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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重建、社會公正、文明崛起、維權抗爭、
毛式民主、公民儒教、體制改革

　　今日中國，各種思想百花齊放
　　陳宜中《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通過深度訪談：

　　國寶級思想家錢理群
　　追求社會公正與憲政民主的秦暉
　　反思富強崛起、呼喚岑名崛起的許紀霖
　　研究底層維權抗爭的于建嶸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華
　　倡議公民儒教的新儒家陳明
　　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高放
　　在他們各有獨到的視野中，
　　對中國的現況與未來提出不同診斷。

　　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出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
　　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
　　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
　　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

作者簡介

陳宜中

　　1970年生，高雄人。台灣大學電機系學士，劍橋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院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兼任《思想》季刊編委。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主義思想史、正義理論、應用政治哲學、當代政治思潮等。

憂思者的思考：《中國關鍵七問》序（錢永祥）
導言：中國崛起之後
拒絕遺忘：錢理群訪談
為自由而限權　為福利而問責：秦暉訪談
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訪談
底層中國的維權抗爭：于建嶸訪談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訪談
公民儒教的進路：陳明訪談
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聲：高放訪談

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訪談錄

許紀霖先生，浙江紹興人，1957年出生於上海。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1977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1982年留校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受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影響，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反思，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從「啟蒙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並積極介入當代論爭，為大陸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有《無窮的困惑》、《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化史》（主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著作。

一、1980年代的啟蒙及其分裂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許先生，可否請您先談談您的成長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屆的？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我1957年出生，在上海長大。文革時我是小學生，紅小兵。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在上海市郊的東海農場。1978年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我本科4年畢業後，剛好缺青年教師，所以我就留校了，在任教的期間在職讀碩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時，歲數算是比較小的。

許：我們班上，幾乎全都是「老三屆」，所以我是小字輩。班長與班裡年齡最小的相差15歲，他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都可以把你生出來了。」我自己觀察，老三屆的話題總是繞不過文革。關於文革，有三個不同的年齡層，區別在於康有為所說的「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對老三屆，文革是「所經之事」。對我這個紅小兵而言是「所見之事」，因為我沒有直接經歷，就算經歷也是很間接的。而對文革後的一代，文革則是「所聞之事」了。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雖然經歷過，但畢竟經歷有限，沒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覺得跟老三屆相比，自己與1960年代出生的人更有親和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您最初做的是民主黨派研究，大學時代就對這題目感興趣？

許：純屬偶然。念大學時，自己亂看書。畢業留校之後，系裡要我跟著一個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我對民主黨派本身沒什麼興趣，但發現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得了，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與當代知識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我的第一篇稿，寫的是黃遠生。他是民國初年的名記者，袁世凱稱帝時要他幫忙造勢。他非常掙扎，寫完了又很後悔，因此後來寫了《懺悔錄》，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了很有感受，就寫了一篇〈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給了《讀書》雜誌。當時王焱是《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竟然把我這個無名之輩的處女作發了出來，給我很大的鼓勵。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寫了二、三十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個案我稱之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從個案出發，提煉出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就像以賽亞‧柏林和別爾嘉耶夫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王：您為何認為大學的經歷是最重要的？

許：1980年代大學的氛圍，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私人空間很少，連談戀愛都很拘束，與女同學稍為接觸多一點，支部書記就會來干預。但1980年代校園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競選人大代表、模擬審判、討論國家大事、上街遊行等等，熱鬧極了。1980年代有一種後文革的氛圍，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轉化為一種「後理想主義」，從「奉旨造反」轉向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開放。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大視野、大思路、大氣魄，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比如赫爾岑、屠格涅夫，既有懷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信念很簡單，為一個簡單的主義奮鬥，非常有行動力；但他們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子似乎剛好倒過來。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我們都是行動主義者，總是要有一個信念，都喜歡大問題，具有實踐性，而這恐怕都與文革的紅衛兵精神有關。而1990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如我的學生一代，書讀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國父親那代，常常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在虛無主義的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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