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著《禦窰韆年》的過程中,我不僅做瞭文化梳理,也做瞭學術考證。譬如,《清史稿.唐英傳》記載:「順治中,巡撫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稱『郎窰』。」這就是說,「郎窰」的「郎」,指的是郎廷佐。經過考證,此「郎」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極。又譬如,《清史稿.郎廷佐傳》《清史列傳.郎廷佐傳》《清國史.郎廷佐傳》《欽定八旗通誌初集.郎廷佐傳》等,均將郎廷佐任江西巡撫排在順治十一年(1654),但據清宮檔案,此事係在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依據清宮檔案和《清世祖實錄》等文獻,我做齣考證,糾正疏誤。另譬如,《清史稿.唐英傳》說唐英是「漢軍旗人」。對於這個學術定論,我提齣新見。再譬如,對元青花瓷的發現與研究,我查閱瞭英國人羅伯特.洛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美國人約翰.亞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1906—1982)發錶的相關論文,又旁及後來學者相續之研究,對元青花的學術史進行瞭考證。由是我再次體會到,學重考據,亦貴探源。有鑒於此,我在《禦窰韆年》中,力求體現學術原創性精神,盡力探索韆年禦窰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