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明末西學東漸，天主教耶穌會士翻譯了不少歐洲宗教文學入華。本書提綱挈領，選取其中八種要籍予以考釋，析論其中主旨與入華梗概，並進一步揭示出它們對日後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所具有之前導作用。這八種譯作的譯者包括利瑪竇、龍華民、高一志、艾儒略與陽瑪諾諸氏，文類涵蓋聖歌、聖傳、聖詩、奇蹟故事集，以及系統儼然的靈修散文集與修辭學論述等等，俱屬歐洲上古迄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文學的代表，在華亦為首布之作，於一般歷史、文學史與翻譯史皆深具意義。
本書乃《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之續篇，而析論之深與時代跨越之廣，則後出轉精，對中西比較文學及歐洲宗教文學中譯史的研究推進卓有貢獻。
作者簡介
李奭學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合聘教授，並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著有《中西文學因緣》、《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等書，譯有《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欲與虛構》等書。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第一章 導論：翻譯的旅行與行旅的翻譯
以譯逑友
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大多和宗教傳播有關， 宗教文學於是幾乎變成是歷代翻譯文學的首布之作，相關譯者無不戮力以赴。我們在佛典裡因此看到本緣部有各種生經，而史傳部也有佛所行的禮讃。唐初天主教東流，史稱聶派景教（Nestorianism)。他們流傳迄今的文本，也以〈三威蒙度讃〉最為著名，學者認為就是今日大公教會地位崇高的〈光榮頌〉。(“Gloria in excelsis Deo”)。{1}唐後千年，天主教的羅馬教會再度來華，{2}不到三十年內，我們又看到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譯筆巧運，在進入北京時即為皇室翻得《西琴曲意八章》(1601？)。這本詞集所收，利瑪竇稱之為「道曲」，而這個「道」字正如其後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西學凡》中「道科」的「道」字所指，乃「神學」或「天主教之道」。由是觀之，《西琴曲意八章》固宗教文學矣（李輯，1：283-290）！
註{1}參見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讚》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 第3分0986年9月），頁411-438。另見《陳垣》，7：875-876，以及翁紹軍〔注釋）：《漢語 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頁191。另見普天頌讚編輯委員會（編〕：《普天頌讚》〔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3〕，第679首。
註{2}羅馬教會的教士入華，史上公認最早者乃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事在元代。孟氏據傳曾翻譯部分《聖經》，也曾在上都開班教授拉丁文的聖歌，然而不論所譯所教，均無傳本存世。孟高維諾來華的前後及經緯，韓承良嘗據可 見的文獻予以演義，參見所著《若望，孟高維諾宗主教：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士》〈臺北：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1992〉—書。
明末歐洲書籍來華，早在1580年代即已端倪可見，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有詩〈遊到杭州府〉嘗云：「攜經萬卷因何事？只為傳揚天主名。」{3}此詩既稱「經萬卷」，「經」就不僅止於《聖經》， 而應該是各種典籍的泛指。不過明末歐籍東傳，最為人知的反屬1618 年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壯舉。這一年之前五年，金氏奉當時中國教區首長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65-1654〉之命返歐募書，準備在華開辦藏書樓。{4} 1620年，金尼閣返華，攜來在教廷及他國募得的歐籍七千冊。此時藏書樓的籌辦因故作罷，募書所得反 為此後耶穌會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中譯底本（《自定稿》，1：39-62〕。其他會士由歐前來，書囊亦不空虛。萬曆年間，王徵(1571-1644)由陝西往遊帝都。四十三年，他會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於龐氏的北京寓所，就曾大開眼界，得見龐氏驚人的藏書量，因有如下的記述與感 嘆：「〔龐氏〕遍示邸寓所攜來諸書，簡帙重大，盈几滿架，令人應接不暇，恍如入百寶園，身遊萬花谷矣！初若另開眼界，心目頓豁已，復目絢心疑，駭河漢之無極也。」〈鄭編，3：458〉王徵初遇龐迪我之時，龐氏就已知道翻譯乃耶穌會此後勢必肩挑的工作：有關巴別塔及因之造下的人類語言變異的故事，他早在《詮人類原始》（1610）中已縷述而遍示中國人了(《耶檔館》，2：232)！
宗教文學多有所本，我所見明末尤屬耶穌會士譯而可冠上「文學」二字的各類文本，大多即有其歐洲本源。明末八十年的歲月，因此可稱《聖經》故事與景教〈三威蒙度讚〉以外西方文學的首度蒞華，而其引渡津筏當然是翻譯。
註{3} Albert Chan, S.J.,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41 (1993), p. 141. 羅明堅另有詩組《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中第四首亦有「僧將經卷來 中國，遠度生靈發善心」二句，其中的「經卷」則似指《聖經》而言，見上文頁147 。
註{4} Cf. Noel Golvers, Building Humanistic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ome: Edizioni Nuova Cultura, 2011), pp. 35-47. 有關金尼閣返歐募書及購書事，見Edmond Lamalle, ＂La propoaganda du P. Nicolas Trigault en faverur des missions en Chine (1616),＂ Archivum Historicusm Societatis Iesu 9 (1940), pp. 49-120; 另見Noel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Lisbon: Centro Cientifico e Cutural de Macau, LP, 2011), pp. 87-88; 以及＂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Portugese Books in the 17th/18th Century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Mainly in Three Bishops Collections (Diog Valente, Polycarpo de Sousa and Alexandre de Gouveia),＂ in Maria Berbara and Karl A. E. Eenkel, eds., Portuguese Humanism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2), pp. 243-264°
以譯逑友
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大多和宗教傳播有關， 宗教文學於是幾乎變成是歷代翻譯文學的首布之作，相關譯者無不戮力以赴。我們在佛典裡因此看到本緣部有各種生經，而史傳部也有佛所行的禮讃。唐初天主教東流，史稱聶派景教（Nestorianism)。他們流傳迄今的文本，也以〈三威蒙度讃〉最為著名，學者認為就是今日大公教會地位崇高的〈光榮頌〉。(“Gloria in excelsis Deo”)。{1}唐後千年，天主教的羅馬教會再度來華，{2}不到三十年內，我們又看到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譯筆巧運，在進入北京時即為皇室翻得《西琴曲意八章》(1601？)。這本詞集所收，利瑪竇稱之為「道曲」，而這個「道」字正如其後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西學凡》中「道科」的「道」字所指，乃「神學」或「天主教之道」。由是觀之，《西琴曲意八章》固宗教文學矣（李輯，1：283-290）！
註{1}參見吳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讚》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 第3分0986年9月），頁411-438。另見《陳垣》，7：875-876，以及翁紹軍〔注釋）：《漢語 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頁191。另見普天頌讚編輯委員會（編〕：《普天頌讚》〔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3〕，第679首。
註{2}羅馬教會的教士入華，史上公認最早者乃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事在元代。孟氏據傳曾翻譯部分《聖經》，也曾在上都開班教授拉丁文的聖歌，然而不論所譯所教，均無傳本存世。孟高維諾來華的前後及經緯，韓承良嘗據可 見的文獻予以演義，參見所著《若望，孟高維諾宗主教：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士》〈臺北：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1992〉—書。
明末歐洲書籍來華，早在1580年代即已端倪可見，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有詩〈遊到杭州府〉嘗云：「攜經萬卷因何事？只為傳揚天主名。」{3}此詩既稱「經萬卷」，「經」就不僅止於《聖經》， 而應該是各種典籍的泛指。不過明末歐籍東傳，最為人知的反屬1618 年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壯舉。這一年之前五年，金氏奉當時中國教區首長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65-1654〉之命返歐募書，準備在華開辦藏書樓。{4} 1620年，金尼閣返華，攜來在教廷及他國募得的歐籍七千冊。此時藏書樓的籌辦因故作罷，募書所得反 為此後耶穌會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中譯底本（《自定稿》，1：39-62〕。其他會士由歐前來，書囊亦不空虛。萬曆年間，王徵(1571-1644)由陝西往遊帝都。四十三年，他會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於龐氏的北京寓所，就曾大開眼界，得見龐氏驚人的藏書量，因有如下的記述與感 嘆：「〔龐氏〕遍示邸寓所攜來諸書，簡帙重大，盈几滿架，令人應接不暇，恍如入百寶園，身遊萬花谷矣！初若另開眼界，心目頓豁已，復目絢心疑，駭河漢之無極也。」〈鄭編，3：458〉王徵初遇龐迪我之時，龐氏就已知道翻譯乃耶穌會此後勢必肩挑的工作：有關巴別塔及因之造下的人類語言變異的故事，他早在《詮人類原始》（1610）中已縷述而遍示中國人了(《耶檔館》，2：232)！
宗教文學多有所本，我所見明末尤屬耶穌會士譯而可冠上「文學」二字的各類文本，大多即有其歐洲本源。明末八十年的歲月，因此可稱《聖經》故事與景教〈三威蒙度讚〉以外西方文學的首度蒞華，而其引渡津筏當然是翻譯。
註{3} Albert Chan, S.J.,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41 (1993), p. 141. 羅明堅另有詩組《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中第四首亦有「僧將經卷來 中國，遠度生靈發善心」二句，其中的「經卷」則似指《聖經》而言，見上文頁147 。
註{4} Cf. Noel Golvers, Building Humanistic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ome: Edizioni Nuova Cultura, 2011), pp. 35-47. 有關金尼閣返歐募書及購書事，見Edmond Lamalle, ＂La propoaganda du P. Nicolas Trigault en faverur des missions en Chine (1616),＂ Archivum Historicusm Societatis Iesu 9 (1940), pp. 49-120; 另見Noel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Lisbon: Centro Cientifico e Cutural de Macau, LP, 2011), pp. 87-88; 以及＂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Portugese Books in the 17th/18th Century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Mainly in Three Bishops Collections (Diog Valente, Polycarpo de Sousa and Alexandre de Gouveia),＂ in Maria Berbara and Karl A. E. Eenkel, eds., Portuguese Humanism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2), pp. 24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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