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台灣女性書寫的先聲──歡喜楊千鶴〈花開時節〉以四種語文重現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向陽
楊千鶴（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二○一一年十月十六日），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第一位以女性書寫崛起的作家，也是台灣報業史上第一位女性記者，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台北市的她，先後從台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台籍女性菁英。她開始寫作，始於一九四○年，最初是隨筆散文；一九四一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擔任家庭文化欄記者，也是唯一的台籍女記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她在《台灣文學》雜誌發表小說〈花咲く季節〉（中文譯名〈花開時節〉），描寫當時台灣女性青春時期的夢想和人生之路，發表後就受到文壇矚目。
楊千鶴創作〈花開時節〉之際，未滿廿一歲，小說帶有濃厚的自傳小說味道。她以流利的日文，纖柔、細膩的文筆，寫出一九四○年代日本統治下台灣年輕女性離開學校後，面對愛情、婚姻與人生之路的徬徨與選擇，同時也探究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幸福」的意義何在。小說中三名女性（朱映、翠苑、我）在日本統治末期，是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在傳統父權文化下，都面對家庭和周遭環境預期的婚嫁壓力：要遵循社會習俗，接受父母安排結婚，還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被舊社會羈絆？成了她們無可迴避的課題。最終，朱映結婚生子、翠苑決定研習洋裁，而「我」則進入社會工作。三條不同的人生道路，呈現了日治時期台灣女性三種不同的選擇。小說最後是朱映生子，三人在醫院面對新生命降生的喜悅。從少女的「花開」，到新生兒降生的「蒂落」，這篇小說寫出了一九四○年代台灣女性的內在世界，以及她們在愛情、婚姻、家庭、自我成長與友情多重交織的生命體驗，今日讀來，仍然令人動容。
相較於日治時期多數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世界，左翼、貧苦、農村、工人的題材，反抗、憤怒的筆調，以及多半悲哀、傷痛的結局，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更顯得鶴立，她寫的是台北都市知識女性的故事，青春和夢想、徬徨和選擇，以及對幸福人生的尋索，使得這篇以女性為書寫題材的小說，在反殖民、抵殖民的風潮中顯得獨特、清新，並能映現較不為讀者熟知的殖民地台灣女性的視角；其中「我」拒絕接受長輩安排婚姻，進入社會工作的自主意識，在那個年代更顯得前衛與進步。這是台灣小說中顯露女性自主意識的先聲，在台灣新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花開時節〉故事發生的場所是日治下首善之都的台北市，女校校園中朗讀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的名句、禮堂飄出的鋼琴聲、蓬萊閣的喜宴、看電影、交換書刊閱讀、「國際館」相親、公共汽車候車站、八里海水浴場、淡水河、醫院︙︙，小說中出現的這些場景和氛圍，在在映現了一九四○年代尚未發生戰爭時的台北都市風情，三位少女在其間結為好友、閨密，她們行踏過的場所，她們面對人生轉捩點所做的選擇和故事，十足就是描述一九四○年代台北人（女性）日常、台北都市的風情畫。就都市小說的發展而言，這也是台灣新文學史不可忽視的作品。
〈花開時節〉從一九四二年發表迄今，倏忽八十餘年過去，一九九九年楊千鶴愛女林智美已將這篇小說從日文譯成中文，收錄於二○○一年由南天書局出版的《花開時節》單行本，其後多種選集，如《島嶼妏聲：臺灣女性小說讀本》（江寶釵、范銘如主編，巨流，二○○○）、《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邱貴芬主編，女書，二○○一）以及《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向陽主編，聯合文學，二○○六）等都曾收入，是國內大學台文系所都會研讀的小說。現在，在林智美為傳揚母親的文學書寫而做的努力下，〈花開時節〉以專書的形式重現於廿一世紀的台灣，並且以原作日文、中文譯本、台文譯本和英文譯本四種文本，統合於一書之中正式發行。其中，林智美幾乎親力親為，中文、台文都由她親譯，英文則是她和愛女陳愷瑩合作翻譯。以祖母、女兒、孫女三代的愛和親情，合力完成的這本《花開時節》，蘊含的意義何其深遠，這是一篇小說的四種語文重現，更是一部作品三代之愛的血脈相連，而構連於其中的則是楊千鶴一家三代對台灣這塊生養之地的深摯認同。楊千鶴是跨越日治和國民黨威權年代的作家，〈花開時節〉在日治時期發表，以日文寫出；一九九三年以隨筆方式串成的自傳《人生のリズムプ》，也是日文。這對她來說，應該是心裡最大的痛，一直是她耿耿於懷的事。林智美為〈花開時節〉所做的台文譯本，是她為完成母親生前心願，從頭學習台文表述，費盡心力譯成，更屬意義重大，因為〈花開時節〉的台譯文本，不僅止於一個女兒為傳衍母親文學志業所盡的孝心，同時也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台譯工程開了先河，讓在殖民體制下不得不使用殖民者語言的台灣作家作品，重新返歸為這些作家原本使用的喉舌之語，應該為台灣文壇和出版界所重視，這也是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文學的人歡喜的大事。
很高興我能為林智美策畫、主譯的這本《花開時節》寫一些心內話。我與千鶴女史初識於一九八五年秋天，當時我和楊青矗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其中一趟旅行，曾夜宿她在美國的住所；一九八六年台灣筆會在台北成立，她專程回台參加，當時她與走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杜潘芳格、鍾逸人相談甚歡，拉彭瑞金和我與他們合影的照片，我珍惜至今；一九八九年八月，張良澤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辦「台灣文學研究會」，她與我又在日本相會；一九九三年，她出版日文傳記隨筆《人生のプリズム》（後有中文譯本《人生的三稜鏡》），持贈予我的慈藹神情，記憶猶新。我與她最後一次談話，是二○○六年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收錄〈花開時節〉，打電話徵求她同意，她很高興，但指定我要寫導讀，才肯授權。電話中她殷殷垂詢我的近況，希望我有機會到美國時能再見面。那是我聽聞她的聲音的最後一次了。
初秋之夜，重讀千鶴女史的〈花開時節〉，想念她生前的形影和音聲。她已離開我們很久了，但她的作品仍不斷被閱讀、被討論，如今通過翻譯，可望讓更多不同語文的讀者更加閱讀她、親近她，她的生命因而常在！
寫在出書之前
台北的天空──楊千鶴〈花開時節〉的重現
林智美
此番準備將母親的〈花開時節〉短篇小說，以（華、日、台、英）四語文出版一書，在反覆閱讀日文原作，以及琢磨英譯文、台文表達及中譯文的修訂，這些過程中，越發使我體認這篇文學作品，是一個珍貴的台北故事，台灣歷史中一頁少女成長心理的圖像，也是反映知識女性對自我、友情、女性等議題的探討，是台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里程。
緣起：母親的「台北的天空」
台北是我母親楊千鶴永遠的心靈故鄉。在一九九三年楊千鶴以一篇篇散文寫成自傳性質的《人生のプリズム》（一九九五年中譯為《人生的三稜鏡》）一書，裡面記載著她在二十歲時買了新出刊的高村光太郎所著的《智惠子抄》豪華版時，讀了有關智惠子懷念她所熟悉的天空的一些詩句。感動之餘，楊千鶴也不知不覺抬頭仰望自己看慣了的台北的天空，那時她覺得「還算是青色的天空」。七十二歲出書當時，楊千鶴繼續追述道：「但現在的台北，卻只能看到濃煙瀰漫的灰色天空。」、「為了追求青色的天空，我離開了故鄉，現在正眺望著異邦美國的清澄藍天。當年我那文學少女的一場夢，已隨著流雲不知消散何方，但如思念故鄉青空的智惠子的心情，直到現在還強烈地燃燒於我的心中。我故鄉的清澄天空，跑到哪裡去了？想起被污染成混濁的故鄉天空，我就心痛。日暮、鐘聲，歲月如流、唯我獨留。流逝了歲月的彼岸，有我的故鄉，父母永眠的故鄉，那裡有飽嘗了溫暖母愛的我所享有的少女時光。何等急速飛逝的歲月呀！」
如今我母親楊千鶴也永眠了，我記掛著強烈燃燒於母親心中的那片故鄉的天空，也不禁在自己心中反覆問道：「我故鄉的清澄天空，跑到哪裡去了？」我的父母，他們的父母，還有我自己，都出生於台北市，可以說是道地的老台北人，台北是我們世代祖先永眠的故鄉，是會使我心疼的故鄉。然而現實使我在一九六六年大學一畢業就來到美國讀研究所，竟踏上不歸路，在美國教書，成家育女，現在連英語人的孫女也長大就業了。我蠻驚訝也欣慰地發現到這樣的孫女竟然也自發自動地心繫著台灣的淵源。熱愛台灣的楊千鶴所寫的〈花開時節〉，如此一個在台灣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台北歷史的一頁，也是台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里程，我想要讓後代知道，繼續流傳給所有關心台灣及愛好台灣文學的人們知道。
台北人是誰？
自我出生以來，以中文書寫的台灣文壇似乎在我一九六六年出國後才開始活絡起來。在一九七○年代，我有機會讀到一些台灣出版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白先勇一九七一年發表的〈永遠的尹雪豔〉（《台北人》的首篇）以及黃春明一九六八年的〈青番公的故事〉。記得當年我同時讀到這兩篇截然不同風味、不同內容的作品時，簡直像是挨了當頭一記棒喝，令人昏厥；震驚、嘆息久久不能自已。小小台灣島上，竟然有兩個極端對比的世界如此赤裸裸地攤在陽光下─有這般好似等閒客居的族群棲息在台北都會，對照著在土地上必須面對氣候的挑戰，勤奮苦幹討生活的宜蘭在地居民；一個是顯露出蒼茫虛華的生活，一個是展現著阿公殷切叮嚀孫子阿明對土地的疼惜與尊重。
《台北人》有英譯版，至今還被美籍亞洲文學系所的教授們津津樂道，讚賞有加。「台北人」一詞也因此被人掛在口上。或許是因為生爲台北人，我對此一名詞特別敏感，我一直很納悶，白先勇的《台北人》一書收錄的十四篇小說所刻劃的人物，可以說是台北人嗎？如今再仔細重讀每一篇，雖然讚佩作者在字裡行間非常生動地勾勒出歷史洪流中令人心生憐憫的漂泊天涯人，有其文學性及歷史性的份量，但這些人物，沒有一個是心繫台灣這塊土地的，而且這些人也沒有把當時真正的台北在地居民看入眼裡。《台北人》這本小說，深入描繪的是一群跟隨國民政府的退敗而被突兀地移放在台灣的形形色色人物。經由小說人物，透露出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前塵往事，以及這些人在他們流逝年華及錯置的時空中，還耿耿於懷、糾結於他們過去種種的那般心境。雖然能夠理解作者或許是帶著苦笑及幾絲的冷諷與嘆息，稱這些人為「台北人」，但這些人物，其心態與生活，能代表「台北人」嗎？世界會不會誤以為台北人就都是這樣的面貌？世居台北的人有被看到、聽到嗎？其實台北還有許許多多的故事及歷史值得關注與正視。楊千鶴的〈花開時節〉便是一篇台北的故事，是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間的正港台北人的寫照！如果說白先勇寫的小說是戰後一部分的新台北人，那麼楊千鶴寫的小說是戰前的老台北人！白先勇寫的是年衰、過氣、離根漂浮的中國出生人物；楊千鶴寫的是年輕、邁向前程、根生在地的台灣出生人物；只是這些台灣少女，她們當時萬萬沒料到，戰爭一結束，她們的天地隨即瞬間整個改變了！
台北天空下的兩樣情
「台北的天空」這個名詞，許多人也不陌生。在一九八○年代，隨著王芷蕾的蕩漾歌聲，留駐於許多人的記憶裡，竟然在二○二○年台灣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中，韓粉們還曾大唱這首國語流行歌曲！他們也懷念台北的天空，還是懷念他們年輕時那兩蔣的年代？一般人難免會感懷自己的青春歲月，正如歌詞那樣「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輕的笑容」。但是當年與我同輩在台北長大，曾經一起歡笑的「北一女」高中同學們，我從網頁上得知她們不論是在大陸經商當老闆，或者是在美國進修後當了美國公家部門什麼長的，個人資料卻都寫著是中國大陸的某省人，頂多只記載著少時曾在台灣就學。由這許多事例使我醒悟到，原來在她們的心中，台灣僅僅是她們人生過程中的一個小站，一個為了求學曾經暫居之地。很多出生於台灣、比我更年輕的韓粉，不也是還認定自己為中國人，希冀要兩岸一家親，甚至寄望未來被中國統一嗎？他們也是沒有認同自己雙腳所踏的台灣這塊土地，不把孕育他們成長的台北當作心靈的故鄉。他們都具客居台北的心態，無論他們是否長久住在台灣，或曾有過一段在台北歡笑的生活。林強在台語歌曲〈向前行〉中，唱出從台灣南部到台北找工作時的感嘆：「台北不是我的家！」（最早語出羅大佑〈鹿港小鎮〉）這一句不也正好道出了《台北人》裡的小說人物以及唱著〈台北的天空〉的許多韓粉們的心意嗎？對有些人來說，台灣不是他們的過去，也不是他們的未來，無論他們不喜歡也好，喜歡也好，都只是以旅客般的優越姿態看待台北。這是與我母親及我的那種會為故鄉牽腸掛肚、感到心疼的戚戚情懷相差十萬八千里，完全不同的呀！我不禁想問，不愛惜、不認同台北這塊土地的人，稱得上是台北人嗎？
楊千鶴的〈花開時節〉短篇小說
楊千鶴的〈花開時節〉，其日文原作〈花咲く季節〉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七月號的《台灣文學》雜誌上，是受中山侑（他與張文環及王井泉一起在一九四一年創辦了《台灣文學》雜誌）的邀稿而創作的。生長於台北都會，當時還未滿二十一歲的楊千鶴，寫出與台灣男性作家不同的題材與筆調，小說內容不是台灣文學常有的農村社會寫照，也沒有刻意強調抗議或描述窮困不幸的悲慘命運；而是寫一群在台北受高等教育的女學生，在畢業之際所面臨到結婚的人生轉折點的故事。由現實與反思的穿梭對話，呈現出那個時代的真實社會面目，以及小說敘事者頗具前衛性的「自我」觀念。以整體的閱讀氛圍而言，類似這樣有別於同年代作品而展現出清新題材與文筆的，我也在一九七○年代讀到吳念真的第一篇小說《抓住一個春天》（一九七七年出版）時感受到。吳念真描寫的一群男學生，是在面對高中與大學的人生轉折點上，他們的徬徨苦悶以及趁機到陽明山郊遊的那份年輕朝氣，也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對照吳念真的這篇小說，在更早三十多年前、在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下，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所刻畫出台北的女學生們的焦慮與互動，這不也是值得探究、玩味的「青春圖像」的歷史比對或性別比對嗎？
為何在一九四○年代會寫出〈花開時節〉這樣的題材呢？楊千鶴在一九九四年為漢英文對照的摘文小集《花開季節（台灣文學選譯第一輯）》寫的序文中提到：「〔即使在〕連連受到外來政權壓迫的台灣裡，還是會有花開的季節，存在著燦然的青春氣息，以及年少時的煩惱。就如同沙漠中，亦有瞬間的春天，得以看見沙堆下生長著的小花。在那索漠的殖民地時代的生活中，也〔仍有〕不忘編織著夢想，如此楚楚可憐的台灣少女的〔這般〕成長心理。如果〈花開季節〉能讓讀者〔感到〕豁然釋懷，〔筆者〕便可感到心慰了。」日治時期台北都會少女的心情與生活，也是真實的台灣歷史面貌，怎可不見容或被忽視呢？在那歷史巨輪下，在那混沌的時代裡，一片純真的台灣少女情懷，她們與親友們的各種關係，她們在互動中認真地思索未來，我彷彿親眼看見這些鮮活的情景。我設想她們的處境，也用心去傾聽這些纖細、坦誠、私密的心聲，不禁為之怦然心動，不捨之情也油然而生。楊千鶴細膩入微的心理刻畫，與著重劇情敘述的一般小說手法也大異其趣，是頗具獨特性的文學作品。在流暢、雋永的文筆下，這篇小說內容針對友情、女性、自我、家庭，以及那個新舊交雜時代的反思，是超乎抒情的一篇理性探討，可算是在台灣文學史上更邁前一步的發展。以往女性早早地就被安排了婚姻，在那樣的時代裡，楊千鶴的小說主角卻想要爭取時間與空間來先瞭解自己，如此開拓了「自我」的概念；小說主角所做的許多反思，也樹立女性獨立思考的現代行為模式。精神層面的這些前衛思維及表現，已不僅是戀愛情愫的憧憬，這是此篇小說很值得注意的特質。
小說背景的一九四○年代是個怎樣的年代？當時的台北生活樣貌如何？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前途又如何？小說人物的反思、掙扎、抉擇的種種過程，這一切的一切，並不是像許多人以一句殖民地或皇民化就能簡單概括解說的。當今很多台灣文學歷史的研究者，往往著重於一九四○年之前，或一九四五年之後的研究討論，而輕易忽略了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之間的這一段文學活動及作品。在這段經常被忽略的歷史夾縫，時局是日益變化、每況愈下，政策、生活隨著不同年份月份都有不同狀況。以「台北女子高等學院」（不是「高女」，是更進一級的女專程度的學院）的學生而言，她們的課程、活動，甚至有沒有畢業典禮也都要看到底是哪個年次。自從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由於引起美國參戰，日本的戰況因此急轉直下、物資見絀；台灣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還算能過著某種水準的生活，不是如許多人以為從一九三七年就已劃為戰爭期，而想像著每天都生活在戰爭砲火中。對於讀者或研究者在閱讀或討論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期間的作品時，不能不注意分辨故事的特定時間點。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是反映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代的台北情況。這篇以實際經驗為基礎的小說，其文本內容的細節豐富與正確性，自然會比一些光是在概念上以大正或昭和時代背景就虛構而成的創作要來得有實質意義與價值。
重現楊千鶴〈花開時節〉的意義
關於這次重新出版〈花開時節〉這篇小說，還有兩層特別的意義。一來是對於內容的新認知，二來是對於這次出版的語文更多元。
1.更多的發現與更深的領略
我曾在一九九九年將母親的日文短篇小說翻譯成中文的〈花開時節〉，該文除了在《楊千鶴作品集3：花開時節》一書中出版，也被收編於《島嶼妏聲》、《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等書中。我由網路看到，大部分的研究論文或台文系所課程中的討論，重點多半針對該小說敘事者所萌發的新女性意識、婚姻主導權，以及小說內容呈現的社會關懷─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在當時社會氛圍及戰時體制下，除了走入家庭，還是少有工作機會及其他出路。這些重要的關注面之外，在二○一二年的《台灣文學評論》終刊號中，我也特別就〈花開時節〉的文學性及題材發表看法。我認為這篇是在當時就以「意識流」的新寫作風格脫穎而出，不像一般直線性地敘述故事經過，而是以多面向的方式反映敘述者起伏的思緒及感情，呈現出內在心理。許多文句也一語雙關，既寫實、卻同時抽象地反映出內心的複雜思維。我也對在那個年代就能以友情、幸福、家庭內的親情溝通，以及探討自我的概念這樣的議題為題材，頗覺得是難能可貴的眼界。因此楊千鶴的寫作，似乎不只是能與國際潮流接軌，也算是走在時代先端的台灣文學之作。
如今我自進行多語文的翻譯過程中，由於有了網路資訊方便查詢，可以比二十多年前更進一步發現與瞭解一些以前沒注意到的珍貴記述。譬如，你們可知道以前台北城內的片倉街嗎？你們知道當時的喜劇王是誰嗎？你們知道台北近郊曾有膾炙人口的八里海水浴場嗎？如今細讀之下，才重新發現台北以前的面貌。當然，還包括了故事場景之一的那所高等女子學院（台灣在日治時期唯一存在的女子最高學府「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簡稱「學院」），一所在戰後已不復存在的學校（戰爭結束時尚未畢業的學生，就納入台灣大學了）。一九四○年「學院」的各種課程，從朗讀法國作家的文學作品、教心理、國際情勢，及至射箭、打網球、做家庭理財計劃，還有全校師生共同午餐是由各年級的學生輪流負責親手準備的，這都是與我學生時代的體驗大不相同。隨著小說，昔日的台北影像以及母親的學生生活，一幕幕浮現眼前；我走入歷史，窺見前所不知的台北，思索未曾想過的事。「隨著母親的足跡，追尋昔日的天地，挽著夢裡的時光，留住回憶的溫馨。」這或許就是我的心情寫照。也是想重新出版楊千鶴的〈花開時節〉短篇小說，來與大家分享的用意之一。
其實最令我吃驚的大發現是此篇小說的第一句，那段學生們朗讀的法國作家莫洛亞寫的文句，竟然不是異性間愛情的吿白，而是兩位女性朋友之間深厚感情的誓言（那文句是莫洛亞引述更早期的兩位法國女作家，她們之間書信往返中所流露出的情誼，這句也點出了此篇小說的一個重點─女性的友誼）。細讀研究，真的會有更多的發現、認識與收穫！學生時代的楊千鶴不僅讀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畢業不久也以這樣一篇〈花開時節〉回應日本新出版的暢銷書《娘時代》，呈現出以台灣為本位的「台灣少女情懷」來對照日本崛起的年輕女作家大迫倫子筆下的「日本少女情懷」！總之，〈花開時節〉的重現，提供給新舊讀者一個機會，用新的視角來品嚐這篇文學作品，做更深層的體認及思考。
2.多元語文的版本及完成母親的心願
這次除了將以前我發表過的中譯文稍加修訂外，整篇小說我也做了英譯及台文的版本。十幾個月前的二○二一年，不但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百年紀念，也是楊千鶴的百歲之時。這一年，在疫情中，我也經由線上講習的機會，學會了台文的書寫。我發覺原來台灣教育部自二○○六年，對台文的書寫方式已有相當的整合，並推出母語教學的方案，於是激起我想急起直追台灣的少年人，學習用漢羅、台羅寫出母語，成就「我手寫我口」的文字表達能力。我的母親生於日治時代，受教育期間，不得不學習殖民統治者的語文。日本自一九三七年四月開始，在台灣全面廢除漢文課及報刊的漢文欄。楊千鶴的家裡雖然依舊是講台灣母語，但她執筆寫的是日文。儘管她的日文能力可以傲比日人職業水準，但她一直覺得使用日文表達是背負著被殖民統治的歷史傷痕，而深感遺憾。當然，即使在日治時代，縱然是用日文書寫，楊千鶴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台灣人。在日本的軍國主義下，她總是本著台灣人的立場，以她的散文書寫，提出問題與微詞。
我自己這一輩的經驗也與母親一輩同樣被迫以非母語為「國語」。我們母女兩代，在長遠的歲月裡，都不得不各自使用不同的外來語做為書寫的工具，這真是台灣人的悲哀，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距離楊千鶴在一九四二年以日文發表〈花咲く季節〉以來，經過了整整八十年，我在二○二二年才終於得以母語來完成台文版的〈花開ê季節〉，真不能不令人浩嘆！雖然〈花開ê季節〉未必一定是一項還原之舉，但我總算達成母親的心願。母親在好幾次公開的場合以及她出版的書裡，曾述及身為台灣人的她、卻只能用外來語文書寫，心理是多麼的矛盾，她始終耿耿於懷未能用自己的母語寫文章。但過去對於台文書寫方式，眾家意見紛紜，不曾出現整合方案；母親終歸沒有機會，也沒有餘裕來重新學習以台文寫作，而留下遺憾。八十年後的今天，母親的這篇小說得以台文出版，我覺得意義重大，想必也聊可告慰母親在天之靈。但無論如何，台灣人走過艱辛的歷史是鐵一般的事實，我與母親都深信，只要是認同母土台灣的台灣人，他們以前在不得不使用外來語的情形下所書寫的作品，只要是具有文學價值，都應該視之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
目前，我之所以能夠完成台文版〈花開ê季節〉的這個心願，是得力於我的台文老師紀品志的協助與鼓勵。他雖然年紀還不到我的一半，但他是非常專業、敬業的語言學家，並且對台語、台文的研究及資料考查，都仔細透徹。更難得的是年紀輕輕的他，非常耐心地遠距陪伴及鼓勵我走過這一整年的翻譯及錄音過程，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貴人。他還鼓勵我儘量用我原生家庭慣用的語句及台北泉腔來寫，也不在乎我已蒼老的聲音，而要我自己用尚保留著的泉腔朗讀做成錄音檔。他協助我做校編，並且也將漢羅版轉寫成全羅，讓不看漢字的人也能讀出文本內容。我用母語朗讀這篇台北的故事，聽在自己耳裡，彷彿回到以往原生家庭，置身於熟悉的親朋間。母親小說中的人物原型，我也都認識，事實上、這三人小組的友情維持到她們人生終點，甚至延續到下一代，實在非常可貴。這篇小說也好似讓我走入時空隧道，倒帶補看一段前所未識的母親們未婚前的少女時光，即她們由「學院」畢業前後那幾年間的互動與心情。
此外，我也非常重視這次英文版的呈現。其實早在一九九四年，也曾蒙一位有心人士來要求母親提供她文章的許多不同段落，以漢、英對照的方式，並且用母親的小說名稱，出版了《花開季節：台灣文學選譯第一輯》，但那是薄薄的小冊，畢竟只是片段文句而沒有全文。後來在我們不知情之下，於二○○二年也有被全文英譯放在《台灣文學英譯叢書》中出版，可惜不甚通順也有不少錯誤。很遺憾地，外國學人以英文看寫有關〈花開時節〉的學術研究論文報告時，幾乎就是憑著閱讀那篇沒經授權、又詞不達意的英譯版，我們也著實感到委屈。忍耐二十年之後，在二○二二年我與女兒合作，重新翻譯成英文。希望今後的研究者，能採用我們這次出版的比較正確的英譯文本。在美國出生的女兒，大學時也雙修英文及寫作，她的參與，使得這次以四語文出版的這本書，成為三代合作之下的成果，別有一番意義。如今台灣走向國際化，政府也在鼓勵並加強英文的學習及使用；此外，也有不少的年輕人在學習日語及日文。相信這次以多元語文出版這本書，更能符合各類讀者的需要。在此必須一提的是：由於日文的平假名、片假名寫法在戰後已有改變，母親曾在二○○一年元月出版一本與小說篇名同樣的厚書《楊千鶴作品集3：花開時節》（六三六頁），那時這篇小說〈花咲く季節〉在重新打字出版時就消失了一些舊式的寫法，所以這次要出版的日文小說，就完全改成現代的日文表記，以求全文統一方式呈現，也方便現代日文讀者的閱讀。
想及當年楊千鶴發表〈花咲く季節〉時還未滿二十一歲，如今她的曾孫女都比那個年紀大了，令人不甚感慨！從楊千鶴算起的這第四代之際，我們將楊千鶴的原作〈花咲く季節〉這篇小說以四種語文出版，紀念這位在台北出生，具有獨到見解及卓越才華，以日文在戰前與戰後兩個不同時代寫作的台灣文學作家，我的母親楊千鶴。也將此書獻給所有心中有台灣的讀者們，謝謝您們傾聽正港台北人的聲音。
