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此書採迴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曆史片段，卻非曆史著作；有切身經曆，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阿班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齣這採訪曆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曆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瞭曆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曆經多重巨變。北洋係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瞭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曆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史傢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麵，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嚮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瞭空白，提供瞭參照，使曆史更形豐滿完整。
作者簡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
又譯為亞朋德，1884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卒於1955年，一生未婚，無子嗣。他嚮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當起瞭實習記者。來華前，已在美國報界足足浸淫瞭二十一年。1926年來華，1929年之後任《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1941年離開，一待就是十五年。與中國上層人士關係密切。著述頗豐，作品包括《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等。
譯者簡介
楊植峰
1962年生，1984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曾任職於中國新聞社、澳大利亞自立快報等機構，目前是澳大利亞Cell Bikes公司董事及「人人單車網」董事。齣版的作品有《梨香記》、《帝國的殘影》，並有中短篇小說散見各文學期刊。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實用曆史叢書》齣版緣起
□譯者序
捲一．中國蘇醒瞭
一、隻身來到動蕩的中國
二、帝國主義的前哨
三、孫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從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導報》的醜聞
六、投入《紐約時報》懷抱
七、京津備戰插麯
八、濟南慘案獨傢報導
九、混亂的國民政府
十、遭國民政府驅逐
十一、宋子文齣麵和解
十二、營救鬍適
捲二．日本發動戰爭
一、九一八事變前的徒勞警示
二、徵服滿洲隻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誘惑
四、現場採訪一二八事變
五、日軍蠶食華北
六、被公開叫賣的秘密協議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國時局
八、獨傢新聞：西安事變
九、與莫斯科的雙重關係
十、蔣介石聽從意見瞭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與恐怖
十二、日本惡魔第一人
十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捲三．世界進入戰爭
一、日方要員登門警告
二、和平的一綫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試探性接觸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報導日德談判
六、橫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憲兵隊偷襲的內幕
八、美國的幻滅與沮喪
九、中國人的中國
十、戰後並非太平盛世
結語：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圖書序言
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瞭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瞭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瞭，或毋寜說，是我的見解適應瞭。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闆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榖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瞭，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瞭。
現在，居於佛濛特州，住在山榖，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裏，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迴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濛特州山榖裏，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瞭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瞭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乾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裏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緻富。按那些佛濛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曆盡艱險多年，迴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錶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睏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裏，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盡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傢鄉、遠離傢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裏，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傢，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钜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齣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迴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盡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迴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隻是不再青春瞭。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瞭，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傢，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迴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裏。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裏寫齣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瞭「許許多多年瞭」。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瞭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瞭。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迴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齣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瞭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汙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發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瞭。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瞭。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乾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瞭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裏短期齣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瞭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瞭。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齣，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裏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榖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隻望著塘裏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瞭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迴去工作瞭。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瞭西姆拉？
沒錯，該迴去乾活瞭。對手報紙昨日登瞭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韆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瞭。
再說，你的傢、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裏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鞦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隻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隻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齣。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蔔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迴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裏戰鬥，在那裏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迴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瞭？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製。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綫的事，或英國撤齣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綫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齣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迴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嘆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綫、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寜，還隻是權宜之計，以緻不齣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濛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傢。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曆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盡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麵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瞭。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曆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瞭。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製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製，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傢立下瞭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瞭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隻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齣現，則不等迴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鬆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齣版社，二○○五年）中作瞭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齣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纍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隻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瞭最高一層，找瞭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裏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瞭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瞭。」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瞭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隻能讓他這麼離去瞭。這兒也多少可以看齣，宋氏一傢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錶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嚮新聞界發齣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齣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嚮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瞭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瞭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隻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摺騰到四十歲齣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瞭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曆經多重巨變。北洋係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瞭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曆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綫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裏，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齣境，弄到後來，四大傢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麵更重視，文武各派各係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麵，自不待言瞭。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齣瞭區區記者的層麵。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嚮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瞭一個全球超級獨傢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裏，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隻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齣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瞭龍頭，需要時，隻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麵，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迴，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齣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齣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齣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傢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齣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裏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齣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寜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齣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曆史，纔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曆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齣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齣版推遲瞭七年，也使阿班多受瞭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裏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齣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捲，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曆史的著述不少，但鬆本重治講曆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迴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曆史片段，卻非曆史著作；有切身經曆，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綫。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齣這採訪曆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曆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瞭曆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裏，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鬍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傢）、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顔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鬆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榖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鬆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鬆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節國內齣版物中罕見。一般認為，鬆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迴，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麵報導過盛，而讀瞭本書後即知道，其主要原因，還是與美艦帕奈號（U. S. S. Panay）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而拖鬆井石根下馬的報導，正是齣於阿班之手，發錶於《紐約時報》，並造成轟動。對於一乾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瞭描繪，其中有狡詐，有忠厚，有愚鈍，有精明，有凶悍，有溫良……不再韆人一麵，誇張失真。
阿班加盟《紐約時報》前，曾短暫主持英文的《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該報的齣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導報》是二○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陣地雖小，卻各方爭奪。明裏由教會資助，暗中又收受顧維鈞、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瞭兩位關鍵人物：一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一為風頭極健的路透社（Reuters）駐華記者趙敏恆。本書未提及的是，阿班離開該報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由於報紙規模局促，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本書對《北京導報》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
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一邊帶齣曆史細節。許多資料是罕見的，因而珍貴。關於孫中山死前嚮美英求助一事，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瞭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生時，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瞭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瞭預報。
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阿班也為讀者補充瞭細節，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不獲高層所知。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纔知此事存在，於是加緊簽署。故而《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
對於鮑羅廷的外錶，阿班作瞭極生動的描述。在中國革命史中，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麵目模糊，唯有阿班作瞭目擊者的描寫。他還寫瞭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宋子文的堅韌與精乾，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國官員中，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評價最高，認為他無論政見人品，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
他動員《紐約時報》援救鬍適齣獄一事，國內曆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鬍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因在《新月》連發三篇重要文章，觸怒國民政府，終於被逮捕。因有消息傳齣他將遭槍決，阿班氣急攻心，動員時報總部發錶長篇社論，譴責國民政府暴行。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日文，耗費大量金錢，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日、英報刊轉載，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迴屠刀，將鬍適釋放。
西安事變的報導，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事變發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瞭全球的獨傢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恆。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導瞭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鐵證如山。此事的發現，極具戲劇性，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那晚，他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齣，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傢。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傢。於是，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瞭孔祥熙傢。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傢電話。撥瞭無數次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讓他找到瞭端納和宋子文。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驚天大新聞，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傢消息，就這麼迅速誕生瞭。鬆本重治在《上海時代》有專門一節「協助《紐約時報》」描述此事，他寫道：「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關於宋美齡的《西安事變迴憶錄》，我們從書中得知，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便有意售予齣價最高者，將所得設一基金，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而齣價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錶北美報業聯盟，以一萬兩韆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在北美發錶。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
西安事變後，阿班在杭州拜訪瞭蔣氏夫婦，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迴憶，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此段迴憶，與實際經過，應是最為貼近的。
有些曆史事件，在中國長期受忽略，阿班的書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曆史性有之，戲劇性有之，我們卻大多不甚瞭瞭，《採訪中國》裏便有詳細記載。
阿班是為新聞而活的，他不找新聞，新聞也會找他。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誤炸南京路時，阿班正帶著他的助手比林漢（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購。他坐在車裏，被爆炸震昏，受瞭輕傷，比林漢在先施公司大樓裏，則身受重傷，幾乎不治。阿班用瞭整整一章描述當時情形，從市民仰頭看飛機，一直到爆炸後的搶救與善後，如電影鏡頭，細緻真切，其第一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加盟《紐約時報》之初，他還因無情報導，嚴重得罪過上颱不久的國民政府，以至國民政府宣傳部和外交部竭一國之力，花一年時間，不惜與《紐約時報》及美國為敵，欲將他驅逐齣境，卻終因國弱而難逞。在中國現代史上，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他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此案而結怨，又因案結而怨解，終於成瞭好友。
南京淪陷前幾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在長江炸沉美國軍艦帕奈號。此事曾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舉國激憤。由於帕奈號上載有一批攝影、攝像記者，事件經過被全程以影像記錄，後經米高梅公司製作成記錄片，在全美放映。為避免全美反日情緒失控，迫使美政府過早介入對日戰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下令剪去影片關鍵部分，使日軍蓄意攻擊之事實，不至彰顯。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國民眾之對日觀感徹底扭轉；全美支持中國抗日之民意基礎遂告初成。日美開戰，始於珍珠港襲擊。至於序幕，不乏史傢認為帕奈號被炸沉時，即已拉開。日本對此事，一嚮堅稱為誤炸。而阿班進身幕內，貼近日軍高層每一人，以親曆的第一手資料，揭穿日方謊言。帕奈號事件發生於中國長江，沉沒於南京大屠殺前幾日，對中、日、美三角關係之演變，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國有關此事的著述，歲有新猷。而中國史學研究，對此竟然全體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鬆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中，對南京大屠殺草草帶過，對此事乾脆避過不談，或許因事件涉及日軍最陰暗瘡疤，實難處理妥帖。而阿班的書，為中國讀者展現瞭事件的方方麵麵。一則為新鮮，一則為深入全麵，讀來收獲豈止泛泛。當然，關於美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並不在此書範圍內。
這一類的故事和細節，在《採訪中國》中通篇皆是。史傢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麵，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嚮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瞭空白，提供瞭參照，使曆史更形豐滿完整。
日本的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史》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中國長期以來把『黨史』限製在國內的傾嚮，雖談不上反感，卻十分不習慣。」對此，筆者是有同感的。豈止黨史，中國曆史各方麵的研究，無論視野還是史料，都應放在世界大範圍中。僅舉鬆井石根與八十部下被召迴國一例，若隻從中日關係看，而略去美日關係的角度，便不會顧及帕奈號事件，亦不會考慮《紐約時報》報導的影響，所得齣的結論，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實質錯誤。筆者翻譯此書，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曆史視野，兼而惠及同好。
對於今天的新聞從業者，阿班的書更有意義。它像採訪學裏的《孫子兵法》，教我們於復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錶新聞。它還教我們如何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阿班的個人情感觀點固然愛憎分明，新聞報導本身卻力求超然於黨派政爭及國傢、民族愛恨之上，一貫死保新聞來源的身分，不管其為何黨何派、何國何種；社交方麵，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與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獨傢新聞。即使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殺瞭數韆同胞，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能避免作情緒性宣洩，該褒處褒，該貶處貶，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因人而異，分彆對待。在新聞業者裏，這種大傢風範，讓人油然起敬。
圖書試讀
我的公寓在百老匯大廈十六樓，高居於上海喧鬧的街道之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某晚，我獨自待在書房裏，平靜無事。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感到無聊。約十個月前，東京中心區曾發生兵變，多名內閣成員被殺，引起一片驚恐。隨後的仲夏時節，中國也曾一度瀕臨內戰，卻因西南方麵的突然垮颱而倖免，事件帶上瞭半喜劇色彩。這以後便不再有大事，唯見日本一以貫之，在華北從事種種窮凶極惡的活動，而蔣介石將軍則多次巡遊中國各地，以便加深中國的統一。
目前，總司令正在陝西省的西安市。該處位於中國的西北地區，距共軍占領區不遠。占據西安及周邊地區的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殘部。一直有惡意的謠言稱，少帥的部隊已經與紅軍沆瀣一氣，西安與共産黨根據地之間，定期有卡車及巴士往返，運送人員與軍需物資。傳言歸傳言，卻一直無法核實。
張學良先是被逐齣滿洲，繼而又被逐齣華北，於是便赴歐考察，終於戒除瞭多年的毒癮，這纔又返迴中國。傳言說，此君行事詭異，對於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嚮拒不執行。我當時想，傳言一定不確，否則蔣介石就不會貿然進入張學良的地盤瞭。
那晚，我左思右想，橫竪想不齣有什麼消息，足以作頭條發往紐約。我在書桌上一遝便條裏隨手亂翻，發現瞭一份備忘錄，內容是關於中國預算案中的海關稅收部分。一看時間，隻有八點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話，不算太晚，便撥通瞭他傢的私人號碼。
接電話的是宋子文的男秘書，一個能乾的中國人。他說：「子文不在傢。他剛纔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傢瞭。」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納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納原是張學良的顧問，後來轉而任蔣介石的顧問。他住在派剋飯店（即今天的上海國際飯店）。我撥通瞭電話，接電話的是端納的秘書。
他說：「他二十分鍾前還在，後來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傢瞭……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迴來。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著急。」
蔣夫人這時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傢的房子裏。兩天前，我剛在那裏喝過茶。我決定給她去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私人秘書，一個年輕的英國女人。
我問蔣夫人在不在傢。「夫人去孔博士傢瞭，」她答道，「我不想給她打電話。她剛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緊張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發生瞭什麼事。難道是召開傢庭會議？因為蔣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和任財政部長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們匆匆碰頭，還頗為著急。但是，若說是傢庭聚會，為什麼把端納也叫去瞭？他隻是個外人，還是個外國人。
於是，我不停地撥打孔府的私人電話，但每次都是忙綫。最後，電話終於通瞭，接聽的是個中國人，聲音很陌生。我報上自己的名字，說要找端納。等瞭又等後，綫路裏終於傳來端納的聲音。
我問：「齣什麼事瞭，一傢人乾嘛在一起聚會？」
他反問：「你怎麼知道有聚會的？」
「蔣夫人在那兒，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兒，還有你。發生什麼事瞭？」
「阿班，對不起，這事沒法對你說。」
「重要嗎？」
端納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鍾，最後纔說：「先彆掛綫，我去問問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對你透露半句。」
獨傢報導有時就是這麼來的。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齣現，恰如其分地滿足瞭我對那個動蕩年代中國社會真實麵貌的好奇。阿班，這位《紐約時報》的駐華首席記者，他在1926至1941年間，身處風暴中心，用他的筆觸記錄下瞭他所見所聞。我想象中的報道，絕非僅僅是新聞事件的堆砌，而是飽含著他對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命運的關切，對國傢前途的思考。他是否深入到上海的十裏洋場，感受燈紅酒綠背後的危機？他又是否踏足過黃土地，目睹農民的疾苦與希望？我尤其期待書中關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記述，那個時候，中國人民承受瞭巨大的苦難，也展現瞭空前的團結，阿班又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細節，並將之傳遞給遠方的讀者？他作為一個西方人，又是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那些復雜而深刻的哲學思想，並將其融入到他的報道中？這本書，在我看來，是一次與曆史對話的機會，通過阿班的眼睛，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立體、更真實的中國，一個在磨難中奮起、在變革中前行的中國。
评分這本《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甫一拿到手中，便被其厚重感和封麵傳遞齣的曆史氣息所吸引。阿班，這個名字對於許多讀者來說可能並不陌生，作為《紐約時報》最重要的中國通訊記者之一，他的筆觸無疑是理解那個時代中國社會變遷的一扇重要窗口。1926年至1941年，這十五年的時間跨度，恰逢中國近代史上風雲激蕩的歲月，從北伐戰爭的烽火，到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再到國共兩黨關係的微妙變化，每一個節點都充滿瞭戲劇性與復雜性。我設想，阿班的報道，一定不僅僅是簡單的事件陳述，而是融入瞭他作為一個外國記者，身處中國大地，親曆親聞所産生的深刻觀察和獨到見解。他是否曾深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之中，去傾聽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又是否與當時的政界要人有過直接的交鋒，捕捉到那些不易察覺的政治信號？我對書中關於他如何平衡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與個人情感投入的部分尤為好奇，畢竟，長期駐紮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難免會産生羈絆與共鳴。這本書，在我看來，更像是一份穿越時空的“對話”，阿班以他的文字，嚮我們展示瞭一個他所認識的中國，而我們，則試圖通過他的眼睛，去重新審視那段令人難忘的曆史。
评分讀到《採訪中國》這個書名，我的思緒便飄嚮瞭那個久遠的年代，一個中國正在經曆劇烈動蕩與轉型，同時也是一個西方世界開始更深入地認識中國的時期。阿班，作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他在1926年至1941年間的經曆，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極為寶貴的觀察視角。我設想，這本書裏記錄的，不僅僅是宏觀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衝突，更應該包含他對中國社會生活、文化習俗、以及人民精神麵貌的細緻描繪。他如何看待中國人民在麵對外部侵略和內部紛爭時的堅韌與智慧？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又有多深？作為一個遠渡重洋的記者，他是否也經曆過文化衝擊和適應的過程？我好奇他如何平衡新聞報道的客觀性與個人情感的投入，畢竟，長期的駐留，難免會讓他對這片土地産生某種情感上的聯係。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阿班留給我們的一個珍貴的“證詞”，他用他的眼睛和筆，為我們描繪瞭一個他所親曆的中國，一個充滿挑戰也充滿希望的中國。
评分翻開這本書，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那個年代的中國景象——煙塵彌漫的街頭，身著長衫的文人，奔赴戰場的年輕士兵，以及在睏苦中堅韌求生的普通百姓。阿班的視角，作為一個來自西方的觀察者，想必會帶來一種與我們本土曆史書寫截然不同的審視角度。他如何看待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那個西方列強環伺、內部矛盾重重的時期，他捕捉到瞭哪些中國社會變革的內在驅動力？我尤其期待書中對當時中國政治格局的描繪，國民黨、共産黨以及其他政治派彆的互動，日本侵略者帶來的巨大衝擊，這些復雜的關係是如何在阿班的筆下得以呈現的？他是否能超越簡單的二元對立，去揭示隱藏在事件背後的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因素？作為《紐約時報》的首席記者，他無疑擁有接觸高層信息的機會，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是否能將這些宏大的敘事與個體命運巧妙地結閤起來，讓我們看到曆史洪流中那些鮮活的麵孔和他們的悲歡離閤。這本書，在我心中，是一次重返曆史現場的邀請，去感受那個時代的脈搏，去理解那些塑造瞭今日中國的復雜力量。
评分《採訪中國：<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的中國歲月(1926-1941)》，光是書名便足以勾起我無限的遐想。阿班，這個名字承載著一個時代的記憶，他作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在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裏，留下瞭他獨特的觀察和思考。我設想，他筆下的中國，不僅僅是新聞報道的集閤，更是一幅幅生動的社會畫捲，展現瞭那個時代中國人民的生活狀態、思想情感以及麵對國傢危難時的反應。他是否曾深入到城市的角落，聆聽底層人民的聲音？他又是否與當時的政治人物有過直接的交流，揭示那些不為人知的政治博弈？我期待書中關於他如何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融閤的論述，以及他對中國民族性格的深刻洞察。作為一個身處異國他鄉的記者，他在記錄中國的同時，是否也經曆瞭自己的內心掙紮與成長？這本書，在我眼中，是一次深刻的“曆史迴訪”，通過阿班的視角，我們得以重溫那段充滿艱辛與希望的歲月，感受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和解放所付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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