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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遺骨記
陳桂棣、春桃　著

　　沒想到竟會有人專門研究「墳墓」，更想不到在清理包公墓的過程中，會出現那麼多坎坎坷坷、曲曲直直、令人髮指、淒然淚下之事……歷史上真實的包公是何面貌？什麼時代會產生包公這樣的清官？

★800萬冊暢銷書《中國農民調查》作者，再度攜手挑戰執政者良心
★美國《時代週刊》2005年亞洲英雄人物、柏林「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得主
★亞洲週刊、博客來……一致推薦最有影響力的作家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
——2000年中共總理朱鎔基回答丹麥記者提問

四百年來第一戰，要把台灣變青天！
——1994年台灣已故法務部長陳定南競選省長口號
　　
　　家喻戶曉的包拯，大家更習慣稱他為「包公」，生於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即西元九九九年。雖為二品小官，卻享千年盛名，每當世風腐敗、小人得志、百姓水深火熱時，大家就會想到他——「包青天」。
　　陳桂棣、春桃繼《中國農民調查》之後再度合作，這次是尋找包公遺骨。文革期間，合肥一家鋼鐵廠只是要建一座石灰窯，舉世聞名的包公墓就得搬走，這個中國文明史上最荒唐的事，不只挖出了包公幾代人命運多舛的真相，也挖出了一部中華民族的秘史！

宋有勁正之臣，曰包公。
——包公墓誌銘

發掘包公墓的幕後故事反映出中國四十多年來的歷史悲劇，也可看到人性光輝的一面，希望讀者從中得到?發，以史?鑒。
——作者陳桂棣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

中國社會確實需要包公這種質素的人才來推動法治。
——作者春桃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
　　　　　　　　　　
我一直覺得《包公遺骨記》如果拍成Discovery影片必定精采非凡。這故事不僅有著古墓密碼式的精彩情節，並且，靠著許多幽微的人性光亮累積成一把火炬，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包公。中國面臨著黑心處處的考驗；在台灣，數十年來的前帳未清、後帳又湧來。我心痛的想到包公在臨死之前，擔心後代會受到朝廷恩寵，格外的放心不下，他寫下一份算是遺囑的最後文字，要求刻在大廳牆壁上，讓世代人都能來監督包家子孫，如有貪贓枉法，將受到中國傳統家法最嚴厲的制裁……。
——Blog讀家「WC看看」，台灣

我們祖宗祠的東壁真的有這句話：「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刑石，豎於堂屋東壁，以照後世。」
——包氏族人，中國

作者簡介

陳桂棣（1942年生）

　　安徽蚌埠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1986年開始從事創作，迄今長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電視劇本等作品已有四百萬字之多，代表作有《中國農民調查》、《包公遺骨記》（與妻子春桃合著），以及《悲劇的誕生》、《淮河的警告》等，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和當代文學獎等獎項。

春桃（1963年生）

　　本名吳春桃，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作品涵蓋小說、散文、報導文學、電視劇本，曾獲當代文學獎。夫婦二人均為合肥市文聯專職作家。

　　陳桂棣與春桃合著之《中國農民調查》，曾獲2004年德國柏林頒發的「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亞洲週刊》「2004年最有影響力的十大好書」，以及同時被台灣三大書店（金石堂、誠品及博客來）推薦為年度十大好書。該書雖然在大陸被禁，但地下流通近千萬冊，影響社會巨大，二人因此獲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2004年度亞洲之星的輿論領袖，以及美國《時代週刊》2005年度亞洲英雄人物。
　　兩人都因為《中國農民調查》及《包公遺骨記》開罪不少權貴：
　　《中國農民調查》出版後被地方高官控告誹謗，大批農民到場聲援，法院至今不敢宣判，讓政府傷透腦筋，甚至造成整個安徽省政府刮起廉政風暴。
　　《包公遺骨記》繼《中國農民調查》之後再掀波瀾，安徽發行量最大的《新安晚報》因受到壓力突然停止連載，同一天，作者的住宅遭到石塊攻擊，報警無效下只好遠避他鄉。文化界一方面對《包公遺骨記》佳評如潮，一方面又不得不感慨：陳桂棣夫婦的遭遇跟包公遺骨的故事何其相似。

引言：青山何處埋忠骨
1.一里三公
2.挖出了包公墓
3.關於包公墓的三個傳說
4.想起了包河
5.恩生女
6.包氏家譜
7.一個真實的包公
8.包夫人的一大失誤
9.包公兒媳其人其事
10.包公的臨終遺囑
11.發現了包公遺骨
12.六座無名墓
13.守護包公墓的傳人
14.河南也有個包公墓
15.大包村小包村
16.遺骨偷埋
17.包公被平反昭雪
18.海外來信
19.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20.燃起心中的聖火
21.重建包公墓
尾聲：真正的包公墓，你在哪裡？

附錄：宋樞密副使贈禮部尚書孝肅包公墓誌銘

引言：青山何處埋忠骨
最近幾年，我們一直在做著有關「三農」問題的調查，雖然艱苦，卻也苦中有樂。只是沒有想到，卻惹上了這樣一場官司，這官司，打得我們身心疲憊，十分的無奈。本來，我們是想把調查和思考好了的有關「三農」的另一本書，一鼓作氣地完成，但是，力不從心，我們感到難度太大，也有諸多的不便，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

可我們畢竟是作家，作家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筆，何況許多讀者也希望我們拿出新的作品，於是便決定寫一點閒筆，這就想起了過去的一段經歷。
世紀之交的一九九九年，正是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在那個即將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歲月裡，我們曾經沉下心來，以一種十分平靜的心情，翻閱過一個人的命運。這人，便是家喻戶曉的「包青天」，包拯。

其實，對包拯，大家更習慣稱他為「包公」。他生於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即西元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正是他的千年誕辰。一千年過去了，中國的歷史上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出現過多少指點江山的風雲人物，如今都消失在了歷史的深處，很少再被人們提起。但是，包公卻是個例外。他雖為官只是二品，卻逾千年而享有盛名。每當世風日下，腐敗彌漫，忠貞之士遭受壓抑，勞苦大眾溺於水火，正氣不得伸、有冤無處訴的時候，人民便會想到這位敢說真話、敢鬥邪惡、為民請命的著名清官。他好像承載著一個民族的夙願與希冀，抑或成為華夏兒女的精神支柱，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人走過那漫長而苦難的歷史征程。

人是不能沒有夢想的。包公實際上已經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正直之神」。

老百姓喜歡「清官」。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有的專家則說，國人的這個傳統實在不可誇耀，因為把希望寄託在「人」（官）的自律上，而不是法律的他律上，終歸還是一種「人治」的陋習。但是，老百姓的觀念總是來自直覺，而直覺往往又是合情合理的。朱鎔基顯然深諳其道，他在當國務院總理後的第一次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就說，他的目標是「做一個清官」。不少人都有過不解：堂堂一個大國的總理，怎麼可以把「做一個清官」確定為目標呢？現在看來，要真的做好一個「清官」，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國人的這種「清官」情結，是否有悖以法治國，其實，這種爭議沒有多大意義。說到底，就是在法治的社會裡，說法律是最高權威，實際上就是在說法官具有最高權威。特別當法律被違反或對法律有爭議時，尤其如此。再說，法律是靠「人」來制定的，又是靠「人」來執行的，法官的自律問題同樣不能迴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人治還是法治社會，對「清官」的企盼應該都是永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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