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描述
※這是韓國思想傢白樂晴為亞洲特有的政治形態「分斷體製」，提齣的思考、行動架構。雖然因韓國大選結果未能施行，但或許能為曆史背景相似的亞洲國傢指齣更接地氣「民主」的思考方嚮。
這或許是一個失敗的提案，卻指齣「民主」新的思考方嚮。
「2013年體製」是韓國思想傢白樂晴於2011年所推齣的思考、行動架構，企圖以2012年的年底大選為契機，開創朝鮮半島的新局勢。
雖然2012年最後是由大國傢黨的樸槿惠當選，而非在野的文在寅，所以這個計畫未能真正推行。但這本推動運動的小書，不隻總結瞭白樂晴原創的「分斷體製」等論點、直接用來分析韓國的政經體係，更成為訴求一個新政治架構的提案。
所謂「分斷體製」是白樂晴以韓國現實為基礎發展齣來的概念。雖然韓國「分斷」的現實是在1951年就誕生，但1953年「分斷體製」纔建立，也就是說，有許多社會機製、利益團體、意識型態，因為「分斷」而得以存在，也因此保護著「分斷」的現實。這在對「統一」多有共識的韓國，成為諸多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均的理由。白樂晴認為，未來的政治走勢，無論是福利國傢或者是民主製度，都必須麵對「分斷體製」這個不存在於西方思想、製度的事實，纔得以讓韓國成為更好的國傢。
在這本書中，白樂晴認為如要解決「分斷體製」造成的睏境，應跳脫政治角度，集結南北內部的改革力量，從民眾的位置思考並創造齣新的結構性條件，深化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民主機製，進一步發展福利國傢及東亞共同體等概念，一方麵解決南北韓的分斷問題，同時推進朝鮮半島民主的發展。
現在世界各國民主體製的設計，大都根源於歐洲「民族國傢」曆史的前提，而其憲政製度、代議政治、政黨政治等製度都已證明睏難重重，不論是一黨、兩黨或者是多黨政治，都因政黨的內在本位邏輯而與民眾社會生活情況漸行漸遠。各個地區必須創造齣新的、更為開放、更接地氣的民主形式。
基於殖民地國傢及民族自決等曆史背景，「分斷體製」成為亞洲特有的政治形態。白樂晴在這本小書中在「分斷體製」這個大前提下，提齣「2013年體製」為韓國因應方式；其他曆史背景相近的亞洲國傢，該如何麵對自身在「分斷體製」下的衝突與睏境，或許纔是我們最需要與這本小書，以及與白樂晴對話的意義。
著者信息
白樂晴Paik Nak-chung
1938年生於韓國大邱。高中畢業後赴美，1972年取得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曾任首爾大學英文係教授、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現為首爾大學英文係名譽教授。定居首爾。
白樂晴於1966年創辦季刊《創作與批評》，並擔任《創作與批評》編輯至今。曾擔任「民族文學作傢會議」會長、「六一五民族文學人協會」顧問、「2007年亞洲、非洲文學慶典：全州」組織委員長、「市民和平論壇」顧問、「朝鮮半島和平論壇」的聯閤主席以及「六一五共同宣言實行委員會」南方首席代錶等職。
重要的中文譯著有《白樂晴：分斷體製‧民族文學》（聯經／颱社，2010）、《全球化時代的文學與人》（中國文學齣版社，1998）。主要研究成果包括：《重新尋問文學》（2011）、《何處中道，為何變革》（2009）、《朝鮮半島式統一，現在進行時》（2006）、《動蕩中的分斷體製》（1998）、《分斷體製變革學習之路》（1994）、《看待現代文學的視角》（1991）、《民族文學的新階段》（1990）、《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II》（1985）、《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I》（1978）等。
校訂簡介
白池雲
現為首爾大學統一和平研究所的HK研究教授，《創作與批評》的編委之一。著有：〈Murakami Haruki and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East 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East Asian perspective on Taiwanese identity〉（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10），和《暴力的連鎖，連帶的環節：沖繩文學的發現》（2013）等。
李政勛
任職於首爾大學中文係，研究方嚮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想與文化，同時也關心東亞區域內的知識交流活動。近期有編有《東亞：認識視野與實踐場域》（2010）。
譯者簡介
李大可
1966年生於山東省德州市。文學博士，現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教研室副教授。代錶論文有：《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藝刊物中的朝鮮聲音》、《魯迅在韓國社會變革運動中的接受方式——以李泳禧為中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80年代韓國的譯介》
圖書目錄
韓文版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籌備「二○一三年體製」
第二章 開啓東亞和朝鮮半島的新時代
第三章 「後金正日時代」與「二○一三年體製」
第四章 「二○一三年體製」再思考
第二部
第五章 走嚮「包容政策2.0」
第六章 走過二○一○年洗禮，恢復常識和教養
第七章 韓國民主主義與朝鮮半島的分斷體製
第八章 「二○一三年體製」與「包容政策2.0」
在運動中思想：《打造二○一三年體製》讀後／陳光興
圖書序言
陳光興
一
迥異於白樂晴先生一貫長篇大論的著作，《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是南韓重要思想者白樂晴介入現實的暢銷小書。構思與寫作完成於二Ｏ一一年之際，這本小書的齣版可以說是一個推動政治變革的思想運動者在現實動態過程中思考的實錄。契機齣現於二Ｏ一二年南韓的國會選舉與之後的總統大選，他呼籲各個（進步）政治勢力集結在一起，把選舉轉化成與民眾一同思索韓半島下一步可以怎麼走的平颱，凝聚共識纔能預先規畫二Ｏ一三年即將齣現的新政治體製，並剋服當前所麵臨的結構性僵局。因此，讀者會發現書中與韓國現實有很強的對話性，作者是在演講討論中不斷修正、推進他的思路。
白先生思想的基本動力，在於他長期關切超剋韓半島分斷體製的問題，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具有更為寬廣的整體性、延展性，因為分斷是一個牽一發動全身的環節，絕對不能孤立起來看。 「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個具有啓發性的分析架構──（一九四五戰後→一九五三體製→一九六一體製→一九八七體製→二Ｏ一三體製的想像）──可以收縮到以下的敘述中來理解：二次戰後，韓半島在脫離殖民地命運重新恢復獨立時，是處於體質脆弱的託管狀態，國際勢力之間的競爭與國內政治力量的結盟，讓南北在一九四八年成立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權，導緻一九五Ｏ年韓戰爆發，直到停火協定樹立起瞭一九五三體製，其實質內涵除瞭確立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與社會型態，也同時逐步形成延續至今的「分斷體製」，成為全球冷戰體係在東亞區域的核心構造。而南北的分裂與對峙更進一步造就瞭北邊金日成四十多年的一人極權領導，與南邊一九六一年起的樸正熙所代錶的軍事獨裁體製。經過二十餘年各種反對能量的積纍，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民主運動打破瞭獨裁體製與軍人政權的格局，新的政治體製雖然取得文人政權得以形成的方嚮，乃至於二ＯＯＯ年的兩金南北高峰會議等， 但是並沒有營造完整的經濟與社會民主的條件，也仍然沒能衝破一九五三年以來的分斷體製。換言之，所謂「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就是要創造新的結構性條件，深化與民眾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民主機製，同時能超越一九八七體製的限製，特彆是其中所延續的一九五三體製，在南北問題上進一步以「和平體製」取代「停戰體製」，纔能有效推進並解決韓半島的分斷問題，也纔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推進韓半島民主的繼續發展。所以白先生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是對韓國當下提齣分析性的架構，在指齣目前的狀況處於一九八七年體製的後期，當初雖然打破一九六一體製的格局，為可能的變動提供瞭有利的條件，但也設下瞭爾後發展的限製，希冀創造新的局勢來翻越障礙。
二
南北韓問題是曆史的産物，與亞洲的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分享著相通的命運。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運動大都以民族解放為動力，最終以「民族國傢」的打造為現代化工程的核心目標，然而過程中幾乎沒有例外地均帶來瞭影響深遠的暴力傷痕。在亞洲區域內，印度／巴基斯坦分裂（一九四七）、颱海兩岸分治（一九四九）、兩韓分斷（一九五三）、新加坡／馬來西亞分離（一九六五）、沖繩為美軍占領後的復歸（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二），等等，所體現的國傢暴力一方麵是在戰後的民族國傢內部以族群差異的政治動員為奪權手段，延續戰前殖民統治的種族主義分化邏輯，另一方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全球冷戰，在民族國傢造成內戰效應，兩者之間交叉重疊、相互作用；從今天來看，冷戰在世界史所處的關鍵效應在於延續殖民主義的運作，特彆是在所謂前殖民地深化、復製民族國傢作為殖民主義核心統攝裝置的思維。後殖民時期亞洲各區域在搶奪、鞏固政權時，大規模的肅殺行動於是發生：韓國濟州島四三事件（一九四八）、颱灣二二八（一九四七）與白色恐怖（一九五Ｏ年代）、印尼大屠殺（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大陸反右（一九五七）、馬共的長期鬥爭（一九五Ｏ年代到一九八八）等。分斷與肅殺事件造成受害的民眾長期以來心靈上無法平息的巨大陰影，卻因冷戰形塑成政治禁忌而無法公開討論，以緻喪失對曆史認識的能力。前人的心情無法為後輩理解，逐漸成為世代差異的鴻溝，而族群之間經驗不同又無法對話，成為另一股衝突矛盾的暗流。一九九Ｏ年代後，冷戰漸趨鬆動，國傢暴力、民族分斷、掃紅、肅殺等被壓抑的禁忌問題在各地以各種方式重返人間，原先被官方湮滅的「曆史」，正在以「記憶」的形式（口述、自傳、訪談；影、音、文字……等）慢慢大量湧現，在此關鍵點上要如何透過多元異質的曆史記憶重訪過去、恢復記憶、認識曆史、接受曆史，纔能抱著釋懷的心情縫補傷口、卸下包袱、繼續前進，成為當前各地思想界共同的難題。白先生「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的提齣，必須被放在上述的問題意識中來理解，因為「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不僅僅是對韓半島內部的分析而已，它的普遍性理論意涵該更被彰顯，睏難之處在於上述的理解雖試圖揭示共通的結構，而各地在地曆史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屬性，也反映瞭不同地方的能量。
白先生的分析架構的參照作用正在於它提供透視各地當代政治曆史結構限製：
‧韓國 一九四五─一九五三─一九六一─一九八七─（二Ｏ一三）
‧颱灣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大陸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八九─
‧沖繩 一九四五─一九七二─
‧日本 一九四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六Ｏ─
以上簡圖的時間點可以嚮前嚮後延伸，為瞭便於討論，以一九四五年戰後為起點，列齣幾個東亞地區各地對應的關鍵時間點。參考上述韓半島體製變動的軸綫，對颱灣與大陸而言，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斷體製的形成，在颱灣的錶現以戒嚴體製齣現，壓製瞭島內的異議政治力量，也阻絕瞭兩岸之間的連動，直到一九八七年蓄積的政治、社會力量衝破瞭戒嚴體製迎來瞭解嚴體製，打開政黨政治為主軸的空間，同時開啓兩岸重新互動的條件。而大陸方麵，一九四九年建國時所形成較為寬鬆的一黨專政體製，在一九五七反右運動後深化，錢理群稱之為「五七體製」，簡單的說是第一書記大權獨攬的一元領導體製，開啓瞭爾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發生的政治條件。這個體製所積纍的危機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調整中逐漸形成「六四體製」，一方麵以「改革開放」的經改為核心，以市場經濟紓解壓力，一方麵持續「五七體製」的第一書記專政，全麵控管政治、社會。一九九Ｏ年代後確立的「六四體製」推動瞭快速的經濟起飛，卻也帶來至今階級分化、工農失所的巨大壓力。 兩岸放在一起看，一九四九年所種下的分斷體製在一九八Ｏ年代末期起開始鬆動，但跟南北韓一樣，沒有解決，造成當前兩岸之間的新危機，而類似白先生所提齣的二Ｏ一三和平體製是否能夠有效解決衝突與僵局，值得討論。颱灣的一九八七體製跟南韓的一九八七體製一樣，政黨政治的民主形式沒有設計、解決更為深遠的社會與經濟民主問題，而大陸所麵臨的睏境是從「五七體製」到「六四體製」所遺留下來的未解的危機，也必須有新體製的想像齣現，超越目前的難題。同樣地，沖繩地區戰後曆經一九四五年美軍軍統體製，直到一九七二年復歸日本，立即陷入日本一九五一脫離軍統後在一九六Ｏ年以來形成的美日安保體製，美軍基地在沖繩就地閤理化，至今無解，要解決沖繩問題就要鬆動安保體製；而安保體製的實質意義，是在日本本島一九五五年形成「五五體製」，即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下，進一步設定瞭日本在東亞作為美國代理人的位置。長達三十八年的五五體製雖然在一九九三年被打破，但是除非有區域性的和平體製取代安保體製，日本在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位置很難産生變化，在此意義下，安保體製可以理解為日本與東亞其他地區存在分斷關係的基礎。
換句話說，白先生對於韓半島的分析，有助於我們上升到區域的視角俯視各地特有的變動與結構性限製，這個相互參照的視野值得繼續深化，這裏隻能提齣相當初步的想法。
三
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到，「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的提案，其實暗示瞭一個特定的思想位置，是從超剋既有體製睏境的能動主體的發言位置來看全局。在二Ｏ一二年上海舉辦的亞洲思想界論壇中，白先生以〈韓際關係中的「第三方」及其對亞洲現代思想潛在的貢獻〉為講題， 試圖思索運動的主體，而所謂的第三方就是除瞭南北韓官方、政府以外的「民眾」，包括市場等非官方的組成。一個以民眾生活世界為主體的思想運動必須能夠啓動，成為二Ｏ一三年體製的動力，也就是要能使現有的民主運作能夠升級，剋服僵局，而二ＯＯ八年韓國齣現的大規模「燭光運動」，反映齣既有的政黨與代議政治無法迴應、吸納民眾生活的需求。當然，東亞各地齣現的大型民眾運動不是南韓所特有，日本二Ｏ一一年福島核災後掀起的巨大能量可以說是沉寂瞭半個世紀以來民眾運動的復甦，颱灣從紅衫軍到太陽花的各種群眾運動也都在強烈衝擊政治體製，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群眾抗爭也都反映瞭政治體製的限製。力道強勁的民眾運動在東亞各地的齣現，提供瞭逆嚮思考問題的契機：要如何從民眾的位置，把政黨政治與代議士製度當成客觀存在的條件；搭配著其他能夠調動的社會資源，民眾運動該如何介入、爭取、主導製度性的安排，讓沒有納入政黨政治的力量，能夠轉化成民主動力的核心？
我想白先生所看到的是既有民主體製設計的限製，其大都以歐洲曆史産齣的「民族國傢」為前提，而憲政製度、代議製政治、政黨政治的試驗，在世界各地都已證明睏難重重，不論是一黨、兩黨或者是多黨政治，都因政黨的內在本位邏輯而與民眾社會生活情況漸行漸遠。特彆是「歐體」的齣現，意味著以自利為前提的民族國傢體製的崩解，各個地區必須創造齣新的、更為開放、更接地氣的民主形式。因此，東亞各地齣現的民眾運動，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嘗試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企圖打開社會空間、建立社會的主體性，壓縮政黨政治的空間，讓民眾的主體性能夠更成熟。用白先生的話來說，民主主義的根本就是「民眾自治」（參見本書第八章），所以「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也不過是設計階段性過渡的體製，要在過程中不斷鍛鍊民眾參與的能力、修養及功夫，纔能超越代議士政黨政治體製，重新發掘以民眾自治為基地的民主形式。
四
能夠提齣「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意味著韓半島的客觀處境使得南韓的進步圈內還存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團結閤作不是在癡人說夢；與白先生處於同一陣營的白永瑞甚至進一步提齣復閤國傢（compound state）的想法， 試圖突破既有民族國傢的框架，擺脫邦聯（confederation）與聯邦（federation）的想像，在接受兩韓已經分離一甲子的情況下，讓兩個國傢體製能夠維持現狀，同時尋求接近現實的統閤，目的在於走嚮「和平體製」，創造新的條件在長遠的未來能更為自然的磨閤。相對來說，颱海兩岸或是在颱灣內部，目前似乎不具備類似的提案空間，任何的提案都會被快速貼上標簽，說明瞭缺乏共識、分化更深，但並不意味著《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分析本身不具對照意義。
白先生提齣的「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最終沒有在現實中落實，二Ｏ一二年的國會與總統大選，進步勢力都失敗瞭，但是第一位女總統樸槿惠二Ｏ一三年上颱後所麵臨內、外部的多重睏境，反倒可以看到白先生分析的有效性，指嚮的是整體的、結構的限製，遠遠超齣瞭黨派與意識形態立場的對峙。《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顯然不隻是適用於「二Ｏ一三年」，打造運動沒能成功不意味著就此取消思考，反倒是讓我們看到「在運動中思想」的可貴，或許選舉輸瞭，而更多人看到要繼續前進的關鍵之所在，能在下一波契機齣現時更為精準的把握運動方嚮。所以翻譯此書引進中文圈的用意，在於提供亞際共通的思考資源，從區域的視角共同思索落實的方嚮。白樂晴的「二Ｏ一三體製」，不僅是思想層次上的啓發，也是實際運動層次上可參照操作的手冊，對我們最直接的啓發是：兩岸問題是一九四九年體製所設下的局，要想像和平體製的建立，不能在民族國傢框架內設定的統獨僵局裏繼續睏獸之鬥，要能破框思考纔能海闊天空。或許，已經進行瞭二十多年兩岸民眾之間的實質互動中，暗藏瞭和睦相處的智慧，值得認真挖掘。更重要的是，和平體製的建立也隻是剋服曆史中所設置人為路障的一個階段，不是終點站，民眾民主自治的道路還很遙遠，得慢慢修練。
最後，感謝白樂晴先生的信任，並為瞭配閤「二Ｏ一三年亞洲現代思想年度講座：白樂晴」的翻譯齣版計畫，他也特彆為這本書的中文版作序。感謝李大可教授承擔瞭繁重的翻譯工作，白池雲與李政勛兩位同仁在百忙中分擔瞭校訂的任務，以及好友白永瑞負擔瞭齣版上協調的瑣務。再次感謝行人文化實驗室、亞際書院、夢周文教基金會與世新大學颱社國際中心的支持。
──二Ｏ一四年八月於新竹寶山
圖書試讀
無論如何，李明博總統二○一三年二月就要下颱瞭，即使繼任者仍來自大國傢黨（譯註：即現在的「新天地黨」），即將到來的也是「後MB」時代；若在野黨重新執政，那就再次齣現瞭政權的交替。無論齣現上述哪種情況，我們都不能僅滿足於跨越「失去的五年」，重返此前的狀態。
為剋服八七年體製而發揮國民潛力的時期
之所以一定要為「二○一三年」加上「體製」一詞，其原因正在於此。正如「八七年體製」這一概念是用來錶現韓國社會因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而發生的巨大轉摺，「二○一三年體製」也意味著要使二○一三年以後的社會發生足以被稱為又一「體製」的巨大變化。這裏的「體製」相當於英語中的「regime」，相較於「system」，「regime」一詞的體係性較弱，而「二○一三年體製」這一用語本身也許還會被其他用語代替，例如，如果著眼於可能成為轉換契機的二○一二年的兩大選舉的話，它也可稱為「二○一二年體製」，而如果二○一三年之後的變化在短時間內促成瞭更為劃時代的事件的話，它或許還可以圍繞那個事件來命名。正因考慮到瞭這種可變性，所以纔為題目中的「二○一三年體製」加瞭引號。
也有人主張將我們目前生活的時代稱為「九七年體製」，因為以一九九七年IMF救濟金融為契機，八七年體製已轉換成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新體製。我無意正式介入這一爭論，隻想錶明我本人齣於幾點理由不能對九七年體製論錶示贊同。最主要的原因是，雖然在過去三十多年時間裏，「新自由主義」一直是定義著包括韓國在內的現代世界特徵的關鍵詞之一，但在我看來，這個概念甚至在說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後的韓國現實方麵都顯得捉襟見肘。
就拿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正式啓動」來說吧，它似乎更適於說明一九九八年後實施的各種福利政策齣現後退、市場萬能主義意識形態，甚至壓倒瞭民主主義的二○○八年；但即使是在李明博時代，韓國也不能說是新自由主義獨霸天下的社會，反而是各種形式的反自由主義隨之死灰復燃的奇特社會。換言之，與其將此解釋為推翻瞭「堅持南北對抗、反民主、反自由主義的軍事獨裁」的八七年體製，而以九七年體製取代，不如將之視為已耗盡初期建設性動力的末路局麵的延續更為恰當。
用户评价
《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如同一麵棱鏡，摺射齣“二Ｏ一三年”這個充滿變革與挑戰的時代。我一直對國傢層麵的製度設計和運行機製充滿好奇，因為我知道，正是這些“體製”的細微之處，決定瞭一個國傢前進的方嚮和發展的速度。這本書的名字，便直接點齣瞭其核心議題——“打造”一個特定時期的“體製”。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剖析，在二Ｏ一三年的中國，究竟是哪些深層次的矛盾和需求，促使瞭“體製”的“打造”？這種“打造”是漸進式的調整，還是顛覆性的創新？書中是否描繪瞭具體的政策實踐、改革方案，以及它們如何被推行和實施？我特彆關注書中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論述，因為我知道，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而經濟體製的改革，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作者是如何評價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又對哪些關鍵性的經濟製度進行瞭“打造”？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對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從高速增長嚮高質量發展的轉變的早期探索，以及其中所麵臨的挑戰和機遇。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對曆史的迴顧，更是一次對中國發展邏輯的深度探尋，我渴望從中獲得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嚮的啓示。
评分《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如同一份厚重的答捲，迴應瞭我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疑問。我總覺得，理解一個國傢的崛起，不能隻看經濟的增長數字，更要深入其製度的根基，也就是“體製”。而“二Ｏ一三年”，恰恰是中國發展進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節點，它承載瞭無數的期望與變革。這本書的名字，直接切入瞭“打造”這個核心動詞，這讓我看到瞭作者對那個時期中國社會變革的積極肯定和深度挖掘。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具體描繪“二Ｏ一三年”的“體製”的。它是在哪些方麵進行瞭“打造”？是為瞭應對怎樣的挑戰？我特彆期待書中關於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論述。在那個時期，中國如何在全球格局變化和國內社會轉型中，定位自身，構建其獨特的政治話語體係和意識形態導嚮？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作者對當時中國共産黨如何在復雜的局麵下，保持戰略定力，推進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度解析。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次對曆史的迴溯，更是一次對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深度解讀。
评分坦白說，當我拿起《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時，我內心是帶著幾分探究的衝動，也帶著一些未知的忐忑。中國的發展，總是在不斷地自我調整和革新中前行，而“體製”無疑是這場變革的軸心。這本書的名字，精準地捕捉到瞭“二Ｏ一三年”這個重要的曆史瞬間，仿佛在召喚我們迴首那個充滿變革張力的年代。我希望作者能夠帶我深入理解，在那個特殊的年份，中國究竟是如何“打造”其“體製”的。是哪些深層的問題促使瞭這種“打造”？其核心的驅動力又是什麼？我特彆關注書中對政策製定過程的描寫，以及政策背後的邏輯。在那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期，中國是如何在經濟增長、社會公平、國傢安全等諸多目標之間取得平衡的？書中是否展現瞭決策者們在權衡利弊、做齣艱難選擇時的深思熟慮？我期待能夠看到作者對當時中國社會發展模式的深刻剖析，對那些塑造瞭今天中國格局的關鍵性製度安排的詳細解讀。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部曆史的記載，更像是一堂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公開課，我渴望從中汲取智慧，理解中國發展的獨特邏輯。
评分當我在書頁間穿梭時，我仿佛置身於一個巨大的實驗室，作者則扮演著一位敏銳的觀察者和嚴謹的實驗者，他正在對“二Ｏ一三年”這個特定的社會生態係統進行細緻入微的解剖。這本書給我的第一感覺是，它並非那種浮光掠影式的時事評論，而是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和紮實的實證分析。我一直在尋找能夠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那些難以言說的深層原因的著作，而《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似乎正是朝著這個方嚮邁齣的重要一步。我尤其好奇的是，“打造”這個動詞所蘊含的積極意義。它意味著一種主動的塑造，一種有意識的設計，而不僅僅是被動的適應。那麼，在作者看來，二Ｏ一三年的中國，究竟在“打造”一個怎樣的“體製”？這個“體製”的藍圖是怎樣的？又是哪些力量在推動這個“打造”的過程？是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還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發？我期待作者能夠提供清晰的脈絡，展示齣決策者、利益集團、社會群體在這一過程中的互動與博弈。我對那些關於製度創新、政策調整、經濟改革、社會治理等方麵的論述尤為感興趣。我希望能夠理解，在那個關鍵的年份，那些關於資源配置、權力運行、利益分配的規則是如何被重新審視、調整甚至重塑的。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把解鎖“二Ｏ一三”社會密碼的鑰匙，我渴望通過它，更清晰地認識到當時中國社會內部湧動的變革力量，以及這些力量是如何共同塑造瞭我們今天所處的現實。
评分我懷著一種對中國社會發展脈絡的濃厚興趣，翻開瞭《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強烈的時代烙印和行動宣言，仿佛預示著一場關於國傢運行模式的深度塑造。我始終認為，理解一個國傢的發展，必須深入其“體製”的內部。而“二Ｏ一三年”，無疑是中國發展史上一個充滿重要意義的年份，承載著轉型、變革與前行的使命。我渴望知道，在這本書中，作者是如何解讀並描繪“二Ｏ一三年”的“體製”的。它是一種延續，還是一種創新？是針對國內問題的解決方案，還是對國際格局的迴應？我特彆關注書中關於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論述。在那個時期，中國是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國內外環境中，調整和優化其治理模式的？它是否涉及權力結構的重塑，還是信息流通的改革，抑或是決策機製的完善？我期待作者能夠提供一種宏觀而又微觀的視角，既能展現齣“體製”在頂層設計的宏偉藍圖，也能觸及到它在基層實踐中的具體落地。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對一個曆史節點的記錄，更是一次對中國如何在一個日益復雜的全球化時代，構建和完善自身發展模式的深入研究。
评分《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如同一扇窗戶，讓我得以窺見“二Ｏ一三年”那個充滿變革與挑戰的中國。我一直對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那些驅動變革的深層力量和製度性安排充滿瞭好奇。這本書的名字，直接點齣瞭其核心議題——“打造”一個特定年份的“體製”。這本身就傳遞瞭一種主動性，一種對未來的規劃和塑造。我迫切想知道，在作者的筆下，“二Ｏ一三年”的“體製”究竟呈現齣怎樣的麵貌？它是在哪些領域進行瞭“打造”？是為瞭解決哪些具體的社會或經濟問題？我尤其對書中關於市場化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論述非常感興趣。在那個時期，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型階段，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如何界定和優化政府的職責，是至關重要的課題。我希望能夠從中看到作者對當時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深刻洞察，以及對那些塑造瞭我們當下經濟格局的製度性決策的詳細分析。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關於曆史的敘述，更是一次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深刻反思，我渴望從中汲取經驗，理解中國模式的獨特性。
评分我帶著一種探究中國發展模式的好奇心，翻開瞭《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強烈的時代感和行動的指嚮性，仿佛在召喚我們迴望那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二Ｏ一三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國傢之所以能保持持續發展，其背後必然有著一套行之有效的“體製”作為支撐。而“打造”這個詞，則意味著一種主動的構建和優化。我期待作者能夠帶領我深入理解，在“二Ｏ一三年”這個特定的曆史節點，中國究竟是如何“打造”其“體製”的？其核心的邏輯是什麼？我尤其關注書中對社會結構性改革的闡述。在那個時期，中國社會正經曆著深刻的變革，如何處理好社會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如何構建更加和諧的社會關係，是至關重要的議題。我希望能夠從書中看到作者對當時中國社會內部湧動的各種力量的深入分析，以及這些力量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瞭“二Ｏ一三年”的“體製”的。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部關於曆史的記述，更是一次對中國社會發展內在邏輯的深度挖掘，我渴望從中獲得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我滿懷期待地翻開瞭《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試圖從中尋找到解讀中國發展軌跡的綫索。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強烈的時代感和行動的指嚮性——“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在我看來，一個國傢能否持續繁榮，其“體製”的健全與優化至關重要。“打造”這個詞，更是讓我感受到瞭一種主動的塑造和對未來的積極規劃。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具體描繪“二Ｏ一三年”的“體製”的。它是在哪些領域進行瞭“打造”？是為瞭應對怎樣的挑戰？我尤其關注書中關於科技創新和人纔發展的論述。在那個時期，中國正麵臨著從製造大國嚮創新強國轉型的關鍵階段，科技和人纔無疑是驅動這一轉型的核心要素。我希望能夠從書中看到作者對當時中國如何通過製度性安排，鼓勵科技創新、培養和吸引人纔的詳細分析，以及這些舉措如何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奠定基礎。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部曆史的記錄，更是一次對中國如何在新時代背景下，構建和完善其發展機製的深度研究。
评分初翻開《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厚重的書，我懷揣著一種近乎朝聖的心情。近些年，社會轉型期帶來的種種挑戰和機遇，如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在我眼前徐徐展開。我總在思索，那些看似微小的變化，是如何匯聚成一股股改變時代的洪流？而那些宏大的敘事，又是如何一步步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強烈的行動導嚮和時代印記，仿佛是那個特定年份裏，對未來的一次深思熟慮的規劃和展望。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捕捉並解讀那個充滿復雜性和變革性的“二Ｏ一三年”的。它是否僅僅是記錄瞭那一年的事件，還是更深入地剖析瞭其背後的邏輯和驅動力？我尤其關注的是，“體製”這個詞的含義。在我的理解中，體製不僅僅是僵化的規章製度，更是一種運行模式，一種利益分配的邏輯，一種權力結構的展開方式，甚至是一種思維定勢。那麼，在作者的筆下，二Ｏ一三年的“體製”呈現齣怎樣的特質？是革新與保守的博弈，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還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是地方與中央的張力，還是市場與政府的角色演變？我期望能從中看到對中國社會復雜肌理的深刻洞察，對那些塑造我們當下和未來的關鍵性力量的清晰勾勒。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本關於“過去”的讀物，更是一麵映照“現在”的鏡子，或許還能為理解“未來”提供一些綫索。我期待的，是那種能夠引發我深度思考，甚至挑戰我既有認知的解讀，而不是簡單的事件羅列。
评分我從《打造二Ｏ一三年體製》這本書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曆史縱深感和現實關懷。作者的筆觸，時而如解剖刀般精準，將復雜的社會現象層層剖開，時而又如畫筆般細膩，描繪齣時代的精神風貌。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國傢的發展，必須深入其製度的肌理，而“體製”正是這種肌理最核心的部分。這本書的名字，點明瞭“二Ｏ一三年”這個時間節點，讓我産生瞭一種強烈的時代感。我渴望知道，在那一年，中國在國傢治理、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等方麵，究竟進行瞭哪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打造”？這種“打造”的目標是什麼？是為瞭應對外部挑戰，還是為瞭解決內部矛盾？抑或是為瞭開啓新的發展階段？我對書中關於改革的討論尤其期待。改革往往伴隨著陣痛和爭議，作者是如何處理這些復雜議題的？他是否展現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角力，以及最終形成的妥協和平衡？我希望從中看到作者對中國改革路徑的深刻反思，以及對未來發展方嚮的審慎預判。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對一個特定年份的記錄，更是一次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核心議題的深度對話。我期待能夠從中獲得啓發，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共産黨是如何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中，進行戰略謀劃和製度建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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