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生浪跡 我今年八十六歲。
我流浪瞭八十六年。
父親屬於桂係,在武漢逃避特務的暗殺,躲在漢口日本租界,母親終於找到他,一傢子就住在日租界瞭。兒時的記憶,是黃昏街頭高麗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傢門深鎖,祖父捧著白銅水煙袋,抱怨一輩子也沒當過官。父親躲在書房裏寫字,奇形怪狀,說那是篆字。我就那樣子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到十三歲。
父親於1936年在貴州第五行政區專員任內,在平越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母親帶著小兒女,從漢口逃到湖北三鬥坪。在當年那閉塞的小鎮,我們是「漢口來的」。小鎮揹竹背簍的女人,在石闆路邊叭叭抽旱煙杆的老人,對「漢口來的」,都好奇地多看兩眼。我們可真是三鬥坪的「外國人」。
1939年,我十四歲,母親逼著我跟著一位親戚,在三鬥坪河壩搭上小火輪,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聯閤女子中學讀初二。我哭著上船。母親在淚水中逐漸消失瞭。我也就從此流浪下去瞭。
抗戰中的年輕人,政府救濟學費和生活費,就是「貸金」。我們被稱作「流亡學生」。初中畢業,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嚴群強和田福堯,不管路費夠不夠,就上路去重慶,飽一頓餓一頓,終於到瞭重慶。我被教育部照顧流亡學生的機構分發到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在那時的四川,我們是「下江人」,簡直就是外國人。
高中畢業,我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仍然是流亡學生,靠政府的貸金救濟。那「貸金」是抗戰時期極重要的德政,培養瞭那一代的年輕人。
1945年,抗戰勝利瞭,國立中央大學遣迴南京,不再流浪瞭吧。(我要著重「中央」這兩個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原來有「中央」那兩個字的,就是國民黨瞭。中央大學就是國民黨的大學瞭。當年的同學,後來在新中國,是受歧視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內戰開始瞭。1949年,解放軍節節勝利,馬上要席捲大陸瞭。我堅持帶著母親和弟弟妹妹離開大陸,到瞭颱灣。那年,我二十四歲。到瞭颱灣,我當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從颱灣到愛荷華大學,是作傢工作坊的駐校作傢。1967年我和安格爾(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我們結婚。兩人有談不完的話,一天工作之後,各自一杯在手,在長窗前坐下,無所不談。有一天,談到中國的事,兩人辯論。我強詞奪理地說:「你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我笑著說:「我纔是外國人。」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瞭一個「外」字。
四十幾年以來,1韆200多位作傢從世界不同地區到過愛荷華,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傢,就有一百多位。我得過全美州長聯會的文學藝術奬,近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應該感到自己是美國人瞭吧。也不是。美國人仍然叫我「中國作傢」。中文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符號。他們不知道我到底寫瞭些什麼。在我居住瞭47年的愛荷華,前不久,有個郵差送掛號信到傢,問我:「你從越南來的嗎?」我甚至連中國人也不是瞭。
我1964年從颱灣到愛荷華,已經齣版瞭7本書。繼續中文寫作呢?還是用英文寫作?猶豫不決,非常睏擾。幾年寫不齣一個字。終於在1970年,我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方格子紙上,寫齣五個字:桑青與桃紅。我就那樣子寂寞地,孤獨地,寫下去瞭。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這些年,小說,散文,翻譯,齣版瞭24本書。除瞭幾本翻譯作品,其他的書,都是用母語寫齣的。
我在颱灣開始寫作,流浪半世紀,作為一個作者,東兜西轉,又迴颱灣,齣版我幾十年的浪跡生涯。那對我有特彆的意義。
2011年3月
愛荷華春雪初溶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