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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研究對象的活動空間而言，無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國、南洋和歐美等地。從研究方法的範疇而言，是跨學術領域的，除了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貫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輔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和查訪、社會學的統計和調查、政治學的勞資理論學說、口述歷史記錄、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別史等研究方法。

　　全書內容可說是作者過去十餘年學術研究歷程的寫照：從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工作者，因為工作場域和研究資料等因素，而逐漸進入海外華人史和南洋華人族群社會的研究領域；再因自我的學術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華人與近代中國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南洋華人對近代中國影響的研究方向努力。

本書特色

　　本書是作者黃賢強跨地域和跨領域的史學研究成果，並以新的視野來探討近代中國和南洋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

作者簡介

黃賢強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歷史學博士、碩士，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

　　歷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交通大學客座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客座教授、《上海史國際論叢》編委會委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海外編輯委員、美國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前言
 
‧上編‧跨域抗爭運動——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
第一章  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
一  前言
二  19世紀後期的動物化文圖
三  20世紀初期的動物化文圖
四  結論
第二章  1905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一  前言
二  廣州的排外傳統和反美情緒
三  艾麗絲訪問廣州事件
四  《拒約報》與廣州的抗爭文宣
五  結論
第三章  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一  前言
二  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三  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從抵制美貨運動到革命運動
四  澳洲華人與近代中國：保皇會與抗美運動的關係
五  抵制運動：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史
六  代結論：三個問題的反思
 
‧下編‧跨域華人社會與政治—— 從中國到南洋
第四章  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
一  前言
二  華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據標準
三  新馬華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點
四  新馬華人近代史後段各期的特點
第五章  近三十年來新加坡的華人研究 
一  緒言
二  新加坡的華人研究基地
三  學報的出版
四  叢書和紀念特刊
五  回顧與展望
第六章  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
一  前言
二  19世紀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
三  檳城的客籍副領事
四  檳城華人社會第三股勢力集團的形成
五  結論
第七章  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
一  前言
二  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婦女南來的原因
三  檳城的紅燈區
四  娼妓問題與社會輿論
五  妓女與鴇母及嫖客的關係
六  妓女與私會黨及警察的關係
七  娼妓參與的慈善事業
八  結論
第八章  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以《 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
一  前言
二  議論文章的性質和數量的分析
三  女子教育問題
四  結論
第九章  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
一  前言
二 日本「刺客」南來的情報來源及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認知
三  海峽殖民地政府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四  英國政府對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第十章  孫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團體及其互動模式
一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成立
二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關係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檳城革命團體
第十一章  同德書報社與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一  前言
二  孫中山與同德書報社
三  同德書報社的領導層
四  同德書報社與紀念孫中山的活動
五  結論：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第十二章  戰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的勞工運動
一  前言：勞資關係之基本理論
二  戰後工運發展的三個階段
三  勞工運動的後現代論述：浪漫劇的角色解讀
四  結論
 
‧續編‧跨域知識分子——再發現南洋與中國
第十三章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三  晚清招攬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
四  餘論
 
參考書目
 
後記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一  前言
晚清的外來人才，狹義的是指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聘用為各種專業顧問、軍事教官和學堂教習的歐美和日本人才。但廣義而言，還可包括從中國出洋留學後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和最早公費到美國的120位小留學生，以及以後大量到日本公費或自費留學的中國學生。比較少人注意到從南洋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因為大部分從南洋回國貢獻的是響應「實業救國」的富商，還有一些是響應孫中山號召的革命志士。
 
本文是以晚清時期從南洋回國服務的三位知識分子為案例，討論這些在南洋成長，在西方受教育和專業訓練的知識分子，為何最後選擇將其所學貢獻給中國社會？他們對晚清中國的外交政治、文化教育、醫療科學等領域有何衝擊和影響？從這三位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還可進而探討晚清招攬外來人才政策的一些偏差現象，以及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幾種模式。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辜鴻銘（1857—1928）是最早從南洋回國服務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出生在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檳榔嶼（今之馬來西亞檳城）。父親是土生華人辜紫雲，母親是葡萄牙女子。辜鴻銘從小在檳榔嶼受英文教育，11歲時被蘇格蘭籍的義父布朗帶到愛丁堡接受正規的西方學校教育，前後共14年。其間他先後修過拉丁文、希臘文、數學、形而上學、道德哲學、修辭學等科目，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後再去德國和法國進修。他不只瞭解西方文化和歷史，也精通歐洲多種語言。1880年，24歲的辜鴻銘學成回到檳榔嶼，不久後在新加坡擔任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公職。同年，受李鴻章保薦到法國留學的馬建忠學成回國，途經新加坡。辜鴻銘和馬建忠見面長談，馬建忠成了辜鴻銘的中國文化啟蒙老師，開啟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尊崇和嚮往。不久後辜鴻銘離開南洋北上故國，先在香港停留三、四年，鑽研中國古書和文化。1885年，29歲的辜鴻銘受楊汝樹和趙鳳昌等人推薦，進入張之洞幕府，最初擔任翻譯委員，後來成為張之洞外交上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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