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年過後談《黃禍》
王力雄 ◎《黃禍》的「預言錯誤」 《黃禍》已經齣版十年瞭,十年變化是非常多的。《黃禍》剛齣版時,人們認為它是對中國前途的預言,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嚮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黃禍》描寫的災難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然而不久,鄧小平的南巡把中國重新推上經濟自由化之路,「六四」後的沉悶和沮喪被勃興的商業大潮一掃而空,政治上的敵對也被紙醉金迷消融,中國的走嚮似乎就與《黃禍》的描寫分道揚鑣瞭。
今天,中國的現實似乎離《黃禍》差得更遠。《黃禍》的故事在現實中幾乎都沒有發生。《黃禍》寫到中共內部會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爭取民意,現實卻是中共要員對「六四」保持一緻的強硬態度。《黃禍》寫到軍隊奪取瞭國傢權力,把中共領導人當作傀儡,目前情況卻是軍隊完全被江澤民控製,原來人們預料江是過渡人物已被證明是個錯誤。他不但在鄧後繼續留位,而且穩定地控製局麵。
《黃禍》寫到軍事政權引發沿海省份的地方勢力與北京決裂,事實是各地諸侯在重大問題上唯北京命令是從,除瞭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小動作,完全沒有膽量與中央政權對抗。
《黃禍》另一個脈絡是颱灣對大陸的介入,實際情況卻是颱灣朝野對大陸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捲入大陸事務的動力。《黃禍》還寫瞭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現在來看那種冷戰時期的思路十分過時。蘇聯從原來的第二號強國變成瞭一堆三等國傢。危機四伏,國力虛弱,完全沒有能力再與美國對抗。
因此,以占蔔的命中率來論《黃禍》,打分應該是「0」。
◎我不想當算命先生 一九九四年我對《黃禍》做瞭一些修訂,改動瞭很少細節,主要是把蘇聯改為俄羅斯,做瞭相應地名和情節的改動,其他方麵都與原來完全一樣。
照我的本意,把蘇聯改成俄羅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黃禍》當成「預言小說」,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預言傢。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我成瞭一個什麼?當年蘇曉康作的序言把《黃禍》稱為「寓言小說」,我覺得更為閤適。我要講的是故事之下的東西,不是故事本身。我與蘇曉康至今未曾謀麵,也未有過聯係,但僅從「寓言小說」之稱,我已經感到他是一個知音。
◎《黃禍》的主綫是什麼 《黃禍》故事裏那些黨派鬥爭、諸侯分裂或美蘇大戰等都是筆上生花,在稿紙上過主宰世界命運的癮而已,真正推動著我寫下去的動力--也是貫穿小說的脈絡--是我對中國社會深層危機的憂慮,中國的現實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資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這四項中的每一項單獨論都算得上夠嚴重的危機,四項湊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是我眼裏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所在!即使《黃禍》錶麵描述的那些危機全都沒有發生、都是錯的,這一深層危機卻一直是嚴峻而現實的存在。
《黃禍》齣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嚮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瞭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欲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隻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錶現為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彆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齣水麵。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麵目的齣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一九九八年長江不是發瞭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韆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瞭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一九九八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一九九一年是十六天,一九九五年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七年二百二十六天,斷流長度也從一百三十一公裏增加到七百零四公裏。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洩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一九九八年花園口一號洪峰的流量僅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一,水位卻超過一九五八年零點五六米。下遊黃河有幾百裏高懸空中(高齣河南新鄉二十米,高齣開封十三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為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瞭就是爭奪權力,隻要權力結構是專製的,得到權力就隻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纔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嚮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錶,由此形成嚮上的凝聚和富集。隻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錶麵,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
颱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颱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隻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颱灣頭上就時刻懸著利刃。麵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隻需要颱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颱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颱灣自己,現在隻是還沒齣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國發生動亂,導緻生産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慾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齣國界,走嚮世界。現在隻是為瞭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麵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齣海震動瞭全球,如果百萬、韆萬、上億中國人走嚮世界,將導緻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緻命的。
人們認為《黃禍》中與今天最不貼邊的是美蘇核戰。不錯,俄羅斯現在淪落瞭,但它仍然掌握著一個足夠把世界摧毀幾次的核武庫。一個掌握著緻命武器並且充滿挫摺感的巨大窮國,有可能比原來還可怕。說它窮,已經不得不賣傢底,但你看它賣的都是些什麼--蘇凱戰機、宇航設備、航空母艦……這樣一個國傢,誰能斷言它將來會毫無作為?
一九九九年四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瞭中共,也震動瞭世界。隨後的《亞洲周刊》說《黃禍》預見瞭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齣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類比多次齣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麵一齣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麵那些可怕的故事韆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瞭。我說中國麵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曆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瞭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麵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瞭。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韆年的曆史航船都走下來瞭,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著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瞭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閤。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傢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閤機製,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鏟除,或是在壓製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閤力量隻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瞭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隻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麵是社會自由度擴大,齣現瞭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接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侷限在很小範圍的整閤。另一方麵,政權控製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著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著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瞭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裏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著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瞭呢?--唯一的整閤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裏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瞭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迴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産黨自己尊奉的「曆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颱的因素。齣路隻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齣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瞭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曆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齣不窮,不都過來瞭。不錯,曆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閤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隻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係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係,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瞭政權的整閤,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閤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瞭,那就危險瞭。人們隻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颱,控製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建立新的整閤。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建立整閤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閤的可能,因此那種整閤會從局部逐步嚮整體擴展,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曆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曆。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麵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瞭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瞭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閤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曆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瞭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隻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隻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麵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齣瞭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瞭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