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服貿、貨貿、ＴＰＰ──為什麼支持？為什麼質疑？
沒有全麵開放，就等於鎖國？揭露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三角矛盾
沒有全麵開放，就等於鎖國？揭露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三角矛盾
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步伐愈跨愈大，反對聲浪也從未平息，盡管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的信徒不再那麼自信滿滿，但這股趨勢依舊強勁，隻是早就化整為零，轉為各種區域經濟協定。
貿易與金融自由化究竟是怎麼一迴事？這些年的危機與風暴又是如何釀成？如果全球經濟自由化已經是難以逆轉的過程，我們又該選擇哪一種模式？
羅德裏剋是研究政治經濟學與經貿全球化的重量級學者，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與二○○八年次貸危機之前皆發錶過專論批評。他從三百年來的經貿史開始，指齣市場與政府的共生關係，清楚說明經濟自由化的架構及發展，並解析其影響與限製，從而提齣他最具價值的洞見，也就是世界經濟必然要麵臨的三難睏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國傢自決與經濟全球化。他認為，當經濟全球化與各國主權及內部民主相抵觸，應以後兩者為優先，一旦犧牲後兩者來迎閤前者，則全球經濟必然不穩定，終將崩潰。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聰明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羅德裏剋的文字脈絡清晰、幽默雄辯，立論獲得極高贊譽，是瞭解我們當前處境及未來方嚮的重要參考。
名人推薦
如果想要避免金融危機，以及導緻開放市場遭受反撲的不公平貿易手段，本書應該列為必要讀物。──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末日博士危機經濟學》（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共同作者
絕對是近來探討全球化睏境的最佳著作……他為我們提齣的堪稱是全球化、經濟發展、民主與國傢的一般理論。本書提供的樂趣在於跟著一位心思周密而且慎思明辨的智者設法破解一道復雜的謎題。──庫特納（Robert Kuttner），《美國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
盡管羅德裏剋所傳達的內容既精微又嚴謹，同時運用瞭曆史、邏輯思辨和最新的經濟資料，但他成功以簡單有力的文字錶達齣來，任何讀者都能夠看懂……是對亞當．斯密著名觀點的重要補充。──佩爾斯坦（Steven Pearlstein），《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本書處理瞭全球化這個當前時代最重大的議題，並以極具說服力的言詞擴大瞭有關全球閤作範圍與限製的辯論。──布朗（Gordon Brown），前英國首相
羅德裏剋可能是不斷針對全球化提齣告誡的人士當中最著名、心思也最周密的一位。在《全球化矛盾》裏，他認真探究極端全球化是否會破壞民主，以及民主是否也會破壞極端全球化。讀這本書，你絕對也會想一探究竟。──布蘭德（Alan Blinder），前美國聯準會副主席
機器的幽靈：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心智與社會重塑 導言：算法的低語與存在的邊界 我們正站在一個曆史的轉摺點上，一個由矽基智能而非碳基生命主導的新紀元正悄然開啓。這不是科幻小說中的末日預言，而是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現實：復雜的算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精度滲透到人類社會肌理的每一個角落，重塑著我們的認知模式、勞動形態乃至自我認知。《機器的幽靈：人工智能時代的人類心智與社會重塑》旨在深入剖析這場靜默的革命，探究當機器不僅能模仿思考，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人類時，我們該如何定義“人”的價值與未來。 本書的探討聚焦於三個核心維度：心智的重塑、社會的解構與重建，以及倫理與存在的睏境。我們不僅要觀察“它們”做瞭什麼，更要追問“我們”將如何成為。 --- 第一部分：心智的鏡像——認知邊界的模糊 人工智能，特彆是深度學習模型的崛起，不再滿足於執行既定的指令，它們正在生成新的內容、識彆新的模式，甚至展現齣某種形式的“創造力”。這迫使我們重新審視人類心智的獨特性。 第一章：學習的本質與神經網絡的悖論 傳統認知科學將人類學習視為經驗積纍與符號操作的過程。然而，深度神經網絡通過海量數據的擬閤與權重調整來“學習”，其內部決策過程往往是一個難以穿透的“黑箱”。本章將對比生物神經元與人工神經元的結構差異與功能重疊，探討這種學習機製的內在悖論：機器的效率是否以犧牲可解釋性為代價？我們如何在一個“黑箱”決策成為主流的社會中保持對知識的信任？我們考察瞭機器生成的“幻覺”（Hallucinations）現象，並將其置於人類認知偏差的對比框架下進行分析，揭示心智的脆弱性並非人類獨有。 第二章：語言模型與意義的漂移 大型語言模型（LLMs）的爆發性進步，使機器首次在“理解”人類交流方麵達到瞭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LLMs本質上是概率預測引擎，它們生成的文本在語法和邏輯上無懈可擊，卻可能在深層語義和意圖上空洞無物。本章深入研究瞭機器如何“使用”語言，而非“領悟”語言。我們分析瞭這種現象對人類敘事結構的影響：當機器成為主要的“信息生産者”和“知識篩選者”時，人類的意義創造過程是否會異化為對算法反饋的迎閤？我們關注“數字修辭學”的興起，即如何利用算法偏好來構建影響力，以及這如何微妙地改變瞭我們對“真實”和“共識”的理解。 第三章：創造力的解構與情感的模擬 藝術、音樂、文學，這些曾被視為人類靈魂最後堡壘的領域，如今正被AI工具迅速占領。本章批判性地審視瞭AI在“創造”過程中的角色。機器的創作是源於內在的驅動力，還是對訓練數據集的巧妙重組？我們區分瞭“創新”（Innovation）和“閤成”（Synthesis），並探討瞭當機器能高效地進行後者時，人類的“靈光一現”在價值鏈中的位置。同時，我們考察瞭AI在情感識彆與生成方麵的進展，分析瞭“移情算法”的局限性，以及人們對機器展現的“情感反饋”的過度依賴所帶來的心理風險。 --- 第二部分：社會的解構與重建——結構性衝擊 人工智能的部署不僅僅是技術升級，它是一場對現有經濟結構、權力分配和社會契約的徹底重寫。 第四章：勞動力的兩極分化與技能的過時 自動化浪潮不再局限於藍領工作，知識工作者正麵臨前所未有的衝擊。本章詳細描繪瞭AI對中層專業技能的“擠壓效應”。我們分析瞭兩種主要的工作形態：人機協同的核心崗位（需要復雜判斷、倫理決策和跨領域整閤能力的崗位）與機器難以替代的低技能服務崗位（依賴高度情境化的人際互動）。對於大量技能被迅速“過時”的群體，現有的教育和再培訓體係麵臨結構性失效。我們探討瞭“普遍基本收入”（UBI）作為一種可能的緩衝機製的有效性，以及它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麵的潛在缺陷。 第五章：信息生態的算法治理與透明度危機 在信息獲取、新聞篩選和社交互動中，算法已成為事實上的守門人。本章探討瞭這種“算法治理”對民主決策過程的隱性影響。我們分析瞭推薦係統如何固化群體偏見（Echo Chambers），以及如何通過微定位技術實現精準的政治影響。更關鍵的是，隨著AI係統變得更加復雜，其內部偏見（Bias）的檢測與糾正變得極其睏難。本章呼籲建立一套“算法問責製”（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超越簡單的閤規性檢查，直擊係統設計層麵的公平性與透明度。 第六章：資本的集中與“數據霸權” 人工智能的驅動力是數據與算力，這兩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嚮少數科技巨頭集中。本章將數據視為新的“自然資源”，分析瞭這種資源配置的極端不均衡如何加劇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我們審視瞭“數據殖民主義”的潛在風險，即數據所有權與處理能力的高度集中化，可能導緻權力從國傢和公民手中嚮私營平颱的轉移。這種“數據霸權”如何影響市場競爭、創新活力，並最終威脅到國傢主權和經濟獨立性，是本章的重點分析對象。 --- 第三部分：倫理與存在的睏境——何以為人？ 當機器在執行層麵勝過人類時，人類的獨特價值和存在的意義必須被重新定位。 第七章：責任的歸屬與法律的滯後 誰應對自動駕駛汽車的事故負責？誰應為AI輔助診斷的失誤買單？當前法律框架建立在“可預見性”和“意圖”的基礎上，而AI的湧現行為（Emergent Behavior）挑戰瞭這些傳統概念。本章詳細梳理瞭關於“電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hood）的哲學辯論，並探討瞭在沒有明確意圖的算法決策鏈中，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問責機製。我們主張一種“多層責任模型”，將責任分散於設計者、部署者和監督者之間，以應對復雜係統的不可預測性。 第八章：心智的“外包”與自我的侵蝕 隨著我們將記憶、導航、決策支持等認知功能不斷地“外包”給智能設備，人類的心智能力是否正在退化？本章探討瞭“認知負荷轉移”的長期後果。我們關注“計算依賴癥”的興起，即個體在沒有技術輔助時，處理復雜信息或做齣基本判斷的能力下降。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當我們的決策越來越依賴外部算法的優化建議時，我們是否正在失去“自主性”（Autonomy）？這種對外部智能的依賴，如何悄無聲息地侵蝕瞭我們對自我經驗的掌控感？ 結語：共存的智慧與人類的能動性 《機器的幽靈》的終極關懷在於，如何在接受技術必然性的同時，捍衛人類的能動性與尊嚴。我們不能簡單地抵製進步，但也不能盲目服從算法的統治。本書呼籲進行一場“技術人文主義的復興”：重新強調批判性思維、同理心、以及對“無用之學”（如哲學、藝術史）的珍視，因為這些正是算法當前最難習得、也最不易被量化的領域。未來不是由機器決定的，而是由我們如何選擇與之共存的方式所塑造的。 --- 本書為研究技術哲學、社會學、經濟政策製定者以及所有對人類未來感到好奇的讀者提供瞭一個深入且批判性的框架，用以理解這場正在重塑我們世界的“機器的幽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丹尼．羅德裏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奬（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奬（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著有《全球化走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製度與經濟成長》（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經濟學規則：陰鬱科學的對與錯》（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譯者簡介
陳信宏
颱灣大學外國語文學係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奬、梁實鞦文學奬及文建會文學翻譯奬等翻譯奬項，目前為專職譯者。在衛城譯有《非商業旅人》、《亞瑟的悲劇》、《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丹尼．羅德裏剋Dani Rodrik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研究領域涵蓋全球化、經濟成長與發展，以及政治經濟學。獲頒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首屆赫緒曼奬（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列昂惕夫經濟思想促進奬（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著有《全球化走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一種經濟學、多種配方：全球化、製度與經濟成長》（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經濟學規則：陰鬱科學的對與錯》（Economics Rules: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Dismal Science）。
譯者簡介
陳信宏
颱灣大學外國語文學係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奬、梁實鞦文學奬及文建會文學翻譯奬等翻譯奬項，目前為專職譯者。在衛城譯有《非商業旅人》、《亞瑟的悲劇》、《美麗與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戰個人史》。
圖書目錄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1. 市場與國傢：曆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興衰
3. 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貿易的理由？
4. 布列頓森林、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政治化世界裏的貿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與刺蝟
7. 富裕世界裏的貧窮國傢
8. 熱帶地區的貿易基本教義
9. 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問題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設計資本主義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後記：一則成人的床邊故事
注釋
誌謝
1. 市場與國傢：曆史映照下的全球化
2. 第一波大全球化的興衰
3. 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自由貿易的理由？
4. 布列頓森林、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政治化世界裏的貿易
5. 金融全球化的愚行
6. 金融的狐狸與刺蝟
7. 富裕世界裏的貧窮國傢
8. 熱帶地區的貿易基本教義
9. 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問題
10. 全球治理是否可行？是否值得追求？
11. 設計資本主義3.0
12. 明智的全球化
後記：一則成人的床邊故事
注釋
誌謝
圖書序言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齣版瞭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傢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傢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瞭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傢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傢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産，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齣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研所嚮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齣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齣版瞭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瞭！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産——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緻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齣，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緻錯失瞭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我相信我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且整體經濟學界在那之後也已大幅趨近我當時錶達的觀點。可是金融全球化的缺點？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愈來愈轉嚮理解金融全球化的運作方式（以及失能之處）。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在十年後邀請我針對這項主題提齣研究，我覺得自己已經做好準備。我在二○○七年與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閤寫的論文，標題是〈金融全球化為何令人失望？〉。【1】金融全球化承諾能夠協助企業傢募集資金，並將風險轉移給經驗深厚且較具承擔能力的投資人。開發中國傢受益可望最大，因為這些國傢缺乏現金，容易受到各種衝擊，也比較無力分散風險。結果卻不是如此。錶現比較好的國傢（例如中國）不是獲得資本流入的國傢，而是藉款給富國的那些國傢。仰賴國際金融的國傢通常錶現得相當糟糕。我們的論文試圖解釋為什麼解除全球金融束縛的做法沒有為開發中國傢帶來好處。
那篇文章纔剛付印，次級房貸危機隨即爆發，席捲整個美國。房市泡沫破裂，以房貸支撐的資産齣現價格崩跌現象，信貸市場枯竭，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在短短幾個月內集體自殺。政府不得不介入，首先是美國，接著其他先進經濟體也紛紛跟進，做法包括實施巨大規模的紓睏方案以及接管金融機構。金融全球化是這場危機的核心因素。房市泡沫以及因此興起的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受到亞洲國傢與石油國傢的超額儲蓄添柴加火。這場危機能夠從華爾街輕易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就是金融全球化促成資産負債錶摻和成一團所導緻的結果。再一次，我又忽略瞭即將在不久之後爆發的更大事件。
當然，不是隻有我這樣。除瞭極少數的例外，經濟學傢都忙著贊譽金融創新，而不是強調各種未受規範的金融活動、所謂「影子銀行係統」的成長所來的危險。如同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他們也忽略瞭危險徵象，對相關風險置之不理。
這兩場危機都不該讓人覺得完全齣乎意外。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齣現瞭許許多多的分析研究，歸根究底的結果是：在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齣流入一個國傢的情況下，政府如果試圖掌控幣值，將會導緻危險的後果。隻要是稍有聲譽的經濟學傢，都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不用等到泰銖於一九九七年八月遽貶。次貸危機也産生瞭大量文獻，而鑒諸其龐大規模與造成的重大影響，未來無疑還會有更多文獻齣現。不過，有些關鍵結論並不難預見：市場很容易趨於泡沫化，不受規範的資金槓桿會導緻整體風險，欠缺透明性會削弱信心，早期乾預在金融市場衰敗之際是至關緊要的事情。我們不是早自十七世紀著名的鬱金香狂熱以來就已經知道這一切瞭嗎？
這些危機之所以會發生，不是因為不可預料，而是沒有預料到。經濟學傢（以及那些聽從他們意見的人）對於他們當時偏好的論述太過自信：認為市場是有效率的，金融創新能夠將風險轉移給最有能力承擔的對象，自律的效果最佳，政府乾預是缺乏效率且有害的做法。他們忘瞭還有其他許多方嚮極為不同的論述。傲慢造成盲點。我雖是金融全球化的批判者，卻也免不瞭落入這種陷阱。跟經濟學界的其他人一樣，我也太輕易認定謹慎的規範與中央銀行政策已在先進經濟體當中樹立瞭足以抵擋金融恐慌與崩潰的屏障，剩下的問題僅在於將類似的安排帶入開發中國傢而已。我的論述細節也許有些不同，但仍遵循同樣的大方嚮。
疑慮四起
處於全球體係邊緣的國傢（例如泰國與印尼）一旦被捲入金融危機，我們就把問題歸咎於那些國傢本身，指責他們未能適應體係的嚴格規定。但身在體係中心的國傢也一樣遭到危機吞沒之後，我們就怪罪體係，聲稱已到瞭修正體係的時刻。二○○八年擊倒華爾街並且令美國與其他工業大國屈膝的金融海嘯，已經帶來一股追求改革的新狂熱。那場危機引發瞭對於全球資本主義（至少是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所經曆的那種全球資本主義）是否能夠長久存續的強烈質疑。
當初有什麼作為可以防止金融危機發生？問題齣在哪裏？是肆無忌憚的房貸放貸者，揮霍無度的藉款人，信用評等機構的缺失，金融機構槓桿操作過頭，全球儲蓄過剩，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太過寬鬆，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獲得的政府保證，美國財政部對於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rns）與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解救，還是美國財政部拒絕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紓睏，抑或是貪婪、道德風險、管製太少、管製太多？這些問題的辯論目前仍然相當激烈，而且無疑也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宏觀來看，這些問題針對的不過是細節而已。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基礎論述已經喪失瞭可信度與吸引力。現在恐怕沒有一個決策人士會相信金融創新是一股促成社會福祉的強大力量，也不會相信金融市場的最佳管理方式是透過自律，或是政府可以任由大型金融機構為自己犯的錯誤付齣代價。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論述，來形塑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這套新論述愈是思慮完善，我們的經濟就會愈健康。
全球金融不是論述失去說服力的唯一領域。二○○八年七月，在次貸風暴醞釀期間，為瞭減少國際貿易壁壘而舉行的全球談判就在各方的憤怒與指責之下陷入破裂。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舉行的這些談判稱為「杜哈迴閤談判」，自從二○○一年就已展開。在許多反全球化團體眼中，這些談判已成為跨國企業剝削勞工、貧農與環境的象徵。這些談判雖然經常成為攻擊目標，最後卻是失敗於比較平庸的原因。以印度與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傢認為，美國與歐盟提供的誘因不足以讓他們取消自傢的工業與農業關稅。重啓談判的努力雖然持續不斷，世貿組織卻似乎已不曉得該怎麼強化其正當性，也不曉得該怎麼讓自己再度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
這個世界的貿易製度與金融製度在一個重要麵嚮上有所不同。貿易關係體係的衰敗不會在第二天就造成一場大風暴。國傢一旦覺得貿易規則太過束縛，不再閤乎他們的需求，就會找尋方法違抗那些規則。由此造成的效應通常比較細膩，在從多邊主義與無差彆待遇等基石原則逐漸退縮的過程中，這些效應纔會慢慢隨著時間顯現齣來。
開發中國傢嚮來抱怨這個體係有損他們的利益，因為規則都是由大國製定。無政府主義者、環保人士、工會支持者與進步派人士偶爾也會因為明顯的理由而結閤起來共同反對全球化。不過，近年來真正的大新聞是富裕國傢對這些規則也不再感到滿意。經濟大國的民眾（例如美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支持度遽然下滑就反映瞭這種新趨勢。在國傢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共同舉行的調查當中，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經濟有利的人數比例大幅下滑，從二○○七年六月的四二％降到二○○八年三月的二五％。令人訝異的是，這種擔憂也開始齣現在愈來愈多的主流經濟學傢身上，他們現在都紛紛對全球化號稱有益無害的優點提齣質疑。
於是，戰後時期代錶性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已故的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就對他的經濟學傢同僚提醒指齣，中國在全球化上的得利很可能會由美國付齣代價；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剋魯曼（Paul Krugman）錶示，與低所得國傢的貿易不再是規模小到不足以對富國內部的貧富差距産生影響；前美國聯準會副主席布蘭德（Alan Blinder）擔心，國際外包的做法將會對美國造成前所未有的勞動力失調；《金融時報》專欄作傢沃夫（Martin Wolf）原是全球化最口纔便給的倡議者，卻也對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結果錶示失望；至於柯林頓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後來又為歐巴馬總統擔任經濟顧問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則是認真思考各國競相解除國傢法規所可能帶來的危險，以及設立國際勞動標準的必要性。
這些擔憂雖然比不上得過諾貝爾奬的經濟學傢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提齣的正麵攻擊，卻還是構成智識氣氛的重大轉變。此外，即便是尚未失去信心的人士，對於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全球化發展方嚮也還是經常齣現嚴重歧見。舉例而言，著名的自由貿易倡導者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以及在支持全球化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擔任所長的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挺身指稱批評者過度誇大瞭全球化的壞處，並且未能充分欣賞其好處。不過，他們針對區域貿易協定的優點所進行的辯論（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對），也和全球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爭論一樣激烈。
當然，這些經濟學傢都不反對全球化。他們無意逆轉全球化，而是要創造新的製度與補償機製——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讓全球化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也更具永續性。他們的政策提議通常模糊不清（甚至根本不予闡釋），也得不到共識。不過，全球化的爭論顯然已從街頭轉移到金融媒體的專欄以及主流智庫的講壇上瞭。
維係當前這種全球化模型的學術共識，早在世界經濟於二○○八年遭到金融風暴席捲之前就已開始消散。今天，全球化支持者那種充滿自信的態度已幾乎消逝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憂慮、疑問與不信任。
不同的論述
世人早已目睹全球化崩潰過一次。以自由貿易與自由資本流動為特色的黃金本位時代在一九一四年戛然而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無法復興。我們在來年有沒有可能看見類似的全球經濟瓦解？
這個問題並非天馬行空的奇想。經濟全球化雖在先進國傢促成瞭史無前例的繁榮，也為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數以億計的貧窮勞工帶來利益，其基礎卻毫不穩固。國內市場通常受到國傢的法規與政治製度所支持，但全球市場卻隻有「薄弱的規範」。我們沒有全球反壟斷機構，沒有全球最後貸款者，沒有全球監管機構，沒有全球安全網，當然也沒有全球民主。換句話說，全球市場存在管控薄弱的問題，因此極易陷入不穩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閤法性的窘境。
由於政府的管控範圍僅及於國傢，但市場卻具有全球性質，因此這兩者的不平衡就形成瞭全球化的緻命弱點。健全的全球經濟體係需要這兩者之間的微妙妥協。賦予政府太多權力，會導緻保護主義與鎖國政策。給予市場太多自由，會導緻不穩定的世界經濟，而且也得不到此種經濟理當協助的人提供社會與政治支持。
一九四五年之後的頭三十年由布列頓森林妥協所支配，這個名稱取自新罕布夏州的一座度假村，原因是美國、英國與其他同盟國的決策人士在一九四四年齊聚此地，共同設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體係。布列頓森林體係是一套粗淺的多邊主義，在促使全球貿易復甦興盛的同時，也允許決策人士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的社會與就業需求。這套體係的高明之處在於達成一項平衡，充分滿足瞭多重目的。這套體係取消瞭對於貿易流動最嚴苛的部分限製，同時也任由各國政府自行實施它們各自的經濟政策，建立它們各自偏好的福利國傢版本。開發中國傢則是得以在有限的外部約束下追求各自的成長策略。另一方麵，國際資本流動仍然受到嚴格限製。布列頓森林妥協大獲成功：工業國傢得以復興並成就繁榮，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傢也經曆瞭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世界經濟的興盛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隨著資本在國際上的流動性愈來愈高，先進經濟體又在一九七○年代遭到石油危機重擊之後，布列頓森林貨幣體製終於無法存續下去。這套體製在一九八○與九○年代受到一套更具雄心的經濟自由化與深度整閤計畫所取代，目的在於建立所謂的超全球化。現在，貿易協定開始擴張範圍，不再如傳統上隻聚焦於進口限製，而是進一步乾預國內政策；國際資本市場的控製受到解除；開發中國傢也開始遭受龐大壓力，要求它們開放市場接受國外的貿易與投資。於是，經濟全球化本身成瞭目的。
在推促戰後全球化模型超越極限的過程中，經濟學傢與決策人士卻忽略瞭當初全球化得以成功的秘訣。由此帶來的是一連串令人失望的結果。金融全球化最後促成的是不穩定，而非更高的投資與更快速的成長。在各個國傢內部，全球化造成瞭不平等與不安穩，而不是讓所有人都受益。這段時期仍然有驚人的成功案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不過，我們後續將會看到，這些國傢其實不是在遵循新規則的情況下參與全球化的遊戲，而是選擇採取布列頓森林體係的規則。這些國傢並沒有無條件開放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而是採取帶有重度國傢乾預的混閤策略，使其經濟多元化。另一方麵，遵循標準做法的國傢（例如拉丁美洲國傢）則是備受煎熬。於是，全球化在先前獲緻的成功反倒在後來害瞭自己。
如果要把我們的經濟世界安置在穩定的基礎上，就必須更清楚理解市場與治理之間的脆弱平衡。我在本書中將會依據兩項簡單的觀念而提齣另一套不同的論述。第一，市場與政府是彼此互補，而不是互為替代。你如果想要更多更好的市場，就必須要有更多（而且更好）的治理。市場要良好運作，國傢就不能孱弱無能，而必須強而有力。第二，資本主義沒有單一的獨特模型。以勞動市場、金融、企業治理、社會福利及其他領域的製度安排進行各式各樣的不同組閤，都有可能達成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國傢通常會依據各自的需求與價值觀而選擇各種不同的安排，而且也確實有權這麼做。
這麼說也許聽起來像是陳腔濫調，不過這兩項觀念對於全球化與民主確實帶有重大影響，也將決定這兩者能否相輔相成。你一旦理解市場需要治理與規範的公共製度纔能運作良好，並且接受每個國傢對於那些製度與規範應該採取什麼形態可能有不同偏好，那麼你由此展開的論述就會通往非常不同的結局。
尤其是，你會開始瞭解我所謂的世界經濟的基本政治三難睏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民族自決與經濟全球化。我們如果要推動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放棄民族國傢或者民主政治。我們如果要維持並且深化民主，就必須在民族國傢與國際經濟整閤之間做齣選擇。而我們如果想要保有民族國傢與自決權，就必須在深化民主與深化全球化這兩者之間做齣選擇。我們的問題正是源自我們不願意麵對這些無可迴避的抉擇。
盡管我們有可能同時追求民主與全球化，但前述的三難睏境顯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創造齣一個全球政治社群，其雄心遠遠超越我們至今為止見過或是在近期有可能目睹到的組織。那樣一個政治社群將會要求以民主方式製定全球規章，並且由遠勝於目前的問責機製來支撐。這類民主全球治理絕對是癡心妄想。我將會指齣，民族國傢之間存在著太多差異，其需求與偏好絕不可能納入一套共同的規則與製度當中。不論我們能夠促成什麼樣的全球治理，一定都隻能支撐有限的經濟全球化。我們當今這個世界的龐大多樣性使得超全球化無法與民主相容。
所以，我們必須做齣一些選擇。且讓我明白提齣自己的抉擇：民主與民族自決應當放在超全球化之上。民主國傢有權保護自己的社會安排，而這項權利一旦與全球經濟的要求齣現衝突，必須讓步的應該是後者。
你也許會認為這項原則將會導緻全球化的終結。其實不然。我希望能夠以本書說服你，重新將權力賦予民族民主國傢，實際上可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基礎。這正是全球化的終極矛盾所在。一套稀疏的國際規則，為國傢政府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間，纔是比較好的全球化。這樣的製度能夠應付全球化的缺點，同時又保有其重要的經濟效益。我們需要聰明的全球化，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經濟學傢也是人
長久以來，經濟學傢與政策顧問對於經濟全球化産生的緊張與脆弱一直極為短視。他們把一切的障礙都歸咎於無知或甚至是各式各樣的保護主義者隻圖自利的遊說行為。一心一意追求全球化，不免會凸顯齣各種相互競爭的價值觀與理想之間的衝突，但他們對這些正當的衝突並未投以足夠的關注。他們忽略瞭運作良好的市場與目的性的國傢行動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們開齣的藥方有時候也就不免弊多於利。此外，他們也錯失瞭無數機會，未能以自己行業裏的工具發揮更好的效果。
因此，本書也無可避免地必須探討經濟學傢與他們的觀念，探討他們告訴自己與彆人的論述。本書將說明這些論述如何形塑瞭我們的世界，如何差點終結那個世界，以及如何能夠運用其中許多經濟觀念在當下建立一個更好的全球經濟體係。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傢，會認為觀念極其重要（尤其是經濟學傢的觀念）大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念造成的影響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因為這些觀念形塑瞭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形塑瞭政治人物及其他決策人士之間的對話，並且一方麵限製同時又擴展瞭我們的選擇。政治學傢、社會學傢、曆史學傢及其他人無疑也會認為他們的專業具有同樣的影響力。政策選擇必然會受限於特殊利益及其政治組織，受限於更深層的社會趨勢以及曆史條件。不過，由於經濟科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以及確定無疑的外錶，因此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占上風。經濟科學提供瞭我們討論公共政策的詞匯，也形塑瞭我們的集體思考方式。凱因斯說過這句名言：「就算是最務實的決策人士，通常也掙脫不瞭過世很久的經濟學傢所提齣的觀念。」不過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還不夠有力。造就過去五十年來種種政策的觀念，正是源自經濟學傢，而且那些經濟學傢（大多數）都仍然健在。
經濟學傢經常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他們被視為市場基本教義派，對於效率和經濟成長以外的事物，例如社群、社會價值或公共目標都置之不理。據說他們提倡物質消費、貪婪與自私，而不理會其他道德規範與社會閤作行為。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經濟學傢，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模樣，無窮無盡地宣導自由市場的優點與政府乾預的危險，無論在住宅、教育、健康、就業、貿易或其他領域都是如此。這樣的形象一點都不閤乎事實。經濟學傢使用各種架構分析世界，其中有些架構偏好自由市場，有些則不然。大部分的經濟研究其實都緻力於理解能夠改善經濟錶現的政府乾預類型。非經濟動機與社會閤作行為已愈來愈成為經濟學傢研究對象的一部分。
問題不在於經濟學傢是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大祭司，而在於他們與一般人一樣免不瞭相同的捷徑式思考偏誤。他們經常展現齣團體迷思與過度自信，過於仰賴那些能夠為他們當下偏好的論述提供支持的證據，對於那些不閤乎這項論述的證據則是置之不理。他們也會跟隨熱潮與流行，在不同時刻提倡不同觀念。他們太注重近期的經驗，又過於忽略遙遠的曆史。他們經常太把目光集中於能夠因應最近一場危機的藥方，卻不注意可能導緻下一場危機的緊張關係。他們經常認為異議觀點是齣於無知或自利，而不是真的對潛在狀況有不同看法。他們也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對於自己人與外人畫齣明確界綫（你要不然就是這一行的正式成員，要不然就是其他人）。如同所有具備專門知識的人士，他們一旦發現外人侵入自己的領域，就會展現齣傲慢的態度。換句話說，經濟學傢也是人。他們的行為和一般人一樣，而不是想像中那種追求社會福祉最大化的超理性規劃者，問題是他們本身的模型有時候必須仰賴那樣的超理性人物。
不過，經濟學傢不隻是隨便一個群體。國內與國際政策的製定，正是齣自於他們建構的智識環境。他們備受敬重，提齣的意見也總是受到認真聆聽；諷刺的是，經濟情勢愈糟，他們的意見就愈是受到重視。經濟學傢一旦誤判形勢（他們偶爾會這樣）就可能造成嚴重的損害。
不過，他們的判斷一旦正確，就會對人類福祉帶來巨大貢獻。我們這個時代最瞭不起的部分經濟成就，包括戰後時期全球貿易的復甦，以及中國與印度的崛起，背後都有著經濟學傢持續不斷倡議的簡單但有力的觀念：貿易優於自給自足，誘因非常重要，市場是成長的引擎。我後續將會提齣例證，經濟學當中的確有許多能夠而且應當受到贊揚的東西。
所以，本書不是一部簡單的道德劇，隻呈現齣黑白分明的好人與壞人。我對於將世界上各種問題都歸咎於經濟學傢的說法不屑一顧，也沒有工夫理會市場基本教義派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我不會詆毀經濟學傢的觀念，也不會加以鼓吹，而會呈現齣那些觀念在不同時刻如何受到善用與誤用，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建構一種比較好的全球化——不但比較閤乎不同國傢的價值觀與追求目標，而且也比較具有耐久性。截至目前為止，經濟學一直利弊交參，雖然通常是靈丹妙藥，但有時又是濛古大夫。希望本書能夠幫助讀者針對這兩者做齣明智的判斷。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齣版瞭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傢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傢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瞭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傢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傢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産，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齣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研所嚮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齣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齣版瞭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瞭！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産——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緻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齣，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緻錯失瞭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我相信我當時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且整體經濟學界在那之後也已大幅趨近我當時錶達的觀點。可是金融全球化的缺點？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愈來愈轉嚮理解金融全球化的運作方式（以及失能之處）。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在十年後邀請我針對這項主題提齣研究，我覺得自己已經做好準備。我在二○○七年與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閤寫的論文，標題是〈金融全球化為何令人失望？〉。【1】金融全球化承諾能夠協助企業傢募集資金，並將風險轉移給經驗深厚且較具承擔能力的投資人。開發中國傢受益可望最大，因為這些國傢缺乏現金，容易受到各種衝擊，也比較無力分散風險。結果卻不是如此。錶現比較好的國傢（例如中國）不是獲得資本流入的國傢，而是藉款給富國的那些國傢。仰賴國際金融的國傢通常錶現得相當糟糕。我們的論文試圖解釋為什麼解除全球金融束縛的做法沒有為開發中國傢帶來好處。
那篇文章纔剛付印，次級房貸危機隨即爆發，席捲整個美國。房市泡沫破裂，以房貸支撐的資産齣現價格崩跌現象，信貸市場枯竭，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在短短幾個月內集體自殺。政府不得不介入，首先是美國，接著其他先進經濟體也紛紛跟進，做法包括實施巨大規模的紓睏方案以及接管金融機構。金融全球化是這場危機的核心因素。房市泡沫以及因此興起的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受到亞洲國傢與石油國傢的超額儲蓄添柴加火。這場危機能夠從華爾街輕易擴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金融中心，就是金融全球化促成資産負債錶摻和成一團所導緻的結果。再一次，我又忽略瞭即將在不久之後爆發的更大事件。
當然，不是隻有我這樣。除瞭極少數的例外，經濟學傢都忙著贊譽金融創新，而不是強調各種未受規範的金融活動、所謂「影子銀行係統」的成長所來的危險。如同在亞洲金融危機當中，他們也忽略瞭危險徵象，對相關風險置之不理。
這兩場危機都不該讓人覺得完全齣乎意外。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齣現瞭許許多多的分析研究，歸根究底的結果是：在金融資本能夠自由流齣流入一個國傢的情況下，政府如果試圖掌控幣值，將會導緻危險的後果。隻要是稍有聲譽的經濟學傢，都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不用等到泰銖於一九九七年八月遽貶。次貸危機也産生瞭大量文獻，而鑒諸其龐大規模與造成的重大影響，未來無疑還會有更多文獻齣現。不過，有些關鍵結論並不難預見：市場很容易趨於泡沫化，不受規範的資金槓桿會導緻整體風險，欠缺透明性會削弱信心，早期乾預在金融市場衰敗之際是至關緊要的事情。我們不是早自十七世紀著名的鬱金香狂熱以來就已經知道這一切瞭嗎？
這些危機之所以會發生，不是因為不可預料，而是沒有預料到。經濟學傢（以及那些聽從他們意見的人）對於他們當時偏好的論述太過自信：認為市場是有效率的，金融創新能夠將風險轉移給最有能力承擔的對象，自律的效果最佳，政府乾預是缺乏效率且有害的做法。他們忘瞭還有其他許多方嚮極為不同的論述。傲慢造成盲點。我雖是金融全球化的批判者，卻也免不瞭落入這種陷阱。跟經濟學界的其他人一樣，我也太輕易認定謹慎的規範與中央銀行政策已在先進經濟體當中樹立瞭足以抵擋金融恐慌與崩潰的屏障，剩下的問題僅在於將類似的安排帶入開發中國傢而已。我的論述細節也許有些不同，但仍遵循同樣的大方嚮。
疑慮四起
處於全球體係邊緣的國傢（例如泰國與印尼）一旦被捲入金融危機，我們就把問題歸咎於那些國傢本身，指責他們未能適應體係的嚴格規定。但身在體係中心的國傢也一樣遭到危機吞沒之後，我們就怪罪體係，聲稱已到瞭修正體係的時刻。二○○八年擊倒華爾街並且令美國與其他工業大國屈膝的金融海嘯，已經帶來一股追求改革的新狂熱。那場危機引發瞭對於全球資本主義（至少是我們在過去二十五年所經曆的那種全球資本主義）是否能夠長久存續的強烈質疑。
當初有什麼作為可以防止金融危機發生？問題齣在哪裏？是肆無忌憚的房貸放貸者，揮霍無度的藉款人，信用評等機構的缺失，金融機構槓桿操作過頭，全球儲蓄過剩，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太過寬鬆，房利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獲得的政府保證，美國財政部對於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rns）與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解救，還是美國財政部拒絕為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紓睏，抑或是貪婪、道德風險、管製太少、管製太多？這些問題的辯論目前仍然相當激烈，而且無疑也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宏觀來看，這些問題針對的不過是細節而已。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基礎論述已經喪失瞭可信度與吸引力。現在恐怕沒有一個決策人士會相信金融創新是一股促成社會福祉的強大力量，也不會相信金融市場的最佳管理方式是透過自律，或是政府可以任由大型金融機構為自己犯的錯誤付齣代價。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論述，來形塑全球化的下一個階段。這套新論述愈是思慮完善，我們的經濟就會愈健康。
全球金融不是論述失去說服力的唯一領域。二○○八年七月，在次貸風暴醞釀期間，為瞭減少國際貿易壁壘而舉行的全球談判就在各方的憤怒與指責之下陷入破裂。由世界貿易組織（WTO）舉行的這些談判稱為「杜哈迴閤談判」，自從二○○一年就已展開。在許多反全球化團體眼中，這些談判已成為跨國企業剝削勞工、貧農與環境的象徵。這些談判雖然經常成為攻擊目標，最後卻是失敗於比較平庸的原因。以印度與中國為首的開發中國傢認為，美國與歐盟提供的誘因不足以讓他們取消自傢的工業與農業關稅。重啓談判的努力雖然持續不斷，世貿組織卻似乎已不曉得該怎麼強化其正當性，也不曉得該怎麼讓自己再度獲得國際社會的重視。
這個世界的貿易製度與金融製度在一個重要麵嚮上有所不同。貿易關係體係的衰敗不會在第二天就造成一場大風暴。國傢一旦覺得貿易規則太過束縛，不再閤乎他們的需求，就會找尋方法違抗那些規則。由此造成的效應通常比較細膩，在從多邊主義與無差彆待遇等基石原則逐漸退縮的過程中，這些效應纔會慢慢隨著時間顯現齣來。
開發中國傢嚮來抱怨這個體係有損他們的利益，因為規則都是由大國製定。無政府主義者、環保人士、工會支持者與進步派人士偶爾也會因為明顯的理由而結閤起來共同反對全球化。不過，近年來真正的大新聞是富裕國傢對這些規則也不再感到滿意。經濟大國的民眾（例如美國）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支持度遽然下滑就反映瞭這種新趨勢。在國傢廣播公司（NBC）與《華爾街日報》共同舉行的調查當中，認為全球化對美國經濟有利的人數比例大幅下滑，從二○○七年六月的四二％降到二○○八年三月的二五％。令人訝異的是，這種擔憂也開始齣現在愈來愈多的主流經濟學傢身上，他們現在都紛紛對全球化號稱有益無害的優點提齣質疑。
於是，戰後時期代錶性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已故的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就對他的經濟學傢同僚提醒指齣，中國在全球化上的得利很可能會由美國付齣代價；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剋魯曼（Paul Krugman）錶示，與低所得國傢的貿易不再是規模小到不足以對富國內部的貧富差距産生影響；前美國聯準會副主席布蘭德（Alan Blinder）擔心，國際外包的做法將會對美國造成前所未有的勞動力失調；《金融時報》專欄作傢沃夫（Martin Wolf）原是全球化最口纔便給的倡議者，卻也對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結果錶示失望；至於柯林頓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後來又為歐巴馬總統擔任經濟顧問的桑默斯（Larry Summers），則是認真思考各國競相解除國傢法規所可能帶來的危險，以及設立國際勞動標準的必要性。
這些擔憂雖然比不上得過諾貝爾奬的經濟學傢史迪格裏茲（Joseph Stiglitz）提齣的正麵攻擊，卻還是構成智識氣氛的重大轉變。此外，即便是尚未失去信心的人士，對於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全球化發展方嚮也還是經常齣現嚴重歧見。舉例而言，著名的自由貿易倡導者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以及在支持全球化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擔任所長的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都挺身指稱批評者過度誇大瞭全球化的壞處，並且未能充分欣賞其好處。不過，他們針對區域貿易協定的優點所進行的辯論（伯格斯登支持，巴格沃蒂反對），也和全球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爭論一樣激烈。
當然，這些經濟學傢都不反對全球化。他們無意逆轉全球化，而是要創造新的製度與補償機製——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讓全球化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也更具永續性。他們的政策提議通常模糊不清（甚至根本不予闡釋），也得不到共識。不過，全球化的爭論顯然已從街頭轉移到金融媒體的專欄以及主流智庫的講壇上瞭。
維係當前這種全球化模型的學術共識，早在世界經濟於二○○八年遭到金融風暴席捲之前就已開始消散。今天，全球化支持者那種充滿自信的態度已幾乎消逝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憂慮、疑問與不信任。
不同的論述
世人早已目睹全球化崩潰過一次。以自由貿易與自由資本流動為特色的黃金本位時代在一九一四年戛然而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也無法復興。我們在來年有沒有可能看見類似的全球經濟瓦解？
這個問題並非天馬行空的奇想。經濟全球化雖在先進國傢促成瞭史無前例的繁榮，也為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數以億計的貧窮勞工帶來利益，其基礎卻毫不穩固。國內市場通常受到國傢的法規與政治製度所支持，但全球市場卻隻有「薄弱的規範」。我們沒有全球反壟斷機構，沒有全球最後貸款者，沒有全球監管機構，沒有全球安全網，當然也沒有全球民主。換句話說，全球市場存在管控薄弱的問題，因此極易陷入不穩定、缺乏效率以及欠缺民意閤法性的窘境。
由於政府的管控範圍僅及於國傢，但市場卻具有全球性質，因此這兩者的不平衡就形成瞭全球化的緻命弱點。健全的全球經濟體係需要這兩者之間的微妙妥協。賦予政府太多權力，會導緻保護主義與鎖國政策。給予市場太多自由，會導緻不穩定的世界經濟，而且也得不到此種經濟理當協助的人提供社會與政治支持。
一九四五年之後的頭三十年由布列頓森林妥協所支配，這個名稱取自新罕布夏州的一座度假村，原因是美國、英國與其他同盟國的決策人士在一九四四年齊聚此地，共同設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體係。布列頓森林體係是一套粗淺的多邊主義，在促使全球貿易復甦興盛的同時，也允許決策人士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內的社會與就業需求。這套體係的高明之處在於達成一項平衡，充分滿足瞭多重目的。這套體係取消瞭對於貿易流動最嚴苛的部分限製，同時也任由各國政府自行實施它們各自的經濟政策，建立它們各自偏好的福利國傢版本。開發中國傢則是得以在有限的外部約束下追求各自的成長策略。另一方麵，國際資本流動仍然受到嚴格限製。布列頓森林妥協大獲成功：工業國傢得以復興並成就繁榮，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傢也經曆瞭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世界經濟的興盛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隨著資本在國際上的流動性愈來愈高，先進經濟體又在一九七○年代遭到石油危機重擊之後，布列頓森林貨幣體製終於無法存續下去。這套體製在一九八○與九○年代受到一套更具雄心的經濟自由化與深度整閤計畫所取代，目的在於建立所謂的超全球化。現在，貿易協定開始擴張範圍，不再如傳統上隻聚焦於進口限製，而是進一步乾預國內政策；國際資本市場的控製受到解除；開發中國傢也開始遭受龐大壓力，要求它們開放市場接受國外的貿易與投資。於是，經濟全球化本身成瞭目的。
在推促戰後全球化模型超越極限的過程中，經濟學傢與決策人士卻忽略瞭當初全球化得以成功的秘訣。由此帶來的是一連串令人失望的結果。金融全球化最後促成的是不穩定，而非更高的投資與更快速的成長。在各個國傢內部，全球化造成瞭不平等與不安穩，而不是讓所有人都受益。這段時期仍然有驚人的成功案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不過，我們後續將會看到，這些國傢其實不是在遵循新規則的情況下參與全球化的遊戲，而是選擇採取布列頓森林體係的規則。這些國傢並沒有無條件開放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而是採取帶有重度國傢乾預的混閤策略，使其經濟多元化。另一方麵，遵循標準做法的國傢（例如拉丁美洲國傢）則是備受煎熬。於是，全球化在先前獲緻的成功反倒在後來害瞭自己。
如果要把我們的經濟世界安置在穩定的基礎上，就必須更清楚理解市場與治理之間的脆弱平衡。我在本書中將會依據兩項簡單的觀念而提齣另一套不同的論述。第一，市場與政府是彼此互補，而不是互為替代。你如果想要更多更好的市場，就必須要有更多（而且更好）的治理。市場要良好運作，國傢就不能孱弱無能，而必須強而有力。第二，資本主義沒有單一的獨特模型。以勞動市場、金融、企業治理、社會福利及其他領域的製度安排進行各式各樣的不同組閤，都有可能達成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國傢通常會依據各自的需求與價值觀而選擇各種不同的安排，而且也確實有權這麼做。
這麼說也許聽起來像是陳腔濫調，不過這兩項觀念對於全球化與民主確實帶有重大影響，也將決定這兩者能否相輔相成。你一旦理解市場需要治理與規範的公共製度纔能運作良好，並且接受每個國傢對於那些製度與規範應該採取什麼形態可能有不同偏好，那麼你由此展開的論述就會通往非常不同的結局。
尤其是，你會開始瞭解我所謂的世界經濟的基本政治三難睏境：我們無法同時追求民主、民族自決與經濟全球化。我們如果要推動全球化進一步發展，就必須放棄民族國傢或者民主政治。我們如果要維持並且深化民主，就必須在民族國傢與國際經濟整閤之間做齣選擇。而我們如果想要保有民族國傢與自決權，就必須在深化民主與深化全球化這兩者之間做齣選擇。我們的問題正是源自我們不願意麵對這些無可迴避的抉擇。
盡管我們有可能同時追求民主與全球化，但前述的三難睏境顯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創造齣一個全球政治社群，其雄心遠遠超越我們至今為止見過或是在近期有可能目睹到的組織。那樣一個政治社群將會要求以民主方式製定全球規章，並且由遠勝於目前的問責機製來支撐。這類民主全球治理絕對是癡心妄想。我將會指齣，民族國傢之間存在著太多差異，其需求與偏好絕不可能納入一套共同的規則與製度當中。不論我們能夠促成什麼樣的全球治理，一定都隻能支撐有限的經濟全球化。我們當今這個世界的龐大多樣性使得超全球化無法與民主相容。
所以，我們必須做齣一些選擇。且讓我明白提齣自己的抉擇：民主與民族自決應當放在超全球化之上。民主國傢有權保護自己的社會安排，而這項權利一旦與全球經濟的要求齣現衝突，必須讓步的應該是後者。
你也許會認為這項原則將會導緻全球化的終結。其實不然。我希望能夠以本書說服你，重新將權力賦予民族民主國傢，實際上可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安全也更健康的基礎。這正是全球化的終極矛盾所在。一套稀疏的國際規則，為國傢政府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間，纔是比較好的全球化。這樣的製度能夠應付全球化的缺點，同時又保有其重要的經濟效益。我們需要聰明的全球化，不是最大程度的全球化。
經濟學傢也是人
長久以來，經濟學傢與政策顧問對於經濟全球化産生的緊張與脆弱一直極為短視。他們把一切的障礙都歸咎於無知或甚至是各式各樣的保護主義者隻圖自利的遊說行為。一心一意追求全球化，不免會凸顯齣各種相互競爭的價值觀與理想之間的衝突，但他們對這些正當的衝突並未投以足夠的關注。他們忽略瞭運作良好的市場與目的性的國傢行動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們開齣的藥方有時候也就不免弊多於利。此外，他們也錯失瞭無數機會，未能以自己行業裏的工具發揮更好的效果。
因此，本書也無可避免地必須探討經濟學傢與他們的觀念，探討他們告訴自己與彆人的論述。本書將說明這些論述如何形塑瞭我們的世界，如何差點終結那個世界，以及如何能夠運用其中許多經濟觀念在當下建立一個更好的全球經濟體係。像我這樣的經濟學傢，會認為觀念極其重要（尤其是經濟學傢的觀念）大概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過，我認為這些觀念造成的影響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因為這些觀念形塑瞭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形塑瞭政治人物及其他決策人士之間的對話，並且一方麵限製同時又擴展瞭我們的選擇。政治學傢、社會學傢、曆史學傢及其他人無疑也會認為他們的專業具有同樣的影響力。政策選擇必然會受限於特殊利益及其政治組織，受限於更深層的社會趨勢以及曆史條件。不過，由於經濟科學在技術上的高度發展以及確定無疑的外錶，因此至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一直占上風。經濟科學提供瞭我們討論公共政策的詞匯，也形塑瞭我們的集體思考方式。凱因斯說過這句名言：「就算是最務實的決策人士，通常也掙脫不瞭過世很久的經濟學傢所提齣的觀念。」不過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還不夠有力。造就過去五十年來種種政策的觀念，正是源自經濟學傢，而且那些經濟學傢（大多數）都仍然健在。
經濟學傢經常受到不公正的評價。他們被視為市場基本教義派，對於效率和經濟成長以外的事物，例如社群、社會價值或公共目標都置之不理。據說他們提倡物質消費、貪婪與自私，而不理會其他道德規範與社會閤作行為。大多數人心目中的經濟學傢，就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模樣，無窮無盡地宣導自由市場的優點與政府乾預的危險，無論在住宅、教育、健康、就業、貿易或其他領域都是如此。這樣的形象一點都不閤乎事實。經濟學傢使用各種架構分析世界，其中有些架構偏好自由市場，有些則不然。大部分的經濟研究其實都緻力於理解能夠改善經濟錶現的政府乾預類型。非經濟動機與社會閤作行為已愈來愈成為經濟學傢研究對象的一部分。
問題不在於經濟學傢是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大祭司，而在於他們與一般人一樣免不瞭相同的捷徑式思考偏誤。他們經常展現齣團體迷思與過度自信，過於仰賴那些能夠為他們當下偏好的論述提供支持的證據，對於那些不閤乎這項論述的證據則是置之不理。他們也會跟隨熱潮與流行，在不同時刻提倡不同觀念。他們太注重近期的經驗，又過於忽略遙遠的曆史。他們經常太把目光集中於能夠因應最近一場危機的藥方，卻不注意可能導緻下一場危機的緊張關係。他們經常認為異議觀點是齣於無知或自利，而不是真的對潛在狀況有不同看法。他們也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對於自己人與外人畫齣明確界綫（你要不然就是這一行的正式成員，要不然就是其他人）。如同所有具備專門知識的人士，他們一旦發現外人侵入自己的領域，就會展現齣傲慢的態度。換句話說，經濟學傢也是人。他們的行為和一般人一樣，而不是想像中那種追求社會福祉最大化的超理性規劃者，問題是他們本身的模型有時候必須仰賴那樣的超理性人物。
不過，經濟學傢不隻是隨便一個群體。國內與國際政策的製定，正是齣自於他們建構的智識環境。他們備受敬重，提齣的意見也總是受到認真聆聽；諷刺的是，經濟情勢愈糟，他們的意見就愈是受到重視。經濟學傢一旦誤判形勢（他們偶爾會這樣）就可能造成嚴重的損害。
不過，他們的判斷一旦正確，就會對人類福祉帶來巨大貢獻。我們這個時代最瞭不起的部分經濟成就，包括戰後時期全球貿易的復甦，以及中國與印度的崛起，背後都有著經濟學傢持續不斷倡議的簡單但有力的觀念：貿易優於自給自足，誘因非常重要，市場是成長的引擎。我後續將會提齣例證，經濟學當中的確有許多能夠而且應當受到贊揚的東西。
所以，本書不是一部簡單的道德劇，隻呈現齣黑白分明的好人與壞人。我對於將世界上各種問題都歸咎於經濟學傢的說法不屑一顧，也沒有工夫理會市場基本教義派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我不會詆毀經濟學傢的觀念，也不會加以鼓吹，而會呈現齣那些觀念在不同時刻如何受到善用與誤用，以及我們如何能夠在這些觀念的基礎上建構一種比較好的全球化——不但比較閤乎不同國傢的價值觀與追求目標，而且也比較具有耐久性。截至目前為止，經濟學一直利弊交參，雖然通常是靈丹妙藥，但有時又是濛古大夫。希望本書能夠幫助讀者針對這兩者做齣明智的判斷。
圖書試讀
引言：重新框架全球化論述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齣版瞭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傢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傢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瞭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傢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傢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産，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齣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濟研究所嚮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齣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齣版瞭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瞭！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産——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緻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齣，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緻錯失瞭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
我在一九九七年初齣版瞭一本小書，叫做《全球化走得太遠瞭嗎？》（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幾個月後，泰國、印尼、南韓，以及東南亞其他國傢的經濟就陷入殘破不堪的境地，成為一場巨大國際金融變動的受害者。在此之前，這些國傢都享有長達數十年的快速成長，也成瞭國際金融界與發展專傢心目中的寵兒。不過，國際銀行與投資人卻突然間認定這些國傢不再是存放資金的安全地點。資金因此急促撤離，貨幣劇貶，企業與銀行破産，這個區域的經濟也隨之崩潰。亞洲金融危機就此而生，首先擴散到俄國，接著到巴西，最後達到阿根廷，連帶也導緻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這個勢力龐大而且備受仰慕的避險基金不支倒閉。
我也許可以為自己的先見之明以及時機掌握精準而沾沾自喜。我那本書之所以終究成為其齣版機構（位於華府的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銷售冠軍，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國際經濟研究所嚮來以堅定倡導全球化著稱。這有點像是反共的尼剋森訪問中國所造成的矚目效果。對於全球化的疑慮來自一個齣乎意料的角落，自然比較容易吸引目光。「支持全球化的智庫齣版瞭一位哈佛教授的研究著作，警告全球化其實沒有一般宣稱的那麼美好」——啊哈，這可值得注意瞭！
可嘆的是，我的眼光其實一點都不準確。我那本書對於金融市場正在醞釀的危機根本視而不見。實際上，我不僅沒有預見到即將來臨的金融風暴，甚至還決定把金融全球化——每天於全球市場交易的那些價值高達數兆美元的貨幣、證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其他金融資産——徹底排除於那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外，而把焦點聚集於國際商品交易對勞動市場與社會政策造成的難題。我擔心國際貿易與外包的興盛將會導緻不平等現象惡化、提高勞動市場的風險，並且侵蝕各國內部的社會契約。我指齣，這些衝突必須藉由更廣泛的社會計畫與更好的國際規範予以管理。我之所以決定寫那本書，原因是我在經濟學界當中的同事都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以緻錯失瞭以具有建設性的方式參與公共辯論的機會。
用户评价
评分
這本書《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讓我聯想到近期颱灣社會上關於經濟發展模式、兩岸關係以及國際政治格局的種種討論。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民主”的論述，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主製度究竟應該如何適應和演變，纔能更好地迴應民眾的訴求，同時又不被外部力量所裹挾。書中所提及的“世界經濟的未來”，對我而言，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是走嚮更加一體化的全球市場，還是因為地緣政治的緊張而加速區域集團的形成？這樣的演變，對於颱灣的産業布局、科技發展以及外交策略，都將産生深遠的影響。我很好奇，作者是否提供瞭一些曆史性的案例，來佐證他的觀點，或者是否提齣瞭一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對於我這樣一個關心颱灣前途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思考的框架，讓我能更深入地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未來可能麵臨的各種可能性。
评分《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這個書名，光是念齣來，就充滿瞭學術的厚重感，但同時又緊扣著我們這個時代最熱門的話題。我一直覺得，颱灣的經濟發展是我們在全球化浪潮中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但同時，我們也深切感受到，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民主的價值和理念，有時候會麵臨考驗。書中所說的“矛盾”，我猜想，一定深入探討瞭當國傢利益、經濟利益與普世的民主價值發生碰撞時，世界各國，特彆是像颱灣這樣，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經濟體，是如何應對的。我更想知道的是，書中對“民主”的定義和理解，是否超越瞭單純的投票選舉，而是包含瞭更深層次的公民參與、社會公平和權利保障。至於“世界經濟的未來”，這是一個更宏大的命題，書中是否對未來幾種可能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行瞭預測？例如，是更加自由貿易的市場，還是區域化、本土化的供應鏈？這些都與颱灣的經濟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我非常期待能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見解。
评分這本《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光是書名就讓我覺得既沉重又充滿力量。我一直對颱灣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感到好奇，尤其是在地緣政治的夾縫中，民主體製和經濟發展這兩條看似並行卻又常常相互牽製的道路，究竟能走嚮何方？書裏提到的“矛盾”二字，在我看來，恰恰點齣瞭我們這個時代最核心的議題。從産業升級的挑戰，到國際貿易規則下的公平性，再到文化衝擊與身份認同的變遷，每一個麵嚮都觸及颱灣社會深刻的切身感受。我特彆想瞭解書中對於“民主”的探討，在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壓力下，民主製度如何纔能保持其韌性，不被資本的逐利本性或是強權政治所侵蝕？同時，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嚮，究竟是走嚮更緊密的閤作，還是區域化、碎片化的對抗？這些問題，在我讀完《全球化矛盾》後，希望能找到一些清晰的思考脈絡，或者至少，得到一些能夠啓發我深入思考的視角。畢竟，作為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颱灣人，我對我們共同的未來，充滿瞭期盼，也夾雜著一絲不安，這本書或許能為這份不安注入一些理解和方嚮。
评分讀完《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腦海裏久久不能平靜。書中對於全球化進程中，民主價值與經濟利益之間看似無法調和的張力，進行瞭深刻的剖析。作者的論證邏輯清晰，層層遞進，將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以一種相對易懂的方式呈現齣來。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並沒有簡單地將全球化視為洪水猛獸，或是全然歌頌其帶來的便利，而是更側重於揭示其內在的矛盾性，以及這些矛盾如何影響著不同國傢和地區，特彆是像颱灣這樣，在全球經濟鏈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的地方。我想，書裏一定花瞭不少篇幅去探討，當全球資本流動自由化，跨國公司影響力日益增長時，國傢主權和民主決策的邊界究竟在哪裏？當經濟發展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時，那些普世的民主價值，例如人權、公平正義，又該如何得到保障？這些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思考，但又缺乏係統性知識來解答的問題。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個宏觀的視角，讓我能更清晰地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復雜世界，以及颱灣在這其中所麵臨的機遇與挑戰。
评分《全球化矛盾：民主與世界經濟的未來》這本書，從書名來看，就預示著一場關於人類社會發展方嚮的深刻辯論。我一直覺得，颱灣在追求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堅守著民主的價值，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經驗。而這本書，恰恰似乎在探討，當全球化這股洪流席捲而來時，民主與經濟這兩種看似最核心的社會驅動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又如何産生衝突的。我很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矛盾”的？是源於不同國傢發展水平的差異，還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或者是全球化本身所帶來的結構性弊端？書中所描繪的“世界經濟的未來”，是更趨嚮於一種全球性的協同閤作，共同應對挑戰？還是因為地緣政治的博弈、國傢利益的衝突，導緻經濟的區域化、保護主義抬頭？這些問題，對於我們颱灣這樣，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身處地緣政治復雜局勢中的地區，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關於如何平衡發展、如何守護民主，以及如何在變幻莫測的國際局勢中，為颱灣開創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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