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由曆史取經，檢視人生道路。
這本書緣起自作者給兒子的一封信，如何給新一代一個忠告呢？
作者周遊列國，看盡人生滄桑，嘗試從曆史中找尋人生的智慧，特彆研讀當代「四大曆史名傢」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著作，覺悟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曆史上的例子府拾即是，譬如曆代君王多數「有命無運」。至於今天，人生到底如何把握天命的運程？首先麵對的是教育的大問題，如何用教育裝備自己，如何認識自我。作者斟酌比較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優劣，對新一代的人生誌嚮寄予殷切期望。
這本書緣起自作者給兒子的一封信，如何給新一代一個忠告呢？
作者周遊列國，看盡人生滄桑，嘗試從曆史中找尋人生的智慧，特彆研讀當代「四大曆史名傢」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著作，覺悟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曆史上的例子府拾即是，譬如曆代君王多數「有命無運」。至於今天，人生到底如何把握天命的運程？首先麵對的是教育的大問題，如何用教育裝備自己，如何認識自我。作者斟酌比較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優劣，對新一代的人生誌嚮寄予殷切期望。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張建雄
資深銀行傢、著名專欄作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約剋大學Schullck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裏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EMBA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纔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傢，以「張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著有《讀史觀世》、《讀史觀勢》等書。
張建雄
資深銀行傢、著名專欄作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約剋大學Schullck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裏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EMBA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纔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傢，以「張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著有《讀史觀世》、《讀史觀勢》等書。
圖書目錄
序
1. 錢穆論人生和曆史
2. 人生路嚮和素養
3. 曆代青年和教育
4. 近代人物的見解
5. 曆史的殘酷和公正
6. 曆代君王的功過和命運
7. 美國的另類思維
結語
1. 錢穆論人生和曆史
2. 人生路嚮和素養
3. 曆代青年和教育
4. 近代人物的見解
5. 曆史的殘酷和公正
6. 曆代君王的功過和命運
7. 美國的另類思維
結語
圖書序言
序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封2009年給兩個兒子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應招商銀行的《財商雜誌》所寫的。這時候兩個兒子早已成年，並已成傢，隻欠還未當上父親，我的角色亦從“為父”、“為師”轉到“為友”的階段。我亦脫離瞭金融界足足七年，在上海置瞭一個傢。每年隻在城市大學開講時，纔迴香港短住。生活亦由“絢爛”轉為“我行我素”，隻見想見的人，隻說想說的事，是退休人士的專利。周遊列國，看盡人世滄桑。互聯網的急劇發展，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大災難，令人感慨萬韆。能給兒子的意見（不敢說忠告），是“聚福緣”──“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受得成功，耐得失敗”。如何發展，確也是看他們的福與緣。
不知不覺間，已退休14年，在上海體驗瞭中國的“野蠻生長”多年，看著樓價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亦成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不必玩甚麼投資，選擇對瞭地點就夠瞭。真的有“發達秘方”，誰會公諸於眾？這是常識。所以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十四年來，讀當代“四大曆史名傢”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書，沒有白讀。將所得公諸同好，亦是理所當然。《信報》“毋枉管”專欄的讀者應有所得。但集之為書，有係統地讀，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曆史是殘酷而公正的，曆代君主大多數是“有命無運”，有貢獻的極少，為害的卻不少，本書舉瞭不少例子。
過去150年，是中國的亂世，隻有最近三十年為小安。我們的前輩又怎麼看？最精彩的是牟宗三《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的文章，筆者不厭其煩，替老師續瞭六十年，直到2016年。看來青年期仍是一個“能破不能立”的局麵，這是一個教育的大問題。教育本應是教育社會而不是社會反過來教育如何教育。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孰優孰劣，值得討論。本書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另類意見，看看能不能東西方互補，亦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筆者在本書編輯後，再給兩個兒子一封信，闡釋“天命”和“運程”的道理，與坊間的迷信無關，人生就是確定自己是甚麼“命”，準備好自己，得“運程”一到，乘機而起。又知道及時下車，能過一些平淡而從容的生活，等待下一個“運”，不必急躁。當然，知道“天命”，而能“天人閤一”，那就是最幸福。這個過程不假外求，不是算命就得。是為序。
張建雄
這本書的靈感，來自一封2009年給兩個兒子的信。這封信其實是應招商銀行的《財商雜誌》所寫的。這時候兩個兒子早已成年，並已成傢，隻欠還未當上父親，我的角色亦從“為父”、“為師”轉到“為友”的階段。我亦脫離瞭金融界足足七年，在上海置瞭一個傢。每年隻在城市大學開講時，纔迴香港短住。生活亦由“絢爛”轉為“我行我素”，隻見想見的人，隻說想說的事，是退休人士的專利。周遊列國，看盡人世滄桑。互聯網的急劇發展，2008年的華爾街金融大災難，令人感慨萬韆。能給兒子的意見（不敢說忠告），是“聚福緣”──“受得富貴，耐得貧賤”，“受得成功，耐得失敗”。如何發展，確也是看他們的福與緣。
不知不覺間，已退休14年，在上海體驗瞭中國的“野蠻生長”多年，看著樓價上升和人民幣升值，亦成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不必玩甚麼投資，選擇對瞭地點就夠瞭。真的有“發達秘方”，誰會公諸於眾？這是常識。所以人生無外乎“命與運”的陰陽互動，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十四年來，讀當代“四大曆史名傢”呂思勉、陳寅恪、錢穆、陳垣的書，沒有白讀。將所得公諸同好，亦是理所當然。《信報》“毋枉管”專欄的讀者應有所得。但集之為書，有係統地讀，也不是人人都做得到。曆史是殘酷而公正的，曆代君主大多數是“有命無運”，有貢獻的極少，為害的卻不少，本書舉瞭不少例子。
過去150年，是中國的亂世，隻有最近三十年為小安。我們的前輩又怎麼看？最精彩的是牟宗三《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的文章，筆者不厭其煩，替老師續瞭六十年，直到2016年。看來青年期仍是一個“能破不能立”的局麵，這是一個教育的大問題。教育本應是教育社會而不是社會反過來教育如何教育。西方的“寬鬆教育”、“快樂教育”與“虎媽教育”孰優孰劣，值得討論。本書包括一些美國人的另類意見，看看能不能東西方互補，亦是本書的目的之一。
筆者在本書編輯後，再給兩個兒子一封信，闡釋“天命”和“運程”的道理，與坊間的迷信無關，人生就是確定自己是甚麼“命”，準備好自己，得“運程”一到，乘機而起。又知道及時下車，能過一些平淡而從容的生活，等待下一個“運”，不必急躁。當然，知道“天命”，而能“天人閤一”，那就是最幸福。這個過程不假外求，不是算命就得。是為序。
張建雄
圖書試讀
曆史上秀纔教與改革派宿命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齣，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纔教”，是範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纔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閤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纔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硃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纔教”的領頭羊是範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纔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範仲淹提齣“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OK瞭，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瞭，這還瞭得？“暗潮明浪，層疊打來”，範仲淹做瞭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瞭。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範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纔教”第一個挫摺。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齣熙寜新法，與範仲淹不同，“反對範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範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範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奬人纔”，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譭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韆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範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範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隻能反對；而王安石隻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韆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提齣，宋明學者中有所謂“秀纔教”，是範仲淹等人首倡的，流行於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纔們中的“宗教”。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的“純潔高尚而純摯的信仰”，並形成一種閤理的教育，可惜的是，不是人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上有機會讀書以及有資格做官的人，遠遠超過尊崇“秀纔教”的人，因此他們空有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悲觀，甚至持反對態度。而一輩盤踞在政府各部門的官僚，亦常敵視他們，甚至屢興黨獄，明代講學的書院，屢遭焚燬，程顥、硃熹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
“秀纔教”的領頭羊是範仲淹，亦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秀纔而為宰相，要得宋仁宗提拔。範仲淹提齣“十事疏”，五事澄清吏治，三事來富強，二事主執行，可見澄清吏治是第一要務。“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者上，不肖者退，宋仁宗是OK瞭，但這十事把讀書人的“特有權利”推翻瞭，這還瞭得？“暗潮明浪，層疊打來”，範仲淹做瞭11個月，倉皇辭職，宋仁宗心中明白，亦擋不住舉國洶湧之勢，勉強接受瞭。北宋第一場改革無疾而終，為時亦短，範仲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讀書人不肯“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改革第一個教訓，“秀纔教”第一個挫摺。但不到三十年，王安石繼之而起，推齣熙寜新法，與範仲淹不同，“反對範仲淹的，全是當時的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範仲淹和王安石，都是事業失敗之人，都擁有偉大的理想，但所獲評價不同，範仲淹得高度評價，因能“推奬人纔”，王安石則因“為小人所利用”，譭譽參半。而不可否認的是，二人的品格，都是崇高的。所以，中國人幾韆年來，都是因無法管理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而失敗的，宋朝的讀書人“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範仲淹，自亦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原因是範仲淹要“先清吏治”，當然隻能反對；而王安石隻來推行新法，“不問人品”，當然可以奉迎。韆年之後的世界，亦未必能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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