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作者緻力於『鑑往』如何可以『知來』 這項巨大課題，為往後『全球曆史變遷』曆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啓發性，提供瞭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邱澎生
「作者首先從長時期的角度來觀察曆史變遷，也就是追溯明清時期到近、現代中國的曆史變遷；從比較史學的方法分析中國與歐洲近代史的發展異同；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充滿批判力，尤其是針對以西方中心觀所發展形成的世界史觀與社會科學理論；本書另一至為明顯的特點，就是他企圖聯係曆史到當代。」——巫仁恕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理論大傳統聚焦於近現代歐洲的誕生， 以此當作瞭解全球曆史變遷的樣闆。本書懷疑歐洲的曆史經驗不足為世界其他地區之曆史變遷提供閤適的引導，並以中國和歐洲之比較為例，緻力分析近代早期世界不同地區的原則和作法之異同，以此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方法。
本書觀察中國國傢與宗教關係、政治與經濟關係（即財政措施）、國傢與工業化關係，探討如何將中國史整閤進全球史，掌握到貫通多元地區而形成今日復雜世界的全球連結，以此取代侷限化的歐洲在全球曆史變遷分析中的地位；並透過連結討論「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環境議題，觀察曆史中的行動者之能動性及其運用，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結閤多方來源的各種觀念和靈感、構想齣他們政治與經濟行動的藍圖。
本書名為「鑑往知來」乃緣於，各種既多元又共享的復雜曆史，其傳承的結果構成瞭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試圖指齣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麵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
各界推薦
各界聯閤重磅推薦
硃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邱澎生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特聘教授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和文凱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黃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曆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鍾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曆史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首先從長時期的角度來觀察曆史變遷，也就是追溯明清時期到近、現代中國的曆史變遷；從比較史學的方法分析中國與歐洲近代史的發展異同；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充滿批判力，尤其是針對以西方中心觀所發展形成的世界史觀與社會科學理論；本書另一至為明顯的特點，就是他企圖聯係曆史到當代。」——巫仁恕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早期的社會理論大傳統聚焦於近現代歐洲的誕生， 以此當作瞭解全球曆史變遷的樣闆。本書懷疑歐洲的曆史經驗不足為世界其他地區之曆史變遷提供閤適的引導，並以中國和歐洲之比較為例，緻力分析近代早期世界不同地區的原則和作法之異同，以此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方法。
本書觀察中國國傢與宗教關係、政治與經濟關係（即財政措施）、國傢與工業化關係，探討如何將中國史整閤進全球史，掌握到貫通多元地區而形成今日復雜世界的全球連結，以此取代侷限化的歐洲在全球曆史變遷分析中的地位；並透過連結討論「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環境議題，觀察曆史中的行動者之能動性及其運用，是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結閤多方來源的各種觀念和靈感、構想齣他們政治與經濟行動的藍圖。
本書名為「鑑往知來」乃緣於，各種既多元又共享的復雜曆史，其傳承的結果構成瞭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試圖指齣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麵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
各界推薦
各界聯閤重磅推薦
硃元鴻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邱澎生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特聘教授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和文凱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黃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曆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鍾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曆史研究所副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王國斌（R. Bin Wong）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係傑齣教授，2004-2016年間擔任該校亞洲研究所創所所長。著述、閤著及編著俱豐，包括《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侷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以及與羅森塔爾（Jean-LaurentRosenthal）閤著之《分流前後：從政治經濟視角解析中國和歐洲的變遷》（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2011）；另有約百篇期刊論文和專書章節齣版。作品曾以英、中、日、法、德等多國語言，發錶於北美、東亞與歐洲各地。曾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法蘭西學院、中國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颱灣中央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學等機構客座訪學。自2009年起，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目前為巴黎經濟學院科學委員會及日本綜閤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研究計畫評估委員會之委員。
譯者簡介
李立凡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係學士、曆史研究所碩士（近世中國與多元文化組）。現為自由工作者，工作與自學並進。
王國斌（R. Bin Wong）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曆史係傑齣教授，2004-2016年間擔任該校亞洲研究所創所所長。著述、閤著及編著俱豐，包括《轉變的中國：曆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侷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以及與羅森塔爾（Jean-LaurentRosenthal）閤著之《分流前後：從政治經濟視角解析中國和歐洲的變遷》（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2011）；另有約百篇期刊論文和專書章節齣版。作品曾以英、中、日、法、德等多國語言，發錶於北美、東亞與歐洲各地。曾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法蘭西學院、中國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颱灣中央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學等機構客座訪學。自2009年起，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目前為巴黎經濟學院科學委員會及日本綜閤地球環境學研究所研究計畫評估委員會之委員。
譯者簡介
李立凡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係學士、曆史研究所碩士（近世中國與多元文化組）。現為自由工作者，工作與自學並進。
圖書目錄
序一∣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邱澎生
序二∣理論的迷思：重新評估近代中國的變遷模式／巫仁恕
第一章∣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曆史麵對全球狀況的復雜與多元
第二章∣國傢與宗教
第三章∣財政關係
第四章∣中國、歐洲與世界的工業化
第五章∣將中國曆史整閤進全球史
第六章∣人的能動性：利益與信念之錶達如何構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及文化
第七章∣界定可行，追求可欲
參考書目
附錄∣「王國斌專題：明清中國與全球史的連結」編案／李卓穎
附錄∣迴應一／硃元鴻
附錄∣迴應二／鍾月岑
附錄∣迴應三／何漢威
附錄∣迴應四／和文凱
附錄∣迴應五／黃剋武
附錄∣王國斌迴應／王國斌著，李立凡譯
譯者後記／李立凡
序二∣理論的迷思：重新評估近代中國的變遷模式／巫仁恕
第一章∣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曆史麵對全球狀況的復雜與多元
第二章∣國傢與宗教
第三章∣財政關係
第四章∣中國、歐洲與世界的工業化
第五章∣將中國曆史整閤進全球史
第六章∣人的能動性：利益與信念之錶達如何構成我們的政治、經濟及文化
第七章∣界定可行，追求可欲
參考書目
附錄∣「王國斌專題：明清中國與全球史的連結」編案／李卓穎
附錄∣迴應一／硃元鴻
附錄∣迴應二／鍾月岑
附錄∣迴應三／何漢威
附錄∣迴應四／和文凱
附錄∣迴應五／黃剋武
附錄∣王國斌迴應／王國斌著，李立凡譯
譯者後記／李立凡
圖書序言
序
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
邱澎生
王國斌教授以「鑑往知來」作為這部新書的主標題，對許多中文讀者而言，應該很容易想起傳統中國看待史學用處的一段知名古語：「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然而，與主標題濃厚的傳統中國意味頗不相同，國斌先生這部書的副標題「中國與全球曆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卻又意欲修正既有「社會理論」，並有誌於改良「全球曆史變遷」的史學書寫框架。因此，主、副標題可謂是傳統與現代的「混搭」，令本書在知識麵嚮上呈現齣某種有趣的張力，十分吸引讀者。讀畢全書七章內容，確實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麵的廣闊興趣與長期浸潤。透過徵引與辯論史學、經濟學、政治學、財政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策略研究等相關論著的一些重要論點，作者批駁瞭19世紀以來主要基於西歐曆史經驗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理論」，進而針對「鑑往」如何可以「知來」的這項巨大課題，作者以中國、歐洲自11世紀以迄當代的曆史經驗為主，旁及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的曆史經驗，鈎隱發微，現身說法，為往後「全球曆史變遷」曆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啓發性，提供瞭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作者寫作本書的宗旨，正如其在全書結論所作的一段綜述：「想指齣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麵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因為這些途徑讓我們能夠承認，我們未來能打造的選項，至少一部分是基於一些曆史上的作法，是後者創造瞭我們今天麵對的問題及可能的機會。」（頁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來」嗎？全書其實舉齣很多例證，筆者在此隻引其中一個事例：由19世紀初期以至20世紀晚期，全球經濟與政治變遷曆程，陸續由「以大西洋為中心」演變到「以太平洋為中心」，而當2013年中國大陸正式提齣「一帶一路」倡議，未來歐亞大陸內部會不會成為全球「第三個巨型地區式空間」，未來全球經濟財富是否將緊密連結成「三個主要的經濟連結集群」？而在此全球經濟重新整閤的過程中，原先曆史上齣現的英國、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模式是否會再次重現以「符閤過去全球經濟演化的要求」，還是未來走嚮將齣現「與過去作法的斷裂」？（頁134）作者這種發問方嚮，具體展現瞭其「鑑往」以「知來」的學術企圖心，也確實與現今許多曆史學傢撰述風格大異其趣。
在「鑑往」以「知來」的反覆論證裏，作者也極精彩地展示瞭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論」的長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論」肯定是件「知易行難」的學術事業。本書的作法則是：麵對那些主要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族國傢的形成」等「近現代性的大敘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認真反思這些近現代性大敘事背後所主要依據的「歐洲證據」，並同時將近五百年來中國曆史上有關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作法」整閤到「更大的經驗證據庫」；然後，一方麵指齣中國的曆史變遷敘事如何可供我們「修訂那些大敘事」與相關的「社會理論」，另一方麵則據以發展齣更有解釋力的全球史敘事模式以及更為細緻的社會理論（頁97）。作者相信，經過如此改良後的全球史書寫方式，纔能幫助更多讀者在「鑑往知來」時，既「不會預設某個或某群國傢的經驗必然可充作全球規範」（頁109），並且還能「將多樣的曆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頁30）。
上述有關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作法，其實是要更認真地麵對「曆史比較」。作者在寫作此書之前，對於曆史比較方法已有長期反思與試驗。1國斌先生在分析中國曆史變遷時，既參照歐洲曆史發展經驗，而又不受限於歐洲曆史發展經驗；在考察中國與歐洲發展經驗時，既強調要兼顧相似性與差異性，同時，還主張要綜閤「迴顧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與「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書的說法則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曆史經驗時，不要掉入許多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曆史比較時經常齣現的某種思考習慣與寫作風格——「把其中一個視為熟悉的、預期中的，而把另一個當作外來的、不尋常的」。作者對治此項思考與寫作習慣的方法，即是倡議針對兩個客體進行曆史比較時，應該更加講究「如何能做得更對稱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頁111）。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對稱均衡式比較」背後涉及的，其實也不隻是研究者心態的調整，還要研究者在知識與視野方麵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話，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項：一則必須對兩邊（或三邊）比較案例都有充分且實質的熟悉認識；二則要能批判地檢視那些再現（representing）比較案例的學術著作；三則還要有效形構齣這般作法所指嚮的未來發展，而不僅止於暫時性的提議（頁111-112）。這對研究者而言確實是難度不小的智性挑戰！作者寫道：「就我所見，歐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區之曆史並未受到應得的知性重視，」他主張要「嚴肅對待曆史」，「在麵對歐洲或其他地方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之作法的型態（patterns）時」，要能「審慎區分存在於它們之間的各種曆史維度，以及其中各種異同之意義」，進而「瞭解未來在多大的範圍內可能發生變異」（頁48），這便構成本書進行曆史比較時的基本態度與立場。
簡單說，本書之所以要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不隻是為瞭批駁既有的「近現代性的大敘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種相關「社會理論」，更同時著眼在重建新的曆史敘事模式與更閤用的社會理論。針對明清中國由所謂「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現代」（modern）大約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長時段曆史，本書由宗教與國傢互動關係、財政體製以及工業發展三個麵嚮，既比較中國與歐洲之相似性與差異性，又從而提齣一套新的曆史敘事模式。本書建構這套新的曆史敘事模式，是寄希望於為中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同時段曆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釋效力的「連結」（connections），試圖書寫一套更有啓發性的「全球史」。可以這麼說，建立「明清中國與全球的連結」，藉以替代「西方中心論」種種既有曆史敘事，即是本書的最主要著眼點。
筆者針對此書內容補充兩項個人觀察，希望或能有助於增益讀者閱讀本書的思考麵嚮。
第一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過程中，作者似乎特彆關注「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課題，值得在此做些介紹與分析。在依序由宗教與國傢互動關係、財政體製以及工業發展等麵嚮展開討論時，本書經常會先針對那些基於歐洲曆史經驗所總結歸納並且廣為許多學者接受的「成功曆史敘事」進行概括，之後作者便開始討論中國的具體情況。
與一般常見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會先說明歐洲與中國所麵臨的處境，其實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經濟發展等方麵的某些共通問題與挑戰，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緊接著，作者便轉而分析中國在解決這些共通問題與挑戰的具體辦法時，其實經常選擇瞭和歐洲不一樣的因應之道，因而構成瞭中國與歐洲雙方存在的主要差異性。而當本書仔細考察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時候，則經常會將重心放在「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核心課題上。
本書分析中國與歐洲「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核心課題時，重心特彆放在國傢機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上；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何針對良好社會秩序而進行想像、認知與評價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則是區辨不同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重中之重。從某個意義說，本書分析明清中國「社會秩序的再生産」課題，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對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的認識上。在絕大多數學者看來，明清中國政府規模甚小，因而國傢能力極其有限，緻使鄉紳或其他各類社會菁英能以各種策略在地方事務上發揮巨大影響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國斌卻以其與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國倉儲製度實證研究為基礎（Will and Wong, 1991），對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提齣很不同的看法，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本書文字：
在18世紀以前，就當時的世界曆史標準來說，中國國傢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舉例來說，國傢可以收集中國超過一韆三百個縣每十天一計的糧價資訊，從這些資訊匯整齣每個府、州中數種榖糧各彆的高低價格，再由省級官員按月迴報給中央。基於價格與收獲的狀況，預估及實際結果都以正常豐收的情況為準來算齣該年達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員可以估算影響城居及鄉居平民的糧食供應狀況，且幾乎可掌握到全中國領域的地方層級。（頁54-55）
這段有關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的描述，對許多讀者而言可能有點難以想像，但這不僅是作者基於實證研究而得到的具體觀察，更是本書據以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傢能力的一項重要基礎，作者據此進而針對中國曆史上的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工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進行瞭細緻考察與比較。
以前述「讓人印象深刻的」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為齣發點，本書對中國與歐洲的「社會秩序的再生産」課題做瞭許多比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具有一種與歐洲不同的社會基礎，這主要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社會菁英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一種共同「感知」。本書強調：當時中國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對於良好社會秩序具有一種共同期待，作者將這種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稱為是一種「分形的治理議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經常錶現齣一套「共享的原則和治理策略」；而且，與11世紀至16世紀歐洲的曆史變遷極不相同，「在中國，無論地方或國傢層次都缺乏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頁53）；相對而言，歐洲的國傢與社會關係便經常錶現為一種「二元對立」，主要呈現為一種對抗並尋求妥協的「競爭性關係」。在本書看來，傳統中國「沒有齣現如同近代早期歐洲鼓勵國傢與社會分離並産生宗教與政治權威之區隔的製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主要存在一種國傢與社會之間的「非競爭性關係」（頁56）。
上述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存在的「差異性」，使得歐洲與中國在麵臨原本「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問題時，便各自選擇瞭不同的曆史發展途徑，並且同時影響到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工業發展等三個領域。在宗教領域上，中國可謂是一種「政教閤一」的國傢，而歐洲在近代初期則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政教分離」的國傢；在財政領域上，歐洲是以英國（與其美洲殖民地）為典型（所謂「無代錶、不納稅」），以及推行所謂「重商主義」的擴張商業貿易政策，進而增加稅收來源，以支持本國應對國際戰爭；而中國則是由地方官員鼓勵社會菁英興修水利、擴建糧倉以穩定農業稅收，並藉以支持大型軍事活動。在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領域上，歐洲國傢偏重支持特定行業的商人，緻力於「以生産更多、外銷更多以便積聚更多金錢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傢更富有、更強盛」；而中國到瞭晚清政府募集資金、組織新産業時，一開始仍然是「經由官員與士大夫的齊心協力獲得開展」，而後來則是透過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發布《勛商章程》等辦法，對那些協助政府在國內創立實業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們承擔某事物的社會責任感」（頁83、93）。
這些事例都在在證成歐洲與中國在針對「社會秩序的再生産」共通課題時，雙方在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上其實已在11世紀之後慢慢演化齣巨大差異性。影響所及，中國與歐洲在國傢、菁英與普通百姓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彼此便顯得相當不同，形構齣兩種極不相同的「製度化期望」（頁53），進而緻使雙方在政治與經濟變遷長期過程中，經常齣現頗不相同的「信念與利益」錶達方式（頁117）。具體而論，當歐洲由「君權神授」演變為「人民主權」的政治經濟體製時（頁122），中國則始終有效運作著一種強調政府必須重視「農民物質安穩之日常福祉」的「中國式善治觀」（頁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認為，上述歐洲與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製或是「治理觀念」，其實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以歐洲近代民主政體而論，其所「主張的政治正當性」，是以施行「多數公民支持的政策」為依歸，且「公民能用選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領導人」，故而人們期待「成功當選的官員應該代錶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這個程序不受製於「特殊利益團體之遊說（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競爭的群體、團體或階級利益之間」超越特定當選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閤更廣大的「國內社會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問題（頁121-122）。反觀中國平民百姓，盡管未曾齣現歐洲那種「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錶達利益訴求的管道（如工會和選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國人用以「錶達利益的製度和機製」始終未曾有過「相同的拓展」（頁126）。然而，中國傳統仁政下的「政治正當性觀念」，其實是「比歐洲更重視人民的利益」，而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則是由「對於何謂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確認。盡管近現代中國人「並不享有如歐洲人那般的基礎」來落實自己的需求，無法如歐洲人那般透過議會選舉而「與官員閤作以推動讓他們協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國民眾至今仍然強烈深信「官員和地方菁英應該施行善治」。雖然有時候「除瞭更多抗爭之外也訴求無門」，但這種傳統的「中國式善治觀」仍然在深處不斷發揮作用，作者甚至寫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門抗議政府的群眾，他們對自身所擁選項之設想，或許大緻上便是如此。」（頁126）
筆者對本書的第二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同時，作者對中國與歐洲的各自內部演變過程，雖然也有留意，但相對說來，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在其過去與近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這似乎呼應瞭作者對曆史比較方法的一貫主張：要同時綜閤「迴顧式分析」與「前瞻式分析」，不能隻由近代的角度看過去，以免過度地「隻以成敗論英雄」。
何謂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例如，在討論歐洲的宗教與國傢關係時，本書盡管留意到歐洲自11世紀建立教皇製、16世紀發生宗教改革，乃至於其後民族國傢更形穩固的種種變化，但仍然強調歐洲這段曆史上一脈相承的那種社會與國傢相互對抗並尋求妥協之「競爭性關係」。這種強調「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的分析視角，在分析明清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議題上，則更加顯著。
雖然本書提及明清中國經濟發生瞭由18世紀的農業發展、19世紀頻繁的商業糾紛及其解決機製，乃至於清末成立農會與商會的一係列重要變化，甚至還超齣明清時代而一路往下論及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崛起。討論這麼長時段的中國曆史變化，作者當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紀晚清以來中國經濟變化齣現瞭某種巨大的「斷裂性」，但是，本書最終還是強調這其間的「延續性」，這是一個極特彆而且又確實容易引起爭議的作法，需要讀者多予留意與深入思考。
（全文請見本書）
認真比較中西「善治觀」：王國斌先生對「通古今之變」的現代詮釋
邱澎生
王國斌教授以「鑑往知來」作為這部新書的主標題，對許多中文讀者而言，應該很容易想起傳統中國看待史學用處的一段知名古語：「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然而，與主標題濃厚的傳統中國意味頗不相同，國斌先生這部書的副標題「中國與全球曆史變遷的模式與社會理論」，卻又意欲修正既有「社會理論」，並有誌於改良「全球曆史變遷」的史學書寫框架。因此，主、副標題可謂是傳統與現代的「混搭」，令本書在知識麵嚮上呈現齣某種有趣的張力，十分吸引讀者。讀畢全書七章內容，確實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麵的廣闊興趣與長期浸潤。透過徵引與辯論史學、經濟學、政治學、財政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策略研究等相關論著的一些重要論點，作者批駁瞭19世紀以來主要基於西歐曆史經驗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響力的「社會理論」，進而針對「鑑往」如何可以「知來」的這項巨大課題，作者以中國、歐洲自11世紀以迄當代的曆史經驗為主，旁及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的曆史經驗，鈎隱發微，現身說法，為往後「全球曆史變遷」曆史書寫可以如何更有啓發性，提供瞭相當多的洞見與建議。作者寫作本書的宗旨，正如其在全書結論所作的一段綜述：「想指齣一些方法途徑，有益於我們未來麵對地緣政治、全球經濟及地球環境上的種種挑戰，因為這些途徑讓我們能夠承認，我們未來能打造的選項，至少一部分是基於一些曆史上的作法，是後者創造瞭我們今天麵對的問題及可能的機會。」（頁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來」嗎？全書其實舉齣很多例證，筆者在此隻引其中一個事例：由19世紀初期以至20世紀晚期，全球經濟與政治變遷曆程，陸續由「以大西洋為中心」演變到「以太平洋為中心」，而當2013年中國大陸正式提齣「一帶一路」倡議，未來歐亞大陸內部會不會成為全球「第三個巨型地區式空間」，未來全球經濟財富是否將緊密連結成「三個主要的經濟連結集群」？而在此全球經濟重新整閤的過程中，原先曆史上齣現的英國、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模式是否會再次重現以「符閤過去全球經濟演化的要求」，還是未來走嚮將齣現「與過去作法的斷裂」？（頁134）作者這種發問方嚮，具體展現瞭其「鑑往」以「知來」的學術企圖心，也確實與現今許多曆史學傢撰述風格大異其趣。
在「鑑往」以「知來」的反覆論證裏，作者也極精彩地展示瞭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論」的長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論」肯定是件「知易行難」的學術事業。本書的作法則是：麵對那些主要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民族國傢的形成」等「近現代性的大敘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認真反思這些近現代性大敘事背後所主要依據的「歐洲證據」，並同時將近五百年來中國曆史上有關的「文化、經濟及政治作法」整閤到「更大的經驗證據庫」；然後，一方麵指齣中國的曆史變遷敘事如何可供我們「修訂那些大敘事」與相關的「社會理論」，另一方麵則據以發展齣更有解釋力的全球史敘事模式以及更為細緻的社會理論（頁97）。作者相信，經過如此改良後的全球史書寫方式，纔能幫助更多讀者在「鑑往知來」時，既「不會預設某個或某群國傢的經驗必然可充作全球規範」（頁109），並且還能「將多樣的曆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頁30）。
上述有關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作法，其實是要更認真地麵對「曆史比較」。作者在寫作此書之前，對於曆史比較方法已有長期反思與試驗。1國斌先生在分析中國曆史變遷時，既參照歐洲曆史發展經驗，而又不受限於歐洲曆史發展經驗；在考察中國與歐洲發展經驗時，既強調要兼顧相似性與差異性，同時，還主張要綜閤「迴顧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與「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書的說法則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曆史經驗時，不要掉入許多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曆史比較時經常齣現的某種思考習慣與寫作風格——「把其中一個視為熟悉的、預期中的，而把另一個當作外來的、不尋常的」。作者對治此項思考與寫作習慣的方法，即是倡議針對兩個客體進行曆史比較時，應該更加講究「如何能做得更對稱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頁111）。然而，要注意的是，這種「對稱均衡式比較」背後涉及的，其實也不隻是研究者心態的調整，還要研究者在知識與視野方麵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話，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項：一則必須對兩邊（或三邊）比較案例都有充分且實質的熟悉認識；二則要能批判地檢視那些再現（representing）比較案例的學術著作；三則還要有效形構齣這般作法所指嚮的未來發展，而不僅止於暫時性的提議（頁111-112）。這對研究者而言確實是難度不小的智性挑戰！作者寫道：「就我所見，歐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區之曆史並未受到應得的知性重視，」他主張要「嚴肅對待曆史」，「在麵對歐洲或其他地方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上之作法的型態（patterns）時」，要能「審慎區分存在於它們之間的各種曆史維度，以及其中各種異同之意義」，進而「瞭解未來在多大的範圍內可能發生變異」（頁48），這便構成本書進行曆史比較時的基本態度與立場。
簡單說，本書之所以要力圖超越「西方中心論」，不隻是為瞭批駁既有的「近現代性的大敘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種相關「社會理論」，更同時著眼在重建新的曆史敘事模式與更閤用的社會理論。針對明清中國由所謂「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現代」（modern）大約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長時段曆史，本書由宗教與國傢互動關係、財政體製以及工業發展三個麵嚮，既比較中國與歐洲之相似性與差異性，又從而提齣一套新的曆史敘事模式。本書建構這套新的曆史敘事模式，是寄希望於為中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同時段曆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釋效力的「連結」（connections），試圖書寫一套更有啓發性的「全球史」。可以這麼說，建立「明清中國與全球的連結」，藉以替代「西方中心論」種種既有曆史敘事，即是本書的最主要著眼點。
筆者針對此書內容補充兩項個人觀察，希望或能有助於增益讀者閱讀本書的思考麵嚮。
第一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的過程中，作者似乎特彆關注「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課題，值得在此做些介紹與分析。在依序由宗教與國傢互動關係、財政體製以及工業發展等麵嚮展開討論時，本書經常會先針對那些基於歐洲曆史經驗所總結歸納並且廣為許多學者接受的「成功曆史敘事」進行概括，之後作者便開始討論中國的具體情況。
與一般常見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會先說明歐洲與中國所麵臨的處境，其實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經濟發展等方麵的某些共通問題與挑戰，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緊接著，作者便轉而分析中國在解決這些共通問題與挑戰的具體辦法時，其實經常選擇瞭和歐洲不一樣的因應之道，因而構成瞭中國與歐洲雙方存在的主要差異性。而當本書仔細考察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時候，則經常會將重心放在「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核心課題上。
本書分析中國與歐洲「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個核心課題時，重心特彆放在國傢機構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係上；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如何針對良好社會秩序而進行想像、認知與評價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則是區辨不同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的重中之重。從某個意義說，本書分析明清中國「社會秩序的再生産」課題，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對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的認識上。在絕大多數學者看來，明清中國政府規模甚小，因而國傢能力極其有限，緻使鄉紳或其他各類社會菁英能以各種策略在地方事務上發揮巨大影響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國斌卻以其與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國倉儲製度實證研究為基礎（Will and Wong, 1991），對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提齣很不同的看法，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本書文字：
在18世紀以前，就當時的世界曆史標準來說，中國國傢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舉例來說，國傢可以收集中國超過一韆三百個縣每十天一計的糧價資訊，從這些資訊匯整齣每個府、州中數種榖糧各彆的高低價格，再由省級官員按月迴報給中央。基於價格與收獲的狀況，預估及實際結果都以正常豐收的情況為準來算齣該年達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員可以估算影響城居及鄉居平民的糧食供應狀況，且幾乎可掌握到全中國領域的地方層級。（頁54-55）
這段有關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的描述，對許多讀者而言可能有點難以想像，但這不僅是作者基於實證研究而得到的具體觀察，更是本書據以比較中國與歐洲國傢能力的一項重要基礎，作者據此進而針對中國曆史上的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工業發展等三大領域進行瞭細緻考察與比較。
以前述「讓人印象深刻的」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為齣發點，本書對中國與歐洲的「社會秩序的再生産」課題做瞭許多比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紀中國國傢能力具有一種與歐洲不同的社會基礎，這主要是來自於政府官員和社會菁英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一種共同「感知」。本書強調：當時中國政府官員與社會菁英對於良好社會秩序具有一種共同期待，作者將這種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稱為是一種「分形的治理議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經常錶現齣一套「共享的原則和治理策略」；而且，與11世紀至16世紀歐洲的曆史變遷極不相同，「在中國，無論地方或國傢層次都缺乏宗教與世俗的區分」（頁53）；相對而言，歐洲的國傢與社會關係便經常錶現為一種「二元對立」，主要呈現為一種對抗並尋求妥協的「競爭性關係」。在本書看來，傳統中國「沒有齣現如同近代早期歐洲鼓勵國傢與社會分離並産生宗教與政治權威之區隔的製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主要存在一種國傢與社會之間的「非競爭性關係」（頁56）。
上述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存在的「差異性」，使得歐洲與中國在麵臨原本「社會秩序的再生産」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問題時，便各自選擇瞭不同的曆史發展途徑，並且同時影響到宗教政令、財政體製與工業發展等三個領域。在宗教領域上，中國可謂是一種「政教閤一」的國傢，而歐洲在近代初期則慢慢演變成為一種「政教分離」的國傢；在財政領域上，歐洲是以英國（與其美洲殖民地）為典型（所謂「無代錶、不納稅」），以及推行所謂「重商主義」的擴張商業貿易政策，進而增加稅收來源，以支持本國應對國際戰爭；而中國則是由地方官員鼓勵社會菁英興修水利、擴建糧倉以穩定農業稅收，並藉以支持大型軍事活動。在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領域上，歐洲國傢偏重支持特定行業的商人，緻力於「以生産更多、外銷更多以便積聚更多金錢的方式，使自己的國傢更富有、更強盛」；而中國到瞭晚清政府募集資金、組織新産業時，一開始仍然是「經由官員與士大夫的齊心協力獲得開展」，而後來則是透過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發布《勛商章程》等辦法，對那些協助政府在國內創立實業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們承擔某事物的社會責任感」（頁83、93）。
這些事例都在在證成歐洲與中國在針對「社會秩序的再生産」共通課題時，雙方在國傢與社會互動關係上其實已在11世紀之後慢慢演化齣巨大差異性。影響所及，中國與歐洲在國傢、菁英與普通百姓之間的互動關係上，彼此便顯得相當不同，形構齣兩種極不相同的「製度化期望」（頁53），進而緻使雙方在政治與經濟變遷長期過程中，經常齣現頗不相同的「信念與利益」錶達方式（頁117）。具體而論，當歐洲由「君權神授」演變為「人民主權」的政治經濟體製時（頁122），中國則始終有效運作著一種強調政府必須重視「農民物質安穩之日常福祉」的「中國式善治觀」（頁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認為，上述歐洲與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製或是「治理觀念」，其實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以歐洲近代民主政體而論，其所「主張的政治正當性」，是以施行「多數公民支持的政策」為依歸，且「公民能用選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領導人」，故而人們期待「成功當選的官員應該代錶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這個程序不受製於「特殊利益團體之遊說（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競爭的群體、團體或階級利益之間」超越特定當選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閤更廣大的「國內社會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問題（頁121-122）。反觀中國平民百姓，盡管未曾齣現歐洲那種「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錶達利益訴求的管道（如工會和選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國人用以「錶達利益的製度和機製」始終未曾有過「相同的拓展」（頁126）。然而，中國傳統仁政下的「政治正當性觀念」，其實是「比歐洲更重視人民的利益」，而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則是由「對於何謂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確認。盡管近現代中國人「並不享有如歐洲人那般的基礎」來落實自己的需求，無法如歐洲人那般透過議會選舉而「與官員閤作以推動讓他們協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國民眾至今仍然強烈深信「官員和地方菁英應該施行善治」。雖然有時候「除瞭更多抗爭之外也訴求無門」，但這種傳統的「中國式善治觀」仍然在深處不斷發揮作用，作者甚至寫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門抗議政府的群眾，他們對自身所擁選項之設想，或許大緻上便是如此。」（頁126）
筆者對本書的第二項觀察是：在比較中國與歐洲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同時，作者對中國與歐洲的各自內部演變過程，雖然也有留意，但相對說來，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在其過去與近現代之間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這似乎呼應瞭作者對曆史比較方法的一貫主張：要同時綜閤「迴顧式分析」與「前瞻式分析」，不能隻由近代的角度看過去，以免過度地「隻以成敗論英雄」。
何謂更加看重特定比較對象的「延續性」而非「斷裂性」？例如，在討論歐洲的宗教與國傢關係時，本書盡管留意到歐洲自11世紀建立教皇製、16世紀發生宗教改革，乃至於其後民族國傢更形穩固的種種變化，但仍然強調歐洲這段曆史上一脈相承的那種社會與國傢相互對抗並尋求妥協之「競爭性關係」。這種強調「延續性」而不是「斷裂性」的分析視角，在分析明清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議題上，則更加顯著。
雖然本書提及明清中國經濟發生瞭由18世紀的農業發展、19世紀頻繁的商業糾紛及其解決機製，乃至於清末成立農會與商會的一係列重要變化，甚至還超齣明清時代而一路往下論及一九八○年代中國大陸鄉鎮企業的崛起。討論這麼長時段的中國曆史變化，作者當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紀晚清以來中國經濟變化齣現瞭某種巨大的「斷裂性」，但是，本書最終還是強調這其間的「延續性」，這是一個極特彆而且又確實容易引起爭議的作法，需要讀者多予留意與深入思考。
（全文請見本書）
圖書試讀
第一章
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曆史麵對全球狀況的復雜與多元
在許多課題上，我們往往認為：在歐洲曆史中形成瞭一些關鍵的作法及措施（practices），而這些關鍵作法的流傳則創生瞭近現代（modern，19-20世紀）時期的基本特徵。這當然非常適用於那些採取歐洲理念和製度來建造自身國傢和社會的白人移住民（settler）社會。然而，對於在經濟、政治和組織化宗教（organized religion）上都擁有各自曆史的世界其他地區，人們對各種議題的認知主軸和評估標準，仍是由一種預設所界定，亦即認為近現代時期的經濟變遷（economi cchange）、國傢建構（state making / building）2和宗教活動均是由於採納並適用瞭歐美原則和作法而驅動。我們為瞭跨齣此一思維取嚮而做的努力，即已經為源於歐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給齣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紀）世界不同地區（如中國和歐洲）的原則和作法，對於各地所形成的近現代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問題與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這本小書對此提齣瞭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此一探究曆史變遷的取徑，旨在修正我們的瞭解：世界不同地區的曆史該如何深入研究及彼此對話，並由此對世界的曆史及未來理解得更加踏實有據、思維更加嚴謹。隨著我們越將目光從較遙遠的過去移至眼前當下，世界各地的連結也就越發重要，然而除非我們更加瞭解那些連結如何造就各個地區更為廣大的整套可能性與問題，否則我們就不算是將多樣的曆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著名的社會理論均是以分析歐洲曆史變遷為基礎，而我們二戰後的社會科學亦皆採藉這些社會理論。今日要修訂社會理論，一種可能的方法是思考我們若鍥而不捨地探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各種變遷曆史，會如何發現我們在新的社會理論時代中所需要的材料。
藉歐洲以外世界各地區之曆史麵對全球狀況的復雜與多元
在許多課題上，我們往往認為：在歐洲曆史中形成瞭一些關鍵的作法及措施（practices），而這些關鍵作法的流傳則創生瞭近現代（modern，19-20世紀）時期的基本特徵。這當然非常適用於那些採取歐洲理念和製度來建造自身國傢和社會的白人移住民（settler）社會。然而，對於在經濟、政治和組織化宗教（organized religion）上都擁有各自曆史的世界其他地區，人們對各種議題的認知主軸和評估標準，仍是由一種預設所界定，亦即認為近現代時期的經濟變遷（economi cchange）、國傢建構（state making / building）2和宗教活動均是由於採納並適用瞭歐美原則和作法而驅動。我們為瞭跨齣此一思維取嚮而做的努力，即已經為源於歐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給齣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紀）世界不同地區（如中國和歐洲）的原則和作法，對於各地所形成的近現代政治、經濟和宗教的問題與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這本小書對此提齣瞭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稱的評估。此一探究曆史變遷的取徑，旨在修正我們的瞭解：世界不同地區的曆史該如何深入研究及彼此對話，並由此對世界的曆史及未來理解得更加踏實有據、思維更加嚴謹。隨著我們越將目光從較遙遠的過去移至眼前當下，世界各地的連結也就越發重要，然而除非我們更加瞭解那些連結如何造就各個地區更為廣大的整套可能性與問題，否則我們就不算是將多樣的曆史納入對於吾人共有的當下與共享的未來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著名的社會理論均是以分析歐洲曆史變遷為基礎，而我們二戰後的社會科學亦皆採藉這些社會理論。今日要修訂社會理論，一種可能的方法是思考我們若鍥而不捨地探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各種變遷曆史，會如何發現我們在新的社會理論時代中所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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