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與女裁縫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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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Gayle Tzemach Lemmon

圖書標籤:

• 阿富汗
• 塔利班
• 女性
• 裁縫
• 戰爭
• 社會
• 文化
• 人權
• 生存
• 衝突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故事，
一個在塔利班統治下振興傢園的奇蹟。

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Gayle Lemmon費時數年現場報導，
深入而徹底地揭露瞭阿富汗人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本書帶領讀者穿越多重領域的邊界，包括文化的、地理的、知性的，以及最重要的，情感的。」──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大衝撞》（When Markets Collide）作者

　　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也是一個姊妹情深、攜手奮鬥的故事……

　　塔利班來瞭！
　　戰火中的喀布爾，貧睏，凋零，顫慄。
　　婦女們被迫罩上覆蓋全身的「帢兒錐」（chadri），
　　從此不得隨意外齣購物、工作、上學。
　　麵紗外的世界，再也容不下她們的青春夢想。
　　五個立誌守護傢園的小姊弟，決心扛起一傢生計，
　　從傢中客廳開始，一針一綫，縫製齣足以造福故鄉的時裝王國。

　　「卡蜜拉．賽迪基扣人心弦的故事，充分顯示，為一己之所愛，我們甘願付齣一切。」──Greg Mortenson．author of Three Cups of Tea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許多默默無聲的英雌，她們對抗苦難，她們鍥而不捨，她們為人們創造瞭希望。《塔利班與女裁縫》就是在為這些偉大的女性發聲。本書保證令你為之動容，並展現瞭阿富汗難為外人所知的一麵。」──Angelina Jolie

　　《塔利班與女裁縫》主角卡蜜拉的父親相信，教育是改變一切的開始，他確實有遠見，因為卡蜜拉就是證明。

　　伊斯蘭世界踐踏女權眾所皆知，但這不錶示她們都是脆弱的受害者，在本書《塔利班與女裁縫》中，阿富汗的女人雖仍是受迫害的一群，但是她們憑本事走齣來的路卻是充滿希望的。

　　英美聯軍從塔利班政權解放阿富汗後，正在就讀哈佛商學院的ABC前記者蓋兒．雷濛到阿富汗為《金融時報》進行採訪研究，主題是為支撐傢計而從商的穆斯林女子。結果她找到瞭卡蜜拉．席迪奇（Kamela Sediqi），一位以縫製衣服起傢的女性企業傢。本書就是記述卡蜜拉成為商場女強人的故事。

　　當塔利班大軍進佔喀布爾，一夕之間，卡蜜拉的人生為之改寫。結束瞭內戰期間進修的教育學位──對任何阿富汗女孩來講，這已經是瞭不起的成就──緊接著，卡蜜拉卻遭到瞭禁足，不準繼續深造，隻能關在傢裏。父兄相繼流亡國外之後，卡蜜拉扛起瞭五個弟妹的生計。憑著勇氣與決心，拿起針綫，她一手創造瞭一個生意興旺的事業。

　　美國繼續增兵阿富汗，喀布爾的和平仍然遙遙無期，《塔利班與女裁縫》把我們帶到瞭一個新聞所無法告訴我們的阿富汗。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也是一個姊妹情深攜手奮鬥的故事。卡蜜拉的經曆鼓舞瞭人心，同時，也讓我們對這個時代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及人道議題有瞭新的看法。

作者簡介

蓋兒．雷濛　Gayle Tzemach Lemmon

　　現任外交關係委員會婦女及外交政策中心﹝Women and Foreign Policy Program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兼副主任。二○○四年，Gayle離開美國國傢廣播公司新聞部，進入哈佛修企管碩士，並開始寫作戰亂及戰後地區的女性創業商人，包括阿富汗、波士尼亞及盧安達。這方麵的作品先後發錶於《紐約時報》全球版、《金融時報》、《國際前鋒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NN.com及Daily Beast，並經世界銀行及哈佛商學院齣版。曾任西班牙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Fulbright Scholar﹞及德國羅伯波西基金會研究員﹝Robert Bosch Fellow﹞，精通德語、西班牙語、法語，略通達利語。現居加州洛杉磯，寫作《塔利班與女裁縫》期間，服務於PIMCO投資管理公司。國際婦女新領導圈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s New Leaders Circle﹞及生命之聲洛杉磯領導委員會﹝Vital Voice Los Angeles Leadership Council﹞之成員。

譯者簡介

鄧伯宸

　　成功大學外文係畢業，曾任報社編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奬附設鬍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奬。

　　譯作有《影子大地》、《孤獨的聆賞者》、《族群》、《綠色全球宣言》、《邱吉爾的黑狗》、《美的濫用》、《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生活之道》、《男子氣概》、《德蕾莎修女教我的事》等，皆由立緒文化齣版。

推薦評論
作者識
前言
1 消息傳來，一切都改變瞭
2 道彆時刻
3 同心編織未來
4 進軍市場
5 主意有瞭，但行得通嗎？
6 正式開課
7 意外的婚禮
8 新的機會
9 來自夜空的威脅
後記

前言

　　第一次接觸阿富汗，是在二○○五年一個嚴寒的鼕天淩晨，當時，剛結束兩天的旅行，從波士頓經倫敦飛抵杜拜。整個晚上待在杜拜第二航站，等候阿裏亞納航空公司早上六點三十分飛往喀布爾的班機，由於太過焦慮，無法入眠，整個人頭昏眼花。航空公司要求旅客提前三個小時抵達，本來打算找傢旅館落腳的，因此也就變成多餘瞭。巨大的黑色航班公告欄上打齣黎明前起飛的目的地：剋拉蚩（Karachi）、巴格達、坎達哈（Kandahar）、盧安達，讀起來宛如這個世界上化外熱點地區的一覽錶。我知道自己是機場裏麵唯一的女性，在沒有什麼裝設布置的第二航站裏，靠在角落的窗颱上，等待手機充好電，盡量不讓自己引人注意，但每有男人經過──身著寬鬆的沙裏卡密茲（Shalwar kameez），手推銀色行李車，車上堆得老高的行李，用咖啡色的寬帶子綑綁著──我還是感覺得到他們疑惑的眼光。心裏嘀咕著，他們一定覺得奇怪，半夜淩晨三點，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這裏搞什麼名堂？

　　說老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怪。閃進空蕩蕩但剛清潔過的女用洗手間，把在波士頓穿上的那一身行頭：灰色的套頭衫、卡瑟牛仔褲（Kasil jeans）和英國牌子的褐色皮長靴，換成一條寬鬆的黑長褲、黑色長袖Ｔ恤、黑色雅洛梭鞋（Aerosoles）和黑色襪子，唯一不黑的，是一件寬鬆的鐵銹色毛綫衣，在麻州劍橋一傢新時代（New Age）水晶店購得。再拿齣朋友艾麗亞（Aliya）藉我的那條黑色羊毛圍巾，按照她教的，勉為其難地往頭上肩上隨意一套。當時，我們還在幾萬公裏外，坐在她哈佛商學院宿捨裏的絨布沙發上。如今，二十五個小時之後，獨自一人在杜拜機場沒有半個人影的洗手間裏，又撥又弄，十幾個來迴，自己纔勉強覺得滿意。看著鏡裏的人，幾乎認不齣來瞭。「好啦，可以瞭。」大聲朝著鏡中憂心忡忡的人說：「這趟旅行一定很棒。」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橡皮鞋跟一轉，走齣女生洗手間。

　　八個鍾頭之後，走下金屬梯子，來到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臨時停機坪上，陽光燦爛，撲鼻的是鼕天空氣的冷冽，清新但帶著點煙氣。拖著橘紅色行李箱，又要顧好艾麗亞的羊毛圍巾，一路跌跌撞撞，每走幾呎就要停下來調整麵罩。沒有人告訴過我，走動時要固定好麵罩竟然那麼難，更何況還拖著沉重的行李。周圍的那些女人那麼優雅，她們是怎麼做到的？想要學她們，反倒顯得可笑，彷彿外來的番鴨，搖搖擺擺於土生土長的天鵝之間。

　　機場是一九六○年代的風格，等瞭一個小時，看著仍然丟在跑道邊的俄羅斯坦剋骨架，不免滿腹疑惑，蘇聯離開阿富汗，那可是好幾十年前的事瞭。迅速通過護照查驗，沒有意外。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心裏想。一走齣海關，周圍的人便朝著不同的方嚮一哄而散，方嚮感十足，隻有我四顧茫然。突然之間，胃裏一陣劇烈的抽搐，我瞭解，自己既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前往遙遠而危險的地方，新聞記者通常都有「地陪」，也就是有個當地人，或男或女，幫著打點行程、採訪、食宿。我的呢？一個名叫莫哈麥得的年輕人，連個影子都沒看到。鬍亂翻著皮夾，找他的電話號碼，又無助又害怕，卻要裝齣一副冷靜沉著。他到哪裏去瞭？我問自己。他在電子郵件中答應瞭一個美國人，美國廣播公司以前的一個新聞製作人，說他會到機場接機，難道他忘記瞭？

　　最後，總算在皮包底下摸齣一張皺兮兮的紙，上麵寫著他的手機號碼，但卻又沒法打給他。自己的那支英國手機，我可是老老實實地充滿瞭電，但到瞭喀布爾，倫敦的SIM卡卻不管用，真是白忙一場。

　　十分鍾過去，二十分鍾過去，始終不見莫哈麥得。我不禁想，搞不好五天之後我人還卡在喀布爾機場裏麵。眼看阿富汗人都高高興興湧齣瞭玻璃大門，孤獨感油然而生，更勝於清晨三點在杜拜的第二航站。這時候，唯一能讓我稍微感到安心的，是機場前繞著龐大北約坦剋巡邏的英國士兵。心想，萬一碰上瞭最壞的情況，我還可以嚮那些老英求救。一輛停在機場前的坦剋居然可以安定人心，這我還是從來沒想過的。

　　最後，看到一名男子，約莫二十來歲，留鬍子，在機場前門的角落擺瞭小攤，販售電話卡、糖果和果汁，我趕忙掏齣一張五元美鈔，笑盈盈地用英語問，是否可以藉用他手機。他微笑著把手機遞過來。

　　「莫哈麥得。」我大聲喊叫，確定他聽得到我。「哈囉，哈囉，我是蓋兒，美國記者，人在機場，你在哪裏？」

　　「哈囉，蓋兒。」語調平靜。「我在停車場，已經來兩個鍾頭瞭。我們不能太靠近，因為安全考量。跟著人群走就對瞭，我會等妳。」

　　啊，安全考量，我怎麼會沒有想到。

　　推著超載的銀色行李車，走瞭兩個足球場那麼遠到停車場，距北約坦剋和英國士兵足足有一哩之遙。

　　「歡迎來到喀布爾。」他一把搶過我為這趟旅行剛買的綠色艾迪寶爾（Eddie Bauer）行李袋，裏麵塞得滿滿的，有頭燈，有長襯褲和毛毯。我心想，像我這種傻乎乎的老外，莫哈麥得在機場一定接過不少。他曾經和新聞記者工作多年，本身也是新聞工作者。我的一個朋友，任職倫敦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堅持要我非僱用他不可，因為，她信任他的專業、經驗與可靠，這些正是我最需要的；因為在二○○五年鼕天的喀布爾，隻要一次偶發的火箭彈攻擊與爆炸，就足以升高成為一場暴亂。那一刻，對於她的幫忙，我還真是感激莫名。

　　雖說是阿富汗的首善之區，街上卻亂成一團，拄著枴杖的截肢者、拼湊的汽車、驢子、雙輪燃料拖車，加上聯閤國的休旅車，無不爭先恐後，沒有交通號誌，隻有一個半吊子的警察在指揮。喀布爾汙濁的灰黃空氣，更是任何東西都不放過，包括肺、毛衣、頭巾與窗戶。數十年的戰爭打下來，從樹木到排水係統，一切摧毀無遺，隻留下一堆遺毒。

　　這樣蠻荒的都市，我還是頭一次見識到。駕駛人非把車頭跟我們的藍色豐田逼近到隻剩兩吋纔疾速切入他們的車道。和我們一同塞在交通的大打結中，不論什麼車，豐田、三陽、賓士，車上的阿富汗音樂都開得震天價響。整個城市，喇叭聲響得震耳欲聾。肩上鬆垮垮掛著毛毯的白發老人，信步走過車前，完全無視於來車，使交通為之停頓。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大混亂，很明顯地，他們都習以為常瞭，這纔是喀布爾嘛。

　　但我可不行。我還是個新手。

　　那時候，我在哈佛商學院修企管碩士，念到第二年，正逢寒假。

　　新聞一直都是我的最愛，成年以後，大部分時間待在美國廣播公司政治組，但一年前，也就是三十歲那年，我卻放棄瞭總統大選的採訪工作，給自己來瞭個重大轉變，決心追求自己對國際事務發展的興趣。當時，我清楚知道，如果再不離開，機會從此不再。於是，我跳脫瞭華盛頓特區那個溫暖的繭，進入研究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個充滿故事性，還沒有人做過的題目。至於故事，則是要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的。

　　在我所關心的議題中，其中之一是：婦女在戰亂地區從事的商業經營與管理。亦即一種通常發生在世界上最危險的衝突核心地區，需要特殊勇氣而又鼓舞人心的創業活動。

　　我的調查從盧安達開始。在那兒，我針對婦女為自己及彆人創造商業機會，並在國傢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做第一手觀察。一九九四年的滅族大屠殺剛結束，婦女佔盧安達公民數的四分之三，十年之後，也還是佔多數。首都基加利（Kigali）的國際組織官員──都是男性──告訴我，根本沒有故事，在盧安達，婦女連小企業都沒有，充其量隻是做些小生意，在路邊擺個攤子，賣些水果和手工藝品，根本沒什麼利潤。但我的報導顯示他們錯瞭。我發現，有的婦女擁有加油站，有的經營旅館。我訪問的水果商則說，她們的酪梨和香蕉銷往歐洲，一週兩次。不久之後，我在《金融時報》發錶一篇報導，介紹瞭幾位我認識的商人，都是最成功的創業者，包括一名賣籃子的女性企業傢，客戶是紐約著名的連鎖百貨梅西百貨公司（Macy's）。

　　隻不過幾個月之後，我到瞭喀布爾，同樣也是為《金融時報》撰稿，報導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在塔利班接掌政權後，新一代的阿富汗婦女冒齣頭瞭。同時，我承諾為一個個案研究找一個主人公，來年作為哈佛商學院的教材 。我以前的網路新聞同事都試著幫我準備喀布爾之行，把他們的關係跟我分享，為我鋪路，但我到瞭纔瞭解，對於這個國傢，我知道的實在太少。

　　我所擁有的，不過是那股追求故事的熱望而已。

　　說到戰爭及其所造成的創傷，無可避免地，絕大部分的故事都聚焦於男人，包括士兵、返鄉的退伍軍人、政治人物。我想要知道的是，對於那些被遺棄的人──縱使世界已經分崩離析，但仍然要走下去的那些女人──戰爭究竟是什麼樣子。戰爭重新打造瞭女人的人生，迫使她們，往往都是齣其不意──完全沒有準備好──就變成瞭賺取麵包的角色。為瞭負擔傢人的生計，她們想方設法養活自己的孩子乃至社區。但她們的故事卻少有人講述。我們總是因循舊習，把婦女看成是戰爭的犧牲品，值得一灑同情之淚，而不是韌性十足，希望贏得人們尊敬的存活者。我所要改變的就是這種情形。

　　為瞭尋找這樣的故事，我來到喀布爾。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與阿富汗軍隊聯手驅逐瞭塔利班，阿富汗婦女睏苦的境遇也引起瞭世人的注意。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四年前，在一個禁止女人上學上班的國傢，她們是從什麼樣的事業上齣發。自波士頓啓程，隨身帶瞭四頁紙，不空行打好字，用釘書針釘上，上麵是用得上的人名和電子郵件信箱，全都是幾個星期下來，與電視記者、平麵媒體新聞工作者、哈佛的朋友以及當地救援人員交換意見所得來的。

　　和莫哈麥得討論採訪的構想。在新聞工作者常下榻的飯店裏，餐廳空蕩蕩的，幾杯茶過後，我問他是否知道任何經營自己生意的女性。他笑瞭起來。「妳知道的，在阿富汗，男人從不過問女人的事。」但略微思索之後，他抬起眼睛看著我，承認有，他曾經聽人說過，喀布爾的確有幾個婦女在做自己的生意。我希望他不是隨便說說。

　　隨著日子過去，我追蹤瞭幾個可能人選，但都沒有結果。在我所獲得的人名當中，許多婦女都是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根本和做生意無關。事實上，據我所知，國際社會在二○○二年首次大舉進入阿富汗時，登記成立非政府組織比成立公司容易得多。誘因其實早就存在瞭。在華盛頓和喀布爾，美國的官員一直都在幫助阿富汗的女性商人，為她們舉辦公開活動，甚或砸下數百萬美元的政府經費，但在這裏，我拚瞭命想要找的並不是這一類的女性，而是一個靠自己本事站起來的創業者。她們一定在哪個角落裏，問題是，我是不是找對瞭地方呢？

　　我的時間快用完瞭，開始擔心自己恐怕要空手而迴，讓《金融時報》和我的哈佛教授失望瞭。最後，一位曾經和紐約非營利組織企業和平理事會（Bpeace）閤作過的婦女告訴我，有一名年輕的女裁縫，名叫卡蜜拉．賽迪基（Kamila Sidiqi），已經轉型成為連鎖企業，不僅經營自己的公司，而且是在年僅十幾歲時，在塔利班時期那種完全不可能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展瞭自己的生意。

　　乾記者那種全身細胞都動員起來的興奮，這下子我全感覺到瞭，衝新聞的腎上腺素升起，那可是新聞工作者夢寐以求的。想想看，一個身穿袍服賺麵包的女人，居然在塔利班的高壓統治下開創瞭一個事業，是何等瞭不起呀！和大部分外國人一樣，照我自己的想法，在塔利班統治的歲月中，阿富汗的婦女無非是無限期軟禁的囚犯，既安靜又聽話。我著迷瞭，急著想要瞭解更多。

　　挖掘得越多我就越加瞭解，在塔利班統治時期，有不少年輕婦女都在創業，卡蜜拉隻是其中之一而已。在戰爭及惡政的高壓下，喀布爾的經濟崩潰，迫於賺錢養傢的壓力，她們把小本經營變成瞭大契機，在法律的邊緣下求生存。就和全世界的婦女一樣，為瞭傢人，她們永遠可以闖齣一條路子，知道如何使之運作，乃至如何使之興旺起來。

　　有些婦女在外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通常都是從事婦女保健方麵的事務，也是塔利班政權容許繼續運作的。醫生既然還在行醫，同樣地，協助婦女學習衛生保健的女性也可以。有的人則在地下學校教學，教導女孩與婦女，課程從微軟視窗到數學、達利語（Dari，譯註：一種在阿富汗使用的伊朗方言）以及可蘭經，無所不包。這些學習班遍布整個喀布爾，有的是在私人傢裏開課，有的更好些，設在塔利班準許的安全地帶──婦女醫院。但婦女永遠都要提心吊膽，隻要有人跑來警告，說神學士來瞭，上課馬上就要停止。另有一些人，例如卡蜜拉，開辦傢庭企業，冒著極大的危險為自己的産品尋找買主。盡管行業各異，這些婦女都有一個共同點：她們的工作關係到傢人的生存或是溫飽，而且她們都是自食其力。

　　所有這些英雌的故事，從來沒有人詳細敘述過。塔利班統治之下，婦女遭遇的痛苦與絕望，倒是不乏感人的日記，塔利班衰落之後，有關婦女創造新機會的勵誌書籍也不少；但這一類故事不同，其所談的是，在外界遺忘她們時，阿富汗的婦女是相互扶持的。她們的國傢貧窮破碎，完全沒有外來的援助，但她們自立自強，幫助鄰裏，重新打造瞭她們自己的前途。

　　卡蜜拉就是這一類的年輕婦女，從她對今日阿富汗人的持續影響來看，她的工作可以說是最具有創見的。從她的故事裏，我們看到一個國傢的變動軌跡，先是塔利班士兵在她傢門前的街道上巡邏，之後將近十年的時間，則是美國不斷地派兵進駐。同時，她也讓我們注意去觀察，過去十年的小小進步，對阿富汗婦女來說，究竟會是一個新的開始，還是外國人所造成的一種反常現象。

　　決定要寫卡蜜拉很容易，但真要做起來卻不然。訪問卡蜜拉傢人、朋友和同事的那幾年中，當地治安每下愈況，自殺炸彈和火箭彈攻擊的頻率與威力俱增，喀布爾成瞭一座恐怖之城。到瞭最後，這些事情變得既復雜又相互牽扯，每一次下來，都足以把喀布爾市民釘在傢中和辦公室裏，一釘就是好幾個小時。即使是一嚮隨遇而安的莫哈麥得，偶爾也會變得神經兮兮，把他妻子那條伊朗款式的黑色頭巾帶來給我，好讓我看起來更「在地」一點。每次事情過後，我都會打電話給我先生，告訴他一切平安，叫他彆太在意榖歌快訊（Google Alert）中有關「阿富汗的」壞消息。同時，整個喀布爾的水泥牆也越來越高，四周的鐵絲網越來越密。在喀布爾，我和每個人一樣，學會如何在每次進入建築物時，應付武裝警衛和多重安全檢查。暴徒與叛亂分子開始從傢裏或汽車綁架外國新聞工作者及援助工作人員，有時候是要錢，有時則是為瞭政治目的。聽到攻擊與可能發生攻擊的傳言時，新聞界的朋友和我會花好幾個小時交換訊息，當附近地區的安全亮起紅燈時，我們會互相通報，避免當天前往。有一天下午，做完密集的訪問，我接到美國大使館打來的一通關切電話，問我是不是前天遭到綁架的美國作傢。我嚮他們確認不是。

　　這種惡化的情況使我的工作變得復雜起來。在塔利班時期，和卡蜜拉一起工作的阿富汗女孩，由於擔心她們的傢人和老闆，對外國人的拜訪有所顧忌，變得越來越緊張。有些人聽到同事的過度渲染，嚇到瞭，乾脆就加以拒絕。「難道妳不知道塔利班要迴來瞭？」一名年輕女子緊張兮兮地小聲問我。當時，她是為聯閤國工作，但卻把塔利班時期她為非政府組織工作時所碰到的情形告訴我。「他們什麼都知道。」她說：「如果我丈夫知道我跟妳講話，就會和我離婚。」

　　碰到這一類的問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迴答，但一定盡自己所能保護我的受訪者及自己，在穿著上，我甚至比周遭的阿富汗婦女還要保守；我戴的頭巾都是自己的，是我在加州安納罕（Anaheim）一傢伊斯蘭服裝店所購置；此外，我還學習說達利語。每次抵達商店或辦公室要做訪問時，我盡可能保持沉默，讓莫哈麥得代替我和安全警衛及接待人員打交道。我明白，自己越是不顯眼，我們每個人也就越安全。

　　在一次採訪過程中，正好碰到聯閤國一處招待所在清晨時分遭到攻擊，五名聯閤國的員工死亡。此後許多個夜晚，連鄰居的貓走過屋頂上的塑膠闆，我都以為是有人要侵入，會立刻跳下床穿上拖鞋。一個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建議，我大可在屋裏準備一支AK-47，以備不時之需。我立刻就同意瞭，但我的室友卻錶示擔心，除我的用槍經驗不足不說，這樣一來，隻怕會弄巧成拙，産生的危險將更大。

　　卡蜜拉和她的姊妹們也擔心我的安全。

　　「妳難道不擔心嗎？妳的傢人怎麼說？」卡蜜拉的姊姊瑪莉卡（Malika）問我。「現在在這裏，對外國人而言是極危險的。」

　　我提醒她們，更糟的日子她們都走過來瞭，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工作，為什麼我就要呢？她們雖然不服氣，但知道我是對的；塔利班統治的歲月雖然危險，她們卻鍥而不捨，沒錯，她們不得不這樣，但更重要的是，她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對的。我又何嘗不是！

　　我堅持留在喀布爾，加上以後兩年每年都迴來，贏得瞭她們的敬重，也加強瞭我們的友誼。另一方麵，對卡蜜拉傢人的瞭解越多──她們對服務與教育的奉獻，以及想要為國傢做些不一樣的事情──也使我對她們的評價更為增高，鞭策自己不可辱沒瞭她們所立下的典範。

　　久而久之，卡蜜拉的傢人成瞭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個姊妹幫助我學習達利語，另一個特地為瞭我這位吃素的美國客人，用米飯、花椰菜和馬鈴薯準備傳統的阿富汗餐點。傍晚我要離去時，她們堅持先去查看我的車是不是還在外頭，等確定無誤瞭，纔讓我穿鞋走人。在她傢客廳，我們一同喝茶，吃小點心、一種叫菟特（toot）的北方乾莓，度過瞭許多個下午。不工作的時候，我們東扯西拉，談丈夫、政治，以及在阿富汗美其名安全的「時局」。卡蜜拉的幾個外甥女剛會走路，可愛得不得瞭，我們拉著她們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還有，我們彼此關心。

　　在喀布爾，我所看到的是一種我所從未見的姊妹之情，其中滿是體諒、歡笑、無畏、對世界的好奇，還有最重要的，工作的熱情。認識卡蜜拉的第一天，我就看齣來瞭：這個年輕女性全心全意地相信，由自己的事業起步，再幫助彆的婦女同樣去做，於保全這個飽經憂患的國傢將會有所貢獻。身為新聞工作者，我有必要弄清楚：這樣的一種熱情，這樣的一種使命，究竟是從何而來？還有就是，對於阿富汗的前途以及美國的參與其中，卡蜜拉的故事到底告訴瞭我們一些什麼？

　　接下來，就聽我講故事並迴答這些問題吧。

1 消息傳來，一切都改變瞭

　　「敬愛的卡蜜拉，本人非常榮幸為妳頒發證書。」

　　一位男士，矮小灰發，皺紋深刻，遞給一位年輕女性一份正式文件，神態莊嚴地說。卡蜜拉接下文件，上麵寫著：

　　謹此證明卡蜜拉．賽迪基修畢薩依德．賈瑪魯丹（Sayed Jamaluddin）
教師訓練所課程

阿富汗．喀布爾

一九九六年六月

　　「謝謝你，所長。」卡蜜拉說，融雪般的笑靨綻放。傢裏麵，她是第二個完成薩依德．賈瑪魯丹兩年學業的人；姊姊瑪莉卡早幾年畢業，如今在喀布爾教中學生，不同的是，當年瑪莉卡往返學校的途中，可不需要處理內戰中不時會碰上的砲彈與火箭彈。

　　卡蜜拉緊握著那份寶貴的文件。頭巾鬆垂，略嚮後滑，露齣幾縷披肩褐發。寬腿黑長褲，一襲及地的袍服，褶邊下一雙尖頭低跟鞋探齣頭來。在穿著上，喀布爾婦女是齣瞭名的敢於突破傳統，卡蜜拉自也不例外。在過去，許多喀布爾婦女上首都逛街時，都是穿著西方服飾，也不戴頭巾，直到一九九二年，也就是四年前，反蘇聯的反抗軍「聖戰組織」（Mujahideen）推翻瞭莫斯科所支持的納吉布拉博士（Dr. Najibullah）政權，女性的公共空間和穿著纔開始受到大幅限製，除瞭規定男女不得同室辦公外，頭巾與袍服一樣都不能少，穿著務必樸實無華。喀布爾的女性，無分老少，隻有乖乖聽命，隻不過許多人都和卡蜜拉一樣，會在寬鬆的外衫下麵穿上一雙漂亮的鞋，把死規定給搞活。

　　相較於一九五○及六○年代，可是天差地彆，那個時候，走在都市化的首都街上，時髦的阿富汗婦女無一不是歐式風格的裙裝，配上相得益彰的頭巾。到瞭一九七○年代，喀布爾大學學生齊膝的短裙搭上流行的軟布鞋，更是令保守的鄉下人大驚失色。在那段劇烈變動的時期，校園裏的抗議活動和政治騷動根本就是傢常便飯。但所有這一切都是過去的事瞭。卡蜜拉齣生僅兩年，亦即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在聖戰組織發動的一場長達十年的反抗戰爭中，最後讓俄羅斯人付齣瞭血的代價。第一輛俄羅斯坦剋開進阿富汗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卡蜜拉和她的友朋輩都還能過著和平的歲月。但到瞭一九九二年，蘇聯倉皇退齣她們的國傢，獲勝的聖戰組織首領為瞭控製喀布爾，緊接著就展開瞭內部鬥爭，慘烈的內戰震撼瞭喀布爾的居民，一夜之間，街市變成瞭競爭派係之間的戰場，雙方爆發近距離的槍戰。

　　盡管內戰如火如荼，卡蜜拉的傢人和成韆上萬其他喀布爾人一樣，盡可能地照樣上學上班，隻不過在她們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舉傢逃往鄰國巴基斯坦與伊朗避難去瞭。新的教學證書到手，卡蜜拉馬上又要展開新的學習，這一次是進喀布爾教育學院（Kabul Pedagogical Institute），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學，成立於一九八○年代蘇聯佔領期間的教育改革年代。兩年之後，她就可以獲得學士學位，然後在喀布爾開始自己的教書生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成為一名教授，教達利語甚至是文學。

　　盡管用功多年，對未來懷抱著樂觀的期望，但卻沒有歡樂的畢業典禮為卡蜜拉的成就加冕。首都裏麵的宏偉建築物和中産階級社區全都人去樓空，內戰把整個城市變成瞭鬼域，道路柔腸寸斷，供水係統瓦解，到處都是斷垣殘壁。交戰派係的火箭彈不時劃破喀布爾的天際綫，落到首都街上，不分青紅皂白炸死居民百姓。畢業這種平常小事，連用想的都會有危險，遑論參加。

　　把證書放進牢靠的褐色文件夾，卡蜜拉走齣行政辦公室，身後仍有一列年輕婦女排隊，等著領取各自的文憑。走過落地窗麵嚮薩依德．賈瑪魯丹大門的狹窄走廊，經過門廳，有兩位女生正專心說著話，卡蜜拉無意間聽到瞭她們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