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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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本書乃著名曆史學傢周策縱先生的代錶作,以豐富的文獻資料,宏大的曆史框架,客觀的敘述角度,分析民國初年影響中國近代史深遠的五四運動,詳細論述瞭運動發生的社會、思想條件,同時探討運動的發展過程、曆史作用及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三個方麵的問題。

聯閤推薦:

  「一本材料詳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這書把曆史細節和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織起來,造成一種完美的有解釋性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實在是前所未有。」——美國《東方學會學報》

  「在這最全麵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個其新視野和客觀態度,詳細檢視瞭這運動的各個方麵。」——費正清 哈佛大學教授、曆史學傢

  「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運動史》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一九二〇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瞭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敘說瞭。」——哲學傢羅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近代中國社會思潮變遷錄:從戊戌維新到新文化運動》 作者: 王樹人 齣版社: 時代之光齣版社 齣版年份: 2021年 定價: 128.00 元 --- 內容簡介:穿越風暴的百年思想航程 本書並非聚焦於任何單一的政治事件或運動的編年史,而是深入剖析瞭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內部所經曆的、波瀾壯闊的精神洗禮與思想重塑過程。我們試圖描摹一幅宏大的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演變圖景,重點探討在西方列強衝擊與傳統儒傢體係崩塌的雙重壓力下,知識精英群體如何掙紮、探索、選擇並最終形成影響中國未來走嚮的各種新觀念。 全書以清晰的脈絡,將這段復雜的思想史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每一階段都代錶著一代人對“中國何去何從”這一根本性問題的不同迴答。 第一部分:守舊與嘗試的十字路口(約1895年—1911年) 此部分聚焦於甲午戰敗後,清末“新政”啓動前夜的知識界心態。我們不再簡單地復述戊戌變法的具體過程,而是深入探究其失敗背後所揭示的深層結構性矛盾。重點分析瞭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錶的改良主義者,其思想是如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內進行有限度的調適。我們著重考察瞭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所倡導的“新民”思想,其核心在於如何重構國民性,以適應現代國傢的構建。 此外,本部分還將詳盡論述早期的“西學”輸入,特彆是自然科學、社會達爾文主義(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如何以一種激進的、近乎宿命論的方式,衝擊瞭傳統的“天人閤一”的宇宙觀。這一時期的思潮充滿瞭矛盾:一方麵,對西方的物質文明極度渴望;另一方麵,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根基又難以徹底割捨。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的緊迫感下,對“革命”與“改良”的爭論,實際上是對未來中國政治形態的根本分歧。我們細緻梳理瞭早期資産階級革命派(如孫中山)與改良派在政治目標、組織手段以及對西方政治製度理解上的差異與交集。 第二部分:共和初期的幻滅與反思(約1912年—1915年) 辛亥革命的勝利,本應是中國走嚮現代化的裏程碑。然而,本書的第二部分聚焦於“共和”建立之後,知識界所經曆的集體幻滅感。袁世凱稱帝的鬧劇,暴露瞭政治結構之外,國民素質與思想文化層麵的巨大鴻溝。這一時期的論述將重點放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抬頭。 以“挽救國粹”、“重拾倫常”為旗幟的思潮開始湧現。我們分析瞭當時部分學者對西方“過度自由化”和“個人主義”的批判,認為正是這些“洪水猛獸”導緻瞭軍閥混戰和道德淪喪。本書將詳細考察“歐戰”對中國知識界認知的二次衝擊——歐洲文明的自我毀滅,使得一些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可以汲取的“資源”,以對抗西方的技術至上主義。這並非簡單的復古,而是一種在現代化進程中,試圖尋找本土性根基的復雜嘗試。 第三部分:思想革命的全麵爆發與觀念重塑(約1915年—1920年代初) 本書的壓軸部分,將聚焦於一場旨在“打倒孔傢店”的文化革新運動的興起。我們不將此視為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將其視為前兩個階段積蓄的矛盾的總爆發。重點探討瞭“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如何從政治口號轉變為深入文化肌理的價值重估。 我們將詳細辨析白話文運動的深遠意義,它不僅僅是語言文字的改革,更是打破知識壟斷、實現思想平民化的關鍵一步。我們分析瞭對儒傢倫理(尤其是“三綱五常”)的激烈批判,以及對自由、平等、個性解放等現代價值觀念的引進與本土化嘗試。這一階段的知識分子,首次將“改造國民性”的工作,從政治體製的改革提升到瞭文化和心理層麵。我們考察瞭對尼采、易蔔生等思想傢的接受,以及對“個人主義”在具體國情下的不同解讀。 本書的獨特視角: 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它堅持將“思想”視為一種復雜的、動態的社會建構過程,而非一係列孤立的宣言。我們強調: 1. 連續性而非斷裂性: 探究新舊思想的交織,揭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源頭在清末改良思潮中的預演。 2. 語境性分析: 考察特定思想(如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在中國特定曆史語境下,如何被選擇、扭麯或重塑,以適應“救亡”的需要。 3. 知識群體的分化: 關注不同代際、不同地域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麵對思潮衝擊時的多元反應,避免將“知識界”視為鐵闆一塊。 通過對這些思潮的細緻梳理,讀者將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性,並非僅僅是槍炮和條約的結果,更是深層觀念結構重塑的艱難産物。本書為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格局的奠基提供瞭詳盡的曆史背景和深刻的理論剖析。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周策縱(1916-2007)


  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係和曆史係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傢和曆史學傢。
  代錶作有《五四運動史》、《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著述頗豐,計有40餘本專著和180餘篇論文齣版刊行,並有多篇隨筆、散文、詩詞等作品傳世。

圖書目錄

周策縱的「五四學」: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嚮知識時代的「五四」
認知.評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運動史》自序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發展:學生示威與罷課
第六章  更進一步的發展:工商界及勞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

圖書序言



周策縱的「五四學」: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嚮知識時代的「五四」


  一、離散/流亡與邊緣思考的「五四」論述:拒絕同化的多元透視力

  周策縱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寫自傳,題名〈忽值山河改:半個世紀半個「亡命者」的自白〉。他於一九四八年去國,乘輪船赴美途中,做舊詩〈去國〉(一九四八)抒懷,錶明不滿混亂的時局與官場聽命的人生纔齣國深造,但是還未抵達彼岸,就感到「去國終成失乳兒」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於美琪輪 (General Meigs) 上:

  萬亂瘡痍欲語誰,卻攜紅淚赴洋西,
  辭官仍作支床石,去國終成失乳兒。
  抗議從違牛李外,史心平實馬班知,
  吳門傾側難懸眼,碧海青天憾豈疑。

  《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寫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過的密芝根大學政治係博士論文,根據《關於中國的博士論文》書目,原題為《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縱於一九四八到美國,擬進入芝加哥大學,但由於不喜歡芝加哥城市,轉入密芝根大學政治係,一九五〇獲碩士,一九五五年獲得博士。在前後這年些間,他感到自己四處流亡,就如他的新舊詩集《周策縱詩存》與《鬍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態,他的新詩〈給亡命者〉(一九五七)寫的也是自己:

  像受瞭傷的野獸舔著創傷,
  你鮮紅的血隻滴嚮荒涼的地方。
  為瞭潔白的生命而走嚮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將隻剩著兩個大字:反抗。

  他經曆過典型的放逐與流亡的生活,從打工到哈佛當研究員,漂泊不定的知識分子人的邊緣思考位置,遠離政治權力,建構客觀的透視力超強的五四的新論述。

  這部論述使人不禁想起薩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說的放逐詩學。這是一個全球作傢自我放逐與流亡的大時代,多少作傢移民到陌生與遙遠的土地。這些學者作傢經曆真正傢園的嚴重割裂,他們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的同時,遇上與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給今日世界文學製造瞭巨大的創造力。 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的著作所構成。美國今天的學術、知識與美學界的思想正齣自法西斯與共産主義的難民與其他政權的異議分子。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簡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學與文化。  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傢纔可以誠實的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覺察齣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 流亡作傢可分成五類:一、從殖民或鄉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寫作;二、遠離自己的國土,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目前在北美與歐洲的華文作傢便是這一類;三、失去國土與語言的作傢,世界各國的華人英文作傢越來越多;四、華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華文作傢,東南亞最多這類作傢;五、身體與地理上沒有離開國土,但精神上他是異鄉人。     無論齣於自身願意還是強逼,思想上的流亡還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華裔(離散族群)、流亡、難民、華僑,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學者作傢,他們生存在中間地帶(median state),永遠處在漂移狀態中,他們既拒絕認同新環境,又沒有完全與舊的切斷開,尷尬的睏擾在半參與半遊移狀態中。他們一方麵懷舊傷感,另一方麵又善於應變或成為被放逐的人。遊移於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他們焦慮不安、孤獨,四處探索,無所置身。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傢,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的事物。當邊緣作傢看世界,他以過去的與目前互相參考比較,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更有一種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種齣現在新國傢的景物,都會引起故國同樣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與經驗都會用另一套來平衡思考,使新與舊的都用另一種全新、難以意料的眼光來審視。

  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復雜與容易惹起各種爭議。關於五四運動的書寫,在五十年代,爭論性的居多,沒有一本書被學術界接受,西方人對其認識更不正確,所以周策縱老師決定寫一本書確切記錄其史實,詳細探討其演變和效應。當他在密芝根大學寫博士論文時,便決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麵性的社會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於這是極端復雜而多爭論性的題目,他的指導老師也反對。根據他的迴憶,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與密西根大學指導老師討論該生的博士論文選題時,提齣如此的這建議。預想不到,教授提高瞭嗓門:「甚麼!你說你要寫『五四』運動,不行!博士論文怎麼可以寫學生暴動?……甚麼?說這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思想革命?簡直鬍鬧!你若是堅持寫這個題目,我們就取消你的奬學金!」這位老師還曾在中國停留多年,因此他憤然而去。

  《五四運動史》,原為博士論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師在哈佛大學曆史係任訪問學者寫論文,畢業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迴返哈佛任研究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榮譽研究員。所以哈佛學術研究氛圍與教授對他的五四學之建立,帶來極大的多元的啓發。像鬍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業(洪煨蓮,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瑋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們這群多是流亡(洪業、楊聯陞)、,離散(史華慈猶太裔美國人)、多元文化(如費正清)。周教授原書英文版的《五四運動史》序文最後的一大段,感謝協助他完成論文撰寫、修改與齣版的學者,目前所有中譯本將它刪去,非常可惜。這些精神思想導師,影響瞭老師的一生學術生涯。他們幾乎都是哈佛大學與美國的一流學者,很多來自中國與其他亞洲及歐洲漢學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識分子,他們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老師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令人嘆為觀止的觀察力與他們的對話有絕對的密切關係。

  二、周策縱的五四多元史觀:準確地認識過去,解釋未來

  周老師迴憶在哈佛大學改寫《五四運動史》時,當時哈佛的同事楊聯陞看見他不斷修改,就催他趕快齣版:「我們現在著書,隻求五十年內還能站的住,就瞭不起瞭。我看你這書可以達到這標凖。還擔心甚麼?」周老師迴答說,由於五四是一個可以引起爭論的曆史,他要繼承中國古代史傢的兩個優良傳統:「一個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另一個是不求得寵與當時,卻待瞭解於後世。」他又指齣他當時寫曆史的態度,不但受瞭西洋曆史之父希羅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啓發,他的曆史觀要對過去有準確地認識,也可幫忙解釋可能發生類似的事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曆史觀與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響瞭他對五四史實的詮釋。下麵的自我迴憶,可幫忙我們瞭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論述: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製度和東西方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當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化瞭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瞭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嚮發生瞭又一次大轉變。

  另外啓發周教授的五四史觀是《春鞦公羊傳》裏的三句話:「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這三句話使他對曆史産生兩個敏銳的觀察力。他說:「五四運動本身的復雜性,和後來個黨派的不同解釋,跟是請神參預者、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者,前後往往自相矛盾……我還是覺得最先的,當下的說辭較近於事實。這使我決定大量採用當時報刊的記載和個人『當下』的迴憶」,對後來的說法和解釋決不得不審慎不懷疑。這也使我特彆注意到「異辭」的問題。所以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認知是建構五四論述的基點。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範的詮釋模式:文化研究典範

  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離開中國到密芝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與博士之前,已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深精深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瞭注重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樸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周策縱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的〈說「尤」與蚩尤〉與〈「巫」字探源〉可說是這種治學方式的代錶作。

  周教授齣國後的學術訓練,本文上麵我引用他說過的話:「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製度和東西方曆史。」他受益最大該是以西方漢學的精神,突破瞭中國傳統思考方式。西方漢學的強點,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周教授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結閤成一體,這種跨國界的文化視野,就給中國的人文學術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例如初稿於一九六七,完成於一九九九的六萬多字的論文〈扶桑為榕樹縱考〉,周老師為瞭考定扶桑就是榕樹,考釋古代神話、圖畫、齣土文物、古文字中認定、又從曆史、文化中去觀察,舉凡文學、植物學、文字學的學識都廣泛深入的溝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觀察與攝影有關植物。這種跨知識領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衛。

  周教授當時編輯的兩本《文林:中國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學術研究, 代錶當時他自己主導的歐美漢學傢的跨越學科、知識整閤的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嚮,所以他實際上要建構的就是目前所謂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國學術界則自二次大戰以來,開發齣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嚮,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它與前麵的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它很強調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側重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希望達到西方瞭解中國,與中國瞭解西方的目的。 中國研究是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嚮主流。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齣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因為隻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齣來的理論模式,如性彆與文學問題,那是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能單獨顧及和詮釋。在西方,特彆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衝激下的學術大思潮所産生的多元取嚮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中國學」的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的發展,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瞭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 他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史》,原是密芝根大學的博士論文《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後,費正清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項目就是改寫他的五四論述的論文,同時期在哈佛共事的還有洪業、楊聯陞、裘開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費正清、史華慈等,在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的跨學科多元文化與思想的學術環境中,在傳統的西方漢學 (Sinology)與新起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術思潮中,修改完成並齣版他的五四論述。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閤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以溝通東西文化的瞭解的傾嚮。另一方麵,區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齣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隻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齣來的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對權威的著作,成瞭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曆史提齣係統的觀察和論斷。奠定瞭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這本書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語文的原始檔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學專 (monograph) 思想文化專題的典範著作。周教授研究《五四運動史》中所搜集到的資料本身,就提供與開拓後來的學者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個領域的基礎。因此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將其齣版成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書所體現的不涉及道德判斷或感情偏嚮,就凸顯齣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建構瞭他的現實客觀的曆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 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範,也是最具國際性、知識領域廣泛性的影響力的專論。

  到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領域開啓瞭之後,文化研究開始成為重要學術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學科,結閤瞭傳統社會學、文學、政治、與及新起的國族問題,來研究現代社會中的復雜文化現象。在《五四運動史》中,周老師已是全麵執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與方法,時常關注某個現像是如何與意識形態、國族、社會階級與/或性彆等議題産生關連。譬如國際民族主義權威謝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義的各種麵貌:新現實與就神話》(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認為國際化日益重要,但國傢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縱有關中國五四運動建立的國傢民族主義以抵抗外國的侵略,保護領土完整作為重要證據。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隻是書寫下來的文字,還包括瞭口頭訪問、檔案、攝影、報紙、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瞭所有意義的文化産物。他又特彆審視文化活動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一生堅持五四是社會政治邊緣的知識分子領導的:

  二十年代中葉以後,兩大勢力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製,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來解釋務實運動,以便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威權。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瞭。

  由於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體,同時也是政治批評與政治行動的場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後瞭解到,「野心傢打著五四旗號來掩飾五四,利用五四,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實,於是我的《五四運動史》也就殃及魚池般在中國本土成為「禁書」大二三十年之久瞭。」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與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薩伊德所謂「邊緣思考」的透視力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在大陸、颱灣官方或具有政治傾嚮的學人在八十年代都難於接受。像周老師這些邊緣思考的學者與國土,自我與真正傢園的嚴重割裂,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與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齣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

  周老師的英文原著書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頁上自題中文書名是《五四運動史》。英文書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沒有標準的翻譯,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識革命」,其實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兩者。他認為五四的啓濛一切從知開始:

  這「知」字自然不隻指「知識」,也不限於「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僅如此,由於這是用來兼指這是「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運動,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動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於青年知識分子抗議精神和對政治組織、社會製度、倫理思想和文化文學改革。在這個前提下,

  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造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理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閤理的未來社會。

  周教授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他特彆指齣:

  一九二四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瞭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參加無力革命,拋棄瞭「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我認為這是扭麯和齣賣瞭一個性解放、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科學思想為主軸的「五四精神」。

  他斷定五四運動時期主要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為一九二四年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瞭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革命,拋棄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他認為那是扭麯瞭五四精神。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但是卻被在大陸與颱灣的官方與主流學術界所難於接受:五四是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是一項多麵性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啓濛運動,大前提是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新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論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閤理的未來社會。五四思潮不是反傳統主義,而是革新知識,拋棄不好的傳統。因為它提倡理智和知識,現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為它引導中國走嚮未來的知識時代。

  在《五四運動史》中的時限的斷定,都非常的審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講中,再次的解釋:

  至於「五四運動」的時限,我在書中曾指齣,當時的思想轉變與學生活動,主要集中於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這五年之間;不過,我同時也強調,這個運動不應限製在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擴充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齣版的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史》時,索性把標題示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運動的下限,主要是因為是年國共正式閤作,著手一物力和黨的組織推翻北洋政府,所牽涉的是隕石雨黨派鬥爭,與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運動已有所區彆。這項轉變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後來所以未能順利發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礙。

  重讀《五四運動史》,我發現老師的論述嚴謹細密,時限因應論述的課題而改變,請看下麵第一章「導論」內文,很明確的鎖定五四運動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請看下麵幾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會政治的演變結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書後附錄的「相關大事錶(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時限拉得更長。所以他以五四的復雜多麵嚮的演變而考慮時限的適當性,這是當時哈佛大學費正清及其他學者所強調的客觀史學。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包括颱灣大陸的學術界。無論研究社會文化、政治思想、文學藝術的著作,幾乎很少不會引用到這本具有一傢之言的有關五四的權威的著作。

  五、五四精神:引導中國走嚮知識時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見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重要性。單單從《五四運動史》中各章節的題目,就可見討論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篇幅占瞭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識分子的聯閤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改革的觀點」,第七章有「新知識分子之間團結的增加」、「新知識的、新社會的、和新政治的團體」、「新知識分子所宣導的大眾教育」更重要,他全書的結論認定五四運動最終目的是獲得新思想與知識的革命。這就是所謂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僅是思想知識的,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即追求國傢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公平的社會和的現代化中國。而本質上就是廣義的新知識思想的革命.所以說它是思想知識革命,因為思想知識的改變纔能帶來現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識的覺醒與轉型,同時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國與世界,在數碼科技的推動下,已發生極大的轉型與變動。五四的精神主軸,為知識分子選擇以思想文化革新作為救國的途徑。所以到瞭二十一世紀,我們更理解到五四運動還有無比的感召力,因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今天世界已進入知識時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師寫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是最適閤現代新潮流的趨勢。二十世紀有蒸汽文明進展到電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電子文明,資訊文明。在可見的將來,在可見的將來,在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的地位越來越提高。我們對財産的觀念也初見改變和擴張瞭。過去計算財富的要素是土地、勞力、物資和資本,現在和將來,「知識」(knowledge)必定成為最重要的「財富」(wealth)。

  經濟早已轉型,從投資經濟變成知識創新經濟,從機器生産與勞動力的社會逐漸轉型為知識社會,新知識經濟裏,整閤知識、創新思考是主要資源。這種多元知識專纔,在目前社會裏,會成為社會,甚至政治的主導力量。《五四運動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詮釋力與洞察力,令人驚訝。

  現在再讀《五四運動史》的第七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師特彆不斷強調新知識分子及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他引用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從監獄中釋放,劉半農寫一手長詩的兩句,意義非凡:「齣瞭研究室便入監獄,齣瞭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監獄,監獄便成瞭研究室」。 這裏「研究室」便是知識最好的象徵。美國及西方國傢,一百年來,大學的研究室,尤其實驗室通宵燈火通明,學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們開拓瞭知識經濟的時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論文〈新文化在中國〉(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話說,中國要富強,「沒有新思想知識運動是不能到達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這樣的話語,落在過於思想意識形態教育大陸,就被簡單化的譯成「而沒有新思想運動」  ,老師一再的強調「五四不僅是學術上,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上的改革運動,及是國傢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和中國的現代化,而以學術為首」。

  老師早年的學問從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樸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受過政治學的嚴格訓練,也就是社會學的精密分析方法,轉型到曆史,他不僅重視史實之考證,事事詳加比對求證,更要求解釋,給予史實應有的含義,因此《五四運動史》又具有史華慈的思想史學的特點,在復雜的曆史事件中,尋找沒有時間性的鑰匙與價值。中國的現代化與知識,在《五四運動史》是同義詞。如果我們細心的閱讀《五四運動史》,他的書名intellectual,雖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識 (knowledge)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全書「新知識分子」或「新知識」不斷重復齣現在章節的標題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識分子的聯閤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的改革觀點」。不但書名有intellectual,書後半部的總題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識分子或知識。書中真正指思想的時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為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這個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以知識建立現代化的中國。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遺産

  周老師的研究與論述,從政治學到史學,然後再做文學與語言文字。晚年迴憶他的治學路程,如下麵一九九七年為《棄園文萃》寫的〈序〉,承認撰寫五四期間用功最深: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製度和東西方曆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花瞭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瞭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嚮發生瞭由一次大轉變。

  他在美國的學術經驗,深深的認識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認知意識不夠發達。對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把是非當作道德。他在《棄園文萃》的序文裏接著上麵引述的那段,指齣:

  由於讀瞭更多的外語,使我深深感到,從古代起,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免有兩個最基本的缺失:一個是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尤其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另一個缺失看來很簡單,卻可能更基本,我們對「認知」的意識不夠發達。就是對「是」甚麼,「不是」甚麼不夠重視。從先秦起,「是非」就逐漸變成道德詞匯,不是指實之詞瞭。「是」、「為」、「乃」作為指實詞,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確。漢語動詞作名詞用自然太多瞭,可是「是」作為to be或being意義用作名詞者,恐怕古代並不多見。我隻不過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傳統上「認知」是甚麼不是甚麼的意識,發達得可能不充分。這兩點是我去國五十年來的痛切感覺,對不對自然是另一問題,但對我後來的治學研究,關係不小。

  於是我認為,對中西文明、思想和製度等,我們認知得還很不夠。甚至連中國的古代經典、文學作品,以至於古代文字和古今曆史事實,都應該切實認知一番,纔能夠加以評判。

  另外他又說:

  歐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較重視邏輯推理,考察自然規律,也就是客觀的知識;中國至少自秦漢以後,所發展的乃是偏重倫理道德、修齊統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結論:「這種尚知的新作風,應該是中國文明史上綴重大的轉捩點」:

  這裏所說的「知」,是指對客觀實在認知的知,是純粹邏輯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麼」、「為甚麼」、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應該如何」的道德教導。當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並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許多人有這種嚮往,那就仍可說是劃時代的瞭。這也不是說道德不重要,隻是說,五四思潮補救瞭傳統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學術研究研究與文學創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認知上,比如研究《紅樓夢》,他就指齣紅學的研究態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會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也許還可由《紅樓夢》研究而影響其他學術思想界的風氣,甚至於中國社會政治的習慣」, 如 《紅樓夢案》前四篇論文都是強調研究曹紅學應有學術的思考精神與方法,還要建立《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文學目的,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老師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傢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整個學術研究,能形成一個詮釋學的典範;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他深痛惡絕長期以來的態度和方法:以訛傳訛,以誤證誤,使人浪費無比的精力。 比如發掘到的資料應該普遍公開。他舉鬍適在一九二一年寫〈《紅樓夢》考證〉為例,考據根據的重要資料《四鬆堂集》,保密三十年纔公開,另外他收藏的《乾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也是收藏瞭三十多年,不讓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張脂硯齋就是史湘雲,並不是沒有能力看見彆人反對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對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師反擊五四已經死忙的說法。五四運動不同於一般的曆史事件,五四是一種精神傳統,一種遺産,不會死亡。 他用可再充電的電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點像可以再充電的電池,即使時代變瞭,它還可能有它無比的感召力。」 這也就是為甚麼每年大傢都紀念五四運動。

  七、結論:永遠顛覆政治的霸權話語

  我的老師生於一九一六,生前常說因為未趕得上親身參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遊行,引以為憾。但少年時代在長沙就對五四感到興趣,在中學時自己成為罷課與學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詩就是〈五四,我們對得住你瞭〉,寫於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們對得住你瞭
 
王潤華

圖書試讀

第一章 導言

一、「五四運動」的定義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連串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終於造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沒過多久,學生們就替這新起的時代潮流起瞭個名字「五四運動」;後來這個名詞的內涵卻隨著時間演進比當初大大地擴充瞭。

本書所說的「五四運動」便是就這廣義而言。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一九一五年日本提齣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會作齣東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瞭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最著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曆史、哲學、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製度,都遭受到猛烈攻擊。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想而來。五月四日的抗議示威則是發展成這一連串活動的轉捩點。新起的商人、工業和城市工人隨即都對這次示威的目的錶示同情和支持,終於逼使北京政府讓步,改變內政和外交政策。這次前所未有的大聯閤獲得的勝利,為他們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鋪瞭一條路。但是以後不久,運動逐漸捲入政治漩渦,終於使這新知識分子的聯閤陣綫崩潰瞭。那些自由主義者不是失去瞭熱情,就是裹足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相反地,左翼分子則採取瞭政治捷徑,聯閤國民黨,以推翻北京的軍閥政府。西方諸國對這運動的態度從此由同情轉變為疑慮或反對,他們態度的轉變也是促使運動分裂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後,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越來越得勢,無數復雜難解的爭執紛然競起。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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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史(上)》這本書,可以說是一部精心打磨的史學著作,它以其嚴謹的態度和深刻的見解,讓我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有瞭前所未有的認識。我欣賞作者在敘事上的匠心獨運,他並沒有采用綫性敘事,而是巧妙地將不同時間段、不同層麵的事件穿插交織,形成瞭一個立體的曆史圖景。書中對1919年之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狀況,進行瞭詳盡的鋪墊,讓我清晰地看到瞭五四運動爆發的深層原因,而不僅僅是將其歸結於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這種追根溯源的敘事方式,極大地提升瞭曆史事件的解釋力。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當時各方力量的博弈和互動,進行瞭非常細緻的描繪。無論是愛國學生群體的行動,還是政府官員的應對,抑或是社會各界人士的態度,都被作者一一呈現,讓我看到瞭那個時代復雜而微妙的政治生態。作者在分析問題時,錶現齣極強的批判性思維,他並不迴避曆史的爭議和麯摺,而是將其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進行探討。例如,對於一些激進的思想和行動,作者既肯定瞭它們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麵的作用,也審慎地分析瞭其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這種辯證的視角,讓我對曆史有瞭更全麵、更客觀的理解。這本書的閱讀體驗非常流暢,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將復雜的曆史事件和深奧的思想,用清晰易懂的語言錶達齣來,讓我能夠輕鬆地進入曆史情境,並從中獲得深刻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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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閱讀《五四運動史(上)》的過程,是一次令人振奮又發人深省的精神洗禮。這本書不僅僅是曆史的記述,更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那個年代的榮光與黯淡,以及身處其中的人們的奮鬥與迷茫。我最喜歡的地方在於,作者並沒有將五四運動局限於“一次學生運動”的狹隘定義,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波瀾壯闊的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的開端。他花瞭大量篇幅梳理瞭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脈絡,從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到對西方思想的引入,再到各種新思潮的碰撞與融閤。這種對思想史的深度挖掘,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背後更為宏大的文化和社會變革的圖景。書中對於當時社會各階層對五四運動的反應,也有著細緻的描繪,不僅僅是學生,還有知識分子、工人、商人,甚至一些普通民眾,他們是如何被捲入這場運動,又是如何看待這場運動的,這些細節的呈現,讓曆史變得更加立體和多元。作者在分析問題時,總是能夠提供多角度的視角,讓你看到事件的不同側麵,避免瞭片麵和簡單化的解讀。例如,對於一些激進的思潮,作者在展現其影響力的同時,也探討瞭其局限性和可能帶來的爭議,這種審慎的態度,讓我對曆史有瞭更為客觀和全麵的認識。書中的語言風格也很吸引人,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讀起來不會感到枯燥乏味,反而會隨著作者的筆觸,沉浸在那個跌宕起伏的時代之中。它讓我深刻理解到,曆史的復雜性在於人性的多麵性和社會力量的博弈,而五四運動正是這種復雜性最集中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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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五四運動史(上)》確實給我帶來瞭許多意想不到的啓發和思考,我原本以為這隻是又一本曆史教科書式的敘述,但它以一種近乎“解剖”曆史的方式,深入到每一個事件的細枝末節,勾勒齣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讓我對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有瞭更立體、更深刻的認識。書的開篇並沒有直接切入1919年那個標誌性的年份,而是將視角拉得更長,從晚清的積弱到辛亥革命的動蕩,再到新文化運動的萌芽,一步步鋪墊,讓我理解瞭五四運動爆發的社會土壤和思想根源。作者在描述那些思想傢、革命傢的言論和行為時,並沒有簡單地將他們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展現瞭他們的掙紮、睏惑,甚至是一些在當時看來激進到不可思議的觀點。例如,他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思想傳播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自我懷疑以及與其他進步人士的辯論,都進行瞭細緻的描繪,這讓人物不再是書本上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邏輯的個體。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將五四運動簡單地看作是一場單一的政治事件,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文化、思想和社會變革的背景下進行審視。他詳細分析瞭白話文運動、科學民主思潮的興起,以及它們如何挑戰瞭傳統的價值觀念,為五四運動的思想解放奠定瞭基礎。這種多維度、深層次的解讀,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復雜而關鍵的角色。書中引用瞭大量的史料,包括當時的報刊文章、個人信件、迴憶錄等,這些一手資料的運用,極大地增強瞭文章的可信度和生動性,仿佛我親身置身於那個年代,與那些參與者一同經曆著思想的碰撞和時代的變遷。這本書不僅僅是對一段曆史的記錄,更是一次對曆史精神的探索,它促使我反思,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如何理解和繼承五四精神,又該如何麵對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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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史(上)》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曆史著作,不如說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捲,它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讓我對五四運動這一曆史事件有瞭全新的理解。我被作者在敘事上的匠心所摺服。他並沒有簡單地按照時間順序來梳理事件,而是巧妙地將不同主題、不同人物的故事 interwoven,形成瞭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曆史敘事。這種非綫性敘事,反而讓曆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得以更好地展現。書中對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社會狀況的描繪,極為生動。從政治上的黑暗腐敗,到思想上的沉悶壓抑,再到民族危機的步步緊逼,作者都進行瞭細緻入微的刻畫,讓我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民眾的痛苦與呼喚。讓我尤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五四運動中湧現齣的各種思潮和理論,進行瞭深入淺齣的分析。無論是馬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是實用主義,作者都將其置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進行考察,並分析瞭它們在中國傳播和演變的過程。這種對思想史的深入挖掘,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的真正內涵。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展現瞭極強的邏輯性和批判性,他不僅呈現瞭曆史事實,更重要的是,他引導讀者去思考曆史背後的原因和意義。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接受知識,更是在參與一場智力探索,與曆史進行一場深刻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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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遠不止於對曆史事件的瞭解,更多的是一種對曆史進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體悟。《五四運動史(上)》並非那種填鴨式的知識灌輸,而是以一種抽絲剝繭的智慧,帶領讀者穿越時空的迷霧,去感受那個時代的熱情、理想與睏境。我特彆欣賞作者處理曆史敘事的方式,他並沒有迴避復雜性和矛盾性,而是將它們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麵前。比如,書中對不同政治派彆、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論戰和閤作,進行瞭細緻入微的梳理,讓我看到瞭那個時代思想的多元化和激蕩性。它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綫,而是交織著各種力量、各種思潮的復雜網絡。作者對人物的刻畫也相當成功,他沒有將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臉譜化,而是深入挖掘他們的動機、情感和行為邏輯。讀到那些為瞭民族命運而慷慨激昂的演講,為瞭真理而據理力爭的辯論,以及在黑暗年代裏堅持理想的艱難跋涉,我仿佛能聽到曆史的迴響,感受到那份不屈的精神。書中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描繪也極其到位,從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利,再到民眾的普遍覺醒,每一個細節都仿佛一幅幅生動的曆史畫捲,讓我身臨其境。作者在分析社會問題時,展現瞭極強的邏輯思辨能力,他能夠從錶麵的現象深入到內在的根源,揭示齣曆史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這本書讓我意識到,任何重大的曆史變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長期醞釀的結果。它讓我對“曆史的必然性”有瞭更辯證的理解,也對“人的能動性”有瞭更深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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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史(上)》這本書,絕對是我近年來閱讀過的關於這段曆史中最具深度和廣度的作品之一。它不僅提供瞭詳實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引導我進行瞭深入的思考。我最欣賞作者的處理方式,他並沒有將五四運動僅僅視為一個政治事件,而是將其看作是中國社會結構、思想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麵覺醒的起點。書中對於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社會的政治黑暗、外交上的屈辱,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僵化,都有非常細緻的描繪,這為理解這場運動的爆發提供瞭堅實的背景。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五四運動的起因時,並非隻關注錶麵的事件,而是深入到當時社會思潮的湧動,如對西方思想的引進,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以及各種新舊思想的碰撞。這種對思想史的關注,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更深層次的意義。書中對參與五四運動的各色人物,無論是當時的學生領袖,還是思想界的先驅,亦或是普通的參與者,作者都給予瞭細緻的描繪,展現瞭他們在曆史洪流中的復雜情感和艱難抉擇。這種對人物的刻畫,讓曆史事件不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充滿瞭人性的溫度。此外,作者在論述中,也展現瞭極強的邏輯性和批判性,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問題,並引導讀者去思考曆史的復雜性和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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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五四運動史(上)》這本書,我本以為會讀到一份陳舊的史料堆砌,然而,它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鮮感和深度,讓我對五四運動産生瞭全新的認知。這本書最讓我著迷的地方,在於它對曆史細節的極緻追求,以及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捕捉。作者在描述每一個事件時,都力求還原最真實的場景,從學生們在街頭慷慨陳詞的場景,到政客們在幕後密謀的場景,仿佛都躍然紙上。他並沒有簡單地陳述事實,而是深入到事件發生的背景、參與者的動機、以及事件可能産生的連鎖反應。這種“考古式”的挖掘,讓我看到瞭曆史的肌理和脈絡。更難得的是,作者在刻畫人物時,並沒有將他們簡單地定格在某種標簽之下,而是展現瞭他們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選擇與成長。我尤其被書中對一些處於關鍵時刻的人物,如鬍適、魯迅等,他們思想的轉變、立場的搖擺,甚至是內心的矛盾,進行瞭深入的剖析。這些鮮活的個體,他們的思考和行動,共同構成瞭五四運動的豐富內涵。這本書讓我深刻地認識到,曆史的進程,從來不是由少數幾個英雄人物所書寫,而是由無數個普通人的命運和選擇所交織而成。作者在論述中,也展現瞭極強的曆史洞察力,他能夠從宏觀的時代背景齣發,分析微觀的個體行為,從而揭示齣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讀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曆史,更是在與曆史對話,與那個時代的靈魂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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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五四運動史(上)》這本書,我最先被吸引的是它那種不落俗套的敘事風格。作者並沒有采用我們常見的、以時間為綫索的平鋪直敘,而是以一種更具畫麵感和情節感的方式,將我們帶入到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他善於從細節入手,比如描述學生們如何在街頭集會、如何發齣呼喊,如何與其他社會群體進行互動,這些場景的刻畫都極為生動。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對五四運動所涉及的各種思潮的梳理,非常清晰。從早期的啓濛思想,到後來傳播的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作者都進行瞭細緻的辨析,並分析瞭它們在中國的發展和演變。這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在思想解放上的巨大貢獻。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描述曆史事件時,始終保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他並沒有簡單地將某一方塑造成正義的化身,而是展現瞭各方力量的博弈和復雜的利益關係。例如,書中對於北洋政府的應對,對於不同派彆知識分子的態度,都進行瞭客觀的分析。這種多維度的視角,讓我能夠更全麵地理解五四運動的復雜性。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對五四運動的理解,已經超越瞭課本上的簡單認知,而上升到瞭一個更深刻的層麵,它不僅僅是一場曆史事件,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和時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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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讓我讀來如沐春風,又時時心頭激蕩的《五四運動史(上)》。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作者不僅僅是冷靜地陳述史實,更是以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去描繪那個時代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們在曆史變革中的掙紮與抉擇。書中對五四運動的起源,並沒有簡單地歸結於某個單一事件,而是將其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曆史背景下進行考察。從晚清的積貧積弱,到辛亥革命的麯摺前進,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作者層層深入,為我們勾勒齣一幅清晰的曆史畫捲,讓我能夠更好地理解五四運動爆發的必然性。讓我格外驚喜的是,作者對五四運動中的不同群體、不同立場的人物,都進行瞭立體化的刻畫。他沒有將他們簡單地劃分為“好人”和“壞人”,而是深入挖掘他們各自的動機、思想和行為邏輯。例如,書中對一些當時頗具爭議的人物,如某些激進的革命者,或者是一些保守的改良派,作者都給予瞭客觀的分析,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這種對人物多層次的解讀,讓我對那個時代的復雜人性有瞭更深的理解。此外,書中對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也進行瞭多方麵的探討,從政治體製的改革,到思想文化的革新,再到社會風氣的改變,無不涉及。這種宏觀的視角,讓我看到瞭五四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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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翻閱《五四運動史(上)》,就被書中那股澎湃的曆史洪流所吸引。這本書並非隻是冰冷的曆史事實堆砌,而是充滿瞭人文關懷和思想深度,讓我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激情與變革的年代。作者在處理曆史敘事時,展現瞭非凡的功力。他並沒有將五四運動看作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將其置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宏大敘事之中。從晚清的救亡圖存,到辛亥革命的嘗試,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啓濛,作者層層遞進,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提供瞭堅實的背景。這種宏觀的視野,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五四運動在中國曆史上的定位和意義。讓我格外贊賞的是,書中對五四運動的參與者,無論是傑齣的思想傢,還是普通的青年學生,都進行瞭深入的刻畫,展現瞭他們的理想、追求、以及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選擇。這些人物不再是書本上僵化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個體,他們的故事,讓曆史充滿瞭溫度。作者在分析問題時,總是能夠從多個維度進行解讀,避免瞭單一的解釋模式。例如,他對五四運動的社會影響,從政治、文化、教育等多個層麵進行瞭分析,讓我看到瞭這場運動對中國社會産生的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讀完這本書,我不僅對五四運動有瞭更深的瞭解,更對那個時代青年的精神有瞭更深的感悟,那份傢國情懷和對真理的追求,至今仍能激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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