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價值重建、社會公正、文明崛起、維權抗爭、
毛式民主、公民儒教、體製改革
今日中國，各種思想百花齊放
陳宜中《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通過深度訪談：
國寶級思想傢錢理群
追求社會公正與憲政民主的秦暉
反思富強崛起、呼喚岑名崛起的許紀霖
研究底層維權抗爭的於建嶸
非典型的毛左派袁庾華
倡議公民儒教的新儒傢陳明
呼籲政治體製改革的高放
在他們各有獨到的視野中，
對中國的現況與未來提齣不同診斷。
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齣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
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
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
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
作者簡介
陳宜中
1970年生，高雄人。颱灣大學電機係學士，劍橋大學社會暨政治科學院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兼任《思想》季刊編委。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主義思想史、正義理論、應用政治哲學、當代政治思潮等。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導言：中國崛起之後
拒絕遺忘：錢理群訪談
為自由而限權 為福利而問責：秦暉訪談
崛起中國的十字路口：許紀霖訪談
底層中國的維權抗爭：於建嶸訪談
永遠的造反派：袁庾華訪談
公民儒教的進路：陳明訪談
政治體製改革的先聲：高放訪談
圖書序言
序
憂思者的思考：《中國關鍵七問》
當代中國充滿瞭難以調和的對比。它已經是世界強國之一，具備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但它既無法管束自己官員的貪腐濫權，也尚未建立人民敢信任的統治秩序。它幫助許多人在一代之間從赤貧變成富有；但從飲食、交通、住房，到教育、醫療、退休養老，幾億人民必須每天地、無奈地、心力交瘁地保護自己，鑽營機會。它的憲法明言「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不過中國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中國農民沒有農會，工農階級在黨內黨外均說不上任何領導角色和政治意義。它的體製自許「具有中國特色」，不跟隨既有的任何發展模式；不過除瞭維護黨國官僚集團（以及周圍的附庸）的獨占地位之外，你很難說這套體製還相信什麼、追求什麼、還有什麼理想與嚮往。
簡單言之，中國已經「崛起」，可是這個新生的龐大力量，並不清楚如何界定自己，也還在迷惘該以什麼麵貌麵對世界、麵對自己的人民與土地。今天的中國強大到隻舉得齣「中國」這個符碼，其他的一切都有待摸索：這似乎是中國龐大身影所映照齣的尷尬難局所在。
這種迷惘狀態，跟曆史上前一個階段適成對比。拿1900年的中國與2000年的中國對照，你約略可以看齣這百年來中國發展的方嚮與成就。有鑑於慘痛的周摺與高昂的代價，如何界定、評價這些成就與方嚮，各方會有嚴重的歧見；不過看來明顯的是，百年前人們認定的目標是建立現代主權國傢、建立現代社會、與滿足溫飽的民生經濟。這些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主導這些工作的國共兩黨的曆史角色也告一段落。但是接下來中國要如何發展、往什麼方嚮發展，今天的中國人其實並沒有答案。
《思想》自許為各地華人的共同知識刊物，自然關注中國之命運，更關注中國大陸的崛起代錶什麼意義。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齣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
在當下中國，有一些知識分子與異議者也在關注同樣的問題。他們親身經曆過幾十年來的大小風暴，仍設法維持獨立的心靈，縝密的思考，寬廣的視野，以及對民間疾苦的悲憫情懷。錢理群先生選用「知我者謂我心憂」作為他一本書的題名，多少形容瞭這批憂思者的自我定位。陳宜中先生先後邀請瞭其中多位，進行訪談。受訪者對於中國當前難局的來龍去脈、對於體製的沉□、對於中國革命史的方嚮與病變、對於底層抗爭與平民百姓的遭遇，皆有嚴肅、深入的理解，他們的分析與呼籲自有參考價值。而訪談的對話形式既綜閤呈現受訪者的整體觀點，又能在細節處流露齣他們的風格與情操，自有其吸引人處。這些訪談陸續在《思想》發錶之後，引起海峽兩岸的高度矚目，在網上流傳廣遠，也激發瞭不少爭論。我們認為這些重要的思考結晶有必要集結成書，一則便於流傳保存，二也是為瞭方便讀者在各篇訪談之間對觀參照，形成自己的判斷。
身為《思想》的總編輯，我要強調陳宜中先生在這整個訪談計畫中的樞紐貢獻。作為訪談者，他必須先深入瞭解當前中國大陸的一般性問題；他也用心熟悉受訪者的經曆與著作，理解他們曾經提齣的主張與論點；他本身更具備豐富精湛的理論與曆史素養，方能掌握整個對話的方嚮與結構。最重要的是，宜中扮演的始終不是一個消極的提問、記錄角色；相反，他是一位主動的對話者甚至於挑戰者，事先與受訪者磋商，界定訪談的主軸，設定議題，訪談中該追問處就追問，若是質疑、挑戰能逼齣更周全的說法，那就不惜質疑、挑戰。總而言之，宜中設法讓受訪者以完整、係統的方式錶達自己；他也用心設想讀者在場，幫讀者提齣問題，讓讀者在閱讀時感受到訪談對話的真實與切題。
這次結集，限於篇幅，隻收入瞭七篇訪談。但是宜中手裏尚有存稿，整個訪談計畫也會繼續進行，所以本書還將有續編。盼望這些訪談能持續地呈現與分析當下中國的重大問題，幫助中國尋找前路與遠景，讓中國的崛起不隻是軍事、經濟的崛起，而能對人類做齣更積極的貢獻。所謂的「大國崛起」必須提齣、體現某一套普世價值：英國開創憲政與法治，法國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美國倡導民有、民治、民享，甚至蘇聯也宣揚過「無階級的社會」，彼時成為整個時代的嚮往所在，也織入瞭人類的共同文明史。（當然，這些大國崛起另有其黑暗的一麵。）另一種強調特殊性、對抗性的崛起，如德國的「以文化對抗文明」，或是如日本的「超剋現代」，則帶來瞭生靈塗炭、禍人禍己的後果。中國正麵對曆史性的選擇，願本捲受訪者的諍言以及之後的其他訪談，能幫助中國──也幫助世界──找到理想的前進方嚮。
錢永祥
導言
中國崛起之後
本書收錄瞭七篇當代中國思想訪談，受訪者分彆是錢理群、秦暉、許紀霖、於建嶸、袁庾華、陳明、高放。這七篇訪談自2009年起陸續發錶於《思想》季刊，引起兩岸知識界諸多迴響與討論。因此，我們決定集結成書，期能為關切中國大陸發展的讀者（特彆是颱灣讀者)提供一組發人深省的中國參照。
這本訪談集以七位中國思想傢及其思考為焦點，深入探問他們對中國現況與未來的不同診斷。盡管思路各不相同，受訪者在論及中國的「富強崛起」（許紀霖語)或「富國強兵的國傢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錢理群語）時，皆有深刻的憂患意識。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下，這七篇「憂思者的訪談」構成一組尤具反思的中國讀本。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本是2008年北京奧運的口號，但在世人眼中，京奧的象徵意義實為中國的崛起。自美國陷入金融危機後，「中國即將統治世界」的預言、欲望或警語，更甚囂塵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言猶在耳，但就在短短幾年間，大陸內部強勢興起瞭一波視野狹隘的國傢主義浪潮，不斷吹捧「中國模式」的獨特和美妙。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展開一係列的深度訪談。
我們期盼崛起的中國大陸在自身曆史與普世價值之間找到平衡，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大國，更期待中國政權公正地對待自己的人民，尤其必須保護弱勢者，包容異議者，並且理解港澳颱灣的曆史來曆，尊重這幾個社會的不同發展經驗。
《思想》主編錢永祥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提到：「中國的崛起是不是能帶齣一股健康而正派的動力，在世界上推動人道與互助；是不是能夠給十數億境內以及周邊社會的人民帶來和平、安定、自在的生活，是我們所關心的根本問題。」這也正是本係列訪談的初衷。
七篇訪談皆經反覆提問和再三修訂而成。進行的方式是先由我根據訪談錄音逐字稿，編寫齣兩萬字左右的初稿，然後追加問題，請受訪者修改補充。每一篇訪談都經過半年以上的來迴討論，最終由受訪者確認後纔定稿並發錶。
如此耗時費神的訪談，真的有價值嗎？身為這些訪談的提問人，我想藉此機會交代幾項可能的意義。
在中國大陸，言論審查和齣版管製至今仍無鬆綁跡象，因此，本書的訪談無法以完整的麵貌正式在大陸齣版。《思想》提供瞭一個暢所欲言的園地，這本身正是一種言論自由的實踐。
訪談過程中，我也提醒受訪者，他們不隻是對大陸讀者發言，更務必考量颱灣讀者及其可能的質疑。在編輯過程中，我做瞭適度「翻譯」，盡量使用颱灣讀者較熟悉的文字。
身為主要的提問人和訪談的編修者，我很自然而然地、也無可避免地帶有颱灣的印記。在反覆的提問中，某種「颱灣因素」無所不在。所謂「颱灣因素」，簡單的說，就是從颱灣的現實生活經驗齣發，對於中國大陸有所關切與介入，也對它提齣期盼與要求。由於事實上兩岸的人民休戚與共，曆史相互滲透，命運相互影響，我們不能不做為「參與者」（而非旁觀者）主動、正麵地介入大陸知識界有關中國走嚮的論辯。本書的七篇訪談正是對話的起步，希望不隻提供瞭思想對接的橋樑，還能有「共促進步」的觸媒作用。
各篇訪談概要
錢理群先生是這個係列訪談中第一位受訪者。錢先生在北大執教期間，以魯迅和周作人研究著稱。2002年退休後，接連齣版《拒絕遺忘》、《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等民間思想史钜著。他在訪談中指齣，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富國強兵的國傢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中共建政後，先後經曆瞭三種不同的一黨專政模式，但始終邁不過一黨專政這一門檻；今日中國的兩極分化、生態破壞、精神倫理危機等，終須歸結於一黨專製和國傢主義。此外，他強調魯迅的「立人」思想和國民性批判的當代意義：「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以立人為中心，要更關注人的個體生命的成長、自由、發展。」「隻要中國人心不變、國民性不變，再好的製度到中國來，也仍然行不通。」他呼籲大陸知識分子積極爭取言論、齣版和結社自由；在製度重建之外，還需要全麵的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和生活重建。
早年，錢先生曾是文革的全程參與者，是造反到底的造反派。他後來對毛主義的反思批判，都同時也指嚮他自己。魯迅是他最主要的思想和精神資源，他立誌繼承「魯迅的五四」，做為永遠站在平民一邊的「魯迅左翼」。在今日大陸的左右光譜上，錢先生是一位難以歸類的國寶級思想傢。
秦暉先生也曾是文革期間的造反派。在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爭中，他是自由主義的代錶性人物之一。而在自由主義陣營中，他是最早提齣「大分傢中的公正問題」的論者，對鄧小平南巡後的「權貴私有化」持堅定的批判立場。按他的陳述，南巡後的經濟改革是一種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一種專製分傢；在俄羅斯，正因為此種分傢方式太不公正，引發寡頭派和民粹派的惡鬥，也纔使1917年的十月革命成為可能。不公正的專製分傢，為中國未來種下瞭危險因子。如果不想付齣推倒重來的社會代價，高稅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作為矯正正義）也就無可迴避。
秦先生強調，贊成福利國傢，須以這個國傢是民主國傢作為前提。民主福利國傢的二次分配，關乎社會公正與公民基本權利。俾斯麥式威權體製下的福利，隻是皇恩浩蕩而已；在當前中國的專製體製下，福利更經常淪為一種負福利。因此，他闡發以「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作為憲政左派與憲政右派的共同底綫。他申論：如果左派不為政府擴權，而是積極追問其責任；如果右派不為政府卸責，而是努力製約其權力；那麼，中國就會逐漸趨近於權責相符的憲政民主。
許紀霖先生把晚近的中國崛起界定為一種「富強的崛起」。在他看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僅實現瞭富強的崛起，還沒有實現「文明的崛起」。受到富強崛起的鼓舞，大陸齣現瞭一波鬼鬼祟祟的國傢主義政治神學。和昔日的德日法西斯相似，這是一種隻有明確的反抗客體（即「西方」）卻沒有主體的抵抗。如果這類國傢主義繼續與集權體製、與法傢的富國強兵同流閤汙，恐將把民族拖嚮無底深淵。唯有當國傢理性受到現代啓濛理性的製約，並與儒傢的人文傳統相結閤，中國纔可望實現文明的崛起，成為普世文明的領航者。
許先生不諱言，以中國的曆史傳統和大國地位，它勢將崛起為對周邊具支配力的帝國，而不僅是另一個民族國傢而已。但徒具支配力的強權並不可欲，唯有引領普世文明的大國纔能得到全球尊重。他指齣，當前富強崛起的中國，隻是一個自利性的、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社會，再加上政治上的威權主義。在此種霍布斯式的秩序下，沒有宗教，沒有道德，更沒有社會。中國之亂已經不是亂在錶層，而是亂在心靈。沉□已久，製度改革將隻是治標的止血；當前中國危機是整體性的，非得從基礎上重建社會、重建倫理不可。在此，他多方麵呼應瞭錢理群先生的憂慮。
於建嶸先生長期研究底層中國的維權抗爭，首創「剛性穩定」概念以界定維穩體製。近年來，由於他的「敢言」及其所依據的實證調查，他成為大陸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齣於《思想》的訪談要求，於先生首度較為係統性地交代瞭他的學思曆程和基本理念。他從幼年經驗談起，解釋他為何主張「個人權利至高無上，社會得先保護個人的權利纔會有公共的利益。」他對中國當前的農民和工人抗爭，農會和工會問題，各種「群體性事件」及其動力等，有一套獨特的分類和理解。
於先生指齣，中共的核心考量並不是經濟發展，而是政治權力的排他性。基於此，大陸的穩定主要是以「是否影響共産黨的政權穩定」為標準，這跟今日颱灣非常不同。中共為瞭鞏固政權，把一切可以疏導壓力的管道都視為不穩定因素，這正是「剛性維穩」體製日新月異的根本原因。然而，他並不認為中共絕無可能改變，隻是中共不會因為「理念」而改變，隻會在強大的政治社會「壓力」下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他持審慎的樂觀：「大陸會逐漸走嚮颱灣的政治運作邏輯。」
在今日大陸的毛派或「毛左派」中，袁庾華先生是一位相當特殊的人物。初中後，他就到鄭州肉聯廠當工人，爾後成為河南省造反派的骨乾。1995年後，他參與鄭州沙龍的創建和經營。在訪談過程中，袁先生除瞭迴顧他的造反派經曆外，亦對毛澤東和毛時代多所肯定。然而，他幾項主要的政治主張，卻與主流的毛左派有所差異。當前以「烏有之鄉」作為主要代錶的大陸毛左派，尚未接受他「結閤程序民主（含競爭的政黨政治）和大民主」的倡議。他呼籲中國政府同時平反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和法輪功成員，並強調言論、齣版和結社自由是全世界底層人民奮鬥齣來的成果，一定要在中國實現。但時至今日，多數大陸左派仍視如此主張為漢奸「引狼入室」的詭計。
訪談中，我屢次打斷袁先生，詢問他的見解是否為今日大陸毛左派的主流意見，並請他闡發程序民主和大民主之不同，以及他何以主張兩者應相互結閤。他錶示，他的民主思路與大陸底層毛派群眾是相通的，隻是部分毛左派尚未充分體認到結閤程序民主之必要。值得一提的是，袁先生訪談在《思想》發錶後，通過大陸網站的轉載，在毛左派內部引發瞭激烈的政治論辯。
1980年代初，牟宗三先生曾力主「第五個現代化」，要求颱灣當局推動民主轉型。但在今日大陸，呼喚民主轉型的新儒傢幾不可得。在大陸新儒傢的代錶性人物中，陳明先生屬於對自由民主有較多同情的一位。他在訪談中指齣，颱灣儒傢之不談「儒教」，是因為儒教在颱灣的教化力量太大，所以不必這麼談。在大陸，儒門淡薄，社會基礎薄弱，因此，大陸新儒傢提倡儒教作為一種宗教。但他反對蔣慶、康曉光等論者「立儒教為國教」的政教閤一路綫。他主張儒教在另外兩個方麵進行努力：一是發展「作為一個宗教的儒教」，為儒教徒提供更充實的生死靈魂論述；第二，要立誌把儒教建構為「公民宗教」，為中華國族提供跨族群的認同鋪墊。
陳先生錶示，他不是文化民族論者或文化國傢論者，也不是天下主義者。對外，他看重中國作為國際現實下的一個利益主體。對內，他認為在中華國族的構建過程中，儒教爭取「公民宗教」的功能和地位是可能的，甚至必要。「公民儒教」如何與憲政民主的權利意識接軌，是他現階段的努力目標。
在這本訪談集中，最資深的受訪者是高放先生。他齣生於同盟會傢庭，1946年入北大政治係後，轉嚮瞭中共。1950年起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受推崇為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首席專傢。文革後，他率先對「個人崇拜」提齣批判，並於1988年擔任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副會長。1991年蘇聯解體後，他更不斷呼籲中共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
高先生在訪談中錶示，他不認為多黨平等競爭目前是可行的，因為中共絕不會接受。按中國憲法，省長需由民選産生，全國人民代錶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故而，隻要把憲法理順，黨政分開，中國就可以邁嚮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現階段尚不需要考慮到黨外，但要讓民主黨派壯大，要實施共産黨內的差額競選。他指齣：當前的「中國模式」是四不像，唯有清理掉兩極分化的美國模式成分、嚴控思想言論的蘇聯模式成分、國營壟斷的歐盟模式成分，纔能真正實現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謝詞
最後，我特彆要感謝聯經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和《思想》主編錢永祥先生。沒有他們長期的支持鼓勵，這些訪談不可能問世。也謹此嚮聯經的副總編輯鬍金倫先生緻謝。
在形成這七篇訪談的曆程中，多位颱灣年輕朋友協助整理訪談錄音，另有二十幾位大陸朋友慷慨地提供建議和支援，謹在此一併緻謝。
非常感激受訪的大陸前輩不厭其煩地容忍我不斷的提問和編輯要求，謹以此書嚮他們緻敬。
陳宜中
圖書試讀
許紀霖先生，浙江紹興人，1957年齣生於上海。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1977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係，1982年留校任教。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係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任上海曆史學會副會長。受1980年代新啓濛運動影響，緻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曆史反思，以及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研究。從「啓濛的自我瓦解」探索1990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的分化，並積極介入當代論爭，為大陸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寫有《無窮的睏惑》、《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化史》（主編）、《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啓濛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當代中國的啓濛與反啓濛》等著作。
一、1980年代的啓濛及其分裂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許先生，可否請您先談談您的成長背景？您是文革前哪一屆的？
許紀霖（以下簡稱「許」）：我1957年齣生，在上海長大。文革時我是小學生，紅小兵。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3年，在上海市郊的東海農場。1978年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考進瞭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係。我本科4年畢業後，剛好缺青年教師，所以我就留校瞭，在任教的期間在職讀碩士研究生。
王：您上本科時，歲數算是比較小的。
許：我們班上，幾乎全都是「老三屆」，所以我是小字輩。班長與班裏年齡最小的相差15歲，他開玩笑地對他說：「我都可以把你生齣來瞭。」我自己觀察，老三屆的話題總是繞不過文革。關於文革，有三個不同的年齡層，區彆在於康有為所說的「所經之事」、「所見之事」和「所聞之事」。對老三屆，文革是「所經之事」。對我這個紅小兵而言是「所見之事」，因為我沒有直接經曆，就算經曆也是很間接的。而對文革後的一代，文革則是「所聞之事」瞭。
我的人格，基本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奠定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雖然經曆過，但畢竟經曆有限，沒有很直接的心理衝撞。我覺得跟老三屆相比，自己與1960年代齣生的人更有親和性。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您最初做的是民主黨派研究，大學時代就對這題目感興趣？
許：純屬偶然。念大學時，自己亂看書。畢業留校之後，係裏要我跟著一個老師研究中國民主黨派。我對民主黨派本身沒什麼興趣，但發現那些民主黨派人士不得瞭，個個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20世紀前半葉的命運，與當代知識分子非常相似，在我的內心之中産生瞭強烈的共鳴。
我的第一篇稿，寫的是黃遠生。他是民國初年的名記者，袁世凱稱帝時要他幫忙造勢。他非常掙紮，寫完瞭又很後悔，因此後來寫瞭《懺悔錄》，懺悔自己的一生。我看瞭很有感受，就寫瞭一篇〈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投給瞭《讀書》雜誌。當時王焱是《讀書》的編輯部主任，竟然把我這個無名之輩的處女作發瞭齣來，給我很大的鼓勵。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我寫瞭二、三十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文章。
那些個案我稱之為「心態史研究」，最近正在思考如何把「心態史研究」提升為「精神史研究」，也就是從個案齣發，提煉齣整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就像以賽亞‧柏林和彆爾嘉耶夫對俄國知識分子的研究。
王：您為何認為大學的經曆是最重要的？
許：1980年代大學的氛圍，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當時私人空間很少，連談戀愛都很拘束，與女同學稍為接觸多一點，支部書記就會來乾預。但1980年代校園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競選人大代錶、模擬審判、討論國傢大事、上街遊行等等，熱鬧極瞭。1980年代有一種後文革的氛圍，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轉化為一種「後理想主義」，從「奉旨造反」轉嚮追求改革，追求自由和開放。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大視野、大思路、大氣魄，這種精神對我影響很深。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比如赫爾岑、屠格涅夫，既有懷疑精神也有理性精神，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平民知識分子，他們的信念很簡單，為一個簡單的主義奮鬥，非常有行動力；但他們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子似乎剛好倒過來。像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我們都是行動主義者，總是要有一個信念，都喜歡大問題，具有實踐性，而這恐怕都與文革的紅衛兵精神有關。而1990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如我的學生一代，書讀得比我多，但很多都像俄國父親那代，常常有一種無力感；他們在虛無主義的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遊移不定的「多餘的人」。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帶著一種沉甸甸的曆史厚重感，文字雖不多，卻足夠引人遐思。我第一次翻開它，就被一種強烈的預感攫住瞭——這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次深入肌理的探索，一次直麵中國當下最核心、最棘手問題的勇敢嘗試。它不像那些泛泛而談的宏大敘事，而是試圖通過一係列“關鍵問題”，像庖丁解牛一樣，層層剖析，將那些潛藏在錶象之下的復雜性一一呈現。我尤其期待書中對“憂思者”的描繪，這本身就帶著一種深刻的關懷和責任感，仿佛作者在邀請我們一同走進那些飽含智慧與憂慮的內心世界，去傾聽他們對國傢命運的思考，對未來走嚮的叩問。這種“訪談”的形式，本身就充滿瞭人情味和現場感，而非冰冷的理論說教。我堅信，它會是一場思想的盛宴，一次精神的洗禮，更是一麵映照現實、激發思考的鏡子。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些“關鍵問題”究竟觸及瞭哪些最敏感也最關鍵的領域，又是什麼樣的“憂思者”，帶著怎樣的視角和深度，來迴應這些叩問。這不僅僅是對中國當下狀況的解讀，更是一種對未來可能性的探討，一次對我們共同命運的深刻反思。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一種“耐心”的引導。作者並沒有急於給齣結論，而是通過一係列“關鍵問題”，一點點地引導我們去深入思考，去探索問題的本質。我期待書中提齣的“關鍵問題”，能夠觸及那些真正影響中國發展的深層邏輯。而“憂思者”的訪談，則讓我看到瞭作者對真誠和深刻的追求。我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的視角，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生動的中國。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旅行”，它會帶領我穿越中國這片復雜而迷人的土地，去發現隱藏在其中的智慧。我期待在閱讀中，能夠獲得一種“受益匪淺”的充實感，能夠對中國有一個更加深刻、更加全麵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次對中國現實的一次深刻的對話。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一種循序漸進的引導，仿佛有一位經驗豐富的嚮導，帶著我們穿越中國這片復雜而迷人的土地。它不是一次性的知識灌輸，而是一個不斷深入、不斷發現的過程。我喜歡它那種“抽絲剝繭”的敘事方式，每提齣一個問題，都像是在打開一扇新的門，門後是更廣闊的視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它沒有提供簡單的結論，而是鼓勵我們自己去探索，去尋找答案。這種“啓發式”的閱讀體驗，是我最為看重的。我期待在書中看到，那些“關鍵問題”是如何被提齣，又是如何被層層剖析的。它是否觸及瞭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難以言說的睏惑？是否觸及瞭那些隱藏在社會運行機製背後的深層原因？我更期待的是，通過閱讀這本書，我能夠提升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不再人雲亦雲，而是能夠形成自己對中國現狀的判斷和理解。它不僅僅是關於中國，更是關於我們如何理解中國，如何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嚮。
评分這本書的風格，給我的感覺是一種“理性”的探索。作者並沒有迴避爭議，也沒有迴避睏難，而是以一種冷靜而深刻的態度，去剖析中國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各種挑戰。我期待書中提齣的“關鍵問題”，能夠觸及那些真正影響中國未來的核心要素。而“憂思者”的訪談，則讓我看到瞭作者對智慧和深刻洞察的追求。我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的視角，獲得一種更加全麵、更加 nuanced 的理解。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次“認知的升級”，它會幫助我打破原有的思維定勢，去發現更深層的真理。我期待在閱讀中，能夠獲得一種“恍然大悟”的清晰感，能夠對中國有一個更加深刻、更加透徹的認識。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次對中國未來的一次深沉的思考。
评分這本書的氣質，讓我感覺像是置身於一個充滿智慧的沙龍，與一群深刻的思想者進行著一場關於中國命運的對話。它不是那種嘩眾取寵的煽情，也不是那種空洞無物的理論堆砌，而是一種沉靜而有力的思辨。我期待書中那些“關鍵問題”能夠直擊要害，觸及中國社會最深層的痛點和挑戰。而“憂思者”的視角，則讓我看到瞭作者的用心——他們不是局外人，而是對中國的發展懷有深切關懷的參與者。這種“同頻共振”的視角，我想會帶來更真誠、更觸動人心的解讀。我期待在閱讀中，能夠體驗到思維的碰撞，能夠感受到智慧的火花。它不會給我一個現成的答案，而是會引導我去思考，去探尋，去構建自己對中國的理解。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次自我審視和自我提升的契機，讓我能夠更清晰地認識中國，也更清晰地認識自己。
评分拿到這本書，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它的“分量”。這種分量，不僅僅是紙張的厚度，更是它所承載的思想深度和現實關照。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一種“醍醐灌頂”的體驗，能夠撥開迷霧，讓我對中國當下的一些復雜現象有更清晰的認識。它所提齣的“關鍵問題”，想必是那些真正觸及中國社會肌理、影響國傢發展走嚮的核心議題。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選擇這些“關鍵問題”的，它們之間又存在著怎樣的邏輯關聯？通過“訪談”這種形式，我想象著那些“憂思者”們，他們帶著怎樣的視角和深度，來迴應這些叩問。這種“傾聽”的過程，本身就充滿瞭智慧和啓示。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我打破固有的思維模式，激發我更深入的思考，讓我能夠從更宏觀、更具穿透力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它不是一本輕鬆的讀物，但我相信，它所帶來的思想衝擊和知識啓迪，將是巨大的。
评分讀這本書，我總感覺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知識的山峰，每翻一頁，都像是嚮上挪動瞭一步，視野也隨之開闊。它給我的感覺是，作者並沒有試圖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提供瞭一係列犀利的問題，然後引導我們去思考、去辨析。這種“追問”的方式，恰恰是最具啓發性的。我們常常沉溺於既有的框架和認知，而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新的思維維度。我尤其欣賞作者敢於觸碰那些被迴避、被忽略的議題，那些真正觸及中國社會深層結構的矛盾與挑戰。它不迴避尖銳，不迴避睏難，而是以一種近乎“解剖”的方式，將問題的本質剝離開來。這種勇氣本身就值得贊賞。我期待在閱讀過程中，不僅能獲得知識，更能鍛煉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學會如何獨立地去判斷和思考。它仿佛是一次思想的“考古”，挖掘齣隱藏在曆史和現實中的深層邏輯，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認識中國。我不會帶著預設的答案去閱讀，而是準備好迎接挑戰，準備好被顛覆，準備好在每一次閱讀中，都找到新的啓發和方嚮。
评分這本書的標題，就帶著一種“叩問”的力量。它不是一次簡單的陳述，而是一種邀請，邀請我們去思考，去探索，去麵對中國當下最核心的議題。我期待書中提齣的“關鍵問題”，能夠觸及那些被忽視的角落，能夠揭示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深層矛盾。而“憂思者”的視角，則讓我看到瞭作者對深度和真實性的追求。我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的眼睛，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生動的中國。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維的導航”，它會引導我穿越迷霧，去尋找更清晰的方嚮。我期待在閱讀中，能夠獲得一種“豁然開朗”的頓悟，能夠對中國有一個更加深刻、更加全麵的理解。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次與思想的對話，一次與現實的對話。
评分翻開這本書，我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種“求索”的姿態。作者並沒有滿足於對現象的描繪，而是試圖去追問更深層的本質，去揭示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邏輯。這就像一場精神的探險，每一頁都可能帶來新的發現和啓示。我期待書中提齣的“關鍵問題”，能夠挑戰我固有的認知，讓我能夠從新的角度去審視中國。而“憂思者”的訪談，則讓我看到瞭作者對真誠和深刻的追求。我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的視角，看到一個更真實、更復雜、也更富於挑戰的中國。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中國的現狀，更是關於中國未來的可能性。它鼓勵我們去思考，去辨析，去找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我希望在閱讀過程中，能夠體驗到思想的成長，能夠提升自己的判斷力和洞察力。它不是一本輕易可以讀完的書，但我想，它所帶來的思考價值，將是長久而深遠的。
评分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種“審慎”的智慧。作者在提齣每一個“關鍵問題”時，都帶著一種深沉的思考和負責任的態度。它不像是一些文章那樣，一味地批判或者贊美，而是試圖去理解，去剖析，去尋找問題的根源。我期待在書中，能夠看到對中國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各種復雜挑戰的深入探討。而“憂思者”的訪談，則讓我看到瞭作者對那些真正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尊重。我希望能夠通過他們的視角，獲得一種更加全麵、更加 nuanced 的理解。這本書，對我而言，更像是一次“思想的體檢”，它會幫助我識彆齣自身認知的盲點，並引導我去發現更深層的真理。我期待在閱讀中，能夠獲得一種“撥雲見日”的清晰感，能夠對中國有一個更加深刻、更加透徹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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