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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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明末西學東漸,天主教耶穌會士翻譯瞭不少歐洲宗教文學入華。本書提綱挈領,選取其中八種要籍予以考釋,析論其中主旨與入華梗概,並進一步揭示齣它們對日後清末文學新知的建構所具有之前導作用。這八種譯作的譯者包括利瑪竇、龍華民、高一誌、艾儒略與陽瑪諾諸氏,文類涵蓋聖歌、聖傳、聖詩、奇蹟故事集,以及係統儼然的靈修散文集與修辭學論述等等,俱屬歐洲上古迄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文學的代錶,在華亦為首布之作,於一般曆史、文學史與翻譯史皆深具意義。

  本書乃《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之續篇,而析論之深與時代跨越之廣,則後齣轉精,對中西比較文學及歐洲宗教文學中譯史的研究推進卓有貢獻。

作者簡介

李奭學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颱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閤聘教授,並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

  著有《中西文學因緣》、《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型證道故事考詮》等書,譯有《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剋麗絲蒂娃導讀》、《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欲與虛構》等書。

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 書籍內容概述 本書深入探討瞭明末清初時期,耶穌會傳教士群體在中國本土文化語境下所開展的復雜而多維度的翻譯實踐及其所産生的文學影響。不同於傳統的文獻匯編或簡單的傳教史敘述,本書將焦點集中於“翻譯”這一核心行為本身,分析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策略、語言學挑戰以及思想碰撞。 全書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層層遞進地勾勒齣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翻譯文學的圖景。 第一部分:語境的搭建與翻譯的初衷 本部分旨在為理解耶穌會的翻譯活動提供必要的曆史與文化背景。作者首先梳理瞭明代晚期中國士大夫階層對西方知識的初步認知,以及利瑪竇、湯若望等早期傳教士進入中國的過程。重點分析瞭“和儒化”的策略——即耶穌會士如何審慎地選擇詞匯、構建概念,以便將基督教神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傢)進行對接。 文化碰撞的起點: 探討瞭傳教士如何麵對漢文的“空缺性”來錶達如“上帝”、“靈魂”、“三位一體”等西方概念。這不僅僅是詞匯的對應,更是世界觀的重塑。 文本選擇與策略: 詳細考察瞭早期翻譯的文本類型,從介紹天文、數學的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的譯介),到初步的宗教宣傳冊頁。分析瞭翻譯者在選擇保留原著的嚴謹性與迎閤中國士人閱讀習慣之間的權衡。 第二部分:翻譯實踐中的語言學挑戰與創新 這是本書最具技術性和分析深度的部分。作者從語言學的角度,剖析瞭耶穌會士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具體難題,並考察瞭他們為解決這些難題所進行的創造性嘗試。 術語的本土化與異化: 深入比較瞭不同傳教士群體對同一概念的不同譯法。例如,“天主”一詞的最終確立經曆瞭漫長的論證過程。書中分析瞭不同譯名背後所代錶的神學立場差異。 句法與修辭的調適: 中國古典文學擁有成熟的修辭體係和句法結構,傳教士的拉丁文或葡萄牙文思維在轉化為規範的漢文時,不可避免地産生瞭張力。本書通過具體文本對比,展示瞭他們如何藉鑒中國典籍的行文風格,以增強譯文的接受度,同時又在不經意間注入瞭異質的邏輯結構。 多語種的相互作用: 強調瞭耶穌會內部不同語種(拉丁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在翻譯流程中的相互影響,以及他們如何利用現有的漢文典籍進行迴溯性的理解和轉譯。 第三部分:譯述的文學形態與接受度研究 本部分超越瞭純粹的語言學分析,探討瞭這些“譯述”作品在中國社會中形成的獨特文學形態及其接受情況。 “譯述”的定義與邊界: 明確界定瞭“譯述”這一概念,區彆於純粹的編譯和文學創作。這些作品往往是知識傳授、文化中介與宗教勸說的復閤體。它們在形式上模仿瞭中國傳統的“誌怪”、“筆記”或“經注”體例。 士人讀者的反應: 考察瞭不同社會階層對這些翻譯作品的反饋。部分士人因其科學知識或邏輯嚴密性而贊賞,但更多的是對其核心教義持保留態度。本書分析瞭批評者(如反教的儒者)如何利用譯文自身的語言漏洞或邏輯悖論來發起論戰。 跨文化知識的流通路徑: 通過追蹤幾部關鍵譯著的抄本流傳和批注情況,揭示瞭知識並非單嚮輸入,而是在接受和批判中不斷被重塑和再闡釋的過程。 第四部分:曆史遺産與深遠影響 最後一部分總結瞭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的曆史地位和對後世的影響。 對晚明學術的刺激: 分析瞭這些譯著如何意外地推動瞭中國本土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等領域的反思和進步,即使是那些拒絕接受宗教信仰的學者,也無法忽視其帶來的新知識體係。 翻譯倫理的早期探索: 認為耶穌會的實踐是中國翻譯史上對“信、達、雅”理念進行早期、艱難實踐的案例,其在“信”的追求上達到瞭一個曆史高峰,盡管其背後的動機與後世的翻譯目的有所不同。 翻譯文學的範式轉移: 論證瞭明末的翻譯活動如何為清代中後期的科學知識引進和近代翻譯文學的勃興,奠定瞭方法論和詞匯基礎。 總結: 本書旨在通過對特定曆史時期特定群體翻譯實踐的細緻入微的考察,揭示文化交流中翻譯行為的復雜性、創造性與限製性,從而深化對明清之際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理解。它不是關於傳教士本人的傳記,而是關於他們留下的、用漢字寫就的跨文化知識建構工程的深度剖析。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第一章 導論:翻譯的旅行與行旅的翻譯
以譯逑友

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大規模的翻譯活動大多和宗教傳播有關, 宗教文學於是幾乎變成是曆代翻譯文學的首布之作,相關譯者無不戮力以赴。我們在佛典裏因此看到本緣部有各種生經,而史傳部也有佛所行的禮讃。唐初天主教東流,史稱聶派景教(Nestorianism)。他們流傳迄今的文本,也以〈三威濛度讃〉最為著名,學者認為就是今日大公教會地位崇高的〈光榮頌〉。(“Gloria in excelsis Deo”)。{1}唐後韆年,天主教的羅馬教會再度來華,{2}不到三十年內,我們又看到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譯筆巧運,在進入北京時即為皇室翻得《西琴麯意八章》(1601?)。這本詞集所收,利瑪竇稱之為「道麯」,而這個「道」字正如其後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西學凡》中「道科」的「道」字所指,乃「神學」或「天主教之道」。由是觀之,《西琴麯意八章》固宗教文學矣(李輯,1:283-290)!

註{1}參見吳其昱:〈景教《三威濛度贊》研究〉,《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 第3分0986年9月),頁411-438。另見《陳垣》,7:875-876,以及翁紹軍〔注釋):《漢語 景教文典詮釋》(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頁191。另見普天頌贊編輯委員會(編〕:《普天頌贊》〔香港:基督教文藝齣版社,2003〕,第679首。

註{2}羅馬教會的教士入華,史上公認最早者乃方濟會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事在元代。孟氏據傳曾翻譯部分《聖經》,也曾在上都開班教授拉丁文的聖歌,然而不論所譯所教,均無傳本存世。孟高維諾來華的前後及經緯,韓承良嘗據可 見的文獻予以演義,參見所著《若望,孟高維諾宗主教:中國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士》〈颱北:思高聖經學會齣版社,1992〉—書。

明末歐洲書籍來華,早在1580年代即已端倪可見,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有詩〈遊到杭州府〉嘗雲:「攜經萬捲因何事?隻為傳揚天主名。」{3}此詩既稱「經萬捲」,「經」就不僅止於《聖經》, 而應該是各種典籍的泛指。不過明末歐籍東傳,最為人知的反屬1618 年金尼閣(Nicholas Trigault, 1577-1628〉的壯舉。這一年之前五年,金氏奉當時中國教區首長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65-1654〉之命返歐募書,準備在華開辦藏書樓。{4} 1620年,金尼閣返華,攜來在教廷及他國募得的歐籍七韆冊。此時藏書樓的籌辦因故作罷,募書所得反 為此後耶穌會提供瞭取之不竭的中譯底本(《自定稿》,1:39-62〕。其他會士由歐前來,書囊亦不空虛。萬曆年間,王徵(1571-1644)由陝西往遊帝都。四十三年,他會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於龐氏的北京寓所,就曾大開眼界,得見龐氏驚人的藏書量,因有如下的記述與感 嘆:「〔龐氏〕遍示邸寓所攜來諸書,簡帙重大,盈幾滿架,令人應接不暇,恍如入百寶園,身遊萬花榖矣!初若另開眼界,心目頓豁已,復目絢心疑,駭河漢之無極也。」〈鄭編,3:458〉王徵初遇龐迪我之時,龐氏就已知道翻譯乃耶穌會此後勢必肩挑的工作:有關巴彆塔及因之造下的人類語言變異的故事,他早在《詮人類原始》(1610)中已縷述而遍示中國人瞭(《耶檔館》,2:232)!

宗教文學多有所本,我所見明末尤屬耶穌會士譯而可冠上「文學」二字的各類文本,大多即有其歐洲本源。明末八十年的歲月,因此可稱《聖經》故事與景教〈三威濛度贊〉以外西方文學的首度蒞華,而其引渡津筏當然是翻譯。

註{3} Albert Chan, S.J., "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 Monumenta Serica 41 (1993), p. 141. 羅明堅另有詩組《天主生旦十二首》,其中第四首亦有「僧將經捲來 中國,遠度生靈發善心」二句,其中的「經捲」則似指《聖經》而言,見上文頁147 。

註{4} Cf. Noel Golvers, Building Humanistic Librar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Rome: Edizioni Nuova Cultura, 2011), pp. 35-47. 有關金尼閣返歐募書及購書事,見Edmond Lamalle, "La propoaganda du P. Nicolas Trigault en faverur des missions en Chine (1616)," Archivum Historicusm Societatis Iesu 9 (1940), pp. 49-120; 另見Noel Golvers, Portuguese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the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17th—18th Centuries) (Lisbon: Centro Cientifico e Cutural de Macau, LP, 2011), pp. 87-88; 以及"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Portugese Books in the 17th/18th Century Jesuit Mission of China, Mainly in Three Bishops Collections (Diog Valente, Polycarpo de Sousa and Alexandre de Gouveia)," in Maria Berbara and Karl A. E. Eenkel, eds., Portuguese Humanism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Leiden: Brill, 2012), pp. 243-264°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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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對曆史細節,特彆是那些不常被提及的角落特彆感興趣的讀者。《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的齣現,無疑觸及瞭我一直以來隱約的探究欲望。明末那個時代,是個大變局的開端,而耶穌會士的到來,無疑是這場大變局中的一個重要變量。這本書如果能深入探討耶穌會士的翻譯實踐,那對我來說絕對是一本值得細細品讀的著作。我想知道,他們不僅僅是翻譯瞭聖經,還翻譯瞭哪些西方的科學著作?這些著作的翻譯,在當時是如何被接收的?有沒有對中國當時的科學發展産生實際的推動作用?或者說,這些翻譯文學,在傳播西方觀念的同時,又如何融入瞭中國的語境,形成瞭獨特的“中國化”風格?我期待書中能有關於翻譯過程中,具體的文本分析,比如,他們是如何處理一些當時中國沒有的科學概念,如何用中國人熟悉的比喻來解釋抽象的科學原理?這本書會不會揭示齣,在那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這些跨文化的知識傳播,是多麼不易,又是多麼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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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這個書名,讓我腦海中浮現的畫麵,是一群穿著長袍的西方學者,在明朝的庭院裏,手捧古籍,與中國的文人墨客激辯的情景。我很好奇,這些傳教士們,比如利瑪竇、徐光啓之流,他們是如何剋服語言障礙,如何理解和消化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纔能將西方復雜的思想體係,通過文字,精準而又不失神韻地傳遞齣來?這本書會不會提供一些鮮活的史料,讓我們看到他們當年翻譯的辛勞和智慧?我尤其關注的是,“翻譯文學”這個概念的引入,意味著這不僅僅是對宗教文本的翻譯,更可能包含瞭哲學、科學、曆史等領域。那麼,這些不同領域的翻譯,在當時分彆扮演瞭怎樣的角色?它們是否成功地改變瞭明朝士大夫的認知,甚至對當時的社會思潮産生瞭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這些翻譯作品的社會文化背景,展現齣明末時期,在東西方文明交匯的那一刻,思想碰撞的火花,以及由此帶來的學術和文化上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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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名《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來看,我猜想它可能是一本非常學術性,但又充滿瞭故事性的作品。我一直對明末的士大夫階層,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這些來自西方的新鮮事物感到好奇。耶穌會士的翻譯文學,無疑是他們接觸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窗口。我想知道,這些翻譯的作品,在當時是僅僅被少數精英所接觸,還是有更廣泛的傳播?它們是否在當時的學術界引發瞭討論,甚至爭議?書中會不會提供一些當時文人的筆記、書信,或者評論,來佐證這些翻譯文學的實際影響?我特彆期待能從書中瞭解到,這些翻譯作品在語言風格上,是如何力求與中國的古典文學相協調,又如何在傳達西方思想的同時,保留瞭其原有的特色。換句話說,它們是完全被“中國化”瞭,還是在“中國化”的過程中,也保留瞭一些西方文學的“異域風情”?這本書或許能幫助我理解,在明末那個開放與保守並存的時代,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是如何在一種古老的文化土壤中,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並最終對曆史進程産生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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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長期關注中國古代文學的讀者,我對《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這部作品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翻譯文學”這一獨特視角。明末時期,是中國文學走嚮轉型的一個重要關口,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翻譯文學,無疑是這場轉型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我非常想知道,在當時的文人群體中,這些翻譯的作品是如何被接受的?它們是否受到瞭文人的推崇,甚至對當時的文學創作産生瞭實際的影響?例如,有沒有哪些本土的文學作品,受到瞭西方敘事方式或者思想觀念的啓發?書名中的“論”字,更是讓我期待,作者是否會對當時耶穌會翻譯文學的理論和實踐進行深入的探討,分析其在翻譯策略、文學風格、內容選擇等方麵有哪些值得研究的特點?是不是會揭示齣,這些來自異域的文字,如何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又如何被賦予新的生命?我設想,這本書可能會提供一係列案例研究,深入剖析幾部具有代錶性的翻譯作品,從文本層麵解讀其翻譯的得失,以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定位,這對我理解明末文學的多樣性將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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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齣現,簡直是給對明末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興趣的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一直以來,我對那個動蕩年代的文化碰撞都充滿瞭好奇,特彆是那些遠道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他們是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上,用一種全新的方式講述他們信仰的故事,又是如何將西方的知識一點點滲透進這片古老土地的?《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光是書名就勾起瞭我滿滿的求知欲。我特彆期待能從書中瞭解到,當時傳教士們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具體挑戰,他們是如何處理那些在中國文化中不存在的概念,比如“三位一體”或者“原罪”?他們有沒有一些很巧妙的翻譯策略,能夠讓當時的士大夫階層更容易理解並接受?而且,這些翻譯的文本,不僅僅是宗教教義的傳遞,我還好奇它們是否也包含瞭當時的科學、哲學甚至地理知識?這些內容又是如何被包裝和傳播的?這本書會不會像打開一個寶藏一樣,讓我看到明末那個復雜而迷人的文化交匯點,瞭解到那些被淹沒在曆史洪流中的精彩篇章?我甚至想象,也許書中會有一些具體的文本例子,讓我們一窺當年那些翻譯的原文和譯文,那將是多麼生動而有趣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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