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鄧小平的經濟戰略廣泛地被視為是對毛澤東的一個完全否定；但這本書強有力地認為，假如沒有毛留下來的物質基礎，鄧很難推行其改革開放政策。鄧追求中國的工業化的抱負不遜於毛，入手方式基本上也與毛趨同。這也規範和製約瞭他自己行之有效的漸進式的改革方法。這本書對毛和鄧濟戰略的研究，兼顧製度層麵及統計分析；其看法和結論都頗具挑釁性，展示瞭一個新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有助關心中國經濟、政治、對外貿易，以及全球化問題的學者和學術界人士，瞭解中國躋身於世界列強，成為新的世界經濟巨人的背景和過程；也有助於學者擺脫傳統左派對毛的看法，以尋求一個新的、非左派的闡析。
本書是一部評論性著作，全麵迴應瞭張五常教授的學術觀點，也加入瞭不少新的範疇和專題；雖然主要還是針對幾大主軸問題，提綱挈領，談談作者對毛時代經濟戰略的看法，並從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迴顧其對鄧小平時代的長期影響。
作者簡介
郭益耀
祖籍廣東揭陽市榕城，馬來西亞齣生，香港新亞書院學士，德國馬爾堡大學經濟學博士。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凡二十五年，曾在哈佛、倫敦等大學從事研究講學。後應聘為澳洲外交部全資贊助設於馬誇理大學的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所創辦所長暨講座教授，其後轉任香港嶺南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退休後曾任香港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中文大學及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其著作大多數署名 Y. Y. Kueh，發錶於英美德意荷及澳大利亞等國 (也有被譯成中文在中國齣版的); 專書十餘部，主要由牛津大學齣版社齣版，其它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麥米蘭等英美齣版社。郭教授也曾任倫敦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編輯委員逾二十年。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序言：寫作緣起
第一章 導論：為何不可忘記毛澤東？
第二章 從自由主義學派的悖論談起
第三章 毛澤東在中國經濟和平崛起的曆史作用
第四章 大躍進與「文革浩劫」夢魘何時瞭？
第五章 改革開放中的「自由化陷阱」
第六章 「天安門風暴」的小氣候和大氣候何以緣起？
第七章 鄧的新工業化戰略不也是「承先啓後」嗎？
第八章 政治轉摺與「市場導嚮「承先啓後」
第九章 「國有産權製」何罪之有？
第十章 體製轉型過程中「産權」製度又如何調整？
第十一章 農業集體化果真是「何必當初」嗎？
第十二章 非「自由的選擇」如何突破工業化的製約
第十三章 「靠天吃飯」的曆史格局又如何打破？
第十四章 中國真比不上四小龍嗎？
第十五章 喜讀林毅夫有關「追趕式」經濟戰略的新思維
第十六章 總結：經濟分析與意識形態問題
附錄一 東歐國傢市場導嚮改革的「拐點問題」
附錄二 紀念先師張丕介教授
附錄三 齊魯大地換新顔──山東之行感懷
圖書序言
寫作緣起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三十年前開始後不久，香港便有某知名的美國「海歸」經濟學傢，不時在本地的中文報紙上批判大陸的經濟政策與經濟製度。除針對鄧小平外，當然更免不瞭兼及毛澤東時代；說「共産主義是全世界人類有史以來最壞的製度」，並一早開始便大力鼓吹北京應即時將國有財産全麵私有化，並「一夜之間」全麵放開官定價格、廢除外匯管製、讓匯率完全自由化，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見解或可聊以稱之為「革命經濟學」，但絕非近二十幾年來西方經濟學界頗為注重的、高度專業性的「轉型經濟學」研究。
某人的論調，除在香港這個被海耶剋(Friederich von Hayek)和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兩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的自由主義大師譽為「自由放任」經濟的典型之外，在大陸也一時風行。一則因為某人係齣名門，屬朗奴高斯(Ronald Coase)的産權學派，也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其他諸位自由主義大師過從甚密；又多次自稱就將登堂入室，拜見諾貝爾，雲爾。二則因為改革開放伊始，「撥亂反正」雷厲風行，大陸許多學人也忙不及迭將毛澤東視為對立麵、為新政策詳加註解；因此樂於藉助「西風」，幫助政府的改革政策，製造輿論氣氛。三則是對有實踐經驗的官員或決策當局而言，任何類型的工業放權改革，就如同上世紀六十年代東歐各國的遭遇所啓示，其終極阻力都在於中央計劃體製及其形影相隨的産權國有製度；最直截瞭當的改革辦法，莫過於摧枯拉朽，一瞭百瞭，即刻廢除集權式的物資配給製和官僚監控機器，以及個彆企業的強製性指標；讓自由市場統管一切。因此，境外傳來的全麵自由化和市場化說法仿若天際之音，備受歡迎。(可彆忘瞭，當年還未見蘇聯葉利欽的「休剋療法」[shock therapy] 或「大崩戰略」[big-bang strategy]，所造成的悲慘結局，無殷鑒可循)。最後第四個原因是，其時也，西方的經濟學也開始引入大陸，對許多大學生而言，西方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賴以植根的新古典主義以還的微觀經濟學，確實是美不勝收，講消費主權，供需自主，自由競爭，産權私有，自我緻富，等等；直可媲美河圖洛書。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前後凡二十五年，早年看到某人在香港報章連篇纍牘談中國的經濟問題時，已經深不以為然，也頗感愕然。一早已經想動筆在報紙上湊湊熱鬧。但香港中大，如同香港大學，對教員的評審規則，一概不認可在報章上發錶的拉扯類文章，就連中港颱各地稍具份量的中文學術期刊的論文，也不給以考慮；結果隻能盡量爭取論文和專著讓歐美各國具有「崇高國際聲譽」的期刊和齣版社發錶，可悲，孰不可悲。
然而，這多少年來，如何看待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毛澤東的曆史功過卻一直是作者所探討的一個主題。2008年將過去發錶的十幾篇有關的期刊論文和專書的篇章結集成書，在英美兩國同時齣版。標題為「中國的新工業化戰略」，副標題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Y.Y.Kueh,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Was Chairman Mao Really Necessary? (本書中此下皆簡稱為《毛主席真的是多餘的嗎？》)(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 2008, pp.x, 283.中國大陸對英文“Strategy” 一字通常翻譯為「戰略」，香港則譯為「策略」。本書兼用這兩種譯法，請讀者留意。），其意顯然，「挑釁性」亦強，期以拋磚引玉，促發國際學者共同討論此一重要的、對整個世界也是寓意深遠的當代中國經濟曆史問題。齣版商也有此意，所以未見書稿，已經同意齣版。實際上殺青之前，作者也已開始著手摘其要者，連同自己其他新舊著作中的部分罕見資料，重組成不同的中文篇章，因成此書也；也算瞭卻瞭當年「湊湊熱鬧」的宿願。
本書所觸及的都是1949年建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麵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各構成獨立篇章，夾敘夾議，作專題的討論。大體上全書的前半部探討幾個曆史性的、或曰縱貫性的問題，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風暴，以及由毛時代過渡到鄧時代中國經濟政策和製度轉型中的階段性特徵。後半部則闡析幾個政策性和功能性的所謂橫切麵問題，諸如工業與農業部門的産權結構、農村的資本積纍方式、工農業的互動關係，以及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如何影響經濟效率和長期經濟發展等專題。
介乎前後兩半部之間是「承先啓後」的第八章。這一方麵從國際和曆史的視野，對比中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東歐國傢，迴顧和檢討其改革曆程中所遭遇到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異同；並特彆聚焦於重大的國內和對外的政治轉摺對經濟改革所造成的曆史性衝擊。另一方麵則為接著的篇章所要討論的諸多頗富爭議性的橫切麵議題，提供必要的分析性理念與框架，比如國有産權製度的性質與功能、農業集體的曆史作用與貢獻、官定價格(含官定利率和匯率)的經濟理性與缺陷，以及工農業産品之間的的「剪刀差」價格等等問題。因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然牽連到國內國外、曆史政治等各方麵的問題，所以讀者實際上也可先從第八章讀起，以取得一個較為全麵的視野。
因為著重於專題式的論證，全書不構成鋪平直述、教科書式的，或曰學究式的係統化演繹。也因為各為獨立篇章，在說明有關的議題時必須或多或少地切入一定的背景資料；所以各章之間也難免有所重復。但在結集成書時，已經盡量加以調整、避免纍贅。書的內容主要取材於作者發錶於英美德意荷澳各國的論文和專書；有關論點的數據與資料，其原註解浩繁，盡量從略。全書的錶述方式，也力求深入淺齣，讓沒有修讀過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讀者，隻要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稍具心思，便可以暢然瀏覽無礙。
書後附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舊作，分析東歐各國早期工業經濟改革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放權或收權」的兩難局麵，尤其是「市場導嚮」改革的「臨界」或「拐點」難題。作為一個採用蘇式經濟體製的國傢，鄧時代的改革也免不瞭遭遇到類似的「拐點」難題。1988年由鄧所親自啓動的價格自由化導緻瞭物價暴漲以及「天安門風暴」便是很好的例子。因此，附錄第一篇以顯示東歐改革經驗的「前車之鑒」，可使作者在討論鄧時代的改革措施時，得以「避重就輕」。第二篇是為紀念早年也曾經留學德國的先師張丕介教授而寫的，也可藉以「管窺」德國當年工業化的經濟戰略對當代中國的可能涵義；也可讓有興趣的讀者對作者的治學背景和思維方式「有跡」可循。但收錄該篇文章，主要還是想藉以緬懷恩師。第三篇「齊魯大地換新顔──山東之行感懷」，如附錄第二篇，都是寫於2008年清明之際。「山東之行」旨在造訪臨清市館陶縣，上香拜祭丕介師；但在先師墳頭山上，也看到中國新農村的景象。韆裏麥田，幾乎不見阡陌，這與丕介師留學德國佛萊堡大學時所寫的博士論文中所分析的傳統中國的「農田碎分」現象，判若兩個世界。山東之行也涵蓋春鞦戰國的齊魯古都，令人反思祖國文化源遠流長，浩如煙海；在討論今日的大是大非問題時，也知在曆史長河中何以定位的問題，幸甚。
作者要特彆感謝這幾十年來朝夕與共，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許多同學們。作者的許多靈感、想法、看法、判斷和結論，都是與他們在課堂上「砂盤推演」齣來的。也特彆感謝倫敦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因為作為其評審編委(1988–2009)之一，一直有幸閱讀許多有關中國經濟問題分析的最新文稿。也感謝母校，香港中大成員的新亞書院，讓本書的幾篇文章在其校內月刊《新亞生活》先行發錶，使作者能就近請教於中文大學校內的朋友們。多年來未曾以中文寫作，隻希望自己的水準不愧對以中國文史哲著稱的母校。
郭益耀，2010年清明節於香港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傢的另類看法》，光是看標題，就足以讓人産生濃厚的興趣，特彆是“另類看法”這四個字。在颱灣，我們對於毛澤東的認知，長期以來受到兩岸政治角力的影響，形成瞭一些固化的印象。而“香港經濟學傢”的身份，則為這種“另類看法”增添瞭幾分神秘感和客觀性。我很好奇，他究竟會從哪些不尋常的角度切入，來解讀這位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我推測，作者可能不會拘泥於傳統的政治史敘事，而是會從經濟學的專業視角齣發，去剖析毛澤東的政策和理念。他或許會關注毛澤東在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特彆是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方麵的策略，並對其成效與代價進行深入評估。例如，他會如何評價土地改革對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的影響？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運動的經濟後果，又會有怎樣的分析？一個經濟學傢的分析，往往更加注重數據、邏輯和實際效果，這可能會帶來一些我們從未聽過的觀點。
评分初次見到這本書的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無數的問號。毛澤東，這個名字在中國近代史的舞颱上留下瞭太過深刻的印記，也承載瞭太多的復雜情感與評價。在颱灣，我們從小接觸的毛澤東形象，往往是官方敘述下的那個“革命導師”或是“政治強人”，但這種單一的描繪，總讓我覺得不夠立體。而“另類看法”這四個字，就像是一扇窗戶，讓我窺見到瞭一種不同於既有認知的可能性。 特彆吸引我的是作者的身份——“一位香港經濟學傢”。香港，這個融閤瞭東西方文化、擁有獨特經濟基因的城市，其經濟學傢的視角，想必會帶來一些與眾不同的洞見。我很好奇，他是否會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去分析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政策，例如計劃經濟的運行機製、工業化的推進模式，以及這些政策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軌跡的影響？他是否會關注到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其理論的根源、實踐中的偏差，以及他對中國經濟現代化所産生的深遠影響？一個經濟學的分析，或許能提供一種更具操作性、更注重實際效果的解讀，讓我們擺脫一些空泛的政治口號，看到經濟發展中的真實挑戰與機遇。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確實觸動瞭我長久以來對曆史人物的某些朦朧思考。毛澤東這個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是如此的赫赫揚揚，伴隨著無數的褒貶不一。在颱灣，我們對於毛澤東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過去幾十年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敘述影響，他往往被描繪成一個集權、激進、對中華文化造成破壞的形象。因此，當看到一個香港經濟學傢的“另類看法”時，我內心是充滿好奇與一絲警惕的。好奇是因為，香港作為一個深受東西方文化影響的地區，其視角是否能提供不同於大陸和颱灣的解讀；警惕則是擔心這種“另類”是否會走嚮極端，或是為瞭吸引眼球而忽略史實的嚴謹性。 我特彆想瞭解的是，作者是如何從一個經濟學傢的角度去切入毛澤東的評價。經濟學往往是務實且注重數據和邏輯的，那麼，這位香港經濟學傢是否會側重於分析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政策，例如土地改革、公私閤營、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對經濟造成的長期影響？他會如何量化這些政策的成效與代價？他是否會探討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其理論基礎與實踐過程中的偏差？一個經濟學的視角，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不同於政治史或思想史的觀察維度，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那些影響億萬人生活軌跡的經濟決策背後的邏輯，以及它們是如何塑造瞭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
评分讀到這本書的標題，我的第一反應是，對於“不可忘記”這個詞，有太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中國這樣一個曆史記憶復雜且時常被官方敘事所重塑的國度，某些人物的“不可忘記”往往伴隨著巨大的爭議。毛澤東無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在颱灣，我們過去對於“忘記”與“銘記”的邊界，更多地是在政治認同和曆史敘事上進行劃分。而這本書的標題，似乎提供瞭一個更具包容性的視角，它並非簡單地要求“肯定”或“否定”，而是強調一種“不可忘記”的態度。這讓我聯想到，是否作者認為，無論其功過如何，毛澤東在中國曆史進程中留下的痕跡太深，以至於我們無法也無權將其徹底抹去。 或許，作者所說的“另類看法”並非是要為毛澤東翻案，而是試圖以一種更加立體、更加 nuanced 的方式來審視他。他可能會剝離那些標簽化的評判，去探究毛澤東其人其事背後復雜的動機、時代背景以及他對中國社會産生的多維度影響。例如，他是否會討論毛澤東在統一中國、建立新中國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這些曆史事件如何塑造瞭我們今天的中國？又或者，他是否會深入分析毛澤東思想的演變，及其在不同曆史階段所扮演的角色？這種“不可忘記”，也許是一種對曆史負責的態度，要求我們以更開放的心態去麵對那些曾經塑造瞭我們民族命運的偉人和事件。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颱灣的讀者，我對毛澤東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被濃縮在“曆史教科書”和“新聞報道”中的碎片化信息。他常常與“革命”、“鬥爭”、“階級敵人”等詞匯聯係在一起，構築瞭一個高大全或極其負麵的單一形象。因此，“另類看法”這個詞，就如同投入平靜湖麵的一顆石子，激起瞭層層漣漪。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跳脫齣過往的二元對立思維，呈現一個更具人性、更富層次的毛澤東。 這位香港經濟學傢，他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經濟背景，與大陸和颱灣都有所不同。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多元文化以及其獨特的曆史地位，或許能讓他以一種更為客觀、更為超然的視角來審視毛澤東。我猜想，他可能會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分析毛澤東的政策對中國經濟産生的長遠影響，而不僅僅停留在政治鬥爭的層麵。比如，他對中國工業化進程、農業改革、以及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與瓦解，是否會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他是否會探討毛澤東的經濟決策，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是如何産生的，又帶來瞭哪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這種基於經濟學分析的“另類看法”，對我來說，無疑是一種新鮮且具有吸引力的解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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