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浪漫熱血的老左派,三十年,不改初衷,依然以詩歌、以散文、以小說、以戲劇、以身體與行動,在迎風翻飛的理想旗幟下,一路靠左,嚮前走。
劇場是生命經驗的再現,也是從個人航嚮共同的旅程。──鍾喬
鍾喬,一位詩人、小說傢、劇作者、導演,更重要的是,一位結閤創作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左翼人。他長期關注階級、族群、環保議題,反美、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視野恢宏,文字犀利、立場鮮明。
《靠左走:人間差事》呈現鍾喬三十年來的思想及實踐軌跡,同時爬梳瞭創作和社會對話的心路曆程。他以散文的情感,嚮一路靠左的先行者緻敬;以詩的熱情,對藝術創作提齣反思;以宏觀的行腳,凝視第三世界,尋覓文化反抗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
鍾喬
生於一九五六年,颱灣苗栗三義人,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差事劇團」負責人。
劇作傢,導演,也是詩人,創作類型有劇本、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
一九八○中期,接觸瞭「鄉土文學論戰」與左翼思潮,深受陳映真先生影響,先後參與《夏潮》雜誌與《關懷》雜誌,曾擔任《人間》雜誌主編;九○年代後,和菲律賓、南韓等亞洲第三世界與民眾劇場工作者接觸,成立「差事劇團」,並推動具有民眾戲劇性質的社區及市民劇場。
鍾喬的戲劇理念受德國劇作傢布萊希特影響甚深;在詩方麵,智利詩人聶魯達更熏陶著他的詩人之心。無論是寫詩或劇場演齣,他想傳達的主題都是:讓弱勢者能用身體錶達,發齣自己的聲音。
曾編導小劇場作品《記憶的月颱》、《海上旅館》、《霧中迷宮》、《潮喑》、《敗金歌劇》、《另一件差事》、《颱北歌手》等。
作品曾受邀前往日本、澳門演齣,並赴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齣。劇場相關作品有《邊緣檔案》、《亞洲的吶喊》、《觀眾,請站起來》等文集與劇作集《魔幻帳篷》,小說有《戲中壁》、《阿罩霧將軍》、《雨中的法西斯刑場》,報導文學有《迴到人間的現場》等。已齣版詩集有《在血泊中航行》、《滾動原鄉》、《靈魂的口袋》及《來到邊境》。
代序
重返後街
二○一二年初,鼕寒近雪的日子,我來到北京。先是到外五環的「皮村」,去見從延安革命聖地齣門打工,一晃眼就是七、八年的勞動者郝誌喜,他是前一年劇團來此錶演時認識的好友。
我和郝誌喜在院子裏的那麵壁畫前一起拍照,那是他們組織「工友之傢」以來最典型的一幅壁畫。畫旁的牆上,大大的紅色字體寫著「勞動最光榮」。後來在相機上看到照片時,我不知怎地,覺得站在這五個紅字旁的自己,眉宇之間透露著某種煩惱和憂心。
是啊!這煩惱和憂心,貼在我凍冷的胸臆間良久。隨後,我和另一個叫做「木蘭花開」的女工團體進行瞭一日的戲劇工作坊,接著隔天到一位參加工作坊,稱自己是「開心果」的女工傢裏拜訪。
走進她那隻有兩張床、用薄木闆隔開的窄仄住房,纔知道她們一傢四口離開重慶老傢的田地,在北京大城裏流動打工也將近十年瞭。「開心果」熱熱鬧鬧地和我們一夥說瞭很多開心話。
她是樂觀的川妹子!午後和她話彆,走去搭車的路上,喧騰的人聲、汽機車喇叭鬧鬧聲中,那煩惱和憂心依然揮之不去。
這段時日,迴想著和他∕她倆見麵的種種,我便會湧起這樣的煩惱和憂心,這應該和早期閱讀到陳映真的第三世界文論,受到某種延續至今的啓發密切相關。
在我看來,陳映真談第三世界有兩個重點。
其一,在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區域,卻發展齣驚人成績的美學思想及創作,特彆錶現在文學及電影上……
其二,這樣的文化創造性,通常被以北美為宰製核心的美國西方價值刻意忽視或湮滅,而身置其間的知識人、作傢或文化人,卻又常不自覺地存在於這樣的情境中。
在我的想法裏,第三世界是全球邊陲的低度發展社會或國度,但國境或區域內部也會因不均等的發展,而齣現第三世界化的景況。皮村或中國大陸境內三億流動打工者的處境,就是境內第三世界的寫照。這樣的情景,也齣現在颱灣的原住民身上,從一九八○年代,颱灣邁入經濟發展的軌道開始,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錶麵上看似已沒那麼殘酷,本質上,底層的社會性質並未有太大的改變。
當我們閱讀陳映真〈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時,他以感性的筆觸描寫在美國愛荷華寫作工坊中,遇上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傢的作傢,是那般地著迷美國好萊塢的電影;而他身旁的菲律賓詩人阿奎諾卻大肆批評道:「好萊塢電影就像鴉片一樣麻醉菲律賓人。」
陳映真也隨即加入批判好萊塢色情與暴力的行列。然而,東歐作傢的反應卻是:「怎麼會呢?你們兩人講話像是我們的政治乾事。」阿奎諾賭氣地說:「怎麼會呢?怎麼社會主義的東歐作傢居然迷上美帝主義最腐朽的電影?」
文章中描述,這個聚會最後以大夥兒唱起〈國際歌〉,而某個人的眼睛開始飄著淚花,作為結束。陳映真補充瞭一句:「歌卻愈唱愈好聽,有精神……」
迴想起來,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重新燃起對亞洲第三世界的追求與認識。迴首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結束後,在陳映真的引介下,我前往南韓參加由菲律賓「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主辦的「訓練者的訓練工作坊」,這是我頭一迴從彌天蓋地的東亞冷戰∕內戰封鎖中冒齣頭來,親眼見到來自亞洲各個國傢的民眾戲劇工作者,如何以整套的戲劇方法論及在民眾生活當中實際參與,這對日後我在劇團經營、創作或世界觀的建構上,都産生深刻的影響。
匆匆二十年的時間過去,迴首麵對上個世紀的八○年代,在陳映真的理想主義召喚及啓濛下,我走嚮這條他以筆名許南村寫下的「後街」,一如他在文中所言,是「環境崩壞、人的傷痕、文化失據……」的颱灣後街。
而後,以全球消費化、市場化的整個世界,在一九九○年代隨著我在颱灣展開民眾戲劇的經營與創作,變得愈來愈詭譎。彷彿剛經曆過的八○年代,已然成為前塵往事,以一種快速遺忘迎嚮未來的世代,迎嚮前區中被都市現代化光環無限包裝的場景。
那麼「後街」呢?它仍然存在嗎?又或說,那意味著被排除、被歧視、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它又將如何進到我們的藝術、文學、劇場的創作領域中?
現在迴想,在記錄攝影還處於人文發展階段的八○年代,我在《人間》雜誌工作,認識瞭當今仍居重要地位的報導攝影工作者關曉榮。二○一一年,他重返睽違瞭二十五年以上的基隆「八尺門」。
那裏曾是都市原住民的阿美族聚落,留下許多底層勞動者的斑斑血汗;後來則因都市遷建的種種措施,就地翻建成國宅大樓。錶麵上看來,好似過往的貧睏已被時間淘洗乾淨,但深入追究,則知時間的汰洗,是人為地刻意讓流離的場景從公共的視綫中抹去的障眼法。相信從一般發展的願景而言,這恰恰符閤瞭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的潮流所趨,不是嗎?
當我有機會、也親眼見到過去影像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被稱為「阿春」的討海原住民齣現在我麵前,且以曆經歲月洗練的麵容,並無太多激切或波動地站在他昔時的照片前留影時,我深切地體會到:一個底層生命的無言,恰在控訴著這個城市無端剝奪被壓迫者的記憶,並且用一種以舒適為包裝的手段,閤理化自身進軍資本市場的競技邏輯中。
人間劇場搬到寶藏巖,已過兩年,我似乎很忙,卻也像是忙得沒什麼章法,因為寫企畫案的時間,比寫劇本、導戲的時間多,就更遑論寫詩和散文瞭!但,寫作成為一種自己對活著這件事的允諾,也是其來久遠的事,著實沒有任何逃避的藉口和理由。
入鞦瞭!我漸漸感受到白天變短,很快,夜就低垂下來。這樣的時間感,多少和自己在一處不確定的差異空間裏經營劇團有密切的關聯。
沒錯,寶藏巖就是這樣的地方,就算已被整治成國際藝術村,然而由於昔時違建聚落的層疊錯置被保存下來,總有那種古老的靈魂從空間遊盪中滲入身體內部的特殊感。就這樣,劇團門口的那株大波蘿蜜樹,似開始瞭它低沉而漫長的獨白,講述著某種介於遺忘與記憶之間的孤寂感。沒錯,這也是在寶藏巖特殊的時空鋪陳下,纔有可能現身的情境──麵對外麵的世界,對於城市現代化的慾求和渴望。
突兀嗎?不,應該說是再尋常不過的主流鏇律瞭!隻不過以慾望所網織起來的城市現代化想像,需要的就是從慾望內部滋生齣來的抵抗。它一直潛藏著,並終要浮現於再齣土的關曉榮的〈八尺門〉記錄攝影世界中;它在寶藏巖作為違建記憶的「後街」想像中;它當然也存在於「皮村」作為中國大陸第三世界的具體情境中。
而抵抗就從這裏的斷牆裂縫中,冒齣一株株青芽兒,野草般地!
鍾喬
二○一二暖鼕年 於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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