研究的勃興。迄今為止，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已取得了相當實績，但也呈現出較多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其主要不足，借用柯利弗德的比喻是：「它只發射出一束強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

質疑、反思這些研究背後某種建構性的學術機制，是認識文學制度和從制度層面「重新識別被八十年代所否定、簡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歷史／文學」的前提。

一

關於文學制度，通行解釋是把它界定為「在文學與社會、作家與讀者、文學與生產、評價與接受之間」形成的一套體制，「如職業化作家、社團文學、報刊與出版、論爭與批評，以及文學審查與獎勵等等，它們對文學的意義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導的作用」4。新世紀以來，相關研究逐漸增多，比較多見的是關於某項單列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關文學機構的個案解剖（《丁玲與文學講習所的興衰》），陳明遠有關當代文人經濟收入的考察（《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以及孟繁華、陳改玲、吳俊、郭戰濤等學者關於當代傳媒、出版的討論。其中，洪子誠、王本朝的研究相對集中。洪子誠最先提出系統研究「文學體制」的設想，並以「一體化」概念處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認為其時「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對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加以統一地規範、管理，是國家這一時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覺制度，並產生了可觀的成效」。這一史觀影響深刻。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書從文學機構、作家身分、文學期刊、文學出版、群眾讀者、文學批評、文學政策、文學會議等層面，討論了社會主義文學「借助文學制度」實現的「對文學觀念、作家思想、作品創作以及讀者閱讀的全面制約和規範」。就方法、結論而言，王本朝的研究是對洪先生的承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