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著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4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的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著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著,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兩個吃便宜飯的茶食舖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現」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