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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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Edward W. Said
圖書標籤:
  • 文化研究
  • 帝國主義
  • 後殖民主義
  • 文學批評
  • 文化理論
  • 政治學
  • 曆史
  • 社會學
  • 西方文化
  • 東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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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描述

隱沒於小說、詩篇閑暇情趣下的帝國主義

  從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建立瞭從澳大利亞直抵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帝國,在此同時,西方文藝大師也創造瞭從《曼斯斐爾公園》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依達》等傑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評傢仍視其為兩個互相分離的現象。

  薩依德繼《東方主義》之後所寫的這本裏程碑式的钜作,精心構築瞭西方帝國之野心與其文化之間戲劇性的關聯,兩者相互輝映、相互增強。他以十九、二十世紀的小說敘事為分析對象,從艾略特、康拉德開始,一一檢視瞭葉慈、阿契比、魯西迪等作傢的作品,以顯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産生屬於他們自己的反對與抗拒之充滿盎然生機的文化。同時,薩依德也論及音樂(如《阿依達》)、藝術與美學錶達(如現代主義)等其他領域。

  薩依德的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齣帝國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力道。因此,隱沒於浪漫小說、詩篇的閑暇情趣之下的奴役及殖民體製,也就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曆史脈絡中重現意涵。
如此寬廣的視域與令人驚異的博學,《文化與帝國主義》再度開啓瞭文學與其時代生命的對話。

作者簡介

薩依德(Edward W. Said)

  薩依德是世界影響力有數的文學兼文化批評大師。他是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有《東方主義》(Orientialism)、《鄉關何處》(Out of Place)、《開始》(Beginnings)等十七部著作,其中《東方主義》曾獲美國全國書評傢奬。薩依德也是樂評傢、歌劇學者、鋼琴傢,兼為巴勒斯坦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

譯者簡介

蔡源林

  颱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現任南華大學宗教學所助理教授。

好的,這是一本名為《迷失的文明:古埃及的輝煌與消逝》的圖書簡介: 《迷失的文明:古埃及的輝煌與消逝》 一本深入探索尼羅河畔韆年王朝興衰的史詩巨著 在人類文明的漫長河流中,古埃及文明如同一顆璀璨而神秘的巨星,閃耀瞭數韆年。從宏偉的金字塔群到精妙絕倫的象形文字,從法老的無上權柄到來世的永恒信仰,這個古老的國度不僅塑造瞭古代世界的麵貌,更留下瞭無數至今仍令人著迷的謎團。本書《迷失的文明:古埃及的輝煌與消逝》旨在帶領讀者穿越時空的迷霧,重返尼羅河畔,細緻考察古埃及從史前部落的崛起,曆經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的鼎盛與衰落,直至最終被外來力量吞噬的全過程。 本書並非僅僅羅列曆史事件,而是力圖以深厚的考古學、文獻學和曆史地理學的交叉視角,構建一幅立體、豐滿、充滿生命力的古埃及社會圖景。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於:是什麼樣的地理環境和文化基因,孕育瞭如此持久而獨特的文明?他們的政治結構、經濟模式、宗教信仰和藝術成就,是如何相互作用、支撐起一個橫跨三韆年的帝國體係的? 第一部:尼羅河的饋贈——文明的奠基與曙光 (約公元前5500年 – 公元前2686年) 我們將從史前時期說起,探討尼羅河周期性泛濫如何塑造瞭埃及人獨特的宇宙觀和生存哲學。早期聚落如何發展為上、下埃及,並最終在“美尼斯”(或稱那爾邁)的統一旗幟下,建立瞭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集權國傢之一。這一部分將詳細剖析早王朝時期(第一、二王朝)的政治製度雛形,以及初步的象形文字係統和王室陵墓建築的起源,揭示早期王權神授觀念的萌芽。 第二部:金字塔的時代——古王國的榮耀與結構 (約公元前2686年 – 公元前2181年) 古王國時期,是埃及集中力量進行宏大工程的黃金時代。我們將深入探討第三王朝的左塞爾及其天纔建築師伊姆霍特普,如何創造瞭人類曆史上第一座石製階梯金字塔——薩卡拉的階梯金字塔。隨後,我們將聚焦於第四王朝的鬍夫、卡夫拉和孟卡拉三代法老,對吉薩大金字塔群的建造技術、後勤組織乃至其背後的神學意義進行深入的分析。 這一部分不僅關注建築奇跡,更側重於分析古王國時期中央集權的運作機製。探討“維齊爾”(宰相)的權力結構、地方貴族“諾瑪剋”階層的興起,以及太陽神崇拜(拉神信仰)如何滲透到國傢意識形態的每一個層麵,成為法老絕對統治的基石。 第三部:分裂與重塑——中王國的復興與內在張力 (約公元前2055年 – 公元前1650年) 古王國末期,由於氣候變化、中央權力衰弱和地方勢力的膨脹,埃及陷入瞭長期的“第一中間期”的混亂。本書詳盡梳理瞭這一時期的社會動蕩、文學作品中流露齣的對社會秩序的質疑,以及地方貴族文化的勃興。 中王國的建立,特彆是底比斯第十一王朝的統一,標誌著一次關鍵的復興。我們將研究第十二王朝法老們,如阿濛涅姆赫特三世,如何吸取前朝的教訓,推行更務實、更具擴張性的內政外交政策。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達到瞭新的高峰,例如《辛努赫的故事》等作品,反映瞭埃及人對外來世界更復雜的認知。同時,我們將分析赫剋索斯人(喜剋索斯人)的入侵,如何徹底改變瞭埃及的軍事技術和地緣政治格局,為下一階段的帝國擴張埋下瞭伏筆。 第四部:帝國的心髒——新王國的軍事徵服與文化交鋒 (約公元前1550年 – 公元前1070年) 新王國時期是古埃及國力最強盛的階段,它從一個區域性的王國轉變為一個橫跨中東的軍事帝國。本書將重點描繪“驅逐者”雅赫摩斯一世的軍事勝利,以及隨後圖特摩斯三世“迦迭石的拿破侖”所建立的廣闊版圖。 我們將詳盡考察阿肯那頓的宗教改革——“阿吞神一神論”的興起與失敗,分析其對埃及傳統權力結構和藝術風格帶來的顛覆性影響,以及圖坦卡濛陵墓所揭示的王權如何迅速恢復傳統的宗教秩序。拉美西斯大帝的統治被置於帝國晚期的背景下,探討他如何通過大規模的建築(如阿布辛貝神廟)和與赫梯人的卡迭石戰役,來維護搖搖欲墜的帝國威望。 第五部:神權的衰退與文明的最終整閤 (約公元前1070年 – 公元前30年) 新王國崩潰後,埃及進入瞭長達韆年的“晚期階段”,特點是權力分散、外族乾預加劇以及宗教儀式的日益復雜化。我們將追蹤努比亞(庫施)法老的統治,以及隨後亞述人、波斯人的占領。 亞曆山大大帝的徵服,標誌著希臘化時代的開啓。本書詳盡分析瞭托勒密王朝如何在保持埃及宗教外衣的同時,融閤希臘的管理體係。剋利奧帕特拉七世的悲劇性結局,不僅是個人的命運轉摺,更是獨立埃及文明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終結。最後的篇章將探討,盡管政治實體消亡,但古埃及的宗教、藝術和知識遺産如何通過希臘化世界,最終被羅馬繼承並間接影響瞭後世的西方文明。 本書特色: 跨學科視野: 結閤考古發現(如帝王榖的最新研究)、碑文解讀和環境科學,提供多維度的解釋。 社會剖析: 深入普通埃及人的生活、傢庭結構、醫療實踐和手工業技術,而非僅僅聚焦於法老。 地圖與插圖: 包含大量定製的地理和建築學復原圖,幫助讀者直觀理解復雜的地理環境和宏大工程。 核心議題: 探討瞭古埃及文明持久性的關鍵因素——河流的控製、神權的建構、以及麵對外來文化衝擊時的適應與抵抗。 《迷失的文明:古埃及的輝煌與消逝》是一部獻給所有渴望理解人類早期偉大成就的讀者的權威之作。它不僅講述瞭一個帝國的興衰史,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如何定義秩序、創造意義與麵對永恒的史詩。通過本書,讀者將能親身體會到,為何這個遙遠的文明,至今仍是人類精神世界中不可磨滅的圖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 對抗西方霸權  ◎廖炳惠
<譯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導論

I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曆史
1帝國、地理與文化
2過去的影像 
3黑暗之心的兩種視綫
4差異的經驗
5串聯帝國與世俗的詮釋

II凝聚的景象
1敘述和社會空間 
2珍.奧斯汀與帝國 
3帝國的文化嚴整性 
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依達》 
5帝國主義的享樂 
6掌控下的土著 
7卡繆和法國的帝國經驗 
8對現代主義的一個註腳 

III抵抗與反叛 
1兩麵性 
2反抗文化主題
3葉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曆程與反對勢力的齣現 
5勾結、獨立與解放 

Ⅳ未來:源自宰製的自由   
1美國勢力之上揚:公共領域之論戰
2挑戰正統與權威
3運動與移民 

圖書序言

譯者序

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記得第一次接觸到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是在一九九三年春季,當時尚在美國從事博士班研究,擔任宗教史學研究方法論課程的林貝莉絲(V. Limberis)教授在某次的課堂一開始,就拿齣一份《紐約時報》書評之剪報影印發給各位同學,她告訴我們:著名的文化評論傢薩依德又齣版一本新書瞭,凡喜歡他所討論的主題者絕不能錯過。當時,隻覺得薩依德這個名字有點陌生,依稀記得他在好久以前寫過一本《東方主義》的書。由於沒讀過任何他的作品,就很好奇地在課後看瞭那份書評,從此就和薩依德的作品結下不解之緣瞭。自此以後,就發覺許多課堂的教授也都有討論到他的思想,其時正是「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論戰橫掃美國許多社會和人文領域之際,而因為個人在天普大學宗教學所主攻的宗教傳統是伊斯蘭教,故有相當多機會接觸到這位充滿爭議性但仍活躍於文化界的當代思想傢之作品,對他所提齣的議題覺得不隻對學術研究有價值,也在世紀之交觀察全球化的大局勢提供颱灣社會一個另類而重要的參考點,故在迴國任職年之後,就想寫一些和薩依德與「後殖民主義」有關的東西,唯教學與個人瑣事繁冗,故也無法如願,正好立緒在齣版瞭中譯的《東方主義》之後,又要再齣版這部我首次接觸到的薩依德原著之中譯本,故也不管自己是否有足夠時間將這部近四百頁的巨構在西元兩韆年之前翻譯齣來,就一口答應下來瞭。對立緒肯齣這樣一本可能會是叫好不叫座的大部頭著作,也願意鼎力支持。

  薩依德在〈導論〉中已將本書中心思想、主要議題和個人關懷說得非常清楚瞭,不需我在這個譯者序言再贅述,在此想以個人的親身經曆來對薩依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主題做些註腳。正在翻譯本書的前後這兩年來,雖然在嘉義南華任教,但仍有多次機會赴國外參加學術研討會和蒐集研究與教學資料,往返奔波於西方的第一世界(美國)和東方的第三世界(東南亞和印度),故對於薩依德書中所提到的那種西方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之間的全球性矛盾衝突和正反辯證關係,除瞭文字上與理論陳述上的理解外,又多瞭一層現實的體認。老實說,以薩依德這樣激烈地對西方帝國主義做尖銳(及深刻)之批判的學者,對於習慣於用美國或西歐的第一世界之文化和思想做為主要參考點,且缺乏對西方殖民主義之於第三世界的影響有比曆史教科書之外更多的瞭解之一般讀者而言,很可能會隻看其激烈與尖銳的一麵,甚至會像目前在這場後殖民論戰中繼續維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者一樣,對薩依德的論點打入偏激之反西方論者、加以窄化或低調處理等等不願(也無能)正視問題的反應。我在幾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看到一些美國的區域研究專傢正是用這種態度來麵對薩依德,而另外一些支持他的學者則又熱烈地贊同薩依德的批判性論點。一位身為世界超強公民的美國人對薩依德的批判會許多防禦性反應也是非常自然的,但反過來說,身在亞洲地區、同樣曆經不同類型的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入侵的人們,或者和第一世界的公民對此一後殖民論戰會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想法吧!隻是,習於與歐美文明(尚有日本`文明)為馬首是瞻的一般颱灣知識界和社會大眾,或者也不見得就不會在心態上是站在殖民者那邊,自鳴得意於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傢之林,也像西方國傢一般,以鄙夷的方式看待其它第三世界國傢,視其為落後地區。這種心態若有之,則隻能更加證明薩依德的所言之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無遠弗屆,颱灣社會大概不可能自外於這場全球性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之論戰瞭。

  有機會能到薩依德所批評的那些英國文學大師筆下的第三世界去,不論是吉蔔齡和佛斯特筆下的印度,或康拉德筆下的東南亞,除瞭享受當地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所相互激盪齣來的異國情調之餘,對薩依德所呈現之西方帝國主義的優越性經濟與文化的生産和輸齣、第三世界資産階級民族主義者的共謀行為、第三世界受壓製的民眾之宗教和文化的活力,但卻又缺乏挑戰西方和本土統治者宰製的力量等等,這一切都是曆曆在目,與薩依德震撼人心的字句交互迴響著,腦海中的思緒縈迴、揮之不去。一方麵是街道整齊、鐵公路交通便捷、到處有販賣西式商品的餐館、百貨、超級市場和觀光旅館的殖民城市,其中殖民時代的政府大廳及貴族資本傢的豪華宅邸都是主要地標;另一方麵,進入傳統城鎮和鄉村地區,則是骯髒狹窄的街道、在車站和通衢大道叫賣的小販、人聲鼎沸的市集、沿路嚮觀光課乞討的老人與孩童。

  但對這些卑微的民眾,還有一樣最重要的精神泉源,就是他們的宗教祭典和儀式。在恆河畔祝禱亡魂超渡彼岸的印度教徒、沿著通往菩提迦耶和靈鷲山的大路上踽踽而行的佛教朝聖者、在星期五下午虔誠地在清真寺參加集體禮拜並準備捐獻或接受救濟的伊斯蘭教徒、還有那些成韆上萬地湧入供奉著救世主般的剋裏須納大神和擁有毀滅和創生能力的濕婆大神的廟宇,準備接受祭司祝福的印度教信徒,這一切交織成一幅如吉蔔齡筆下的復雜多樣、難以穿透、不可化約成幾個簡單要素的印度景象。殖民主義改變瞭什麼?或創造瞭什麼呢?是我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看到的人潮洶湧的購物中心和穿著時髦的青年男女,或者是加爾各答街上西裝筆挺、一口流利英語的印度紳士嗎?當然不隻是這些。在一般民眾難以接近的政府大樓內部,本土政客正在玩著相同的西方議會民主之遊戲,發錶有關如何發展經濟和維持民族文化的老調;而與外在世界多少有些隔絕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正在引進西方優越的科技、語言、學術理論和教學方法,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也學著第一世界在五星級旅館開著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傢,以南腔北調的英語討論著一般民眾難以瞭解的議題,享用著西式餐點,當然肯定也會有些本土風味的食物和本土文化的老調重彈瞭。這一切構成一幅多麼不協調的後殖民景象,颱灣沒有這種景象嗎?

  記得在前往印度教恆河聖地的火車車廂內,閱讀當地的報紙,看到印度國會正在辯論著發展國傢經濟的議題,執政黨官員主張開闢像矽榖一般的電腦尖端科技工業區,以增加就業機會,趕上全球網路通訊時代的熱潮,但反對黨議員則質疑,電腦科技對年年發生水患的成韆上萬阿薩密省的難民有何利益呢?高科技就能讓災民填飽肚子嗎?不知何故,腦海突然迴到颱灣老傢的時空情境,汐止北二高新颱五路交流道旁巍然矗立的幾棟高科技産業大樓,交錯著兩年前汐止市區水患的情境,一幅很不協調的場景突然闖入我的思緒之中…..。豈料在我的「印度之旅」幾個月後,汐止老傢再度發生遠比兩年前更嚴重的水患,「綠色矽島」vs.「汐止水患」的荒謬意象再度浮現腦海,這次是颱灣的場景把我又帶迴到幾個月前難忘的「印度之旅」種種如幻似真的所見、所聞、所思之中......。這應該是另類形式的「全球化」與「後殖民」經驗吧!我想薩依德所呈現的那幅充滿矛頓衝突的「文化與帝國主義」圖象,會比西方全球主義論者的和諧富庶之「地球村」圖像,更能呼應著我的個人經驗吧!

  《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基本架構是極為簡單的,即西方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個辯證過程在兩個層麵被開展齣來,即政治曆史的現實層麵和文化與意識型態的精神層麵,但兩者之間密不可分的辯證統一體纔是薩伊德所苦心經營的。做為他的方法論之核心概念:「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指齣瞭其作品所一貫具備的那種如交響麯般的雄渾氣魄、高潮迭起、卻又是結構嚴密、首尾一貫。此一音樂式的類比,不單純隻是一個簡單的比喻而已。無疑地,除瞭文學批評的學術專長外,音樂是薩依德另一個具有天賦的領域,他的寫作受到其音樂愛好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隻是在第二章對威爾第歌劇的細膩分析與批評,顯示他的音樂鑑賞力,而交響麯的結構也可極為適切地用來分析這部磅礡巨著,四個長大章節的形式呼應著交響麯的四樂章形式,而每一章節又隱然可辨其呈式部、開展部與再現部的三段麯式,而其中心主題便在此一嚴密結構下有瞭不同的變奏、對位和和聲,這一點值得讓用心的讀者自己慢慢地去品味。

  正如薩依德的分析和批判方式,乃是將這些現代歐洲文學大師的作品置於其所處身的政治與文化史的具體脈絡中一樣,要想深刻瞭解《文化與帝國主義》和薩依德的其它作品,也有必要將他放在其所置身之當代曆史的脈絡和薩依德個人的生活史中。薩依德本人的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已有彭淮棟教授的中譯(亦由立緒齣版),讀者可自行參閱細節,不再贅述。個人在此要特彆指齣的是,薩依德之所以能對西方殖民主義提齣如此深刻的批判,而在其行文中又充滿著劇烈之不可解的矛盾衝突和對現代曆史的悲劇感,無疑與其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基督徒傢庭的特殊背景有關,這個身分認同使他在他的阿拉伯祖國和在自我流放的僑居地美國,都感受到格格不入。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傢均在民族主義的浪潮下脫離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支配,取得獨立,但巴勒斯坦人卻反而淪為新殖民勢力---錫安主義的以色列和為其撐腰之新殖民強權的美國--所徹底宰製,成為後殖民時代中最悲慘的次殖民地之一。薩依德身為西方殖民之子,自然也和其祖國本土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有所疏離,而在流亡到美國之後,卻又因美國對中東政局的強力介入、一麵倒的偏袒以色列,使大眾媒體不斷地呈現齣薩伊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乃是落後和野蠻的恐怖份子之形象,這自然使薩依德對美國主流文化實在難以忍受。令人激賞的是,薩依德將此種個人的屈辱和受難昇華為一種普世性關懷的層次,對被壓迫者之悲天憫人,並堅持知識分子不妥協的性格和冷靜客觀地批判現實的態度,使他對西方和第三世界雙方的文化都有賞識贊揚和尖銳批判的兩種態度並存,並非一麵倒的傾嚮反西方的的狹隘本土主義立場。

  但薩依德除瞭敏銳的批判外,提供讀者任何積極建設性的參考方案嗎?在第四章〈脫離宰製、邁嚮自由的未來〉之結論處,提到瞭他對伊朗什葉派充滿反叛精神的知識分子、也是伊朗革命初期的學運領袖阿裏.薩裏阿提(Ali Shariati)的贊許,並引述他的話:「人,是一充滿辯證的現象......因此,所有固定不移的準則何其可悲啊!......人是一場『抉擇』、一場鬥爭、處在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之中。他是一場無限的遷徙,自我內在之遷徙,從黏土到上帝;他是自我內在靈魂的遷徙者。」接著又引用瞭十二世紀的薩剋森僧侶聖維剋多的雨果(Hugo of St. Victor)之一段話來做為韻味深長的尾聲:「凡是一個人覺得其傢園是甜蜜的,則它仍然隻是一位縴弱的初學者而已;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者,則已算是一位強者;若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則他已是一位完人瞭。縴弱的靈魂隻將他的愛固著在世界的某一定點上﹔強人則將他的愛擴充到所有的地方﹔完人則止熄瞭他的愛。」薩依德經常強調自己是一位世俗的人本主義者,對宗教教條和各種宰製人性的意識型態充滿厭惡,但在如此充滿關鍵性的結尾處,卻引用瞭兩個來自全然不同傳統、不同時代的宗教思想傢來為其終極的關懷提齣闡釋,這點豈不矛盾和突兀嗎?

  顯然有兩種全然不同的宗教思維,形成在薩依德這部著作的結尾之最後一個正反辯證法,一方為嚴苛的宗教正統派;另一方則為充滿反叛和密契精神的異端派。事理總有對立的兩方,一位「世俗」的文化批評傢也可從宗教傳統中尋求其靈感泉源。但擺在結尾的顯著位置,自然有比隨機式的藉用更深刻的內涵。薩依德的近東祖國在曆史上充滿著宗教衝突,但同時也曾存在著各種宗教相互包容、共存共榮的情況,今日充滿暴力衝突的局麵固非曆史的必然,故未來何嘗不是充滿著無限希望呢?薩依德的阿拉伯祖先正是在茫茫大漠中過著浪跡天涯的遊牧生活,雖然物質匱乏,但精神上卻是自由自在、四海為傢。不正是在這種環境底下,可以培養著「認為每一寸土地都是其故土」的「強者」,甚至是「將整個世界視為是異域」的「完人」嗎?還有比這種情懷更能體現齣後現代主義所謂遊牧精神的嗎?薩依德的自我放逐生活不正是此種精神的最佳體現嗎?這不正是其阿拉伯祖先的生活方式嗎?這種遊牧生活並非沒有方嚮感或毫無目標的漫遊者,這是現代人虛無的靈魂纔會産生的「後現代」式扭麯。反觀篤信伊斯蘭教的阿拉伯遊牧民族心中都有一個明顯的方嚮,它們是在茫茫大漠中踽踽獨行的朝聖者,不畏艱難地踏嚮通往真主安拉居所的麥加聖地,聖地可以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場所或地點,而是其無所不再的心靈歸宿,因而使朝聖者可以有著「何處為傢、處處是傢」的感受,因為一心堅持嚮往著超越塵世的神聖境域,故所有艱難的旅程都變得充滿著意義和超越的契機瞭!這也許就是薩依德為我們提供的醫治後現代苦悶之一帖良方吧!隻是有多少人肯捨棄安樂舒適的現代資本主義高科技和物質富裕的生活,去追求心靈的大自在境界呢?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瞭!還有比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更加不妥協與不包容的意識型態的嗎?反之,還有比什麼形式的自由與人性解放比宗教的大自在、大解脫更為徹底的嗎?可嘆的是,後現代人的物質生活和心靈中有著太多「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既揮之不去、亦難以捨棄,奢望解放與超越,究屬罔然!

圖書試讀

第一章
重疊的疆域、交織的曆史


來自主體或有關主體的瀋默,是日常的次序。有些瀋默被與整飭策略共生共存的作者打破瞭,有些則被保持瞭。我感興趣的是可以打破瀋默的策略。
――東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
《暗夜的遊戲》
換句話說,曆史不是計算機。曆史在人的心智與想像中展開,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多方麵反應中成形;它本身是物質現實、基礎經濟麵與狹隘客觀性的無限巧妙之媒介。
――巴塞爾˙大衛森(Basil Davidson)
     《近代史中的非洲》

(一) 帝國、地理與文化
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最通用的多種策略之一。這種訴求的激發,不僅是對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或什麼是過去,有相左的看法;而且也對過去是否真的已經過去、結束和終瞭,或者是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而感到無法確定。這個問題激發瞭各種各類的討論――有關於影響力的、有關於責咎與評斷的,也有關於對現在的現實情況和未來的優先要項的討論。
在艾略特(T. S. Eliot)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早期批判性論文中,他就曾涉及瞭相似的論題群。雖然他這篇論文的寫作時機和意念,幾乎是純屬美學的,但是可以藉用他的公式,去通用到經驗的其它領域。艾略特說,詩人很顯然是一個個彆天纔,但是他也是在傳統之內創作,而且不能隻靠傳承,還必須投入「極大的功夫」纔能達到。他接著說,傳統,首要包含曆史感。這對任何一個過瞭二十五歲,仍然可以繼續成為一個詩人的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並且,曆史感也包含瞭不僅是對過去的過去性,也是對它的現在性的一個理解;曆史感迫使一個人不僅寫他紮根的那一代,也要寫齣自荷馬以降的整個歐洲文學的感覺,而在此中,他自己國傢的全部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並且建構瞭一個同時的次序。這個曆史感,既是永恆的,也是短暫的,而且也是永恆與短暫結閤在一起的,纔使得一個作傢具現傳統。同時,也使得一個作傢能夠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他在時代中的地位,以及他自己的同一時期性。

沒有一位詩人或任何藝術領域的藝術傢,能具有其獨存而完整的意義。(1)


我認為,對具有批判性思考力的詩人,和對某些在其作品中試圖對詩的寫作過程有一個近度賞析的評論傢而言,以上這段引文,都同樣具有說服力。主要的理念是在,即使我們必須完全地理解過去的過去性,但是也沒有一個適當的方法,可以把過去從現在中隔離齣來。過去與現在彼此互通訊息、相互隱含,以艾略特所提純屬理想的觀念而言,兩者也是相依並存的。簡言之,艾略特的建議,是一種文學傳統的觀點,雖然重視暫時的連續,卻不完全是由它統馭。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也沒有任何詩人或是藝術傢,能有一個獨存而完整的意義。

無論如何,艾略特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綜閤,隻是一個理想,而且有他個人奇特曆史的重要功能;(2)他綜閤的時間觀,忽略瞭個人與體製之間,對決定什麼是,或不是傳統,何者相關,或不相關的鬥爭性。但是他的中心理念則是有效的,即我們如何明確地陳述或再現過去,型塑著我們對現在的理解和觀察。讓我舉個例子來說明。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是兩種基本對立的曆史所造成的,並被兩方國傢的官方體製利用來獲取利益。在伊拉剋巴阿斯(Baath)政黨的解釋下,現代阿拉伯曆史顯示瞭對阿拉伯獨立所未實現與未履行的承諾,此承諾被「西方」以及一群更近來的敵人,如阿拉伯反動派和猶太錫安主義(Zionism)所中傷。因此,伊拉剋的血腥侵佔科威特,不僅在俾斯麥式的基礎(Bismarckian grounds)上,而且也因為阿拉伯人相信必須為自己討迴公道和奪迴被帝國主義所拿下的最大奬之一,而有其正當的理由。反之,在美國人對過去的觀點下,美國不是一個古典的帝國強權,而是一個全世界的正義主持者,在追緝暴政和捍衛自由上,無分地域也不惜任何代價。此一戰爭無可避免地以這兩種對過去不同版本的認知,來對抗著彼此。

艾略特對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關係復雜性所持的理念,在有關「帝國主義」意義的討論中,特彆引人聯想﹔此一名詞與其理念,在今天是如此地引起爭議,且充滿各種問題、質疑、論辯和意識形態的議據,以至於幾乎完全拒絕去使用。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此討論本身涉及到對此一概念的定義與劃定界限的嘗試:帝國主義主要是在經濟方麵的嗎?已經擴展到瞭什麼地步?它的肇因為何?是體製性的嗎?何時(或是否)終結?在歐、美對此一討論有所貢獻的學者名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考茨基(Kautsky)、希爾法亭(Hilferding)、盧森堡(Luxemburg)、霍布森(Hobson)、列寜(Lenin)、熊彼德(Schumpeter)、鄂蘭(Arendt)、馬格道夫(Magdoff)、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以及近年來在美國齣版的著作,如保羅•甘迺迪的《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威廉•艾坡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迦布利爾•柯爾寇(Gabriel Kolko)、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霍華•辛(Howard Zinn)與華爾特•賴費伯(Walter Lefeber)等人的修正主義史,還有各式策略學傢、理論傢和哲人,為美國的政策為非帝國主義者而不遺餘力的辯護或說明的寫作――這一切都使得帝國主義,與其適用(或不適用)於美國這個當今的主要強權國傢的問題,仍方興未艾。

這些權威討論的主要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然而,就我相信的,卻很少注意到文化在近代帝國經驗中的優越地位﹔也很少正視到,古典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帝國主義極度全球性的擴張,仍有大片陰影籠罩在我們的時代之事實。幾乎所有今天仍健在的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與澳洲――不勝枚舉――的人士,都受到瞭過去帝國的波及。英國與法國分彆佔瞭極大的領土: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北美、南美與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一大片的非洲、中東、遠東(香港在1997之前仍是英國的殖民地)、以及整個印度次大陸――這些地方都受到英國或法國的統治,也都適時掙脫其統治而獲得解放﹔此外,美國、俄國與幾個歐洲次強國傢,日本與土耳其也不在話下,在十九世紀某一或整個時期也都是帝國強權。此一管轄或佔有的模式,也確實為當今全球性的世界打下瞭根基。電子傳播、全球性的貿易、資源取得、旅遊以及有關天氣形態和生態改變的資訊,已將世界即使是最偏遠的角落,都連結在一起瞭。我相信,這係列模式,最先是由近代帝國所創立且使其成為可能。

我在個性上與哲學立場上,都反對大規模的體製建構或人類曆史的整體理論。但是我必須指齣,已經在近代帝國中學習也確實生活在其中的我,對帝國如何不斷擴張及其無情的整閤,感到驚愕。不論是在馬剋思或如西萊(J. R. Seeley)的保守論述,或是如費爾德豪斯(D. K. Fieldhouse)和艾爾德瑞奇(C. C. Eldridge)――《英國之使命》(England’s Mission)是其代錶作(3)――的現代分析,都使人看齣瞭大英帝國將許多事物整閤並融閤其內,並與其他帝國聯手將世界閤而為一。然而沒有人,當然也不是我,能看清或完全掌握此一整體的帝國世界。

當我們閱讀當代曆史學傢派屈剋‧歐布萊恩(Patrick O’Brien)(4)與戴維斯(Davis)和賀登巴剋(Huttenback)――其重要著作《財神與帝國之追求》(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試圖稱量帝國活動的實際利益(5)――之間的論辯,或當我們看較早期的論辯,像羅賓森–迦拉格(Robinson–Gallagher)的爭議事件,(6)或是細看依賴式和世界纍積式經濟學傢安德烈‧耿德‧法蘭剋(André Gunder Frank)和沙米爾‧阿敏(Samir Amin)(7)的著作時,身為文學和文化曆史學傢,我們不能不問,這一切對詮釋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或是法國的史地學、意大利歌劇或同一時期的德國形上學,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在我們的著作和研究中,我們身處在一個無法忽視帝國和帝國主義脈絡的關鍵時刻。一如歐布萊恩所說的,「為一個擴張中的帝國所創造齣來之安全的幻想和錯誤的期望作宣傳,以為對那些在自己國界以外的投資者,可以産生很高的報酬」,(8)事實上說的正是一種由帝國和小說、種族理論和地理探勘、國傢認同的概念和都市(或鄉村)的慣例所創造齣來的氣氛。「錯誤的期望」一辭,暗示的是《大希望》(Great Expextations)﹔「在自己的國界之外投資」則是指約瑟夫‧席德萊(Joseph Sedley)和貝姬‧沙普(Becky Sharp)﹔而「創造的幻想」則暗示瞭「隱伏的幻想」(Illusions perdues)――文化與帝國主義之間的交錯令人注目。

串連這些不同的領域,顯示文化與擴張的帝國有所牽連,觀察藝術則保有其獨特的資賦,又同時策劃加入結盟的行為,這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是我粗淺地認為,我們必須盡力嘗試,並將藝術融入全球、現世的脈絡中。疆界與財産、地理與勢力都瀕於險境。有關人類曆史的一切,都根植在土地上,這意指我們必須思考住所,但也指齣瞭人們計劃要擁有更多的領土,因而也就必須對其原住民有所處置。就某種相當基本的程度而言,帝國主義意指去思想、佔領並控製不屬於你所有的、偏遠的、並由彆人居住和擁有的土地。然而一般說來,文學史學傢在研究十六世紀的偉大詩人,譬如愛德濛‧史賓塞(Edmund Spenser)時,並不會將他對愛爾蘭的凶殘計劃,即他想像一支英國部隊幾乎將當地的原住民滅種,與他的詩人成就或至今仍持續存在的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曆史聯係在一起。

基於本書的宗旨,我的焦點專注於土地的實際爭奪與其人民的身上。我嘗試在曆史經驗中作一種地理性的探究,我心中也牢記著一種理念,即地球實際上是一個世界,其中沒有人居住的空間幾乎不存在,一如沒有人能自外於或超越地理之外而生存,我們也不能完全擺脫因地理而起的爭奪。這種鬥爭復雜而有趣,因為它不隻限於戰士與大砲,也包含瞭理念、形式、形象與想像的鬥爭。

在所謂西方或宗主國世界,以及第三或前殖民世界中的人,都分享瞭一個相同的經驗,即高度或古典的帝國主義時代,仍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在當今具有相當大的文化影響﹔在其高峰時期,曆史學傢艾力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饒富意味地將其稱之為「帝國時代」,而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巨大殖民結構的解體,也多少正式終戰。基於各種理由,他們有一種新的迫切感,想要去瞭解過去性(the pastness)或是尚未成為過去,而這種迫切感,也延伸至對現在和未來的理解。

在這些理解的重心裏,有一項不爭的事實,是在十九世紀中,史無前例的勢力,都集中在英國與法國,後來則集中在其它的西方國傢(特彆是美國)――當年羅馬、西班牙、巴格達或君士坦丁堡的勢力,相形之下,就顯得難以敵對瞭。此一世紀使得「西方的崛起」達到高潮,而西方的勢力也允許帝國宗主中心,以令人驚愕的規模去奪取並纍積領土與屬民。試看,在一八○○年,西方的勢力聲稱佔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實際上是佔有大約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麵積,然而到瞭一八七八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萬三韆平方哩的速度增加。到瞭一九一四年,年增率更高達二十四萬平方哩,而歐洲更將全球總麵積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列為殖民地、保護地、屬地、領土與聯邦。(9)曆史上沒有比這更大的殖民地組閤,也不曾有過如此全麵的統治,且在權力上與西方宗主國如此地不平等瞭。結果,威廉‧麥剋尼爾(William Mcneill)在《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中指齣,「世界被前所未見地統一成一個單一互動的整體。」(10)而歐洲本土在十九世紀末,幾乎沒有一個生活的層麵不會碰到帝國的事實﹔經濟渴求海外市場原料、廉價勞力與獲利钜大的土地,國防與外交體係也益形緻力於保有偏遠領土的廣闊地帶與大量被統治的民族。當西方強國不為更多殖民地而彼此激烈甚至殘酷正麵抗爭時――V. G.凱南(V. G. Kiernan)指齣,(11)所有近代帝國均相互仿效,他們就緻力屯墾、探勘、研究,當然也統馭他們所管轄的領土。

理查‧範‧阿爾斯泰恩(Richard Van Alstyne)在《崛起中的美國帝國》(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一書中明白地指齣,美國經驗,自起始就創立在「統治權的理念――一種可以擴張人口與領土,和增強力量和權勢的主權、國傢或宗主權。」(12)因而,聲言要為北美的領土奮戰和爭取(有驚人的成就);要去統治土著民族,並以各種方法將之滅絕、驅逐﹔之後,隨著共和國年齡與對半球勢力的增長,則有被判定為對美國有重大利益的偏遠地區需要去介入與奮戰――例如菲律賓、加勒比海、中美、「北非海岸」、部分歐洲,和中東、越南、韓國。然而怪異的是,諸多論述堅稱美國的特殊性、利他主義和機會如此具有影響力,卻很少且直到近年纔使用「帝國主義」一詞或意識形態去談論美國的文化、政治和曆史。可是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之間的聯係是極其直接的。美國人對美國的「偉大」、種族階層、其它革命的危險(美國革命則被視為獨特且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區所無法仿效的)(13)之態度始終一貫,也統馭、掩飾瞭帝國的事實,且使辯護者為美國在海外的利益辯護時,堅稱美國是無罪的、行善、且是為自由而戰的。葛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名著《瀋默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一書中的人物派爾,就無情而精確地體現瞭這種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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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帝國主義》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禮。它讓我深刻認識到,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文明進步”,並非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常常與權力、徵服和壓迫緊密相連。薩義德以其犀利的筆觸,剖析瞭文化如何被用作帝國主義擴張的工具,如何構建“他者”形象,並以此來閤理化殖民統治。這種對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深刻洞察,讓我對許多曆史事件和文化現象有瞭全新的理解。 我尤其欣賞薩義德對文學作品的解構分析。他展示瞭即使是最為精緻的文學文本,也可能蘊含著帝國主義的視角和偏見。這讓我開始審視自己過去閱讀的許多作品,思考它們是如何塑造瞭我對世界的認知。在颱灣,我們經曆過殖民統治,對文化侵蝕的感受尤為深刻。這本書讓我更加警惕,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也要時刻保持批判性思維,警惕那些可能被隱藏的權力邏輯,努力捍衛和重塑我們自身的文化身份。它鼓勵我們不再被動地接受定義,而是主動地去質疑、去反思、去構建屬於自己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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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文化與帝國主義》的過程,與其說是在閱讀,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深刻的自我審視。我常常停下來,看著窗外的車水馬龍,思考著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書中描繪的帝國主義時代,究竟有多大的距離?薩義德的分析,讓我開始懷疑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比如,我們對“現代性”的理解,是不是也已經被西方中心主義所定義?我們追求的“進步”,是不是也隻是在沿著一條被預設好的軌跡前進?這本書讓我看到,文化並非隻是風花雪月的藝術,它更是權力的戰場,是爭奪話語權、定義“我們”與“他們”的關鍵所在。 我尤其對書中關於“文本與帝國”關係的論述印象深刻。薩義德告訴我們,那些看似純粹的文學作品,其實都深深地烙印著帝國主義的印記,它們既是帝國主義擴張的記錄,也是其閤法性的辯護。這讓我迴想起許多曾經讀過的外國文學,現在再看,仿佛看到瞭那些字裏行間隱藏的殖民者的傲慢與偏見。在颱灣,我們多少也經曆過類似的文化浸潤,但這本書讓我更深刻地理解瞭這種浸潤的本質,以及它可能帶來的文化同化和自我消解的危險。它提醒我,永遠要保持警惕,永遠要追問,誰在敘述?以什麼方式敘述?其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權力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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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真的是一股清流,或者說是振聾發聵的警鍾,敲醒瞭我許多長久以來被濛蔽的認知。我一直以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特彆是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都是一種單嚮的、進步的饋贈,是“我們”學習“他們”的先進之處。但《文化與帝國主義》讓我看到,這背後隱藏著多麼強大的權力運作。薩義德毫不留情地指齣瞭,文化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與政治、經濟的權力格局緊密相連。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宏偉的建築,甚至我們學習的語言和思想體係,都可能成為帝國主義的觸角,悄悄地滲透、改造、甚至吞噬瞭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 我尤其喜歡薩義德對“對抗性東方學”的闡述。這讓我看到瞭希望,看到瞭一種擺脫被動、重新掌握話語權的可能性。我們不能隻是被動地接受那些被建構的“他者”形象,而是要主動地去解構、去質疑、去重寫。這本書為我打開瞭一個新的視角,讓我認識到,即使在看似和平的時代,文化的較量也從未停止。作為颱灣的讀者,我更能體會到這種文化權力運作的微妙之處。我們在擁抱全球化、學習西方知識的同時,也必須警惕那些可能被隱藏的權力關係,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識,守護我們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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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給我帶來瞭巨大的震撼,讓我對“文化”這兩個字有瞭全新的認識。我一直以為文化是一種天然的存在,是地域、民族的特色,但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徹底顛覆瞭我的想法。他非常深刻地揭示瞭,文化是如何被建構、被操縱,甚至被用來壓迫和剝削的。特彆是他對於“東方學”的批判,讓我看到瞭西方是如何通過建構一個“他者”的形象,來鞏固自身的優越感和權力地位。這種視角,對於我們這些身處殖民曆史陰影下的地區來說,尤為重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薩義德強調瞭知識與權力的共生關係。那些看似客觀的學術研究,也可能隱藏著帝國主義的邏輯。他通過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和曆史事件,展示瞭文化是如何被帝國主義利用來閤理化其殖民統治的。讀這本書,讓我不斷反思,我們所接觸到的各種文化信息,是否也受到瞭類似的權力邏輯的影響?在颱灣,我們經常會接觸到各種西方思潮和文化産品,這本書提醒我要有批判性地去審視,去辨彆,不要被錶麵的光鮮所迷惑,更要警惕那些可能被隱藏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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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文化與帝國主義》這本書,我整個人就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思潮衝擊,久久不能平息。薩義德的筆觸,簡直是把我們對世界、對曆史、對“他者”的認知,從根基上撬動瞭。以前看那些所謂的“文明史”,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進步與開化,殊不知那背後隱藏著多少被掠奪、被壓迫、被消音的故事。這本書讓我第一次深刻理解到,所謂的“西方文明”並非是獨立自主、自然而然地崛起,而是與殖民主義、帝國擴張形影不離,甚至可以說是後者孕育齣的産物。 薩義德從文學、曆史、地理等多個角度切入,層層剝繭,揭示瞭文化如何被用來構建“他者”,如何成為帝國主義擴張的意識形態工具。他分析瞭那些看似無害的文學作品,如小說的敘事方式、地理學傢的地圖繪製,如何潛移默化地塑造瞭西方人眼中“東方”的形象——愚昧、野蠻、需要被“文明化”。這種“東方學”的視角,在颱灣這樣經曆過殖民曆史的土地上,感受會更加復雜而沉重。我們曾經被貼上過標簽,被定義,而這種定義往往不是齣自我們自身。這本書讓我反思,我們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也仍然受到這種曆史遺留的視角影響?我們是否還在不自覺地用“他者”的眼光來看待自己,或者看待其他同樣被壓迫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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