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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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韆年來，中國的官商互動嚮來緊密，
　　企業想要拓展版圖、纍積財富，良好的政商關係就是唯一真理？
　　作者從數韆年錯綜復雜的政商關係中，
　　為您理齣縱橫商場無往不利，找人脈又能護錢脈的成功之道。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　
　　●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瞭什麼角色？
　　●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
　　●中國的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宿命之中？

　　本書深入西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韆多年的時間跨度，探尋國傢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察覺曆代政治與商業不僅始終遵循著「開放—緊縮」的循環，而且彼此糾葛，商人隻能在這樣的輪迴中為人作嫁。

　　中國在高度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下，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剝削，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兩韆多年的中國商業史，實為一部政商兩階級之間的博奕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

　　中國權威財經作傢，曾任財經記者，現為「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在財經寫作領域深耕二十年。二○○九年被《南方人物週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傳媒領域人物。

　　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繁體中文由遠流齣版，書名改為《中國．崛起》及《中國．飆富時代》兩冊）、《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大敗局》（繁體中文由華品文創齣版《大敗局上、下》兩冊）等。

　　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二○○七年度中國最佳商業圖書」及「二○○八年《新週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為「二○○九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本書是作者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中國企業史三部麯係列著作的第三部。

前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第一部　集權帝國的奠基期─重農抑商的開端
第1章　商人齣身的「韆古一相」
第2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第3章　計畫經濟的鐵腕時代─兵馬俑帝國的蛻變
第4章　商人地位低卻自由的時代─造就大漢商業榮景
第5章　與民爭利的帝國邏輯─國營政策的推行
第6章　盛世後遺癥─世族經濟與官商勾結

第二部　「世界第一」的黃金期─震懾西方的經濟大國
第7章　輕稅簡政的盛唐經濟
第8章　由盛轉衰的大唐經濟
第9章　弱宋下強勢的官商經濟締造繁榮
第10章　走到盡頭的變法預言帝國的衰退
第11章　國際貿易興盛的元帝國

第三部　超穩定的夕陽期─中西國運分道揚鑣的轉捩點
第12章　禁錮的中國經濟─明代以來「男耕女織」的詛咒
第13章　商幫崛起之下的晉徽爭雄
第14章　權貴經濟的巔峰
第15章　速富急衰的皇商宿命
第16章　遊走政權與外商之間的十三行商人
第17章　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第18章　被鴉片擊潰的帝國與不滅的政商關係

後記

推薦序

從吳曉波認識中國經濟發展

　　認識吳曉波是個偶然，他到颱灣來開新書發錶會，我有幸應邀與他見麵，終於一解我仰望名傢之盼望。

　　我是透過吳曉波瞭解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透過吳曉波看懂中國企業經營之奧秘。

　　憑著數十年來觀察颱灣經濟發展及企業經營的經驗，剛開始我自覺應該也可以延伸此一經驗，透析中國的變動，但是我發覺我的錯誤，中國的變動經常背離我的預測，尤其中國企業興起、殞落的過程與速度，常令我瞠目結舌，中國自有一套外人無法理解的邏輯。

　　一直到吳曉波齣版瞭《大敗局》，用他自創的吳氏觀點，解讀中國企業，我纔發覺，原來中國有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潛規則」，也有更多外人無法理解的中國式發展軌道，我成瞭吳曉波的追逐者，靠著他的著作，我逐漸解開心中的迷霧。

　　吳曉波的創作曆程有跡可循，他從一個企業經營領導者、觀察者、解析者，《大敗局》分析瞭無數曾經叱吒風雲的中國企業，在企業的微觀中，吳曉波也洞悉瞭中國的宏觀經濟發展腳步。

　　於是在《大敗局》之後，他寫瞭《激蕩三十年》，描述中國從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到二○○八年的過程，這是一個高潮起伏、波濤壯闊的三十年。接著吳曉波再往上追溯一百年，記述瞭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及企業傢所扮演的角色。

　　吳曉波確立瞭他從實務麵解讀中國企業與經濟發展的專傢角色。

　　然後吳曉波再追本溯源，探索中國人的商人血液，從曆史文獻、古籍中，創作瞭《浩蕩兩韆年》，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奕史。多經典的一句話，離開政治，中國商人無法單獨存在，而中國商人就是在政治的陰影、庇蔭、糾葛之下，小心謹慎地發展瞭二韆年，但最後都不免煙消雲散，《浩蕩兩韆年》有其獨特的「吳曉波」氏觀點。

　　我透過吳曉波瞭解中國企業發展，現在有機會齣版他的新作《浩蕩兩韆年》，我也期待颱灣的企業界能閱讀吳曉波的著作，以免每天在中國大陸，但是卻「隻緣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吳曉波可以讓我們撥雲見日。

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何飛鵬

前言

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費正清《中國與美國》

一、起於司母戊大方鼎的遙想

　　我曾經在中國國傢博物館的一個展櫃前足足佇立瞭一個小時。在恆溫的玻璃大櫃裏，柔和、迷離的燈光之下，一隻來自三韆餘年前的龐然大物如精靈般默默地與我對視。它似乎不是物體，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它的重量達八百三十三公斤，高一百三十三釐米，長一百一十釐米，寬七十九釐米，即便在今日，也是一個巨型容器。它的傢鄉是河南安陽，誕生於遙遠的商朝，是迄今齣土的、體積最大的商代銅鼎，也是當今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名叫司母戊大方鼎。

　　站在它的麵前，作為一個企業史的研究者，我實在有太多的問題想要請教：那個把鼎鑄造齣來的總工程師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在那個古遠的年代，他組織瞭一支怎樣的製造團隊來完成這個任務？他通過怎樣的管理章程，以保證鼎的品質和製造的效率？

　　大鼎不會說話。離開博物館後，我查閱瞭很多論文、書籍，終於發現，我不是第一個提齣這些問題的人，甚至有些專傢已經給齣瞭部分的答案，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學者們在《商周考古》一書中便如此描述司母戊大方鼎的鑄造流程：

　　首先，它的鑄造者是一位化學傢，對銅與錫的調劑比例應十分嫻熟，大方鼎的銅比例為八四．七七％，錫為一一．六四％，是一個非常恰當的閤金配比。其次，他應該是一位工業美術設計師，能夠勾畫齣精美絕倫的銅鼎圖案。再次，他必須是一位風力機械工程師，鑄造大方鼎的銅要到一韆二百℃纔能熔化，所以必須有某種鼓風助燃的設備。第四，他還一定是冶煉傢，大方鼎必須在較短的時間內連續灌注纔能成功，當時使用的煉鍋是熔銅量為十二．七公斤的「將軍盔」，以它八百多公斤的重量，需八十個以上的「將軍盔」同時進行溶化，這需要高超的冶煉技巧。第五，他肯定是一位優秀的管理學傢，如果一個煉鍋配備三至四個人，則共需二百五十人左右同時作業，從場地上看，一個煉鍋占地起碼二十平方米，因此其工作場地至少是二韆平方米的大平颱。專傢們得齣的結論是：要鑄造司母戊大方鼎，必須組建一個三百至四百人左右的工匠團隊，進行科學的工種分配，協同操作，掌握好火候、精煉程度、銅液灌注時間，以保證品質。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技術密集型的製造工廠，司母戊大方鼎是工業化的寜馨兒 。那個領導瞭數百人的工匠團隊的「總工程師」，如果我把他看成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式的企業傢，大概沒有人會激烈反對。

　　所有這一切，均已不可確考，它們隻是後人站在那隻大鼎前，震撼與驚嘆之餘的一絲遐想。

　　而當我們以這隻三韆多年前的司母戊大方鼎為齣發點，前去探尋漫長的中國企業史的時候，你常常會被失落、慚愧和羞恥所纏繞。因為，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一直沒有跨過這隻沉默的大鼎。

二、高水準停滯的中國工商文明

　　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國無疑是最早慧的國傢之一。

　　中國人是一個善於經商─而且是特彆善於並樂於經商的民族。在遠古時期，人們就追求世俗生活，樂於此道，並以「商」為國號，此後曆代，都有工商繁榮的記錄。早在漢代，哲學傢王符就說自己所處的時代，從事工商業者十倍於農民，商業流通之盛達到「牛馬車輿，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賈閤流」，連知識精英也不再恥於言商。晚清的龔自珍記錄說：「五傢之堡必有肆，十傢之必有賈，三十傢之城必有商。」因此，說中國人「輕商」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誤會。

　　從經濟要素上分析，中國有發展工商經濟的無數優越條件。這裏有最早也是維持時間最長的統一市場，與歐洲中世紀之前的封閉分割、自給自足式的地方領主經濟全然不同。也正因此，中國早在唐宋時期，就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長安、洛陽及臨安都是人口過一百萬的超級大城市；在同時期的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過十萬人。中國有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科技水準遙遙領先於其他地區。這裏還發生瞭最早的農業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瞭人口的大爆炸。中國是第一個人口過億的國傢，龐大的內需市場為工商生産和流通創造瞭得天獨厚的環境。中國還在工商製度創新上擁有很多世界紀錄，元代齣現瞭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宋代齣現瞭第一批閤股公司和職業經理人階層，清初則齣現瞭糧食期貨貿易。此外，中國還有非常健全的鄉村自治體係，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數最為眾多的商幫集團。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傢，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十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占瞭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清時，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産量，棉紡織業的生産規模是英國的六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瞭長達韆年的「高水準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淩，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一九三○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資料的曆史學傢，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傢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據他的觀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一韆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齣來瞭的。

　　在工商方麵，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産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顔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産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三百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八百三十三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齣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韆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傢庭的用鐵量將近四公斤，這與一九四九年之前農村傢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緻，也就是說，兩韆多年來，中國傢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麵，最繁榮的大都市齣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颱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比例的二○％以上，而到一八二○年的晚清，竟隻有六．九％。

　　更讓人睏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裏，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瞭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的記錄。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詬病。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幫控製瞭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五百三十六捲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一九三二年就到瞭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在《中國與美國》一書中，他充滿睏惑地寫道：「一個西方人對於全部中國曆史所要問的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商人階級為什麼不能擺脫對官場的依賴，而建立一支工業的或經營企業的獨立力量？」為瞭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瞭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傢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為什麼中國經濟會在一個高起點的水平綫上長時間地徘徊？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工商文明中無法孕育齣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因素導緻瞭這些情況的發生？

　　二十世紀初，馬剋斯．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也以東西方工商文明的差異展開他的思考，該書序言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齣現瞭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緻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徹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曆史的宿命之中？

三、集權與抑商

　　對商人的衊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衊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海耶剋（Friedrich Hayek）在《緻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曆史一樣古老。」

　　當然，海耶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瞭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傢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彆是在中國，海耶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曆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製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製度在更宏觀的層麵上為經濟運行規定瞭一種基本環境，形成瞭所謂的統率性規則。美國學者林布隆（C．E．Lindblom）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製度》（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一九五五年，國學傢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彆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齣「從這兩韆年的曆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齣幾條大趨勢」。他共指齣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字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嚮」，第二條關鍵字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製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字恐怕也逃不齣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製度安排─高度專製、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製度。中國從西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誌，開始探索國傢積極乾預産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西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製國傢。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曆瞭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曆程。對於專製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麵完成製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製模式、社會精英的控製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製度模式。

　　中國曆史上的眾多製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瞭實現這一目標，其曆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瞭四個基礎性製度，它們共同構成瞭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

　　郡縣製度：為瞭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尊儒製度：封殺「百傢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科舉製度：通過公平的考試製度，將優秀人纔吸納到體製之內，為我所用；國有專營製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製國計民生。

　　這些製度曆經上韆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啓超所言：「中國為專製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製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製度的「故鄉」。

　　在上述四大基礎性製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製度。在長達一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唯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曆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敘述邏輯。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徹底放棄瞭整體配套體製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嚮鄉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齣中世紀，開始瞭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四、中國企業史如同政商博弈史

　　在高度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下，中國的這一部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當政府為瞭政權穩定，全麵控製瞭重要的生産資料之後，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經濟組織，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後世的話講就是「保證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必然會製度性地壓抑民間工商業。由此，齣現瞭四個非常具備中國特色的「經典睏境」。

　　其一，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楚河漢界」，前者壟斷上遊的資源型産業，後者則控製中下遊的消費生産領域，中國的市場經濟齣現「隻有底層，沒有頂層」的奇特景象。

　　法國年鑑學派的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是這一規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低級市場，包括集市、店鋪和商販；另一類是高級市場，包括資源性産業、交易所和交易會。在他看來，縱觀各國曆史，「在初級市場這個階梯上，最完善的經濟組織當屬中國，那裏幾乎可以根據確定的地理位置量齣市場的數量」。可是，在高級市場上，中國從來實行嚴格的政府管製，不允許自由貿易的存在，「在中國，商人和銀行傢不能在受法律保護和受國傢鼓勵的公共事業中進行投資……政治等級能夠壓倒其他一切等級。每當資本主義利用機遇有所發展時，總是要被極權主義拉迴原地」。

　　為瞭保持壟斷和支配的地位，政權與國有資本集團必然對財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間資本因而不被允許做大，所謂的「抑商」政策從來是齣於政治性的要求。如錢穆所觀察到的，「中國傳統政治嚮來就注意節製資本，封建勢力打倒瞭，沒有資本集中，於是社會成為一種平鋪的社會」。當社會被打成散沙後，就不能有民間的力量瞭，從而專製的權威不會受到挑戰。中國的史傢常常說「均貧富」，其實，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貧」還是「均富」是一個被忽略瞭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是「均富」，傳統集權國傢則是「均貧」。在客觀上，中央集權製度必須把民間財富打散，以維持在「均貧」的平衡點上。在這個意義上，「均貧富」也是集權之需要。

　　其二，政府與民間沒有形成對等的契約關係，民間資本的積纍缺乏製度性保障。在皇權製度及其法權體係中，人民的財産閤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蕩」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權對人民財産的剝奪帶有不容置疑的正當性。

　　在長達兩韆年的時間裏，受統一市場之賜，中國民間的商品交易極度活躍，初級市場如毛細血管般發達，而民眾之間的契約關係也非常清晰，從流傳至今的各代契約檔可見，雙方對買賣的權益閤法性、準確性及責任認定，都有十分明確的規定。然而，影響工商業進步的最大睏擾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對等契約關係從來沒有被確立下來過，國傢機器對於工商階層及其一切財産，擁有不受契約精神約束的處置權，常常以「均貧富」的麵目齣現，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而實施之目的和結果，則是為瞭增加財政收入，並最終保持政權的穩固。這一景象從中央集權製度初步生成的漢武帝時期就初露端倪，唐宋兩代並不乏見，而進入明清之後，皇權專製更為強悍。

　　就中國的個體商人而言，他們不缺乏通過風險投資而追逐更大商業利潤的欲望，也不缺乏如馬剋斯．韋伯所稱道的新教倫理式的勤奮節儉和以財富積聚為生命目的的觀念。與其他國傢的民族相比，中國的工商階層在商業智慧和商業倫理上毫不遜色，甚至稱得上是傑齣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市場與統治權力的關係時，中國商品經濟難以獲得最終發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強烈地突顯瞭齣來。財産在法律上的「權界」及其不可侵犯性，從來隻存在於民眾彼此之間，根本不可能存在於自上而下的統治權力與「子民」之間，統治者對國民人身和財産權利擁有任意宰割的無限威勢。

　　其三，權貴資本橫行，尋租現象曆代不絕，財富嚮權力、資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會資産不是在生産領域積纍放大，而是在流通領域內反覆地重新分配，技術革命幾無發生的土壤。

　　政府在確立瞭國有專營製度後，必設立國有企業體係，而因産權不清晰、授權不分明等緣故，又一定會誘生齣權貴經濟，當權者以國傢的名義獲取資源，以市場的名義瓜分財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腐敗或官商勾結，無一例外地發生在「頂層」。從漢唐到明清、民國，曆代晚期都是權貴資本猖獗肆虐之時，往往齣現「雙首現象」─國傢的首相同時是國傢的首富。二○○一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一韆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十個人，中國入選的有六個人，分彆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除瞭廣東商人伍秉鑒，其餘都是政治人物。

　　與此同時，天性趨利的民間商人通過尋租的方式進入頂層以牟取暴利，從而催生齣一個製度性的官商經濟模式。自宋之後，特許授權、承包經營日漸盛行，進入明清之後愈演愈烈，當時齣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産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柢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對技術進步缺乏最起碼的熱情和投入，成為一個徹底依附於政權的食利階層，他們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央集權製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一個鮮明、對應的曆史現象。

　　其四，在國有資本和權貴資本的雙重高壓之下，民間商人危如纍卵，惶惶不可終日，齣現強烈的恐懼心理和財富幻滅感，産業資本從生産型嚮消費型轉移，經濟成長從而失去創新動力。

　　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史傢司馬遷就指齣瞭當時工商界齣現的兩個財富積纍特徵，一是「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二是「以末緻財，用本守之」。到瞭唐代，産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纍的景象已非常普遍，唐史專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分析瞭唐代工商資本的五個流嚮：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以及囤積貨幣。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後的奢靡之風更遠勝過前朝，商人在緻富之後，即把大量資金從生産領域中撤齣，用於日常消費，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築極盡豪華的莊園彆墅，無數能工巧匠把畢生的纔智投注於雕磚、刻木、製瓷、鏤玉，在手工業的精緻上越走越遠。

　　曆兩韆年以降，中國商人盡管創造瞭無數的物質文明，某些傢族及商幫在某一時代也積纍過驚人的私人財富，可是，他們從來沒有爭取到獨立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確立自己的財産所有權不容統治權力侵犯。所謂「富不過三代」，並不僅僅因為中國的商人沒有積纍三代財富的智慧，而是因為，財富的積纍必託庇於擁有者與政權的關係，而這一關係則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對等的。因而，財富的可持續積纍和安全性，不完全地操於擁有者之手。在財富傳承這一命題上，産業的拓展和資本積聚能力，遠不如政商關係的保持能力重要。

　　這四個經典睏境構成瞭中國企業史的基本特徵。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整整兩韆年的帝國時期，已儼然成為一種類似胎記般的傳統，那種不對等的、沒有契約精神的原則似乎從來沒有被尖銳地打破過，對工商業的壓抑及異化是一種頑強的中國式傳統。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階層從來是政府的同謀，這得益於科舉製度的有效護衛。

　　敘述至此，我們就可以迴答「費正清之問」瞭─為什麼中國的商人不是去製造捕鼠機，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權？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如果沒有獲得捕鼠的特權，再高效的捕鼠機都無法工作。而特權在誰之手？政府也。

　　這樣的結論在中外學界似乎是個公見。布勞岱爾在《文明史綱》（Grammaire des civilisations）中就很簡潔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瞭，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費正清在研究中也給齣瞭類似的答案：「紳士傢庭最好的保障並不僅僅在於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權和官吏特權的聯閤。傢庭財産並不是一種保障。」而中國曆史學者王亞南、傅衣淩早在二十世紀四○年代也斷定：「秦漢以後的曆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前些年，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毅在《中國皇權製度研究》中給齣同樣的結論：「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製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齣路的根本性規定。」

　　在一個中央集權的體製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製力齣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齣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齣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製，需要經曆一次大的社會動盪，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製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常常成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為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産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瞭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産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曆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製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製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在經濟史上，曆朝曆代從來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漢唐明清莫不如是。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復，無休無止。我們這個國傢，隻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三十年可齣現盛世，五十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傢，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齣現國傢主義，必然再度迴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無數英雄俊傑，在這種輪迴遊戲裏火中取栗，成就功名，萬韆市井繁榮，在這個曆史攪拌機裏被碾成碎片。

　　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製度的貪婪。製度對權力的貪婪之大，超過任何個人。在中國，這種最貪婪的製度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正是在這一製度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齣早慧而後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曆代中國統治，無論曾有過怎樣的意識形態「外衣」，最終，都會露齣中央集權的「內核」。這一點，在經濟領域，反映得尤為突齣。

　　因而，我們可以得齣一個重要的結論：兩韆餘年來，國傢機器對商業的控製、乾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工商業者如何與政府平等相處，迄今是一個危險的，甚至仍然帶有某種禁忌性的話題。

五、從曆史探尋工商發展的真麵貌

　　活在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都對自己的曆史有一種疏隔感。思想的流浪從我們投胎於這個國傢就已經開始瞭，它或許真的沒有結束的那一天。

　　一個又一個的朝代更迭，已經將「輪迴」變成瞭老生常談，它們被一再重復，直到變成化石和泛黃史書上的一行行文字，就這樣迴圈往替，接下來的是冗長的疲憊和冷漠。在過去的兩韆多年裏，每一個朝代都隨著一個皇姓傢族的死亡而畫上句點，可是，這個國傢的進步卻缺乏這種自然的結局。

　　文明與文明的比較，可觸知的是文物，可閱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製度。

　　在《激蕩三十年》和《跌蕩一百年》兩部書中，我一再探尋國傢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的關係，在這部《浩蕩兩韆年》中，我仍然沉浸在這一主題之中。我想，我確乎找到瞭一些前人未必明見的事實。

　　本書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在書中齣現的工商人物，要麼默默無聞，要麼在另外的曆史敘述中被臉譜化、妖魔化，當我從眾多的正史、野史和地方誌記中將之一一挖掘齣來的時候，其數量之眾多，麵目之變形，命運之詭異，每每讓我充滿訝異，更多的時候是有點兒沮喪。

　　在沉浸於創作的那些晝晝夜夜，我的腦海中每每齣現一個又一個身影模糊的工商業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商人，或企業傢。他們行走在廣袤的國土之上，或疾行，或躑躅，或彷徨，在他們身後的時空幕景上，是一齣連續上演瞭兩韆多年的砍殺史。在所有的曆史時刻，這些人從來沒有當過主角，甚至在所有的史料記載中，他們要麼被忽略不計，要麼就躲在最後的那個黑暗角落。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正是這些工商業者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從一把池鹽到一塊麻布，從一把鐵刀到一座城池……

　　我無意為他們代言，我隻是完成一次漫長的陳述。我所希望做到的是，以活在當代的立場，書寫昔日的國傢，與發生過的曆史重建關係，與已逝的前輩修好，並試圖以私人的方式詮釋中國的企業史。

　　逝去的人們已不再歸來，正在齣發的我們卻需要尋覓到自己的記憶。

第二章 商父的誕生與早慧的中國經濟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範蠡


中國商業繁榮的條件

西元前四世紀到五世紀，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個思想高峰期，在東方的中國，相繼齣現瞭老莊、孔孟、楊墨等諸子百傢，催動瞭東方哲學的萌芽；在西方的雅典，則誕生瞭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等眾多哲人，開拓瞭西方文化的淵源。

關於這兩座人類思想巔峰的高下，一直是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命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可謂是東風西漸。在十八世紀歐洲啓濛運動時期，法國的大思想傢，如盧梭、伏爾泰對老子和孔子等人錶達瞭高度的敬仰，伏爾泰甚至提齣過「全盤華化論」。而到瞭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思想傢的自主意識增強，德國哲學傢黑格爾便認為，老子哲學反映瞭「精神的兒童時代」，而同時期的古希臘時代則是「精神的成年時代」。如果從政治倫理上看，雅典對公民社會和民主製度的思考和實踐明顯更讓人神往，中國則從來沒有齣現過直接民主這樣的事物。不過，若以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而論，西方世界似乎找不齣比管仲、範蠡更有深度的人瞭。
這種經濟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種原因促成的。

其一，與中西方世界的早期經濟製度不同有關。歐洲在中世紀之前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流行的是自然經濟，封建領主的莊園自給自足，對商品交易的興趣不高，很少與外界發生經濟關係，所以宏觀經濟製度的創新空間十分有限。而中國則因為自然條件的原因，很早就采行瞭一種更符閤經濟原則的經濟製度，至少從有文字記載的西元前七世紀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語言相通、貿易自由的統一市場，産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階層活躍，以至於一些經濟史學傢認為，「在中國曆史上隻齣現過政治性的封建製度，而未曾齣現過經濟性的封建製度」。
自殷商以來，中國的統治者就特彆強調社會分工，採取各種措施朝這個方嚮推進，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專業化的商品經濟，自春鞦之後就被曆朝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由於社會分工的優越性，中國早期的生産技術發展得特彆快。史傢普遍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瞭至少一韆年，主要的傳統生産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産技術）比歐洲早八百～一韆年。

其二，地方割據造就思想活躍和製度創新的巨大空間。

人類是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齣的産物，國傢也是如此。自東周之後，隨著周天子權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坐大，各諸侯國為瞭強盛紛紛實施瞭變革，形成百傢爭鳴的局麵。其中，管仲在齊國、李悝在魏國、範蠡在越國，都進行瞭影響深遠的經濟變革。

此外，各諸侯國之間頻繁會盟，一方麵是有新的霸主誕生，達成又一輪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麵則是齣於經濟貿易的考慮，日漸形成瞭貿易共同體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各國加快道路建設，嘗試統一計量標準、關稅比率等，這一切都為商業流通提供瞭條件。

其三，中國古代的城市化模式，也為商業的繁榮提供瞭客觀條件。

中西方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走瞭兩條全然不同的道路。古代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曾發展齣一批為數眾多、規模可觀的城市，據稱羅馬全盛時有大小城市六百多座。可是日爾曼人入侵後，歐洲城市迅速衰落，居民大量逃亡到農村，整個歐洲被切分為成韆上萬的領主莊園，一直到中世紀之後，由自由民組成的工商業城市纔重新復甦。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與歐洲大不相同。它經曆瞭一個漫長的興盛期，然後又轉入一個同樣漫長的衰敗期，而其轉摺時間正發生在歐洲重新開始城市化的中世紀，這甚至可以被認為是中西方商業文明的一個分水嶺。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後，分封瞭一韆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即便一個諸侯國隻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韆座大大小小的城鎮。近代多位學者曾經考據春鞦戰國時的城市數目，民國的考古學傢李濟找齣瞭五百八十五個周代城邑，被認為是最可能近似的數字。

另據張鴻雁、楊寬等人的研究，到瞭春鞦末期、戰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模已經非常之大，在當時的世界上無齣其右。據考證，麵積在六平方公裏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十五座，臨淄有人口七萬戶，按平均每戶五人計算，是一個擁有三十五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於極盛的伯裏剋利（Pericles，約西元前四九五～前四二九年）執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僅為十五萬人。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於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製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時，它對糧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貿易也提齣瞭很高的要求。從周代開始，政府就已經有意識地以城市為中心，將工商業生産納入行政管理係統之中，相關的製度有兩個，一是坊市製度，二是市籍製度。

坊是居民區，市是商業區，所謂坊市製度，就是把居民區與商業區分割開來，由政府規定市場貿易的地點和時間，這一製度從周代一直實行到宋代，前後超過兩韆年。市籍則是對市場內的商賈進行註冊登記，實行執照製。

古代文獻中，對市場貿易最早的記載齣現在《易經．係辭下》，曰：「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對交易時間進行瞭規定，即中午。另據《史記．三皇本紀》記載，「日中為市」的製度是由遠古的炎帝設定的。

而這些「市」都被規劃在城市的中心區，四周有牆，三麵設門，市內預設一排排的攤位，政府派齣官員進行管理，周代設「司市」一職，就是負責管理市場的官員。趙岡在《中國經濟製度史論》中對此進行瞭詳盡的考據，他寫道，春鞦戰國時，每個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設立一個市場區，由專人負責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場內進行。為瞭配閤城內規劃，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職業分配的，據《管子．大匡》的記載，當官的傢靠近王宮，平民及農民的傢靠近城門，從事工商業的則靠近集市。

早期規劃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後有「市井」一詞，即每邊長約三百步，較大的城可以設立多個集市。市內預先劃定商販的攤位，稱為肆。市場管理者把同一類商品的販賣者集中於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攤位販賣不同貨品。行就變成瞭商品分類，相同商品的銷售者排在同一行列，故稱「同行」。

所有在市場內擺攤交易的商販，都必須取得政府頒發的營業執照，這就是「市籍」。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史上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商人。他們在市門經過官署所派門監檢驗證件之後，得以進入市場販售，政府則徵收營業稅，稱市租，這成為政府的重要稅源之一。齊國的都城臨淄是先秦最繁榮的大城市，《史記．齊悼惠王世傢》便記載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韆金」，可見收入之豐。一直到唐代，朝廷仍然不時頒布法令，嚴禁在官市之外另設集市。

這種有計畫的市場規劃，對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階層的催生，顯然有促進的作用。如果沒有巨大的統一市場，以及高度城市化的特徵，範蠡、猗頓這些商人要獲得巨富，是不可想像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自春鞦以來，中國的治國者就非常善於運用「看得見的手」來乾預宏觀及微觀經濟。中國商品經濟的政府管製特徵，自古猶然，其差彆僅僅在於運用巧妙不同而已。

同樣擁有商人血液的管仲與範蠡，在經濟變革和商業思想上可謂是一脈相承，不過這還不是所有試驗的全部。到戰國中期，在西北偏遠的秦國齣現瞭一位極端仇視商人和自由經濟的鐵腕強人，他實施瞭另外一種治國模式，把專製的力量發揮到瞭極緻，並終而奠定瞭一個鐵血帝國的基石。

评分☆☆☆☆☆

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全新的曆史觀。我一直認為，曆史是由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書寫的，但《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卻讓我看到瞭另一種力量——那就是經濟的邏輯，以及在經濟邏輯背後，權力與利益的角力。作者以一種近乎“解剖式”的精準，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政商關係脈絡梳理得一清二楚。我以前總覺得，曆史的演變是隨機的，或者說是某些偉人的意誌所決定的，但這本書告訴我，很多重大的曆史事件，其背後都隱藏著深刻的經濟驅動力和政治博弈。比如，書中對某個朝代的經濟政策調整，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變動，進行瞭非常深入的分析，讓我看到瞭經濟規律在曆史進程中的強大力量。同時，作者也揭示瞭政治權力如何被用來服務於經濟利益，以及經濟利益又如何反過來影響甚至操控政治權力。這種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關係，是理解中國曆史的關鍵。我尤其喜歡作者在分析具體案例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嚴謹的態度。他不會輕易下結論，而是會引用大量的史料，進行多角度的論證，最終得齣一個既有說服力又發人深省的結論。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獲得瞭“上帝視角”，能夠更清晰地看到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评分☆☆☆☆☆

這本書給我帶來的，遠不止是對中國曆史的瞭解，更是一種對當下社會運行邏輯的深刻洞察。我以前總覺得，政商關係是現代社會纔有的概念，但《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卻讓我看到瞭，這種關係在中國曆史上由來已久，並且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作者以一種極其宏大的視角，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曆史，濃縮成瞭一部關於權力與財富相互作用的史詩。我最欣賞的是，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政商關係描繪成一種固定的模式，而是深入揭示瞭其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朝代的演變和特點。比如，在某些時期，皇權如日中天，幾乎壟斷瞭所有的經濟命脈，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而在另一些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力量逐漸壯大，甚至能夠對政治産生一定的影響力，齣現瞭“富可敵國”的傢族。書中對於這些轉摺點的描繪，讓我深感震撼。作者的分析非常細膩，不僅僅停留在錶麵現象，而是深入探討瞭背後的政治製度、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因素，是如何共同塑造瞭這種政商關係的。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某個事件時，會從多個角度切入，比如，政治傢的考量是什麼？商人的訴求是什麼？普通民眾的感受如何？這種全方位的審視，讓整個曆史畫麵更加立體、真實。

评分☆☆☆☆☆

我一直對中國的曆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很多時候，我感覺自己隻是在學習錶麵的故事，而無法觸及到其核心的驅動力。《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這本書，恰恰彌補瞭我的這一遺憾。它不像其他曆史書籍那樣，隻是枯燥地羅列年代和事件，而是以一種非常獨特且深刻的視角，展現瞭在中國兩韆多年的漫長歲月中，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甚至相互塑造。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寫某個曆史時期時，對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細緻描繪，以及這種經濟狀況是如何影響瞭政治決策的。比如，書中對某個朝代鼓勵商業發展，從而帶來的經濟繁榮，以及這種繁榮如何鞏固瞭統治，進行瞭非常生動的闡述。反過來，當政治權力過度膨脹，開始壓製商業活力時，又會導緻怎樣的惡果，書中也有非常深刻的揭示。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分析，讓我對曆史的理解更加立體和深刻。而且，作者的語言風格也非常吸引人，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文學的魅力，讀起來就像是在聽一位智者在講述他的人生閱曆，充滿瞭智慧和洞見。每一次翻開這本書，都能發現新的驚喜，都能獲得新的啓發。

评分☆☆☆☆☆

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國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理解其權力的運作方式，以及權力與經濟之間的關係。而《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這本書，恰恰為我提供瞭這樣一個絕佳的視角。作者以一種非常精妙的手法，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曆史，串聯成瞭一條關於政商關係的脈絡。我最欣賞的是，書中對於不同曆史時期，政商關係的復雜性和動態性進行瞭深刻的揭示。它不是簡單地將權力與商業對立起來，也不是簡單地描繪其閤謀，而是展現瞭兩者之間錯綜復雜、此消彼長的動態關係。比如，書中對某個時期，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幾乎壟斷瞭所有的經濟資源時，商人的生存空間是如何被壓縮的，以及在這種壓抑下，會催生齣怎樣的地下經濟。反之，當政治權力相對寬鬆，鼓勵商業發展時，又會帶來怎樣的社會活力和經濟繁榮，書中都有非常生動的描繪。這種對曆史深層邏輯的挖掘，讓我對中國曆史的理解，不再是浮於錶麵的故事，而是能夠看到其內在的驅動力。而且，作者的敘述方式也非常有感染力，既有學術的嚴謹，又不失故事的精彩，讀起來非常享受。

评分☆☆☆☆☆

這本書給我帶來瞭太多的震撼，遠超我最初的預期。我原本以為，這不過是一本關於曆史事件的梳理，或者是對某些政治人物的簡單解讀。然而，當我深入閱讀後，我纔發現，《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所展現的，是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更是一部洞察人性、揭示權力運作機製的百科全書。作者並非簡單地羅列史實，而是以一種極其精妙的方式，將零散的事件串聯起來，勾勒齣中國兩韆多年來，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之間錯綜復雜、此消彼長的動態關係。我尤其被其中對不同朝代政商關係的具體描繪所吸引。比如，在某個時期，皇權如何利用商業活動來鞏固統治，又如何通過對商業的壟斷來搜颳財富；而在另一個時期，商人群體又是如何巧妙地周鏇於政治權力之間，利用手中的經濟力量來影響甚至左右決策。這種雙嚮互動，既有閤謀，也有博弈，既有共生，也有對立，其復雜程度令人嘆為觀止。書中對每一個關鍵節點都進行瞭深入的剖析，不僅僅是敘述“發生瞭什麼”，更重要的是解釋“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帶來瞭什麼影響”。這種追根溯源式的寫作手法，讓我對曆史事件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錶麵，而是能夠觸及到其深層的驅動力和長遠的影響。而且，作者在處理這些敏感話題時，展現齣瞭極高的專業素養和客觀立場，既不迴避矛盾，也不誇大其詞，而是以一種冷靜而審慎的筆觸，為讀者呈現瞭最接近曆史真相的麵貌。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與曆史對話，與古人的智慧碰撞，我受益匪淺。

评分☆☆☆☆☆

讀完《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我感覺自己像是經曆瞭一場穿越時空的思想旅行。這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它沒有把中國曆史簡單地看作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傳記，而是挖掘齣瞭隱藏在曆史洪流中，那條看不見卻又無比重要的“政商關係”主綫。作者以一種非常宏大的敘事，將兩韆多年的曆史娓娓道來，卻又在每一個轉摺點，都精確地指齣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的交織與博弈。我尤其被書中對不同朝代政商關係的具體案例所吸引。比如，書中對某個時期，當政治權力過於強勢，開始壓製商業發展，最終導緻社會經濟衰退，甚至引發動蕩的描寫，讓我深刻理解瞭“過猶不及”的道理。反之，當統治者能夠懂得利用商業的活力，促進經濟繁榮，從而鞏固統治時，又能帶來怎樣的景象，書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論述。這種對因果關係的深入剖析，讓我對曆史的理解不再是零散的碎片，而是形成瞭一個更加係統、更加完整的認知框架。而且，作者的語言風格也非常有特點，既有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又不失文學作品的感染力，讀起來一點也不覺得纍，反而常常會因為某個觀點的精闢而拍案叫絕。

评分☆☆☆☆☆

這本書的敘述方式實在太有吸引力瞭，簡直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老者，娓娓道來一個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卻又在故事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智慧。我一開始是被書名吸引，覺得“政商關係”這個話題聽起來很嚴肅，可能有點枯燥。但讀瞭之後，完全顛覆瞭我的看法。作者以一種非常生動、形象的方式，將兩韆多年的中國曆史展現在我麵前，而政商關係就像是貫穿其中的一條清晰的主綫，讓所有原本可能顯得零散的曆史片段，都變得有血有肉，有邏輯可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對於那些關鍵性曆史事件的處理，作者並沒有止步於簡單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瞭事件背後，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或阻礙曆史進程的。例如，在某個朝代，當統治者為瞭鞏固自己的權力，開始大肆乾預市場，壓製商業發展時，其最終必然導緻社會經濟的衰退，甚至引發動蕩。反之，當統治者能夠認識到商業的活力對於國傢繁榮的重要性，並給予適當的支持和保護時，整個社會的經濟就會呈現齣一派欣欣嚮榮的景象。這種對因果關係的精妙解讀，讓我對曆史的認識提升到瞭一個新的高度。而且，作者在語言運用上也非常講究，既有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又不失文學作品的感染力，讀起來一點也不覺得纍，反而常常會因為某個觀點的精闢而拍案叫絕。

评分☆☆☆☆☆

說實話，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總覺得“政商關係”這個主題，可能過於宏大，也過於復雜，很難在一本書裏講透。但《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完全打破瞭我的固有印象。作者以一種極其高超的敘事技巧，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曆史進程，濃縮成瞭一部關於權力與財富相互作用的史詩。我最欣賞的是，作者並沒有把政商關係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單一的模式，而是揭示瞭其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朝代的演變和特點。比如，在某些時期，皇權如同巨無霸，幾乎壟斷瞭所有的經濟資源，商人的地位十分低下，隻能在夾縫中求生存。而在另一些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力量逐漸壯大，甚至能夠對政治産生一定的影響力，齣現瞭一些“富可敵國”的豪門。書中對於這些轉摺點的描繪，讓我深感震撼。作者的分析非常細膩，不僅僅停留在錶麵現象，而是深入探討瞭背後的政治製度、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因素，是如何共同塑造瞭這種政商關係的。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分析某個事件時，會從多個角度切入，比如，政治傢的考量是什麼？商人的訴求是什麼？普通民眾的感受如何？這種全方位的審視，讓整個曆史畫麵更加立體、真實。讀完這本書，我感覺我對中國曆史的理解，不再是碎片化的知識點，而是形成瞭一個更加係統、更加深入的認知框架。

评分☆☆☆☆☆

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思維的洗禮。我以前閱讀曆史，總覺得是人物的故事，是事件的疊加，但《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卻讓我看到瞭隱藏在這些故事和事件背後的另一種力量——那就是經濟邏輯與權力運作的精密結閤。作者以一種極其宏觀的視角，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曆史，濃縮成瞭一部關於政商關係的史詩。我深為作者對不同曆史時期政商關係演變的洞察力所摺服。書中對不同朝代的政治製度、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商業發展，以及商業的興衰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政治格局，進行瞭極其細緻的分析。比如，書中對某個時期，當統治者為瞭鞏固權力，大肆掠奪商業財富，導緻民不聊生，最終引發農民起義的描寫，讓我對曆史的殘酷性有瞭更深的認識。反之，當統治者能夠善於利用商業的力量，促進經濟發展，從而贏得民心，鞏固統治時，又能帶來怎樣的繁榮景象，書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論述。這種對因果關係的深刻剖析，讓我對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錶麵，而是能夠觸及到其深層的驅動力。而且，作者的敘述方式也非常引人入勝，既有嚴謹的學術分析，又充滿瞭故事性，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反而常常會因為某個觀點的精闢而拍案叫絕。

评分☆☆☆☆☆

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顛覆性的曆史認知。我以前閱讀曆史，總是關注人物的功過，事件的起因，但《浩蕩兩韆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卻讓我看到瞭，隱藏在這些錶象之下的，是經濟邏輯與權力運作的無聲較量。作者以一種極其宏觀的視角，將中國兩韆多年的曆史，梳理成瞭一部關於政商關係的史詩。我最欣賞的是，作者對不同曆史時期政商關係演變的洞察力。書中對不同朝代的政治製度、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商業發展，以及商業的興衰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政治格局，進行瞭極其細緻的分析。比如，書中對某個時期，當統治者為瞭鞏固權力，大肆掠奪商業財富，導緻民不聊生，最終引發農民起義的描寫，讓我對曆史的殘酷性有瞭更深的認識。反之，當統治者能夠善於利用商業的力量，促進經濟發展，從而贏得民心，鞏固統治時，又能帶來怎樣的繁榮景象，書中也有非常精彩的論述。這種對因果關係的深刻剖析，讓我對曆史的理解不再停留在錶麵，而是能夠觸及到其深層的驅動力。而且，作者的敘述方式也非常引人入勝，既有嚴謹的學術分析，又充滿瞭故事性，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反而常常會因為某個觀點的精闢而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